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之后的周恩來

周秉德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伯伯立即停止在人民大會堂正在開的會議，緊急處理這一事件，并規定所有人員不得離開。有人立即提出用導彈打掉。毛澤東主席搖搖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伯伯抱著最大的誠意，希望挽回局面，他拿著話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話：“無論在國內哪個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去機場迎接?！苯又?，為了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會堂，幾乎整整三天三夜沒合眼。有一個情節鮮為人知：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派人帶回的照片，證實了林彪的確折戟沉沙，自取滅亡。原本彌漫著高度緊張氣氛的東大廳里終于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其他人都已經如釋重負地離開了，屋里只剩下周恩來、副總理紀登奎。突然，一陣號啕之聲如江水崩堤猛然暴發，這是一種長久的壓抑到了極限，終于無法再壓抑而暴發的哭聲，一種痛楚無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紀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親眼目睹，他壓根兒不會相信，發出這種哭聲的不是別人，正是面對墻壁雙肩顫抖的周恩來！就是剛才還和大家一樣露出久違的笑容，慶幸這不幸中的萬幸的周恩來！像今天這樣的失控，紀登奎是第一次看見，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動了，以至于平時反應敏捷極善言辭的他，此刻也亂了方寸，話說得結結巴巴：“總理，總理，林彪一伙摔死了，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應該說是最好的結局了，您該高興才對呀！”講完他自己才意識到，自己分明在重復著總理剛才講的話。周恩來回過身來，雙肩依然在顫動，臉上老淚縱橫，他搖著頭，聲音嘶啞地反復說：“你不懂，你不懂！”這段內容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力平同志后來采訪紀登奎時，他所回憶的。

林彪墜機后，伯伯除了處理內政外交，還趁機為恢復老干部們的工作做了許多工作，但他自己的處境卻并沒有變得多好。

1973年11月，因為和基辛格的一次談話，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伯伯進行了二十多天的無情批判，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每一次和美國人會談，伯伯總是先到毛澤東主席那兒去請示匯報，會談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經過毛主席點頭同意。只有一次，因為一切都已經談完了，基辛格準備早晨7點鐘上飛機，5點鐘左右他給西花廳來了一個電話，還要和周恩來見面，有些問題還需要討論。伯伯立即給“游泳池”打電話，但回復說：主席已經睡了。伯伯考慮不見不好，反正按這次談判的中央精神辦事嘛，他便與基辛格再次見面。會談的全部內容都記錄下來，報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5點，正好是張樹迎值班。哨兵來電話說：王海容、唐聞生兩位要見總理。張樹迎趕緊報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沒抬頭只應道：“讓她們來吧，先在中間會客廳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來?！彼齻冏虏灰粫?，伯伯就出來了。她們拿著前一天會談的記錄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經畫出了紅杠杠。

王海容、唐聞生將有杠杠之處念出來，一一詢問伯伯：“您是這樣講的嗎？”伯伯一一回答：“對，這是記錄稿嘛，我就是這個意思?！?/p>

談了個把小時，她倆告辭出門。

11月17日，政治局會議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過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情的政治局會議都是伯伯主持，這次明確指定王洪文主持會議。很明顯，伯伯已經被置在了受審席上！

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輪流在外等候的張樹迎、高振普明顯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原來開政治局會，都是伯伯第一個到會議廳，看看會場布置情況，最后一個離開會場，與會場里的服務員聊會兒家常。這次則不同：是其他人都在會場坐好了，才讓伯伯進去。會議結束，第一個讓伯伯出來，可會議還繼續進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繼續批判。再則，會場外其他等候首長的衛士、醫生，原本與張樹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氣，這時都仿佛不認識，“唯恐避之不及”。連續二十多天，警衛人員不準進會議室，只有服務員能進去倒水。有一回，服務員大劉從會議室里出來，正碰上張樹迎在水房里打水，大劉再忍不住強壓的痛苦，淚如泉涌地反復念叨： “他們怎么能這樣對總理！他們怎么能這樣對總理！”

有一次，會議開得很長。伯伯該吃治療心臟病的藥了，張樹迎管不了什么規定了，他拿著藥推門走進會場。會場里的緊張氣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緊了：總理單獨坐在大廳的一個角上，前面擱個茶幾，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中。其他人圍成一個圈，完全是一個批斗的架勢。雖只聽了只言片語的發言，張樹迎便血向上涌，心“怦怦”亂跳，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卻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會場上似乎眾口一詞，聲色俱厲，都在批伯伯和葉劍英“喪權辱國，投降主義”，“迫不及待搶班奪權”。江青、姚文元還嚷嚷“這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

伯伯每次走出會議廳，總是面色灰白，緊抿雙唇，眼神悲涼，步履踉蹌，有好多次都是張樹迎和高振普迎過去，趕緊用雙手插進他的腋下，幾乎用盡全力架著他挪步上電梯。成天守在伯伯身邊的張樹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絞。他們兩人私下里已經做好了精神準備：跟著總理一起去蹲大獄！

“文革”初期，在老干部紛紛被抓被斗的時候，伯伯在門廳里掛著一個包，里面放著簡單的洗漱用具。他肯定是有過這樣的思想準備：真被抓走再無法回來時，就提上這只小包。到了1973年11月，已經身患絕癥的伯伯更有心理準備：有人想利用“伍豪事件”，像對劉少奇一樣把他打成“叛徒”。因為一切工作上的錯誤，哪怕是路線錯誤，也還是認識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而只有被打成叛徒，才可能定為勢不兩立的敵我矛盾！所以，一向不愛爭名爭利的他，在1975年9月20日那次進手術室前，吃完術前藥，又在病房里給中央寫信，并在進手術室的前一刻，用顫抖的手在所有有關“伍豪事件”的史料上簽上自己的名字“周恩來”及當天的日期！

后來我還聽一位與會者說過，當時已經身患癌癥的總理身體虛弱，右手發顫。他曾向幾位與會者提出：我手顫記不下來，你能不能幫我記一下？那位平時謙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圓睜，板著臉怒斥：“那怎么行？你自己的錯誤，你就得自己記！怎么，你想秋后算賬？是批你還是批我？自己記！”而且她們的發言也是慷慨激昂，無限上綱，唯恐批得不徹底。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閉眼睛，仿佛還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還能體味伯伯以病體承受的千鈞壓力！

（摘自《我的伯父伯母周恩來鄧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