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山西花鼓類“非遺”舞蹈保護的思考

薛 莉

前 言

山西有著深厚悠久的鼓舞文化，并從中孕育出很多鼓樂形式，其中花鼓是兼具鼓點性和舞蹈性的一種有較高表演難度的鼓樂類舞蹈形式。從花鼓的歷史信息來看，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第十二窟前室浮雕造型中的花鼓形象、傳承人口中傳唱了三十多代的花鼓歌謠、記載花鼓相關故事和民俗活動的地方縣志［1］774等，均說明了這項藝術的歷史厚度和文化深度；從花鼓的原生環境和狀況來看，根據20世紀80年代《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 · 山西卷》的普查信息記載，當時山西晉南地區30個縣中24個縣有花鼓表演，其中僅萬榮一個縣17個鎮中就有308個村有花鼓隊［1］599，這種播布數量上的廣度和高度佐證了花鼓在山西的藝術地位和受眾基礎；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當代視角來看，第一批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翼城花鼓和第三批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萬榮花鼓、稷山高臺花鼓、土沃老花鼓，從保護級別和數量上說明了花鼓類傳統舞蹈在山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代表性和重要性。因此，深入研究山西花鼓類“非遺”舞蹈在當代“非遺”保護中的問題，并針對問題進行分析和思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筆者對山西花鼓類“非遺”舞蹈保護問題的研究，源自2018年采錄山西花鼓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時對2008年翼城花鼓傳承人口述資料進行整理，發現了關于“傳統的東西不能用了”“你們看到的花鼓并不是花鼓”之類的觀點，這讓筆者開始質疑以翼城花鼓為代表的花鼓類“非遺”舞蹈現有形態的原真性。于是尋找花鼓原生形態的相關資料成為筆者的首要任務。筆者首先對《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 山西卷》中記載的翼城花鼓動作進行復原，形成復原動作36套、復原照片147張，復原過程視頻記錄8小時；其次搜集上一輩代表性傳承人相關信息，其中搜集到花鼓明星張增發和萬榮花鼓傳承人田金川在1960年電影《紅花遍地開》中表演的花鼓視頻，以及翼城花鼓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楊作良2008年的排練視頻，還有相關口述音頻5小時；最后采訪了《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 山西卷》中負責編寫花鼓類傳統舞蹈的謝靜珊和呂良。專業舞蹈演員出身的謝靜珊在1957年曾和張增發學習過花鼓，從藝已有70年的呂良在1956年曾帶隊前往萬榮縣南景村和田金川學習花鼓。在采訪中他們反復強調“花鼓太難學，一般人真學不會”和“現在都是花架子”的問題?！半y學”“花架子”這些專家口中的關鍵詞成了筆者解開這項“非遺”保護問題的鑰匙。一直以來，我們都在用舞蹈思維考察山西花鼓類“非遺”舞蹈的外在形態，對相關口述資料的分析也偏重于歷史文化、形態特征等，殊不知表象之下卻是“花鼓打不響”“花鼓打不花”“鼓與舞分離”的核心問題。（圖1為山西大同云岡石窟花鼓形象。）

圖1 山西大同云岡石窟花鼓形象（拍攝者：呂良）

一、“響”是花鼓類“非遺”舞蹈保護的根

“響”主要是指無論敲擊單鼓還是多鼓，無論敲擊身體哪個部位的鼓，都要達到“鼓鼓都要響”的效果。在傳承人的語境中，“響”是“點點不漏”“每一槌都要打響”“鼓鼓都能打到”的技術準則；在歷史傳承的行規中，“響”是“花鼓都是自己打出來的實點”“花鼓不打空槌”的傳承古訓。與此相對的“不響”，即打空槌，是利用助鼓、幫鼓等方式代替花鼓舞蹈演員敲擊鼓點的方法。于是，在“響”與“不響”這兩種表演方式下，便形成以鼓點敲擊為主帶動肢體運動和以肢體運動為主弱化鼓點敲擊的兩種形態。所以“響”和“不響”看似是鼓的事情，和舞蹈沒有關系，但是它卻決定著舞蹈動作的質感、力度與規范，也決定著這項遺產在傳承中的原真性，可以說“響”是花鼓類“非遺”舞蹈保護中的根。

由于歷代傳承人都遵守著這樣的行規或者說原則，所以花鼓打了50年的楊作良最多只打過三鼓，人稱“花鼓十三紅”的張增發最多也只打過五鼓。但是，今天忘記行規的花鼓從“鼓鼓都要響”的限制中解放出來，所以我們看到舞臺上一群七八歲的孩子已經可以打七鼓，看到學校傳承中孩子們只拿鼓槌不系鼓的練習方式，看到花鼓的舞蹈姿態豐富多樣鼓點卻打不響的現狀。顯然這種“解放”讓花鼓從一種動作與節奏合一的藝術表達變成了道具擺設。所以我們丟掉的不僅僅是傳承人的叮囑，還丟掉了花鼓的“真本事”，丟掉的是花鼓“冬練三九，夏練三伏”才可實現的藝術高度與花鼓“只打實點不打空槌”的傳承精神。

圖2 翼城花鼓表演（拍攝者：呂良）

因此，我們在花鼓類“非遺”舞蹈的保護中應該優先對鼓點進行學習和練習，不能急功近利從外在動作學起，而是要實實在在練就一身打花鼓的功底。在面對多鼓敲擊時，也不能只追求數量上的優勢。關于這一點，張增發的徒弟王錦就曾指出，當前多鼓敲擊的問題，“不管背幾個鼓，都是一個修飾，打的話只是一個響”。所以，上一代傳承人這種多鼓敲擊且鼓鼓都要響的表演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它一定是花鼓表演中少數人才能掌握的絕技，但是今天我們用幫鼓、助鼓的方式使其實現“人人都能打”的效果，那么還有誰會愿意通過勤學苦練來傳承這項技術呢？所以表面的動作傳承和幫鼓、助鼓以及現代音樂背景的代替只會讓這項絕技逐漸失去魅力和色彩進而退出舞臺。（圖2為翼城花鼓表演。）

二、“花”是花鼓類“非遺”舞蹈保護的味

“花”在翼城花鼓國家級傳承人楊作良的語境中是“什么叫花鼓，如果你打的不花，那就不叫花鼓”，這里“花”主指鼓點敲擊要花哨。在萬榮花鼓國家級傳承人王企仁的語境中是“記住鼓點敲響鼓，任你跳來任你舞”。這里的“花”主指在敲響鼓點和打對節奏的限定中高度自由的舞蹈狀態和形態。因此，花鼓中的“花”既是鼓點敲擊的一種技術技巧，也是在敲擊鼓點時手腕、手臂與身體動作在打響花鼓基礎上所呈現的花哨的舞動姿態，同時還是花鼓敲擊中舞者高度自由舞動時表現出的一種境界、風格、味道。

2008年，國家級傳承人楊作良等人針對翼城縣文化館創作的花鼓作品中存在花鼓打的不花等問題進行過多次發聲。他們反復強調，“花鼓的效果就是鼓碎，打的花”“孩子們的手上功夫還是不行，花鼓打的不花就打不出韻味來”?；ü乃囆g的風格特征就是在花哨的鼓點中體現身體姿態的舞蹈動律，那是在鼓點敲擊已經熟練于心后身體高度自由的情感表達和自然生發。只要鼓點敲擊的節奏和位置是準確的，舞者便可以根據自己的心境隨時變換舞蹈的狀態和情緒，這是一種活態的花鼓表達。之所以當代花鼓不“花”，是因為我們打不“響”了，更打不“花”了，我們只能從動作上的模仿來增加相似度，而這種外在模仿缺失的是內在靈魂的舞動和迸發，自然無法將花鼓的韻律和味道體現出來。

那么，通過傳承人用內行看門道的視角針對“花鼓不花”的發聲和花鼓在技巧、風格上的藝術高度，我們對花鼓類“非遺”舞蹈提出以下建議。首先，要想實現鼓點花哨的效果，靠目前這種大眾傳播方式是無法實現的，因為當下花鼓類“非遺”舞蹈大眾化傳承的核心動作以簡單易學為目的，缺乏對傳統花鼓技藝的傳承。其次，照貓畫虎的假打和花哨的表面動作更是不可取的，必須有一群真正熱愛花鼓的傳承人，通過尋找文化根脈還原鼓舞原貌，通過尋找鼓譜還原這種花哨的“鼓點節奏”，通過苦練達到這項技藝的難度和高度，從而再現鼓點花哨、動作花哨、風格花哨的歷史味道。（圖3為萬榮花鼓表演。）

三、“鼓與舞合一”是花鼓類“非遺”舞蹈保護的魂

“鼓與舞合一”是傳統花鼓中鼓樂敲擊和舞蹈動作相統一的表現形式。但是，由于鼓樂敲擊難度極高，且需要通過長時間練習才可達到一定的藝術效果，而花鼓的動作只需一周左右就可以掌握，所以翼城花鼓基地將翼城花鼓中鼓樂敲擊和花鼓動作進行分離，并強調學員的舞蹈功底，他們認為舞蹈功底好了，花鼓就可以實現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的理想狀態。在此背景下所形成的舞臺版翼城花鼓參加了第八屆中國藝術節“群星獎”，經改良后參賽的花鼓表演獲得“群星獎”金獎的事實遮蔽了鼓與舞分離的問題。

作為保護主體的翼城文化館曾于2008年表達過“花鼓其實不難”與“鼓樂需要練功夫，花鼓不需要”的認知。與此相反的是，在《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 山西卷》一書中負責編寫花鼓類傳統舞蹈的謝靜珊表示“花鼓太難學了，但是老藝人就是那么打”。這兩種認知的巨大差異恰恰說明，由于保護主體在花鼓核心技術認知上的偏差，造成了鼓與舞的分離。而當時傳承人提出“姿勢到了鼓點沒到”“舞蹈動作多、鼓點少”等問題所呈現的就是鼓與舞分離后出現的矛盾與不協調。更危險的是，由翼城文化館推出的舞臺版翼城花鼓不但將鼓樂敲擊與舞蹈分離，還聘請舞蹈界專家對翼城花鼓的舞蹈動作進行雕琢和重塑，形成了以舞蹈姿態為主的舞臺版翼城花鼓，并且借助“群星獎”金獎的榮譽使這個版本的翼城花鼓成為當地流傳的主要形態。

從花鼓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被保護開始，如果按照傳統舞蹈的身份定位來重新認知它，那么在舞蹈的思維中重視花鼓的動作部分而弱化鼓點部分，進而逐漸將其分離的保護理念是不可取的。因為只要鼓手掌握了傳統鼓點的敲擊技法就會大大減少動作在傳承中的形態變異，反之如果舞蹈姿態脫離了鼓點敲擊的特征與要求，那么被“解放”的舞蹈動作與花鼓還有什么關系呢？所以只傳承動作而遺棄鼓點敲擊的做法就是將一個“活態”的“非遺”項目保護成了一個刻板的標本。而花鼓的“活態化”就是在千變萬化的鼓點中不斷孕育而出的，并以此為基礎產生不同的舞蹈姿態，所以在花鼓類“非遺”舞蹈保護中，切不可將鼓樂敲擊與舞蹈動作分離開來。（圖4為稷山高臺花鼓表演。）

圖4 稷山高臺花鼓表演（拍攝者：呂良）

四、花鼓類“非遺”舞蹈保護的活態化

花鼓本是一種自帶活態基因的藝術形式，世間生命的節奏都可以幻化成鼓點，而鼓點文化的差異和敲擊方式的不同又會形成花鼓類舞蹈獨特的肢體語言和表達方式。20世紀80年代，晉南地區花鼓流行“村村皆有、巷巷俱鬧、人人會敲”“記住鼓點敲響鼓，任你跳來任你舞”，這一生態環境給花鼓活態化傳承提供了更廣闊的自由空間，也正是這種自由造就了一代代擁有自身特點的花鼓明星和豐富多彩的花鼓形式。另外，“花鼓沒有歪道理”的思想理念賦予了花鼓積極、正能量的文化內涵，使花鼓不斷被人民需要、被社會需要。但是當前，山西花鼓類“非遺”舞蹈在保護中出現“花鼓打不響”“花鼓打不花”“鼓與舞分離”等問題是不爭的事實，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上述問題的呢？究其原因是由這類“非遺”舞蹈保護主體與傳承主體在對其核心技術認識上的偏差所造成的，具體而言，在于保護主體與傳承主體對這一“非遺”舞蹈核心技藝的摒棄和化難為簡的改造，盲目地用“大而簡”的文化傳播替代民間“小而精”的自主傳承，從而使得保護的對象脫離了原生環境和文化。

在保護花鼓類“非遺”舞蹈的工作上，有一些老藝人堅持得很好，例如山西絳州鼓樂國家級傳承人郝世勛，在過去的30年里，他帶領絳州鼓樂推出《秦王點兵》《滾核桃》等優秀作品。這些作品的鼓譜均為郝世勛在民間搜集的老譜，并由樂手用老器樂演奏出來，他想用這樣的方式還原百年前的聲音。所以，花鼓類“非遺”舞蹈的保護應該重新回歸到尊重歷史與傳承人，尊崇花鼓的傳承原則和傳承形態，遵守“花鼓不打空槌”的傳承古訓，以“鼓點敲擊花哨”為依據，以“鼓鼓都要響”為技術標準，杜絕將鼓樂敲擊與舞蹈動作分離。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花鼓原生地的文化生態保護，重新喚醒原生花鼓的民俗基礎，搶救性挖掘和培育花鼓原生地的花鼓村民成為傳承的骨干力量，重新建立花鼓原生地最具有代表性的花鼓舞隊成為其傳播的主要力量，抓緊搜集和復原傳統花鼓的原生形態。

結 語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榮譽委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馮驥才先生在看了山西的絳州鼓樂后說：“你們打的不是鼓，你們是在打我的心，你們把中華民族的豪情打出來了，這鼓聲是中華大地的聲音，是我們中華民族生命深處的聲音?！笔堑?，山西的花鼓是將生命旋律的內在節奏和外在動態同時表達出來的藝術形式，它在聽覺上啟人心智，在視覺上振人心神，它是歷代花鼓傳承人在勤學苦練和技藝精湛中鑄造的藝術精華。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反思山西花鼓類“非遺”舞蹈的保護問題，不斷追問自己：我們曾經做了什么？我們能為它做什么？我們該為它做什么？最后，希望通過對山西花鼓類“非遺”舞蹈保護問題的思考，觸類旁通，以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我們的“非遺”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