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精神

張超 杜燕波

傳承的批判精神

批判與創新是一對孿生兄弟。所有創新都是革故鼎新、都會背離傳統思維或觸動既得利益，因此，開放包容的環境是必需的。華盛頓曾說：“當我犯了錯誤，就準備承認錯誤。其迫切之情，比指責我的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我認識到自己有罪，我也會迫不及待地為自己贖罪?！?/p>

著名軍事理論家博伊德，因創建“OODA環”理論聞名于世，但他性格孤傲。還是空軍少校的時候，一位上將給他打電話，“聽說你有一個我應當聽聽的觀點。本周末我有一至兩小時時間。怎么樣？”博伊德回答道，“對不起，上將先生，我需要用四個小時表達我的觀點。你要么全聽，要么不聽”。于是，這位上將便拿出四個小時老老實實聽完博伊德的表述。敢以這種方式對待上將的下級軍官，在世界范圍并不多見，而不慍不怒的上將，在世界范圍同樣不多見。

很顯然，既然會背離傳統思維或觸動既得利益，那么批判精神就不可能沒有阻力。1899年，美西戰爭后不久，著名的海權論者馬漢對這場戰爭分析認為：美軍輕易獲勝，是因敵方軍力過于虛弱和指揮官極其無能造成的。相比而言，美海軍在戰術方面也有許多失誤之處，這都是海軍行政部門弊病造成的。同年，他向海軍部長提議，按照總參謀部方式改組海軍作戰委員會，但未被采納。1908至1909年，他又提出建立海軍總參謀部的建議，以取代“沒有海軍概念”的海軍部長——這種欲革海軍部長“命”的建議，令海軍高層非常不滿，自然也不會被采納。

時間日久，批判精神逐步內化為美軍轉型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文化。翻開美軍的歷史可以發現。美軍對勝利往往輕描淡寫，著墨較多的反而是那些失敗的戰事——空降西西里島、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等，美軍都反復研究，深入分析失敗教訓。即使打了勝仗，美軍也會對作戰中存在的不足或問題精研細摳。1991年海灣戰爭后，美國陸軍便針對戰場上出現的迷路、誤傷、作戰協同差等深層次問題展開攻關。時任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部長威廉·W.哈佐格將軍，將這些問題歸結為“我在哪里”“同伴在哪里”“敵人在哪里”三個基本問題。隨后，美軍針對這三個基本問題尋求突破，從而開啟了數字化轉型的征程。美軍用實踐告訴世人，運用批判精神，精益求精，與時俱進，才能不斷提升戰斗力。

更進一步說，美軍的批判精神甚至表現出某種“自虐”傾向。2016年底，美國陸軍和“黑客1號”在線網站，共同發布一個名為“入侵陸軍”的漏洞賞金計劃。該計劃邀請“黑客”嘗試滲透陸軍在線資產和數據庫，以發現和解決美陸軍計算機和網絡系統存在的安全管理隱患。此次“入侵”行動共有317名“黑客”參與，向陸軍提交了416份漏洞報告，其中118份被確認為有效報告。

其實，這種“自虐”在美軍中早已有之。二戰初期，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在委托魏德邁制訂宏偉的“勝利計劃”（又稱“魏德邁計劃”）之時，特別指示時任戰爭計劃處處長羅杰組建一個“謀殺委員會”——這里的“謀殺”不是謀殺敵人，而是謀殺自己的方案，也就是對“魏德邁計劃”進行批判性思考。這種刮骨療毒式的批判活動，雖然帶來某種劇痛，但卻促使軍隊各項計劃、方案走向完善，戰斗力得到提升。

嚴密的批判機制

隨著軍隊建設與作戰各領域不斷向縱深拓展，科學合理的常態化機制，成為批判精神落到實處的重要制度保證。經過多年的發展，美軍已形成涵蓋廣泛、嚴謹細密的批判機制。

軍隊內部廣泛的檢討。20世紀90年代“沙漠風暴”行動前夕，美國國家訓練中心曾經歷過一場訓練革命，這場訓練革命表面上以多功能集成激光交戰系統和電子觀察控制器的廣泛運用為標志，實際上，是建立在“練后檢查”的基礎上。美陸軍規定，無論是訓練還是演習，“練后檢查”都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熬毢髾z查”的本質在于查找問題。訓練人員通過對訓練活動進行審查，檢查存在的問題，并尋求改進方法。從單兵技能訓練到班組射擊訓練，再到營機動訓練，乃至師、軍一級的對抗演習，無不在行動結束后展開深入細致的檢討。陸軍在萊文沃斯堡組建永久性的經驗汲取中心，其主要職能為：收集、分析歷次訓練、演習或戰爭中的經驗教訓，研究并發布戰術、技術、規程或安全評估報告。此外，根據陸軍戰備規定，在“休整-戰備準備-戰備”三階段循環的兵力生成機制下，任何一支部隊從戰備準備狀態到戰備狀態，都要在國家訓練中心（重型地面部隊）或聯合戰備訓練中心（中型與輕型地面部隊），接受并通過“完全作戰能力”實戰化檢驗。充當磨刀石的，正是常駐國家訓練中心和聯合戰備訓練中心的假想敵部隊。

來自國會的質詢與審查。按規定，國防部、參聯會及各軍種部要定期到國會述職，并接受質詢。由于國會的審查非常嚴格，國防部及各軍種必須清楚地說明各軍種轉型發展與重要武器項目研發的動因、方向及必要性，這種壓力倒逼各軍種積極地想事干事。

“紅隊”機制。美軍認為，由于知識、眼界、習慣等原因，每個人都可能存在一定的認知偏見。近年來，美軍開始有意識地對軍官個體思維及集體決策思維進行矯正。所用理論與方法統稱“紅隊”。與“紅軍”在演訓中磨礪精兵的作用類似，“紅隊”用于從思維層次的源頭矯正決策方法和程序，提高思維和決策質量。

體制外的驅動力

除了一些常態化的機制，還有一些因素也促動了美軍批判精神的形成。

各軍種之間的爭論。陸、海、空三軍在同一個鍋里吃飯，免不了出現競爭、摩擦與爭吵。如果沒有海軍與陸軍關于空權的爭論，就沒有美軍空降作戰的革命性進步；如果沒有二戰中地面部隊與空軍的激烈爭吵，就沒有美國日后強大的戰略和戰術空中力量……

來自退役軍人及有關組織的促動。1986年《國防改組法案》頒布后，以退伍軍人為主體的組織日益活躍起來。以陸軍為例，最著名的莫過于美國陸軍協會。美國陸軍協會還成立了陸戰研究中心，主辦《陸軍》雜志，鼓勵退役軍人研究陸軍發展中遇到的現實問題，并提出意見建議。在萊特島一戰成名的阿布雷·S·紐曼少將，曾在《陸軍》雜志上發表題為《刀鋒》的署名文章。該文成為之后20多年美軍學習的范文。布雷德利將軍曾半開玩笑地說，“將軍們一旦退休，就應該割掉他們的舌頭”。話雖戲謔，從另一方面卻說明輿論風暴的巨大作用。

來自文職領導的頭腦風暴式沖擊。按照美國憲法，美國防長、各軍種部長均由文官擔任，而由防長領銜的國防部長辦公廳，正是推動美軍發展建設的“發動機”，由各軍種部長領銜的軍種部，則是主管本軍種發展建設的“大本營”。這種制度設計，為現代美軍建設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v觀美國歷屆防長、各軍種部長，他們大都擁有在企業、政府部門、州議會、國會、大學、智庫任職的經歷，具備較強的職業素養與科技意識，深諳現代管理之道，這些寶貴經驗和先進理念，是現代軍隊發展建設的必備要素。

來自防務智庫的警醒。美國擁有多個全球頂尖的防務智庫，如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戰略預算與評估中心、新美國安全中心等。這些防務智庫與國防部沒有隸屬關系，在具體研究方向、研究思維與研究結論方面相對獨立。由于采用靈活的“旋轉門機制”，研究人員通常具有豐富的政府、軍隊、大學工作經驗，以及廣闊前瞻的視野，這些防務智庫經常發布一些重量級的研究報告，對美國軍事戰略、軍隊建設及作戰運用產生重大影響。

（摘自《世界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