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科學還是藝術？
——再論奈達對翻譯本質屬性的認知

楊司桂

（遵義師范學院，貴州遵義，563006）

尤金·奈達（Eugene A.Nida，1914—2011）是美國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在其一生對《圣經》翻譯實踐研究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頗具見地的翻譯思想，如“功能對等”、“讀者反應”、“翻譯科學”、“翻譯程序”、“機器翻譯”等，為翻譯理論的推進與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引發了譯學界的極大關注與研究興趣，與此同時，在譯學界也引發了一番論爭。這里，筆者僅談談奈達在其專著《翻譯科學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9）中的“翻譯是科學還是藝術？[1]3”這句話在國內引發的論爭。一些學者認為，奈達主張翻譯既是科學的也是藝術的，如譚載喜[2]4、[3]12、[4]17、[5]3、黃振定[6]34、成昭偉[7]28等；一些學者認為，奈達主張翻譯是科學，持這種主張的學者又分為兩類：一類學者認為奈達只是單純地持翻譯是科學這一說法，如林書武[8]1、李胥森[9]59、勞隴[10]39、吳義誠[11]66、王宏志[12]18、孫迎春[13]1、汪慶華和張春柏[14]73等；另一類學者如陳大亮[15]5、徐艷利[16]75-76等認為奈達的理論是建構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基礎之上，因而認為，奈達主張翻譯是科學的，可以“完全等值”以及“程式化的機械轉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奈達的觀點在后期發生了變化，由翻譯科學轉向了翻譯的藝術,如譚載喜[17]19、張經浩[18]5、董史良[19]2、李田心[20]45、郭建中[21]63、邵璐[22]64、王秉欽[23]59等。那么，奈達對翻譯科學和藝術之說到底表達了什么？又對翻譯的本質特色做出了什么樣的認識？

一

我們先來看看奈達對這一問題在幾處的不同表述以及所含的觀點：1964年，奈達在《翻譯科學探索》的第3頁上說道：

盡管沒人會否定良好的翻譯活動（good translating）含有藝術成分，但是語言學家和語文學家逐漸意識到翻譯過程是可以進行精確描述的，當提及“翻譯科學（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時，我們當然關注的是其描述性的一面,因為，正如語言學可以歸屬于描述性科學一樣，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信息遷移同樣是一門可做系統描述的有效學科[1]3。

由上可見，奈達在這里強調的是對翻譯活動過程進行系統性描述這一面。他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是這樣做的，因為《翻譯科學探索》一書基本上是按照這一思路撰寫的。不過，奈達覺得翻譯科學的建立還是處于試驗性階段，此書名中的“towards”和“a”能足以說明這一點?！皌owards”說明朝著這個方向去探索或努力，并沒有說明已經對翻譯的過程做出了科學性之描述；而“a”這一不定冠詞的使用，也說明奈達對專門建立一門翻譯科學這門學科還是沒有確定，只是實驗性地去探索，即用臨近學科知識如現代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社會符號學、交際學理論、信息論、人類學、語用學甚至認知語言學等去對“translating”這一翻譯過程進行實驗性的探索。我們認為：奈達對這一書名中的“towards”以及“a”的選定不是隨意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體現了他對翻譯過程進行科學性之描述的不確定性。這誠如威爾斯（Wolfram Wilss,1925—）在《翻譯學——問題與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 and Methods,2001）所指出的那樣：奈達那個謹慎的書名《翻譯科學探索》應被理解為是精心挑選的確切表述，用以體現按正在形成的一套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之實驗性質[24]51。

不過，這一時期，奈達對翻譯活動（translating）的性質歸屬沒有進行過明確闡述，只是說具有“藝術成份”。1969年，奈達在其論文《翻譯科學》（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文的注釋中，對翻譯科學又進行了闡述，指的是“對翻譯過程的科學或系統描述”①科學指知識具有的系統性，是一種知識體系，參見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翻譯之道：理論與實踐》第131—132頁以及《東方翻譯》2011年第6期第8—9頁。。與以前不同的是，此時，奈達把翻譯（translation）單獨列出，說其具有藝術性，接著，他強調道，“翻譯實際上可以在三個功能層面上進行描述，即科學、技術和藝術”[25]98。此時，奈達對翻譯的性質之描述還是混沌一片，但略微偏重科學。難怪國內一些學者認為：奈達對翻譯性質的看法是，翻譯是科學或翻譯是科學、藝術和技術融為一體的學科。這不能說是國內學者誤讀了奈達，而是奈達本人對此沒有進行很好的厘清。

在《翻譯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69）一書的序言中，奈達對翻譯性質的歸屬再次進行了闡述：“翻譯活動（translating）不僅僅是一門科學。它還是一種技巧，但歸根結底，讓人十分滿意的譯作（translation）總是一種藝術品（an art）?！盵26]7由此，國內有些學者就認為，奈達對翻譯的認識已經發生了轉向，從翻譯的科學轉向了翻譯的藝術。其實不然，他在該書的序言中說到，《翻譯理論與實踐》是前一本專著《翻譯科學探索》的合乎邏輯的產物，并指出，《翻譯理論與實踐》這本書利用語言結構、語義分析以及信息論等科學知識來論述翻譯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26]7，而該書的篇章結構也是按照分析、轉換、重組以及檢驗這四大程序對翻譯的過程進行科學闡述的，可見，奈達并沒有放棄原來的觀點，只是對翻譯活動（translating）的技術性和藝術性，尤其是藝術性進行了突顯及強調。此時，奈達對翻譯本質的看法已經成熟：翻譯過程應該進行科學的描述，而翻譯活動本身則是藝術性的。

二

然而，國內學者張經浩認為奈達此時的翻譯思想已發生變化[27]6，認為奈達建立翻譯學的這個夢想已經破滅，并把奈達在1991年發表的《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Translation: Possible and Impossible）有關該內容的原文選段摘錄了下來，刊在《奈達究竟怎樣看待翻譯與翻譯理論》一文中，供大家閱讀。然而，經過仔細閱讀之后，我們發現奈達的觀點并沒有變化，該學者所翻譯的“我們不應試圖把翻譯變成一門科學，因為究其實質，翻譯不是一門可以獨立門戶的學問，而是一種需要創造力的技術，一種運用多方位洞察力處理問題的本領”這個片段中的“翻譯”在原文中指的是“translating”[27]6-7，指的是翻譯活動本身，奈達說過，“translating”這一翻譯活動本身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藝術，是不可能成為科學的，進行科學描述的只能是翻譯的過程。對于這一觀點，奈達在中國的兩次講座中都做過相應解釋。奈達在訪問上海外國語大學并參加 97上外翻譯研討會期間，當該刊記者問“中國學者在努力建構包括翻譯本質、翻譯目標、翻譯過程、翻譯標準以及作為科學分支的翻譯活動等在內的翻譯學”這一問題時，奈達指出，翻譯活動過程和作為人類行為分支的翻譯活動本身有著本質的區別：翻譯活動本身只是一種技術，而該活動的角色可以作為科學研究的目標。奈達接著指出，除非神經生理學家給我們提供有關心理運作方面的大量信息，否則就不要輕易說翻譯活動是科學。最后，奈達用修橋來做比喻，對此加以說明：修橋本身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只是一種技術或技巧，盡管修橋需要借鑒其他學科知識[28]2-3。1998年，奈達在《翻譯新視角》論文中再一次提醒譯學界，要把具體的翻譯活動本身與對翻譯活動過程的研究區別開來，前者是藝術；而后者是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是可以進行科學描述的[29]3-4。

在2000年奈達與廖七一的一次訪談中，當廖七一向奈達問起“一些人認為在上世紀60年代您把翻譯認為是科學，后來又更愿意把翻譯作為藝術”這一問題時，奈達回答說：“我總試圖非常清楚地區分翻譯過程的研究與翻譯的實際活動本身，前者能夠且應該以非?？茖W系統的方式進行，而我經常把后者看成是一種十足的技巧或藝術?！盵30]280奈達的這一回答就說明，翻譯過程是可以做科學的描述，而實際的翻譯活動本身則是藝術的或是一種技巧。到此為止，奈達對這兩個概念做出了比較科學的區分。后來在與張經浩的通信中，奈達提到了“效率高的翻譯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養的”[30]286這句話時，其實也說明，翻譯活動本身是一種藝術，具有一定的創造性，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其翻譯結果因人而異。

三

奈達對翻譯本質所做出的兩元性認知，是其長期對《圣經》翻譯實踐研究的結果，是“從豐富的實踐中所獲得的對翻譯的理性認識”[31]130。無獨有偶，長期從事翻譯實踐與研究的曹明倫教授對翻譯的科學與藝術這種性質也做出幾乎同樣的區分：翻譯活動是一種藝術活動，而非科學活動，或者說翻譯是藝術而非科學，而揭示翻譯規律的翻譯學才具有科學性[31]130-132。不同的是，奈達揭示的規律是翻譯過程，希望對翻譯過程進行系統的描述，使其具有科學性，曹明倫教授在翻譯方面所揭示的規律比奈達要廣得多，希望建立的科學學科更具有可行性。除此之外，穆雷對翻譯與翻譯學的區分之道理也在于此，不同的是，她的“翻譯學”之概念要比奈達所欲建立翻譯科學之概念要系統、科學，穆雷指出：“只有系統、全面、科學地研究翻譯過程、本質及規律等的學問,即翻譯科學或翻譯學，才是一門科學，這是翻譯和翻譯學之間的又一區別?！盵32]76

綜上所述，奈達對翻譯屬性的認識是：翻譯過程(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能夠而且應該做科學性的描述，而翻譯活動本身（translating/actual translating）則不行，只能是藝術性的或技術性的。對于這一觀點，奈達在其相關的著作及講座中是逐漸加以修補及完善的。這也是奈達一直努力所要做出的重要區分。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沙特爾沃思（Mark Shuttleworth）與考伊（Moira Cowie）所著的《翻譯研究詞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也是這樣認識奈達的翻譯科學這一概念的：

奈達認為，翻譯過程“經得起嚴格描寫的檢驗”，并得出結論認為“信息從一種語言轉移到另一種語言的過程是……一個可以做出科學描述的有效課題”。但奈達并未將這個術語用到所有對翻譯進行研究的類型中，而只用于他提出的翻譯過程的三段模式（分析、傳譯、重組）[33]148-149。

綜上所述，奈達一直努力做到的是區分具有科學描述性的翻譯過程以及具有藝術性的翻譯活動本身，而國內學者沒有厘清奈達的思路，把兩者概念混為一談，誤讀了奈達對翻譯性質的闡述，甚或嚴重歪曲了奈達的翻譯思想，如有學者陳大亮認為，奈達把翻譯看成了科學，因而“把翻譯看作是機械的語言轉換，強調語言規律的普遍性。任何人只要遵循語言的規律，制定出語言轉換的規則，就能做好翻譯，甚至機器都可以取代人”[34]5-6；還有學者認為奈達在中國的最后淡出，不是動態對等理論的這種局限性，而是因為他的翻譯科學論[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