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發展與安全關系的變遷

李文良

2018年中國國家安全十大事件折射發展與安全的辨證關系

2014年，習近平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把發展與安全的辨證關系概括為“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2018年中國國家安全十大事件折射了發展與安全的辯證關系。

一方面，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發展表現在中國綜合國力、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法治和社會治理等各個方面，正是這種全面發展，為國家安全奠定了夯實的基礎，從2018年中國國家安全十大事件這個微觀視角來看，也正好佐證了這個的真理。

中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高于同期美國18%的貢獻率。從產業競爭力看，2014年我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制造業產值份額上升至25%，自2010年起穩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國之位。從科技實力看，科技經費投入規模位居世界第二，科技人員規模位居世界第一。從設施看，高速鐵路營業里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4G網絡規模、互聯網用戶規模均位居世界第一?？梢哉f，無論是“中國首艘國產航母試航”還是“中央軍委南海閱兵”事件都是中國全面發展的彰顯和結果。而這兩大事件被公眾選定為十大安全事件之二，對于維護國家安全特別是海洋安全和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進，特別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相互促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通過并公布施行應然而生，這必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日益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的必然結果?！啊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通過并公布施行”事件 被公眾選定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凸顯法律對國家安全特別是政治安全的保障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不斷深入發展，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進一步完善，在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既是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的必要措施，也是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不斷提升的結果?！爸泄仓醒雵鴦赵喊l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事件被公眾選定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凸顯黨和政府對國民安全的重視。

改革開放，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日益強盛，特別是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日益完善，為了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現代化武裝警察部隊，高效完成新形勢下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使命任務，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對武警部隊改革作出了重大決策部署，調整武警部隊指揮管理體制，優化力量結構和部隊編成?！拔渚筷牳挠牲h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事件 被公眾選定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凸顯武警部隊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發揮的獨特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得到極大保障，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崔永元屢揭娛樂圈最高法等多重黑幕正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和人民參與政治的集中表現?！按抻涝獙医見蕵啡ψ罡叻ǖ榷嘀睾谀弧笔录还娺x定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凸顯廣大人民群眾國家安全意識的提高，和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義務的決心。

另一方面，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由于在發展過程中我們沒有重視國家安全意識的提高和不斷提升安全能力，安全事件時而發生，對我國國家安全造成諸多挑戰。

中美建交近40年來，中美經貿合作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度交融的格局。根據中國有關部門統計數據，2017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5837億美元，是1979年建交時的233倍，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7倍多。正是中美雙方經濟良好的發展勢頭，使一些專家學者和官員安全意識淡薄，沒有強化安全能力，未能防患于未然，當美國挑起貿易摩擦、沖突時，大有措手不及之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美貿易摩擦是中國安全能力弱化的結果。伴隨中美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 “中美貿易摩擦”事件被公眾選定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凸顯公眾對大國關系惡化對我國國家安全帶來挑戰的關注。

“加拿大拘留華為CFO孟晚舟”其實質是中美貿易摩擦的繼續和擴大，是美國對中國高技術產業，特別是高技術企業的全面打壓和遏制的集中表現?！爸忻蕾Q易摩擦”事件被公眾選定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充分說明我國高科技領域發展缺乏安全意識，不注重安全能力提升，最終會釀成安全事件，對我國科技安全、經濟安全和國民安全造成嚴重挑戰。

作為與老百姓生命和健康安全緊密相關的領域，疫苗行業在生產、運輸、儲存、使用等任何一個環節都容不得半點瑕疵，需要政府監管部門嚴格監管和治理，然而，“長春長生疫苗事件” 被公眾選定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凸顯該領域重發展輕監管，安全能力不斷弱化，最終演變為安全事件，極大損壞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

客觀地講，基因編輯技術作為一項革命性技術正在推動著生命科學研究發展，但其應用安全性尚有待于進一步全面評價，如何審慎使用該新興技術關系到人類健康和長遠福祉?！盎蚓庉媼雰涸谥袊Q生”事件 被公眾選定為十大安全事件之一，凸顯民眾對人類安全和科學倫理的關注。

改革開放40年，官方“發展與安全”關系的認識變遷

總的來說，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對“發展與安全”關系的認識，經歷了“割裂-關聯-辯證”的演變過程。

（一）重發展輕安全：割裂二者聯系階段（1978年—2003年）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政府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上來，開創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發展，對于國家安全問題則關注度有限。1983 年，中央政府首次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使用了“國家安全”一詞。1986 年，中共中央首次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提及“國家安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報告《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中首次出現“國家安全”術語。1993 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出現2 次“國家安全”。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只是使用“國家安全”的術語，對國家安全的內涵根本沒有界定，甚至用“安定團結”、“社會政治安全”、“祖國安全”等術語來表述“國家安全”的內涵。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中共十二大報告中的“保衛祖國安全”以及中共十三大報告中的“維護安定團結尤為重要”等等。

（二）以發展為主安全為輔，強調二者的關聯性階段（2003年—2012年）

2003年9月1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志在國家行政管理學院省級干部管理創新與電子政務專題研究班上作了《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實現政府管理創新》重要講話。他說：“非典疫情的發生和蔓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要在繼續加強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更加重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中央政府強調重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標志著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開始把發展與安全統籌來考慮，因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必然涉及諸如社會安全治理和國防、公安和情報等公共物品的提供等安全問題。

2002 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國家安全觀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面臨的安全形勢是“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這表明非傳統安全因素納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視線。2004 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再一次提出“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中共十八大又把非傳統安全問題擴展到“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網絡安全”，這標志著中共中央國家安全觀逐漸由傳統安全觀向非傳統安全觀轉變。這種國家安全觀的轉變，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全面審視國家安全問題，并對發展與安全關系的認識產生重要影響。

2006年以后，中國國防白皮書和黨的重要文獻開始進一步把發展與安全統籌考量。 2006年國防白皮書指出：“中國依據發展與安全相統一的安全戰略思想，……統籌發展與安全、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發展利益”。 “統籌發展與安全”第一次成為官方文件中的正式用語。2010年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共十七大報告和十八大報告把強調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把發展與安全并列開來，進一步突出發展與安全的關聯性。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已經開始把發展與安全關聯起來，但強調發展與安全二者的地位非平等性，即以發展為主安全為輔。

發展與安全并重，強調二者辯證關系（2012年至今）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戰略思想。習近平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中，習近平第一次完整闡述了發展與安全的辯證關系。他說：“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富國才能強兵，強兵才能衛國”。2018年4月，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再次強調“必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既要善于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進一步強化“發展與安全” 的辯證關系。

中共十九大報告不但繼續強調“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而且把“統籌發展和安全”上升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進而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辯證地思考發展與安全的關系，把發展與安全置于相等的地位，發展與安全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作者系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