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城市屬人性的回歸
——保障居民城市權利勢在必行

洪振洋 張亞南 文俊元 蘇州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一、當代中國空間生產的現況

改革開放已逾40年，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高速城鎮化也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全球化的產業轉移和聚集刺激了中國本土傳統產業的升級與更迭。全世界規模的空間生產影響并帶動了中國的空間生產。斯蒂諾格利茨曾說過：在21世紀，影響全球經濟和社會的最重要的兩大因素，就是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和中國的城市化。[1]

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大地上展開了空前的空間生產活動，大量的土地資源被征用和開發、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為主的人口流動、不可再生的石化資源快速的消耗、自然環境被不斷的破壞等等，這些都是我國當代空間生產帶來最為直觀的表現。

一方面，高速城鎮化帶來的是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和周遭環境翻天覆地的變化，小漁村變成了大都會；名不見經傳的鄉鎮轉變為交通樞紐；另一方面，接踵而至的問題又讓我們值得深思。

城市建設離開了為人服務的軌道，偏離到為資本服務為制度服務的窠臼之中。為了實現空間產品的再生產過程，具有市場化和消費化特質的“空間產品的生產”不斷擴大。[2]資本增值成為空間生產的終極目的，政府制度化的安排又缺失公正，也助長了空間生產的資本化趨勢，加之某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片面追求GDP 的增長，空間正義無從談起。

二、時代呼喚空間正義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鎮化建設都是以剝削農村為主要手段，城鎮化主要的資金來源、勞動力來源、土地來源等都是農村提供的。農民的空間權益喪失嚴重，城鄉差距變大，城鄉矛盾凸顯，“以農哺城”成為“三農問題”的主要原因，城鄉關系開始緊張。

任平教授在2006年就提出農民“六失”問題。任平教授認為“六失”現象普遍存在于城鎮化進程之中，農民由先“失地”再到“失居”“失業”，土地是農民的創造價值和實現自我的地方，一旦被政府強征，農民被強制與生產要素剝離。沒有收入的農民，居無定所的農民，很快便“失?！?，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成為游離于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進而會引發“失學”和“失身份”的問題。失地農民，沒有得到合理安置，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子女入學的困難程度顯而易見。[3]“六失”現象是對當代中國空間生產缺乏合理性最直接的控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4]發展是我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習中國夢的不竭動力，城鎮化建設作為全面發展的一部分，就應當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只有我們堅持這一原則來發展城市、建設城市才能體現空間正義。

追本溯源就是要搞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鎮為誰而建的問題，到底是資本還是人民群眾。答案顯然是人民群眾，只有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增加了，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才能走的更遠。

三、空間正義與城市權利

空間正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居民的城市權利。城市權利既包含了自然權利也包含了法定權利。洛克認為的自然權利是，“人們即生來就享有完全自由的權利，并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或許多人相等，不受控制地享受自然法的一切權利和利益?！盵5]自然權利更多體現為個體的權利。以城中村拆遷為例，城中村居民個人權益在大型組織面前根本得不到保障，城市權利的缺失在所難免。

法定權利不同于自然權利，它更強調從外部的施力。只有當個人的意志與法律所賦予權利相一致時，即個人需求與法定權利產生交集的時候，法律權利才能正式出場。如凱爾森所言，當法律規范的適用、執行與個人目標的意志性指向一致時，法律就變成了“他的法律”，即權利。[6]這樣還是會帶來問題，法律終究是有漏洞的。在城市改造過程之中，必然有法律無法顧及之處，居民的城市權利尤其是法定權利肯定受到影響。

城市權利既是一種實踐權利，也是一種集體權利。列斐伏爾指出，人們對于城市權利的要求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源于城市化進程是市民對此過程中所承受的代價和不幸的一種抗爭和表達。[7]人民群眾是城鎮化建設進程的參與者和經歷者，正是城市化進程中出現很多與人民群眾追求幸福主旨相違背的事件，才突出了人民群眾對城市權利的重視程度。人民群眾擁有參與、規劃、建設空間的權利，脫離人民群眾監督的空間生產必然會造成空間的異化。所以哈維將城市權利界定為“按照市民的期望改變和改造城市的權利”。[8]

四、城市“屬人性”回歸與中國夢的實現

今年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全國各族人民齊心協力，逐步從落后的農業國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仡櫺轮袊臍v史，它就是一部城鎮化史。

著名的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家，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瑞基認為自1978年以來，政府掌控著改革的進程。中國的改革是內部驅動的，不是外資和對外貿易的產物。中國的改革首先針對的是農村和國內經濟，依賴于快速工業化以及國內市場。[10]我國政府利用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抵消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的不確定性，使城鎮化向利好方向發展。所以說我國城鎮化建設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被真正激發活力，正確政策助力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鎮化的發展又帶動了不同地域的經濟發展，為政府制定高效有利的城鎮化發展規劃吃下了“定心丸”，從此我國的城鎮化建設步入了良性的發展軌道?？梢?，城鎮化的發展與政府政策的制定是相輔相成，互相作用的。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第一次闡釋了“中國夢”的概念。他說：“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盵11]“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埋藏在心底的呼喚?！爸袊鴫簟庇汕f萬個中國人、中國家庭的小夢想組成，每個人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都會有不同的理想目標。有人夢想身體健康，有人夢想留學出國，有人夢想事業順利……億萬中國人民的自己的夢匯聚成一個巨大的中國夢。

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每一個中國人自己小夢想的實現。只每個人的小夢想都能實現，我們的強國夢、強軍夢才能實現，高質量高水平的城市、城鎮恰恰是每個國人自我夢想實現的客觀載體。不同人從不同的地方匯聚到城鎮和城市之中，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城市，并努力改造城市，他們希望自己和城市是一種動態的互動的關系。

城市因人而建立、因人而改變，保障居民城市權利最好的方式就是城市建設“屬人性”的回歸。簡而言之，就是城鎮化建設應該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隨著城鎮化進程不斷的深入，如何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和需求。這與人民群眾參與創造“空間生活表現形式”密切相關。所謂“空間生活表現形式”，是指公民在一定空間資源支撐下生活內容的具體樣式，如人們對名山大川、廟宇古跡、都市街區的觀光旅游等等。[12]

部分城市城鎮化建設忽視地域文化差異，導致城市缺失文化底蘊。以廣西南寧為例，城市建設儼然是東部沿海城市的復制版，批量化的高樓大廈，擁堵的交通，高于當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商品消費。以資本增值為導向地空間產品生產屹立在城市舞臺中央，城市建設失去了“屬人性”的特質。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江蘇蘇州，在城市建設之初，蘇州城市定位就是建成“園林之城”“東方水城”?？v觀蘇州市區，以江南水鄉、風景園林為主的建筑風格隨處可見，蘇州的城鎮化建設讓人民群眾參與其中，感受其中，時刻體現“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建設原則。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兼容高新產業轉移，創造出了環境優美的“人間天堂”。

總之，我國的城市必然要滿足承載人民群眾夢想的現實需求，唯有城市建設“屬人性”本質的回歸，才能將城市的建設更加符合人民群眾的切實需求，讓城市真正成為人民群眾夢想的實踐場所。未來我國城鎮化建設應有之義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城市中實現自己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將是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