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當街

余鶴齡

鄉下人興趕集，在江西崇仁一帶，管趕集叫“當街”。小時候父親帶我去當街，走的還是彎彎的山路。

同村的大伯挑著籮筐，大娘大嬸提著竹籃，籮筐里裝著蔬菜，籃子里裝著雞鴨。而我父親總是推著一輛古銅色的獨輪車，兩邊各放一只麻袋，袋里裝著紅薯、芋頭、茄子和辣椒。奔波的人群中，扁擔籮繩“嘎嘰嘎嘰”地響，公雞母雞“稀里嘩啦”地掙扎，獨輪車兒“吱呀吱呀”地唱，喚醒了沉寂的山谷，驚飛了樹上的小鳥，好一首鄉村農民趕集的合奏曲。那時的我，時而跑左，時而跑右，總愛隨手折來路旁的野花兒插在車頭上。

所謂“街”，其實只不過是一條長百把米、寬三四米的老巷子，那鋪在地上的麻石板和被車輪輾出的道道深痕，見證著小街的古老和歲月滄桑。街兩邊灰色木屋的檐口，似乎大人縱身一跳就能摸到，而這條古老的街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卻是全鄉（當時稱“公社”）的經濟交易中心。趕集的農民都是步行而來，他們衣著樸素，許多人衣服上還打著補丁，只有少數穿著花衣服、扎兩條長辮的姑娘，給這小鎮帶來亮麗的色彩。但最吸人眼球的還是偶爾來了位穿藍中山裝、推著自行車的人，聽說他是“國家干部”，最起碼也是村干部，我們這些種田人哪里買得起那么貴的車，更何況市場上的自行車很是緊俏。

轉眼到了70年代后期，我由山娃娃長成了小伙兒，因為初中畢業能寫會算，當上了村小組的出納。到了我們這一代，村村堡堡都有了沙石公路，家家的獨輪車都換成了兩個輪子的大板車，可村上的自行車還是很少。

說來也巧，有一年秋天，鎮上的供銷社分配給村委會一張“永久”牌自行車票證，而且是載重的，固然受人喜歡，七八個村小組的出納都想要。村委會便快刀斬亂麻，所有村小組的出納都來抽簽，誰抽到就歸誰。真是謝天謝地，幸運偏偏降臨在我頭上。當時買一輛自行車要130多元錢，這可是個大數字，可我還是湊齊了這筆錢，買下了有生以來的第一輛“愛車”。從此它載著我來去一陣風，辦事效率自然高，在趕集之日，我總是騎著車到鎮上出出“風頭”，瀟灑一回。

可時間一長，母親卻沖我發起牢騷來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都二十五六歲的人了，還不想辦法成個家，總是跑來跑去像什么樣，能跑一個老婆來，那才是本事呢！

說本事談不上，卻遇上了好運氣。那天我從鎮上正準備回家，有位鄰村的姑娘竟然攔住了我，她說和我同路，要我順路帶帶她。

帶就帶吧。她的長相還不錯，鵝蛋臉、細身材，特別是那雙水汪汪的眼睛，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就這樣我們一同上路，一邊談一邊笑。當時鄉村的自行車還很少，更何況是小伙子帶著姑娘，真是“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好不吸引田間干活人的目光。就這樣我帶了她一次又一次，感情也越來越濃，后來，她終于把我領進了她家向其父母介紹。

她父母見我這輛閃亮的自行車欣喜得睜大了眼，說我能寫會算家庭也算富裕，又有多少人買得起自行車？她父母的支持使親事進展得很順利，沒多久，我便用這輛自行車風風光光地把她娶進了家，她就是我現在的老伴兒。

時光的駿馬載我跨過世紀，古老的小鎮早已經是高樓林立、街面寬闊、店鋪整齊、貨物琳瑯滿目，街道上早已沒有了那些穿廉價花衣、梳兩條辮子姑娘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姑娘們穿戴高檔服飾，留起了隨風飄逸的“馬尾巴”。到了我兒子這一代，家里原來的土墻屋早已換成了小洋樓，兒子辦起了企業，還娶了個不錯的媳婦，出門就開著“寶馬”牌轎車。兒子媳婦都還孝順，經常用轎車送我老兩口去當街，真是一路春風一路歌，小車平穩地行駛在平坦的瀝青路面上。

三代人當街三個樣，年近七旬的我目睹了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切均得益于黨和國家實施的“強農、惠農、富農”鄉村振興戰略。想當年，我只能用一輛自行車把老婆領進門，可現在，兒子是開著豪華轎車把對象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