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費逵的出版生活史述論

賀燕

摘 要：陸費逵于1912年1月1日創辦中華書局，中華書局與中華民國同日誕生。陸費逵先后擔任中華書局局長、總經理的時間長達30年。在陸費逵的領導下，中華書局成為近代第二大民營出版機構。從出版生活史的視角切入，論述陸費逵的交往生活、經濟生活、休閑娛樂生活、情感生活等內容，探求陸費逵的生活史與其出版實踐之間存在的耦合效應。

關鍵詞：陸費逵 出版生活史 現代性 中華書局

陸費逵（1886-1941），中華書局創始人、總經理。1912年1月1日，陸費逵創辦中華書局。1941年，陸費逵因心臟病突發與世長辭，在不算長的56年人生歷程中，陸費逵先后擔任中華書局的局長、總經理的時間長達30年。而如果從他19歲在武昌開設書店算起，陸費逵從事出版活動的時間長達38年?？梢哉f，陸費逵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書業。在陸費逵的領導下，中華書局成為僅次于商務印書館的民國第二大出版機構，甚至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華書局在印刷、彩印等業務上遠超對手，當時號稱遠東第一。

近年來，對這位杰出的近代出版家的研究多集中在“陸費逵與出版”“陸費逵與教育”等幾個方面，鮮少從生活史的角度進行研究。所謂出版生活史，即一切與出版生活有關的歷史，它的核心是“出版從業人員以及與出版關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本文試從日常生活史這一史學界新興研究領域出發，通過論述陸費逵的交往生活、經濟生活、休閑娛樂生活等內容，以個體折射群體，探討陸費逵的生活史與其在出版實踐中所體現的現代性之間的耦合效應，闡釋出版人本身如何成為出版企業績效的關鍵所在。

一、陸費逵的交往生活

1.陸費逵與書業同人的交往

作為中華書局的掌舵者，陸費逵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上頗具個人特色，擔任中華書局總經理三十年從未有過專用秘書，公司內的重大事情都由他親自處理。因此，他對企業內部的人事組織和動態變化相當了解。在舒新城所撰《陸費伯鴻先生生平略述》里，他憶及陸費逵在日常信件往來中，“對公司同人，不論公私信件，致人均稱某先生或某兄或某弟，自稱弟或兄”。足見陸費逵生性和易，且沒有頤指氣使的等級觀念。中華書局人治色彩濃重，更像是一個大家庭，而陸費逵便是中華的“家長”。

出版是知識密集型行業，企業需要大量高素質人才去完成圖書的選題、組稿、審稿、校對、發行等工作。陸費逵在為中華書局招募人才方面可謂不遺余力，一個典型案例是陸費逵曾數十次邀請教育家舒新城出任中華書局編輯所長。在這段長達七八年的交往過程中，盡管舒新城多次婉拒，當舒新城需要幫助時，陸費逵便全力相助。二人不只是主雇關系，更是多年的好友。

對于競爭同行來說，陸費逵是令人尊敬的對手。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為近代民營出版業的兩大巨頭，但二者之間保持了良性的競爭關系。以至于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折服于陸費逵的敬業精神：“我對先生之誠懇態度的認識，也正如在以前對他所持的懷疑態度，簡直是一樣的程度?！?/p>

2.與革命黨人的交往

清朝末年，民族危機嚴重，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革命運動此起彼伏。陸費逵少年時讀時務報和日報，受維新思想的熏陶，以至于與父親的舊思想有所沖突。等及成年，年輕的陸費逵便來到當時的民主革命中心——武昌，加入日知會，并且擔任評議員。但是在日知會這個革命宣傳機構中，陸費逵并未堅定其獻身革命的信心，反而因為看到黨人傾軋賣友的現象，從此決定不再直接參加革命，僅從旁贊助革命。試以兩則事例說明。

辛亥革命前夕，陸費逵幫助革命黨人呂烈曜赴廣東參加黃花崗起義，起義失敗，呂烈曜受傷回到上海，陸費逵又將他藏在自己家里，待其康復，為其送行。1935年，中國共產黨黨員田漢被捕，陸費逵與舒新城、陳潤泉等人商討營救辦法，設法營救，并送款給其家屬相助。當然，這二人既有革命黨人的政治身份，同時又與陸費逵及中華書局有關系，前者為陸費逵的學生，田漢則是中華書局員工。雖然二人所屬政黨不同，陸費逵均一視同仁，于危難之中竭力相助。

陸費逵可謂近現代職業化程度最高的出版企業家，他真正做到了以出版為志向與事業。在經營書局的過程中，他有過多次投身其他行業的機遇，但他絲毫不為所動。究其原因，這與他早年與革命黨人的交往不無關系。在他看來，以出版輔助教育，以教育改進國民與社會，更具長久之效。

3.與學生的交往

陸費逵熱心教育，出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教書，隨后又在文明書局任編輯兼任文明小學校長，及至后來成為國語專修學校校董等。因為陸費逵關注教育，并有過多年辦學經歷，他與學生群體的交往甚密，并對后輩多提攜之舉。

《申報》上曾多次刊登陸費逵參加學生活動的新聞。如1914年6月28日，陸費逵與范源濂一起參加梵王渡約翰大學畢業典禮。又如同年7月15日，陸費逵與伍廷芳、唐紹儀、丁榕等參加環球中國學生會組織的茶話會。類似活動，還有同年8月11日與中華書局全體員工一起歡送清華大學遣送美國留學生等。此類活動亦是知識分子的聚集地。陸費逵參加學生活動，看似僅為自己的興趣所致，其實還體現了他對新興知識群體的關注，熟悉學生動態的同時亦為中華書局日后招人打下基礎。許多學生一經畢業便被招進中華書局，如周憲文回憶：“我在日本京都大學一經畢業，他（陸費逵）就約我去當編輯，主持新書的出版?！?/p>

除此之外，陸費逵還多次前往學校作演講，將自己對教育、書業、乃至人生經驗的理解告知學生，如《書業商之修養》一文便是陸費逵在國專夜校的演講稿。

二、陸費逵的經濟生活

1.薪資

經濟收入是維持日常生活的基本條件，中華書局前編輯錢炳寰曾對陸費逵自創辦中華書局以來的月薪有過詳盡的論述，如表1。

中華書局是一家集出版、發行、印刷于一體的復合型出版企業，稍加不慎，便可能使這個龐大的企業陷入危險境地。中華書局的經營管理也曾遭遇困境，尤其是1917年發生的“民六危機”。當時企業資金周轉失靈，幾至倒閉。后來經過多方籌集資金，對中華書局內部進行革新整頓，一年內企業轉危為安。而此次危機事件對陸費逵本人的薪資以及整個企業的經營管理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由表1所示，“民六危機”發生以后，陸費逵辭去局長的職位，改任司理，停支薪金，只得每月100元的公費。一直持續到1922年，公司才恢復他的月薪。之后，隨著中華書局的經營狀況逐漸向好，陸費逵的月薪也隨之上漲。但實際上，1922年，陸費逵200元的月薪仍低于編輯、印刷、發行三所所長。同年，王云五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月薪已達300元。相比于其他出版企業高級管理層，陸費逵的工資并不算多。

2.消費

衣食住行消費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內容，它們往往能夠反映一個人的生活作風。閱讀相關文獻，不難發現，陸費逵的個人生活幾乎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儉樸。作為中華書局的總經理，他從未像其他大資本家一樣過著縱情享樂、奢侈糜爛的生活。相反，陸費逵極其推崇“勤儉”的生活方式，不僅從小教育子女過艱苦樸素的生活，還在所寫的文章、所作的演講中多次強調節儉的重要性。如在《實業家的修養》一書中，陸費逵將“勤儉”列為實業家的必備素養之一，他在文中寫道：“生計裕于節儉，而窘于奢侈”，非保持簡單樸素的生活作風，決不能致富。

陸費逵也曾經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描述。在衣著服飾上，“衣服也很隨便，新的衣服總不愿意穿，常常放在箱子里，放舊了才穿”，導致他的女兒“女扮男裝”，總是穿哥哥嫌小的衣服。在飲食上，陸費逵對1921年以前的生活有所回憶“有時無暇，便吃幾片冷面包;或買二十文的粥，十文的蘿卜干，也就是一頓”，他那時已是中華書局總經理，但因忙于工作，吃的東西卻與普通群眾無異，甚至更差。在交通行旅上，中華書局第一個坐小轎車的人是印刷所王瑾士，而非總經理陸費逵。為了獎勵王瑾士在業務上的貢獻，陸費逵特地購買小轎車供他代步。

陸費逵以出版為志業而非賺錢的平臺，這從他的個人收入中可見一斑。中國近現代出版人群體中，汲汲于發財的不在少數，但陸費逵能夠以事業心凌駕于生意心態之上，這是十分難得的。韋伯認為清教徒在經濟生活上的苦修是一種基于宗教倫理的事業心態。本文據此認為陸費逵在經濟生活上的克制亦是基于教育救國的出版心態。

三、休閑娛樂生活

1.生活作息

相對于較為豐富和全面的張元濟出版生活史資料，陸費逵留給后世的研究資料不算多，但從陸費逵所作的某些文章也能窺探其生活習慣一二。在《實業家之修養》一書中，陸費逵詳細地描繪了自己的日常作息，現將其整理為表格如表2。

從表2可見，陸費逵的生活作息體現了良好生活制度的特點：在嚴格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各項活動內容。而陸費逵則將自己的生活作息歸結為遵循“節嗜欲、培精力”的方法和準則，通過“早起、少食、運動”助以“空氣、日光、冷水”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延長腦力勞動時間。陸費逵堅持數十年這樣的生活作息后，效果十分明顯：“身體較強，疾病既少，亦堪耐勞”。

2.讀書與游戲

在精神娛樂上，陸費逵自幼便養成了每天讀書的習慣，讀書被他視為自修的重要途徑。作為中華書局的總經理，陸費逵雖然應酬眾多，社會活動頻繁，但他從未忘記作為編輯的本職工作。中華書局在《申報》上刊登的新書廣告中，陸費逵以編輯和校對的角色出現的頻率相當之高。編輯工作的特性決定了編輯必須具備相應的文化素養，也因此，陸費逵在創辦中華書局后，“計劃編輯、校閱稿件和作論文，永不間斷”。閱讀豐富知識儲備，鍛煉思想活力，同時為其與書業同人開展人際交往打下基礎。

在休閑娛樂上，陸費逵曾提到自己“間亦作極小之樗蒲戲” 以及“偶作葉子戲”。樗蒲戲，大概是一種棋類游戲，葉子戲則是一種紙牌游戲，這兩種游戲都是賭博性質的游戲。但由于年代久遠，這兩種游戲具體是以何種形式呈現已經無所考據。玩賭博游戲需要冒險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陸費逵的精神氣質。正是因為陸費逵敢于冒險，押寶于“革命必當勝利，預先準備教科書”上，中華書局才能開局便取得先機，在出版業站穩腳跟。而這類娛樂身心的小游戲在中華書局業務擴大后便完全斷絕，舒新城曾感嘆：10年前尚有竹林戲（或為“葉子戲”異名游戲）為生活之調劑，10年來，病魔纏繞而責任尤重，及至竹林戲亦完全斷絕，一日20小時中，幾乎全在事業打算上生活，于是精神苦而身體亦虧矣。陸費逵為中華書局嘔心瀝血至此，將全部精力投入企業的經營管理過程中，以至于連一點小愛好也被舍棄。

四、情感生活與宗教信仰

1.婚姻家庭

陸費逵對于戀愛婚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愛之不可害之，愛人不可害己”，大意為男女雙方決定步入婚姻需具備一定的承擔能力，要有責任感，不可兒戲，否則便是害人害己。陸費逵曾有過兩段婚姻，第一任妻子高氏因病去世，后續娶楊氏，兩次婚姻“都覺著非常美滿”，“妻子也信任（我），毫無誤會”。對于子女，《申報》曾刊登過畫家俞劍華一篇名為《伯鴻夜宴記》的文章，其中寫到陸費逵照顧子女的語句：“席間伯鴻之一子二女。另坐一席。每一菜至。伯鴻先為其子女布送。且極均勻?！?由旁觀者視角便可看出陸費逵舐犢情深，且沒有偏袒私心?！靶庞靡獜募彝チ⑵稹?，方能在社會上立足，陸費逵將這種責任感帶到出版工作中來，他曾痛斥書業商出版“惡書”的現象：“如以誨淫誨盜的書籍，供獻于世，則其比提刀殺人，還要厲害……惡書之害，甚于洪水猛獸，不知害多少人?！必熑胃畜w現著最基本的職業精神。特別對于出版這一文化傳播事業來說，編輯在進行出版工作時，需要牢記出版者的社會責任，將出版的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2.宗教信仰

陸費逵的日常生活中帶有較為濃厚的佛教色彩，他信佛、迷信風水在當時滬上出版界是廣為認知的。一個突出表現是1917年他與楊璇、俞復、丁福保等人組織了 “上海靈學會”，專門研究人鬼生死問題，設從事扶乩的“盛德壇”，并于次年開始出版會刊《靈學叢志》?！鹅`學叢志》標榜結合中西文化的學術研究，采取會員付費制運作，借助中華書局的業緣關系與無錫的地緣關系，將各會員聯系在一起。

對于陸費逵本人來講，他此時正在遭遇人生中極大的坎坷?！懊窳C”發生后，陸費逵被以挪用資金之名控告，關進牢房，吃過一段官司。心情苦悶卻又無法排遣（遭誤會，任司理，無薪金）。作為中華書局的“家長”，陸費逵對中華書局抱有強烈的責任心，事后他將“民六危機”的原因很大部分歸結于自身的缺點：經濟缺乏、經驗不足以及能力不足。雖然陸費逵也曾說及自己具備“忍耐”的精神，不管發生什么事都忍耐得住，但一方面是中華書局經營狀況堪憂，另一方面是自己蒙冤入獄，遭此打擊卻只能責怪自己能力不足、辦事不力，因此他開始信仰鬼神之理，借其解釋人生所不能用科學解釋的現象，以求得心靈上的慰藉和解脫。有趣的是，民國初期，推崇鬼神信仰的并不只是上海靈學會一家，靈學研究作為一種社會思潮，體現了“道德救世”的傾向，不少知識分子“希望在東方的精神文明之中尋求出路”。在幾種原因的共同交織之下，陸費逵有此信仰也就不足為奇了。

五、結語

中華書局是民國時期極富盛名的出版機構，其在促進教育現代化（主要是中小學教育）方面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而陸費逵作為近現代中國杰出出版人，也是受到世人認可的。中華書局的“現代性”與陸費逵的生活史之間存在著較強的耦合效應。

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有四個維度：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監督體系、軍事力量。其中前兩項要素與企業關涉較深。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對封建主義的結構，伴隨而來的是人性的張揚和對自由的追求。愛森斯坦認為印刷機械是西方文明現代性的重要發動裝置。陸費逵的日常生活中有較為強烈的現代性因素，譬如養成喝牛奶的習慣、關注西式教育等。從全息論的視角出發，這些生活方面的“現代化”勢必對陸費逵的出版實踐產生正向影響。但是，他的出版生活中也帶有較為濃厚的傳統元素，如重視家長制，這種特質也被帶入中華書局中，以至中華書局的企業文化被同行戲稱為“家文化”。當然，制度的創新必然是有所傳承的創新，中華書局的企業文化被實踐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文化。

此外，陸費逵在經濟生活上的苦修主義與西方企業家所奉行的新教倫理有著內在的相似性：即均將苦修作為實現事功的必要手段，而享樂則是實現事功的障礙。陸費逵將這種苦修精神也貫徹到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突出表現就是他對待工人罷工時采取強硬態度，也許內心里他希望工人既能體諒他追求出版事功的苦心，更能與他一道在經濟生活上貫徹苦修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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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系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