PPP合作、管制性壁壘與商業模式創新:基于價值重構的視角

孫金輝

(東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

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以下簡稱為PPP)作為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的最新機制，正廣泛地應用于諸多國家公共服務領域，并以其獨特的商業模式創新表現出巨大的影響力。在中國，盡管PPP尚處于發展初期，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還有待提升，但是它的創新特質正在強化?！笆濉币巹潖娬{，中國要在適當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的改革。PPP模式正是通過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服務領域，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引擎，撬動社會資源、消除隱性壁壘，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注]史耀斌：《推廣PPP模式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中國經濟周刊》2015年第12期。這表明PPP項目中蘊藏著巨大的創新價值有待發掘。然而不同于傳統的企業獨自創造價值模式，PPP項目中的價值創造是以公共領域的產品和服務供給為導向，并以政府與私人機構簽訂合同，由私人機構負責和政府監管聯合完成。因此處理好公私合作關系乘勢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已有研究表明，隨著創新性融資與管理理念的提出(劉曉凱和張明，2015)[注]陳婉玲：《公私合作制的源流,價值與政府責任》，《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年第5期。、組織無邊界發展(李海艦和陳小勇，2011)[注]劉曉凱、張明：《全球視角下的PPP:內涵，模式，實踐與問題》，《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4期。以及公共利益與資本利益的相互調和、相互促進(陳婉玲，2014)[注]李海艦、陳小勇：《企業無邊界發展研究——基于案例的視角》，《中國工業經濟》2011年第6期。，基于解決方案的PPP模式作為建設和運營捆綁合約對于不可締約的投資激勵，能夠有效地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從而實現創新價值最大化(Hart，2003)。另一方面，中國在經濟“新常態”階段，需要政府轉向市場，資源轉向創新，企業轉型為全業務、非線性商業模式(S?ilen et al.，2012)。中國基礎設施領域的巨大建設需求以及政府積極促進私營資本投資公用事業領域的態度，為企業以PPP 模式參與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周正祥等，2015)。[注]周正祥、張秀芳、張平：《新常態下PPP模式應用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中國軟科學》2015年第9期。研究者相繼基于投資激勵理論(Bennett and Lossa，2006)、不完全合同的融資理論(Bettignier and Ross，2009)等，分析不完全合同下的企業如何利用杠桿，安排最優創新激勵機制創造項目運營收益。此外，在PPP項目中，利益與風險配置機制(Grimsey，2002)、制度基礎(Guasch，2004)、價格規制(Guasch，2006)等也是企業價值創新的重要驅動。

由此，諸多學者從PPP合約締結、投資運營、責任整合，到經營創新激勵、合同風險治理等不同角度進行了有益探索。但是，針對PPP合作關系中，企業價值創造及分配的具體過程、深層機理和實現路徑等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公私合作關系決定了商業模式運營環境(Zott and Amit，2008)，從而影響企業價值創造及分配過程。本文以公私合作關系為切入點，刻畫企業價值創新網絡架構，并針對合作主體創新過程，運用商業模式容器效應的原理，揭示企業價值創造和增值的機理。

一、PPP合作中的價值創新邏輯

(一)公私合作、進入壁壘與創新獲利條件

多元服務供給模式的興起導致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關系的重構，并且對部門間超邊界的伙伴關系和協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為了提升服務和產品供給效率，PPP合作作為一種補充或替代傳統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的制度安排，正廣泛地應用于諸多國家可選擇性的改革方案。PPP不僅僅是一種融資方式，而且在本質上它是通過特許經營、購買服務、股權合作等方式，讓政府與社會資本建立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及長期合作關系。因此在PPP合作中，良好的伙伴關系是PPP合作取得成功的保證，公共服務供給目標的實現更多地依賴各種協作、伙伴關系等形成的價值網絡。然而在引入民間資本的過程中，政府部門占據了諸如規劃項目目標、引導談判方向、制定建設標準等政策上的主動權。強大的政府權力為民間資本進入政府管制領域設定了體制性障礙、法律性障礙和既定利益格局，從而導致公私合作關系的失衡。不平等關系使民間資本進入公共領域遭受著制度和政策上的“瓶頸”，這種制度和政策上的進入障礙可能導致PPP合作失效。

在中國目前經濟轉型背景下，上述管制性障礙構成了民營企業經營決策和經營行為重要的外部環境，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以及企業之間的競爭。產業組織理論認為，進入壁壘對企業競爭程度起著決定性作用，由于進入壁壘的存在，在位廠商能夠免于潛在進入廠商的威脅而獲得超額利潤。一般來說，企業的進入壁壘分為市場性(結構性)、策略性(行為性)和管制性壁壘三類，前兩種壁壘主要針對相對成熟、競爭充分的行業，而民營性企業由于缺乏國家政策的支持和在位國有企業的抵制，突破政府的管制性壁壘尋求新的發展機遇的意愿更強烈。從PPP合作角度來看，各國政府被要求實行放松管制政策，允許民營經濟進入自然壟斷產業，實現萬眾創新的理念，為民營企業進入政府管制性行業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面對高壁壘的限制，民營企業還需要想方設法地通過各種策略進入這些高壁壘行業，才能分得超額利潤中的“一杯羹”。

制度變遷與經營壓力迫使企業不斷尋求創新機會，這也驅動著企業實施商業模式創新。與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是民營企業爭取稅率優惠、政府補助、便利的融資等企業實施商業模式創新過程不可缺少的“稀缺資源”。在價值網理論看來，合作與競爭是企業成功不可或缺的兩個側面，競爭僅僅揭示了企業間的價值分配關系，而合作則更強調價值的創造。因此企業不僅通過競爭獲得價值(價值分配的過程)，更要通過合作以實現雙贏并創造出更高的價值(價值創造的過程)。從根本上，公私合作構成了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外部環境，它將對企業產生的解決方能帶來的創新獲利提供不同的機會和條件。也就是說，公私合作與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存在某種耦合。達到耦合時，企業突破管制性壁壘方案能夠獲利，并由此獲得持續運營的條件，反之，由管制性壁壘進入方案失敗而導致的商業模式創新路徑受阻。

(二)PPP合作中價值創新的P-C-S-P邏輯

PPP合作是政府被要求放松管制政策，允許民營經濟進入自然壟斷產業的外生制度變量。這意味著，PPP合作制度通過控制在位企業數量直接影響一個產業的市場結構。另一方面，企業創新行為是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中做出的應激反應，因而創新行為的結果——行為績效是由市場決定的，制度并不直接影響創新行為和行為績效。這與于良春和余東華(2009)、于良春和張偉(2010)提出的ISCP(制度—結構—行為—績效)研究框架一致。他們認為，制度性因素(I)是決定市場結構、供求結構等結構性因素的關鍵；結構因素(S)又決定了企業競爭與壟斷行為(C)，進而影響了行為的結果——績效(P)。在上述的邏輯關系中，制度性因素作為市場結構和企業行為的邏輯起點，在整個傳導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借鑒ISCP研究框架，結合公私合作的制度外生結論，本文認為公私合作關系(Partnership)先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市場結構(Structure)，進而影響創新行為和創新價值(Profit)。但是這種公私合作關系的建立必須在創新獲利條件下展開，也就是說，公私合作關系的合理性應體現在它能夠對企業實施商業模式創新持續獲利發揮積極作用，這種作用越顯著，創新獲利狀況就越好。要達到公私合作與價值創新耦合的突破點是市場供求結構的調整。實際上，突破管制性壁壘就是一個可開辟新的供求結構，即新市場和新產業的創新“劇本”。民營企業突破管制性壁壘進入市場后，就會獲得壟斷經營的稀缺資源，從而大大降低資源重新配置的成本，提高資源配置的凈收益，企業創新價值就會優于未進入該行業的其他企業?？梢酝茢?，公私合作是通過民營企業突破壁壘的能力影響市場結構，進而影響企業創新獲利，即公私合作關系(Partisanship)→突破壁壘能力(Capacity)→市場結構(Structure)→創新價值(Profit)。這就是PPP合作中價值創新的P-C-S-P邏輯。

二、PPP合作中價值創新網絡重構

PPP合作中價值創新邏輯僅僅是價值創新網絡架構重構的理論基石，并沒有詮釋公私合作帶來的價值增值。從企業價值網絡實踐來看，受競爭和技術快速變遷的影響，參與者角色和功能定位正在發生顛覆性的變化。本文認為PPP合作中企業價值的實現并非依賴簡單的投入轉換過程，而取決于公私合作主體的協作機理?？梢哉f，公私合作主體的協作是將價值創新邏輯鏈條有機的結合，形成了價值網絡實現參與者各方價值的過程。價值網絡實現參與各方價值的過程包括三個方面：從收益的角度看，PPP合作是政府部門與企業所有者共贏的一種途徑；從風險角度看，企業進行投資決策時應該權衡經濟價值與公共價值；從競爭角度看，企業參與PPP合作有利于融洽政企關系，增強企業競爭力。種種解釋證實了，公司合作中價值網絡構建的可行性。

PPP合作中價值網絡重構需要注意以下幾個轉變：①從簡單的合作或競爭轉向政府與企業間的合作行為，價值網成員只有突破管制性壁壘才能實現良好的合作關系，進而創造價值增值條件；②從關心顧客轉向關心價值的共同創造者，合作者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功能定位與角色安排是價值網絡的核心；③從單一的產品價值思維轉向網絡價值思維，PPP合作的契約屬性決定了合約價值讓渡往往更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增值效應，尤其是資源配置、產品供給效率以及供給質量等展現其價值性和重要性。④從企業個體戰略思維轉向網絡戰略思維，企業在制定個體戰略時必須置身于其所處的價值生態，以此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PPP模式形成的特殊結構促使個體價值與社會價值融合，以實現個體戰略與整體戰略的有機結合。

與傳統價值網絡不同，創造更高的經濟價值不再是PPP合作中價值網絡的追求。如何協調價值網成員的關系、戰略思維、戰略行動才是PPP合作中價值網絡的目標。而PPP合作中價值網絡目標的實現取決于如何更好地滿足社會公眾的多元化需求。滿足社會公眾多元化需求是實現企業價值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企業常常以犧牲自身利潤來滿足社會公眾需求。因此，企業在建構價值網絡時必須權衡兩個不同的問題：一是如何創造社會公共價值；二是如何創造自身經濟價值。首先從公共價值創造角度，企業通過引入市場競爭方式滿足顧客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高品質追求，因為公共資源市場化配置才是最優效率的。這個過程需要解決以下問題：①企業的目標顧客是誰，即企業打算向誰提供產品或服務；②企業的價值定位是什么，即企業擬向顧客提供怎樣的產品或服務；③企業如何實現顧客價值的創造與傳遞，這關系到企業與合作者之間的分工與協作問題。其次從企業自身價值實現的角度，企業必須解決“資本投資回報”的問題。企業自身價值的實現不同于公共價值創造邏輯，投資回報率最大化才是企業自身價值實現的根本。因此企業需要考慮以下問題：①激勵是什么？②資本利益實現的條件是什么？③如何保障自身權利？

PPP合作中價值網絡是由政府、企業、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目標顧客元素構成，以P-C-S-P邏輯彼此間互為依存，以企業戰略思維轉換為中心交融聯接成一個綜合體。企業從自身價值創造和公共價值創造兩條線出發，通過協調價值網成員關系、戰略思維、戰略行動等活動，實現企業價值增值。其中，自身價值和公共價值互為支持、缺一不可，構建PPP合作中價值網絡時必須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以確保價值網絡的穩定。

三、基于價值網絡架構的商業模式創新的分析框架

商業模式創新是將價值鏈條與價值網絡有機地組合，由價值鏈重組與價值網絡重構而促發的新的價值實現過程。如前文所述，PPP合作是一種協同創新的非完全共同利益聯盟，該聯盟存在一個受價值鏈重組和價值網絡重構空間布局的影響，那么，什么樣的結構板塊才能有效地整合資源、實現PPP合作目標？首先應該價值定位，因為價值取向決定了商業模式創新驅動的方向和最終獲取的價值；其次應該考慮企業收益與風險情況，因為它決定了企業可持續發揮所需要的業績；最后，創新主體的利益分配格局才是成功獲利的關鍵。因而借鑒商業模式的“容器模型”，明確商業模式是由定位板塊、利益板塊、收入板塊以及成本板塊構成。這四個板塊各自擔負特定的功能，同時又依次聯系，共同作用，最終共同決定價值交集(李東等，2010)[注]李東、王翔、張曉玲、周晨：《基于規則的商業模式研究——功能、結構與構建方法》，《中國工業經濟》2010年第9期。，本文嘗試將前文的價值網絡平面結構拓展為立體的容器模型，分別由定位板塊、收益板塊、風險板塊以及利益分配板塊構成，形象地反映公共價值與企業價值獲取的特定功能。

1.定位板塊的塑造。定位板塊是商業模式容器的基本結構，決定著容器的高度。價值邏輯學說認為商業模式加固顧客價值創造與企業價值獲取的特殊機制。由于PPP合作的契約要求是公共價值最大化，因此PPP合作中的商業模式定位板塊是圍繞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展開，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和優質化的消費目標在客觀上對公共資源配置和公共服務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它的面積是公共效用函數，公共效用最大化是定位板塊塑造的根本原則。

2.收益板塊的塑造。商業模式創新目的是創造價值，因此企業收益是商業模式創新關注的重點。企業收益取決于企業的資源或能力稟賦，根據企業動態能力觀的相關理論知識，企業資源或能力稟賦無法直接表現出來，因此只能夠通過企業參與項目建設的績效和努力水平來反映。企業努力水平越高，政府所獎勵給企業的潛在收益(如與政府締結關系契約所獲取的長期收益等)就會越高，并且收益板塊的大小等于企業內在激勵強度和政府外部監督強度之和。

3.風險板塊的塑造。與收益板塊相對應的是風險板塊。合理的風險分配是建立高效合作伙伴關系的基礎，也是實現企業價值與公共價值的重要內容。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合理的風險配置能夠為其提供適當的激勵進而提高投資回報率和管理效率。一般來說，企業面臨的風險主要包括需求風險和政治風險，需求風險以公私雙方確立的轉移支付規則為基礎；政治風險由政府及官員的行為決定。因此風險板塊的大小是轉移支付規則和政府行為的非線性函數。

4.利益分配板塊的塑造。收益分配板塊是在前三塊板塊的基礎上產生的，其大小也是由定位板塊、收益板塊和風險板塊決定的。如果說定位板塊決定了容器的高度、那么容器的大小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板——收益分配板塊。合作博弈理論指出，合理的利益分配可以保證參與者在非完全共同利益的情況下自愿做出貢獻，從而有利于各方愿意持續開展合作。概括來看，PPP項目利益分配包括4個關鍵性因素——投資比重、風險分攤系數、合同執行度和貢獻度，由此建立的利益分配模型能夠有效測度出利益分配板塊的大小。

以上四個板塊圍成一個空間結構，其容積大小體現公共價值與企業價值共同實現部分。對于企業而言，商業模式容器空間大小，決定其創新行為績效的大小。容器模型的容器效應具有兩個重要影響。一是企業戰略選擇和行動方式的直接參照。容器大小和形狀直觀地揭示了商業模式的各組成要素。容器的透明度和規則度越高時越有利于企業識別商業模式特征，分析具體戰略行為，把握價值創造過程。二是企業經營業績預測的量筒。商業模式容器所體現的價值量有助于經營預見者準確的價值判斷，通過容器的體積、結構、粘合度等指標揭示企業經營發展規律和價值實現軌跡。

四、結論與展望

商業模式創新是價值鏈重組和價值網絡重構的結果。在PPP合作關系中，企業以協調社會公共價值和自身經濟價值為重點，通過有效的資源整合能力——本文重點關注企業突破管制性壁壘的能力，以達到PPP合作與商業模式創新的耦合，實現PPP合作目標以及企業價值。本文認為，PPP合作中的商業模式是由定位板塊、收益板塊、風險板塊和利益分配板塊組合而成的價值創造與價值獲取的空間結構，其大小取決于各板塊價值重構的結果，意味著PPP合作主體價值活動重復開展的可能性?；谏虡I模式容器模型，可以分解出各板塊的價值重構模式，有機地聯合了價值鏈、價值網絡的商業模式創新理論。

根據本文所提出的理論分析框架，未來可能需要進一步關注的問題包括：①價值鏈重組、價值網絡重構、商業模式容器構建的原理與方法，系統的商業模式理論和方法體系；②實證檢驗PPP合作、進入壁壘與商業模式創新的邏輯關系，實質性地推進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的合理性；③結合案例，研究如何實現PPP合作與商業模式創新最佳匹配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于我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實現大眾創新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