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學對清代文論體系性特征的影響

內容摘要：經學的“復盛”作為清代文論建構的重要因素之一，從不同層面影響了其發展；而這種影響表現在文論語言的表述上，即以“作論之體”的方式來品評詩文，使得該時期的文論具有傳統文論少見的體系性和理論特色。本文以《原詩》為例，從詩歌的“正變”發展觀、創作主客體的辯證關系入手，指出其以“論”為主的學術傾向，并進一步分析經學對清代文論體系性特征的影響。

關鍵詞：經學 清代文論 原詩 體系性

清代作為古代文論的集大成時期，詩賦、小說、戲曲等各類文體在創作數量、思想深度、理論創新等方面都步入繁盛時期。促使清代文論走向繁榮的原因是多方而的，如文學創作之發展、前人理論之積淀、時代發展之要求等，而經學的影響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因為清代經學的“復盛”構成了文論建構發展的最重要思想背景，從而使清代各體文論之建構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

中國傳統文學觀念起源于先秦對于“文”的理解和引申，它與儒家經典具有同源性。傳統中國關于文學的最早研究，既見于六經典籍，也發源于講學關于“六經”文本的研究。經學與文論的關系，二者同把“六經”文本作為最高典范，經學的每一次重大發展，都與文論的變革相生相伴?？梢哉f，同以“六經”為對象的文學研究與經學是一個整體，后來文學研究漸漸專門化，從經學中獨立出來，但在基本觀念上仍受到經學的極大影響。因為，“經學所運作的文化行為，是作為一種對儒家經典文本進行語言闡釋的古典闡釋學而兌現的……在這個意義上，經學必然表現為一種對語言藝術——文學進行闡釋的詩學理論形態。因此，……經學對中國古代詩學的生成和發展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盵1]

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且在清代尤盛：其一，經學的思想觀念對清代各體文論的影響，如在詩學領域，其重要詩學觀的提出、經典詩學著述及重要詩論家都受經學思想的影響；而作為清代散文理論的典型代表，桐城派幾代人的散文理論始終堅守宋學立場，并吸納漢學之合理因素而與時俱進。其二，經學為清代文論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范疇、命題，如“怨刺”、“比興”、“知人論世”、“忠恕”、“通變”等都為清代文論家所經常運用。其三，經學方法被文論家用于文論闡釋和論證，包括“依經立義”、“實證考據”、 “自源達流”等方法，其表現在文論上，即為以作論的方式來品評詩文，使得其詩論具有傳統詩文評所少見的體系性和理論色彩。下文便從葉燮《原詩》結構層面的體系化特征入手，分析經學對清代文論“以作論之體來評詩”的論述傾向。

一.葉燮《原詩》的體系性特征概述

《原詩》成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時清朝正開始進入興盛時期。在書中，葉燮率先對詩學進行了一次較為全面的總結，并進行理論性建構。這次總結不僅僅是文論層面的，也是其建構并完善儒家詩學的一次嘗試，他曾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仆嘗有《原詩》一編，以為盈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之數，總不出乎理、事情三者，故圣人之道自格物始，蓋格夫凡物之無不有理、事、情也。為文者，亦格之文之為物而已矣?！保ǔ鲎浴杜c友人論文書》）[2]268也正是因為有經學思想的滲入，葉燮的《原詩》整體上呈現出鮮明的體系性和整體性特點。

全書由“內篇”上、下和“外篇”上、下組成，“內篇，標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出自沈珩《原詩敘》）[3]85重點論述了兩大問題：一則是探討詩的歷史發展規律；一則是分析在詩歌創作中，主、客觀的互相作用。

關于詩的歷史發展，葉燮的核心論點在“變”——“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3]4在指出天地萬物始終會存在“變”這一客觀事實后，由天地萬物延及到詩學領域；同時，他還從宏觀角度提出關于詩歌發展的盛衰正變論，即“乃知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盵3]3

他認為詩歌的“道”是不斷發展的，如此自然有盛有衰；當其處于“時有變”的狀態下，便開始生變，并且后人“沿習既久”，也會促其發生變化。就《詩經》而言，《風》《雅》便有正有變，這便是“時變”的結果，“其正變系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3]7。而后代的詩歌發展變化，除時變之動因外，也在于因沿習已久，后人在創作中會有“踵事增華”的舉措，如遠古《擊壤》等歌謠，“一增華于《三百篇》；再增華于漢；又增華于魏，自后盡態極妍，爭新極妍，千狀萬態，差別井然”[3]6。人類社會不斷進步，人變得越來越聰明，這種變是不可遏止的：“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致于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盡者，得后人精求職，故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3]6。由此而言，‘“變”非但不是對“正”的背離，反而是除“正之積弊”且“救正之衰”。葉燮扭轉以往論詩之發展變化時對于“正”“變”的看法，認為其是相對的、互為補充的，為“變”正名，他道：“歷考漢魏以來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為源而長盛，變為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3]8。

不僅如此，葉燮對詩的創作主體和創作客體及其辯證關系也作了深刻剖析，這是他吸收、總結前人的有關思想而加以升華，加以系統化的成果。葉燮將創作客體稱為“詩之本”，也即所謂“在物之三”。他說：“自開辟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匯之賾，日星河岳，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于以發為文章，形為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己?！盵3]20在葉燮看來，作詩，離不開“在物”之“理事情”，即離不開創作客體，這便是“詩之本”。而創作主體，葉燮稱之為“詩人之本”，便是“在我之四”之“才，、“膽”、“識”、“力”——“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既無具，援一古人為門戶，藉以壓倒眾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盵3]16

對于“在物”與“在我”的關系，葉燮也進行了辯證分析，他說：“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為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膽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于此而為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為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為作者之文章，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動一植，詠嘆謳吟，俱不能離是而為言者矣?！盵3]23所謂詩的創作，就是要“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為作者之文章”，真正的詩歌，應當從主客體的碰撞之中，相克相融而產生。

對于詩學本體和詩的審美創造的論述，葉燮同樣發揮他的整體性意識。他不滿意自古以來的詩論詩評，認為缺乏探求本原的整體性和系統性?！对姟ね馄稀罚骸霸姷乐荒荛L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家之才。其時評而著為文者，如鐘嶸，如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者，競須新事，牽攣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為能中當時、后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為探得本原。此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為輪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申；然俱屬一斑之見，終非大家體段?！盵3]54在他看來，詩是人的精神領域內的創造活動，“源于物”又“本于心”，是心與物、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互向對方轉化的情感運動和審美運動。

除此之外，《原詩》外篇（上、下）論述了詩學領域的其他一些問題，以及對歷代著名詩人的創作進行評論，如對詩的審美態勢之“陳熟”、“生新”、“蒼老”、“波瀾”都分別加以論列，以繼續論證自身的詩學觀念。

總體而言，《原詩》內篇上下兩卷，首先從詩的源流、正變講起，論述關于詩的發展論；接著從主客體兩方面的相互作用揭示詩歌的本質，建構詩學本體和審美創造的理論體系。外篇上下兩卷，以具體例證，評說古今詩歌工拙美惡，從形而下的事例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論層面，提出一系列美學思想?！皠摫倨渥R，綜貫成一家言”，書中精辟的議論不是出于隨感即興，而是從系統且比較嚴謹的思路中發出。正如陳良運所說，“其所著《原詩》，實不應該置于‘詩話之列，因為它是一部自成理論體系又重在詩學基礎理論的專著”[4]508。

二.經學對文論體系性特征的影響分析

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傳統詩文評的主流學術特征是：運用形象化文學語言與審美化描述方式來表達其理論觀點，使用詩、賦、駢文等文學性文體展開理論建構，“古代文論以論說之體而具詩賦之性，其批評文體的文學化、語言風格的美文化和理論形態的藝術化，共同鑄成文論之‘體的詩性特質”[5]93。這種主流學術特征使古代文論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論”的學術特征。但以《原詩》為代表的清代文論著作，已經漸漸突破破了傳統的評詩之體，以“作論之體”評詩，呈現出體系性和理論色彩。

《四庫全書總目》評價《原詩》，說道“雖極縱橫博辨之致，是作論之體，非評詩之體也”，認為其“以作論之體”來論詩，并不符合論詩的傳統方式。這也從側面印證了葉燮在闡述詩學觀點時，其思維邏輯有別于傳統的詩文評述，而是采用“論”受到經學的影響。

葉燮《原詩》不是就詩學論詩學，而是試圖把詩學納入到哲學框架中，從普遍性原理來推論詩學問題。沈珩為《原詩》作序時指出，“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云物、山川類族之所以動蕩，虬龍杳幻、鼪鼯悲嘯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毀之所以彰其機，莫不條引夫端倪，摹畫夫毫芒，而以之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3]85。他認為，葉燮不是就詩學本身立論，而是把詩學道理與天地間各種事物的道理貫通起來，是在一個大的理論框架中觀照詩學問題，使得其詩學理論具有較強的理論色彩。張健曾指出，“在宋代以后，由于詩學家們論詩大多排斥道學家的詩歌，所以一般論詩也不用理學家的理論來論之，而葉燮則將之置入到理學的框架中來討論，這使得其詩學呈現出新的面貌?！盵6]330

其實，“論”的學術特征雖然在古代文論不占據主流地位，但仍有一席之地，而經學正是古代文論能夠存在這種學術特征的原因。一方面，從語言層面看，經學中的文論著述體現出了鮮明的理論化語言特色，經學典籍中的文論文獻及經學家關于文論的著述，都通過運用理論化語言而賦予了古代文論以“論”為主的學術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經學在古代學術中具有高度的權威性，其以“論”為主的理論表達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滲透到文論中，從而對文論以“論”為本的學術特色產生影響，也大大強化了古代文論“論述”性的學術特色。

由此可見，在清代經學“復盛”的背景之下，這一時期的文論無論從觀點闡述還是從理論建構上，都受到經學很深的影響，表現之一便是其在文論中展現出的以“論”為主的學術傾向和體系性特征。這也為分析這一時期的文論特色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和思考空間。

三.余論

清代是經學的復興期，皮錫瑞評清代經學云：“經學自兩漢后，越千余年，至國朝而復盛”[7]214。經學的“復盛”為清代文論的發展繁榮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動力，因為以漢學、宋學為主體的清代經學始終是有清一代的主流思想。從清初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著名學人清算空疏之“心學”而提倡實學救國，程朱理學地位得到恢復，從而使宋學取得優勢；到乾嘉時期樸學興起，漢學居于強勢而盛行；再到晚清時期由于異族的入侵從而促使漢、宋學之爭論趨于緩解，貫穿整個清代并以漢、宋學之爭為特色的經學構成了清代文論建構發展最重要的思想背景。經學思想不可避免地滲透于詩文、詞賦、小說、戲曲各體文學理論領域，。

而經學對清代文論的種種影響也告訴世人，立足于經學立場來透視清代文論的發展脈絡，重新認識與評價清代文論的思想內容和理論構成，能夠更為準確地把握清代文論的思想精髓、建構方式和學術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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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葉燮 著、霍松林 校注﹒原詩 一瓢詩話 說詩晬語[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4]陳良運﹒中國詩學批評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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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皮錫瑞﹒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4

（作者介紹：崔宣萱，山西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典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