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貧困戶脫貧作用研究
——基于六盤山區7縣耕地生產效率的實證分析

楊 朔，李 博，李世平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55；2.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陜西 楊凌 712100)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志和最終目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向黨和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F在距2020年如期脫貧還有兩年時間，全國仍有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還有3 000多萬貧困人口沒有擺脫貧困，脫貧攻堅任務十分艱巨。深度貧困地區與生態脆弱區、限制或禁止開發區、少數民族集聚區、邊境地區和革命老區在空間上高度疊合，差異化的地域分異特征使這些地區擁有得天獨厚的特色生態農業資源，但由于當地貧困群眾多為小農戶，大多生產方式落后，嚴重缺乏產業帶動主體，資源轉化能力弱、效率低。為了改變這種狀況，2015年，中國開始推進實施的“精準扶貧十大工程”賦予了農業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實現“五個一批”中依靠“發展生產脫貧一批”的主體地位[1]。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就是要增強其內生發展的動力，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2]。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統籌兼顧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扶持小農戶，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2018年1月，農業部印發了《“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特色農業扶貧行動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明確強調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深度貧困地區特色農業扶貧行動中所要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大力培育引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到深度貧困地區，精準對接貧困群眾發展產業增收脫貧，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扶貧開發的重要舉措。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當前產業扶貧的有效載體，也是精準脫貧的重要抓手。國內外研究均表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于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帶動農民就業增收、增強農業農村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貧困作為一個世界性難題，一直以來都是各國共同致力于解決的重要目標，而農民合作組織在西方國家已有170多年的發展歷史，其法律法規、治理結構、管理制度、政策支持、運作模式等都比較成熟，在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助力貧困人口脫貧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3]。國外學者主要圍繞農民合作組織的扶貧作用開展研究，如Halse、Chikwendu、Simmons和Birchall、Verhofstadt和Maertens等學者分別在對印度、尼日利亞、盧旺達等國的合作社進行研究時發現，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村減貧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4-7]。國內學者對農民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精準扶貧中角色定位和作用機制開展了相關研究[8-11]。在具體實踐中，人們對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扶貧脫貧效果的質疑此起彼伏，要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真正成為精準扶貧的組織載體，切實保障貧困戶的合作權益，還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國內外文獻從不同的角度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及扶貧作用機制、效果等方面進行了理論和實踐探討，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其理論和方法對筆者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但是，現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現有研究主要針對某一種形式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分析，未考慮不同經營主體的異質性，而現實中多種形式的經營主體通常是并存的，故缺乏從橫向比較視角來檢視不同經營主體在帶動貧困戶脫貧中發揮的作用；二是現有研究多為定性研究，缺乏采用定量手段對研究結論進行測定和分析，其研究方法仍需進一步拓展。

筆者在借鑒相關文獻成果的基礎上，基于經營主體異質性視角，對六盤山區7縣不同經營主體的耕地生產效率進行實證分析，探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貧困戶脫貧的帶動作用，最終為促進貧困戶脫貧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提供理論與實證支持。

二、模型選擇、數據來源和指標選取

(一)實證分析模型

由于不同地區農業發展水平存在差異，且不同農業經營主體之間的組織屬性和經營特征也存在較大差別，不同經營主體所面對的生產前沿事實上有較大出入。此時，如果不考慮這些差異，繼續采用總體樣本進行耕地生產效率的評價，將無法準確地衡量不同經營主體真實的耕地生產效率。因此，本文采用O'Donnell構建的共同前沿模型(Mate-frontier)[12]，通過計算出群組技術效率值(GTE)、共同技術效率值(MTE)、共同技術比率(MTR)，對六盤山區的扶風縣、隴縣、千陽縣、麟游縣、永壽縣、長武縣、淳化縣等7縣不同經營主體的耕地生產效率進行比較研究。同時，參考Lin等人的研究將基于共同前沿測量的耕地生產非效率劃分為兩個部分，即技術缺口的非效率(TGI)和管理的非效率(GMI)，并進行分析[13]。

1.共同前沿模型(Mate-frontier)。DEA對變量和DMU數量關系的經驗法則要求區域的劃分宜寬泛而不宜過于細化，因此本文將不同經營主體劃分為不同群組，其群組內部差異性小于整體。國務院扶貧辦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精神，按照“集中連片、突出重點、全國統籌、區劃完整”的原則，以2007—2009年3年的人均縣域國內生產總值、人均縣域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等與貧困程度高度相關的指標為基本依據，按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加大扶持力度的要求，國家在全國共劃分了六盤山區等11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加上已明確實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區、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個片區，680個縣，作為新階段扶貧攻堅的主戰場[14]。為保證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謹性，本文選取陜西省處于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扶風縣、隴縣、千陽縣、麟游縣、永壽縣、長武縣、淳化縣等7個貧困縣作為樣本縣，這7個片區特困縣截至2017年底貧困發生率為12.12%，雖較之前下降了3.78個百分點，但仍遠高于全國3.1%的平均水平(見圖1)。

圖1 樣本縣地理位置及貧困發生率圖

因此，本文基于共同前沿模型，以六盤山區7個貧困縣為研究對象，共同前沿與群組前沿大致位置如圖2所示。

圖2 共同前沿與群組前沿圖

共同前沿生產函數通過提供一條包含所有生產前沿的包絡曲線，在一個共同的標準下對不同決策單元進行效率比較評價。根據O'Donnell等人的研究[11]，并基于六盤山區7個貧困縣5類種植業經營主體(分別是小規模農戶、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的分類與經營特征，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上述差異，擬通過構建共同前沿模型測算該地區不同農業經營主體的耕地生產效率。該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構建共同邊界和群組邊界，分別計算群組技術效率和共同技術效率，得到共同技術比率，表示群組技術水平與共同技術水平之間的差異。

假設x、y分別為投入與產出向量，若包絡所有樣本的投入，其產出共同邊界技術集合(Tm)為：

Tm={(x,y):x≥0,y≥0;x可以生產y}

(1)

式(1)中對應的生產可能性集為：

Pm(x)={y:(x,y)∈Tm}

(2)

其邊界即為共同前沿下的邊界。據此，共同技術效率(MTE)的共同距離函數可以表示為：

Dm(x，y)=supθ{θ>0:(x/θ)∈Pmy}

(3)

同理，本文依據不同經營主體的分類與經營特征的差異性，將農業經營主體類型劃分為5大群組(g=1,2,3,4,5)，每個經營主體參照的是所在群組的技術集合：

Tg={(xg,yg):xg≥0,yg≥0;xg可以生產yg}

g=1,2,3,4,5

(4)

相對應的各群組的生產可能性集可以定義為：

Pg(xg)={y:(xg,yg)∈Tg}

g=1,2,3,4,5

(5)

其邊界即為群組前沿下的邊界。據此，群組技術效率(GTE)的群組距離函數可以表示為：

Dg(xg,yg)=supθ{θ>0:(xg/θ)∈Pgyg}

(6)

共同技術比率(MTR)的計算表達式可通過群組邊界下實際產出水平與共同邊界下實際產出水平的比值得到，即：

(7)

式(7)表示相同要素投入水平下，第g個決策單元在對應群組下的技術水平相對于共同邊界下技術水平的差距，這種差距來源于群組內部的制度結構；MTR越大，說明決策單元使用的生產技術水平與潛在生產技術水平越接近。

2.耕地生產效率無效率分解。為了進一步探究不同農業經營主體耕地生產效率差異的真正原因，本研究將共同前沿下不同農業經營主體耕地生產無效率值(CLPEI)分解為技術差距無效率(TGI)和管理無效率(GMI)，即：

CLPEI=TGI+GMI

(8)

TGI=CLPEI×(1-MTR)

(9)

GMI=1-GTE

(10)

(二)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樣本數據源于2018年1—2月調查組對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扶風縣、隴縣、千陽縣、麟游縣、永壽縣、長武縣、淳化縣等進行的隨機抽樣調查和《陜西統計年鑒(2017)》；調查所選取的7個縣均為貧困縣，這些縣的地理位置、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貧困發生率以及耕地資源稟賦等都存在一定的差異，作為研究區域，在六盤山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在7個縣共計抽取了700個不同類型的種植業經營主體進行實地調研，獲取了不同經營主體的投入產出指標等相關數據；具體調查方式為入戶問卷調查，綜合實地調查情況，剔除35個無效樣本后，最終獲得有效樣本為665個，其中包含建檔立卡貧困戶187戶，這些貧困戶中的45%已加入被調查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所調查不同經營主體耕地規模情況見表1所示。

表1 調查樣本耕地規?；厩闆r匯總表單位：畝

(三)指標選取和變量說明

農業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在帶來農戶所期望獲得作物產量的同時，由于化肥、農藥的不合理使用以及秸稈的焚燒等不當處理，還會帶來一些非期望產出，如果忽略非期望產出，將會影響生產效率測算的準確性[15]。因此，本文在考慮生產中非期望產出的情況下，將耕地置于農業生產系統中，基于研究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農作物播種面積(畝)、種植業從業人數(人)、農業機械動力(kw·h)、農藥投入(元)、化肥施用量(kg)為投入指標，選取種植業總產值(萬元)和非期望產出(kg)為產出指標，具體變量說明見表2所示。

表2 變量名稱及其解釋說明表

注：*表示農業面源污染，主要指農業生產活動中溶解的或固體的污染物；本文參考陳敏鵬等[16]提出的清單分析方法計算得到化學需氧量(CODCr)、總氮(TN)和總磷(TP)的產生量。

三、實證分析

本研究采用共同前沿模型將665個不同經營主體分為5個群組，并將每類不同經營主體的投入產出指標代入其中，運用 MAXDEA 7.1軟件對共同前沿效率、群組前沿效率和共同技術比率進行測算。

(一)不同農業經營主體耕地生產效率測算

本文中共同技術效率(MTE)表示投入條件相同時，各類農業經營主體實際產出到共同前沿邊界之間的距離；群組技術效率(GTE)表示投入條件相同時，不同經營主體的實際產出到群組前沿邊界之間的距離；共同技術比率(MTR)表示群組技術效率與共同技術效率水平之間的比率。共同技術比率越高，說明不同經營主體的實際生產水平與共同前沿邊界下的生產水平越接近(見表3)。

表3 群組前沿和共同前沿下不同經營主體耕地生產效率表

由表3可以看出，小規模農戶(包含貧困戶)的分析結果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結合實地調研情況和前人研究成果發現，其原因可能為以下幾方面：其一，由于受到成本制約和勞動力素質不高等方面因素的影響，被調查的小規模農戶(包含貧困戶)中有75%仍堅持傳統經營模式，這部分農戶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靠天吃飯”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其二，調查中還發現，該地區由于受自然條件、地理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主要勞動力迫于生計多選擇進城務工，從事農業生產的多為留守老人，但該地區尤其是山區農村可耕地面積多呈碎片化，較非山區農村耕種難度大，不宜進行機械化生產，主要依賴勞動力投入，因此導致這些地區小規模農戶(包含貧困戶)的耕地生產效率相對較低；其三，調查7個貧困縣均采取了多項舉措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如所調查的麟游縣兩亭鎮葉家塬村原有貧困戶71戶，通過龍頭企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帶動推進農村“三變”改革，貧困戶以產業扶貧資金和土地入股，流轉土地3 060畝，其中貧困戶61戶482畝，每年每畝分紅500元，資金入股收益的70%用于貧困戶分紅，46戶種植戶與龍頭企業簽訂了種植訂單，其中貧困戶72戶，戶均增收12 000元。農村“三變”改革不僅激發了當地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而且有效提高了耕地生產效率，對加快推進脫貧攻堅意義重大；其四，由于小規模農戶特別是貧困戶的認知水平較低，被調查農戶中能夠準確區分生物農藥和化學農藥的僅有不到10%，在回答選用何種農藥時對農戶影響最大的兩個因素分別是農藥價格和周圍農戶的施用情況，同時受傳統施肥觀念的影響，農戶的化肥使用認知仍然處于“越多越好”的階段[17]。另外，勞動力轉移也是促使農戶施用化肥較多的主要因素，因此這也是導致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情況下，小規模農戶(包含貧困戶)的耕地生產效率低于其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重要原因。

(二)不同農業經營主體耕地生產效率無效率分解

為了進一步探究不同經營主體間耕地生產效率無效的原因，進而為各級政府提供參考，本文將不同經營主體耕地生產無效率值(CLPEI)分解為技術差距無效率(TGI)和管理無效率(GMI)，具體結果見表4。

表4 不同經營主體耕地生產效率的無效率分解表

表4的結果顯示了所調查的六盤山區7個貧困縣不同農業經營主體的耕地生產無效率分解情況：一是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的TGI均為0，GMI占比均為100%，龍頭企業的GMI平均占比達到了86.11%，表明這三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對于其他經營主體擁有較好的技術水平，耕地生產無效率主要來自于管理無效率，這類主體應在整合資源和集約發展的同時，更應注重提升經營管理能力；二是調查中發現提供服務的合作社占比為42.8%，未提供服務的合作社為57.2%，而合作社主要為成員提供技術服務、生產資料購買服務、產品銷售服務等3種不同服務功能[18]，由此可見加入合作社的農戶并未充分獲得合作社提供的技術等方面的服務，因此合作社的耕地生產無效率主要表現在TGI較高；三是被調查的小規模農戶(包含貧困戶)中有84.9%的家庭均有勞動力進城務工，調查對象中45歲以上的勞動者為79.21%，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為22.47%，目前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呈現出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的特點，而且大多數農戶還要照看著未成年的孫輩。因此，各級政府在加大財政支農和對農村教育投資力度的同時，應通過合理配置教育資源以實現人力資本的有效配置[19]，或引導其加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方式提高對技術的掌握程度，從而提高其耕地生產效率，以達到增收脫貧的目的。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對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扶風縣、隴縣、千陽縣、麟游縣、永壽縣、長武縣、淳化縣等7個貧困縣的5類農業經營主體的實地調研，使用共同前沿生產函數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經營主體的耕地生產效率及其無效率情況，從而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帶動貧困戶脫貧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規?；?、組織化水平較高，特別是隨著農村“三變”改革推行后生產要素資源被激活，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耕地生產效率相對較高，對帶動當地貧困戶脫貧的作用正在逐步顯現；第二，小規模農戶(包含貧困戶)由于受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勞動力素質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導致其耕地生產效率較低；第三，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情況下，由于受到農藥價格、周圍農戶的施用情況及傳統施肥觀念的影響，導致小規模農戶(包含貧困戶)的非期望產出相對較多，耕地生產效率受到影響；第四，不同經營主體的無效率分解情況存在較大差異，故應根據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制定對策。

基于上述研究結果，得到如下啟示：

第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貧困戶脫貧的作用已開始顯現，特別是在農村“三變”改革推進有序的地區作用更加明顯。因此，貧困縣應加快農村“三變”改革推行力度，盤活農村特別是深度貧困村的各類生產資源，并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為抓手，帶動貧困戶脫貧。

第二，要以鄉村振興戰略為契機，加大對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尤其是在貧困地區，要繼續加大對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資金、技術、金融、市場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為帶動貧困戶脫貧的有效媒介，從而有效規避單個農戶所面臨的高風險。

第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技術領域相對于傳統農戶具有較大的優勢，在吸納農戶入股的同時，應著力提高小規模農戶和貧困戶掌握新技術的能力；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吸納貧困戶的過程中通過技術示范、傳播等有效方式來為小規模農戶提供可靠的技術支撐，如在農藥和化肥的科學施用方面可通過統一標準，在實現規?；a的同時實現標準化、專業化，逐步降低農業生產中的非期望產出，促進耕地生產效率有效提升，實現規模經濟。

第四，現代農業發展需要高素質的農業勞動者，特別是在貧困地區高素質勞動力缺乏嚴重制約了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從“輸血扶貧”到“造血扶貧”，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是關鍵。各地應根據當地實際條件，整合教育培訓資源，面向現代農業發展需求，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結合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和鄉村振興戰略，不斷提升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

第五，因地制宜，各個地區要根據本區域的自然條件和農業生產要素來助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針對龍頭企業、合作社、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要結合當地的農業發展條件選擇合適的主體來帶動貧困戶的發展，并且在實施過程中做好不同新型經營主體之間的聯合，從而在現有基礎上壯大經營主體的力量，以帶動更多的貧困戶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