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反恐形勢及區域合作

李旭杰 朱思銳 徐梓涵 蔡澳

摘 要：多年來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反恐合作成效明顯，但仍有許多方面需要加強。文章從當前東南亞地區的反恐形勢出發，結合我國和東盟國家多年的反恐合作，對未來的區域化反恐提出進一步的構想。

關鍵詞：東盟國家;反恐合作;未來發展

一、東南亞地區反恐形勢

“9·11”后的十多年來，東南亞各種暴恐事件頻發，東盟十國中，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恐怖活動集中，在美國對阿富汗長達10年多的反恐活動中，許多恐怖分子逃到東南亞，他們與當地的恐怖組織相互勾結，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發展為成熟的勢力，使得東南亞的恐怖主義更加全球化。

印度尼西亞已經成為東南亞恐怖活動重災區，印度尼西亞是東南亞人口最多的國家，社會和經濟極不穩定，宗教分裂活動頻繁，給恐怖主義活動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空間。印尼伊斯蘭祈禱團一直與基地組織聯系密切，基地組織向伊斯蘭祈禱團提供大量資金支持，伊斯蘭祈禱組織則通過基地組織獲取技能上的培訓。

二、東盟國家的反恐協作

東盟的建立為討論各國的分歧提供了一個和緩的氣氛，2003年東南亞反恐中心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成立。2007年，在第十二屆東盟峰會上，東盟國家簽署了《東盟反恐公約》，這是東盟國家簽署的所有公約中第一份具有法律效益的公約。

東盟各國意識形態各異，民族文化差異較大，對恐怖活動的定義不盡相同，《東盟反恐公約》的出臺為東盟的聯合反恐活動明確了具體的目標和方向，推動了東盟與區域外國家的反恐協作，但依然存在以下問題：

（一）東盟一體化正在形成中，多邊合作機制仍不完善，《東盟反恐公約》雖然為東盟反恐行動確定了框架，但此運行機制只是建立在各國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出臺的文件一般沒有強制約束力，行動較為松散。

（二）在多邊反恐中，美國等大國為了擴大各自政治利益，分別加大了對東盟地區的介入，例如美國與菲律賓簽署了《訪問部隊協議》，允許軍方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美國的軍艦可以?？糠聘劭诩懊儡娚习对L問。

（三）在應對反恐態度上，由于東盟國家意識形態和民族問題不同，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持積極態度，印度尼西亞、泰國則認為自身并無較大恐怖主義威脅。

三、東盟—中國的反恐的合作

在《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指導下，我國積極同東盟各國深化反恐工作，尋求在反恐怖領域的地區和國際合作，2002年，我國發表了“中國和東盟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聯合聲明”，以打擊恐怖主義、武器走私等跨國犯罪。中國積極參與東盟框架下的地區論壇、東盟峰會、東盟防長擴大會及中國與東盟防務與安全對話，開展安全合作多年來，中國對東盟國家累計舉辦禁毒執法、刑事技術、海上執法、出入境管理、網絡犯罪偵查等各類培訓班，共邀請4000多個東盟成員國執法官員參加培訓。

中國積極參與計劃的制定，貢獻中國智慧。通過連續多年的不斷努力和“10 + 3”跨國犯罪部長級會議的支持，中國-東盟自貿區法律事務論壇成立，東盟地區論壇在反恐領域進行一系列的交流深入推進了司法合作。

區域層面上，2015年APEC峰會通過了《亞太經合組織反恐和安全貿易戰略》，旨在為亞太經濟發展掃清壁壘，會議特別強調了在打擊恐怖主義集資融資方面的合作。在雙邊合作方面，中、老、緬、泰四國湄公河聯合巡航執法是一個較為成功的例子，并于2011年發表了“聯合聲明”，旨在加強湄公河流域執法安全合作。

在中國積極投身東南亞地區反恐合作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多年來，美國，俄國，印度和英國都曾強行介入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事務，反恐合作夾雜著大國的政治意圖，鑒于目前周邊還對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持有疑慮，中國有必要在與東南亞國家“增信釋疑”上做出進一步的努力，在復雜的非傳統安全領域上實施預防性外交，改變地區論壇的低效率，同時也為將來在敏感問題上積累外交經驗。

各國對于恐怖活動的界定不統一，國際反恐存在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一的現實情況。東盟許多國家都缺少有關反恐的法律，《反恐法》必須明確恐怖活動的范圍，中國反恐怖法可以吸收恐怖活動犯罪的國際條約。在與東南亞各國的多邊反恐協作中，加強司法領域的溝通，學術培訓，警務合作是國際合作司法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有利于日趨復雜的恐怖主義問題簡單化，成立若干國家警察的聯合體，將警察聯合體納入反恐合作的組織框架，以便于跨國偵查、取證、緝拿逃犯、遣返犯罪嫌疑人、查找、傳遞證據等事務的開展。

在云南國際化大通道的建設過程中，國際恐怖主義借助這一國際大通道的便利進行恐怖活動的可能性會增加。要做好防范和應急預案，密切多邊框架下的軍警交流，情報搜集等工作，不定期組織實施聯合演習，提高戰備意識和高效反應能力。

切斷恐怖組織的資金供給，當前犯罪收入日益成為恐怖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毒品走私為恐怖主義提供大量資金來源，并且來源還包括敲詐勒索、綁架、走私和販運?！堵摵蠂驌艨鐕薪M織犯罪公約》是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第一份刑事法律文件，《公約》規定，有組織犯罪的基本特征包括四種行為：犯罪活動、洗錢、腐敗和阻撓司法機關。我國可以借鑒此框架公約，建立和完善監督管理機制，監測和控制各種形式的洗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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