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標導向與代際社會流動——一個能動性的視角

王 寧 馬蓮尼

(中山大學 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一、問題的緣起

代際社會流動研究不但要探討“多少人”(總流動率)在流動，而且要回答“哪些人”在流動的問題。工業化-現代化理論和體制轉型理論從宏觀角度試圖回答前一個問題。隨著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以及政經體制的轉型，社會流動機會總量(總流動率)增加，階層地位獲取也從先賦原則轉向績效原則[注]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還是流動?——當代中國階層結構變遷四十年》，《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階層再生產理論則從微觀角度回答后一個問題。按照這一理論，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較高階層地位獲取機會。處于較高階層地位的父輩，可以借助自身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優勢，讓子輩獲得較高的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從而相應地獲得較高的階層地位，促成階層地位再生產[注]布爾迪厄：《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李煜：《制度變遷與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中國城市子女的教育獲得(1966—2003)》，《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李路路：《再生產與統治——社會流動機制的再思考》，《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

根據上述這些理論，出身低階層家庭的子女向上的社會流動(階層流動)，主要發生在社會轉型期(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和政經體制轉型時期)。到了社會常態期，階層結構已經相對穩定，代際社會流動模式就主要是階層再生產模式了[注]布爾迪約、帕斯?。骸对偕a: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邢克超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布爾迪厄：《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李煜：《制度變遷與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中國城市子女的教育獲得(1966—2003)》，《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那么，在社會常態期，低階層家庭子女還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嗎？如果還有，這些低階層家庭子女在常態時期的向上流動，是出于偶然，還是有某種機制在背后起作用？這是社會流動文獻的一個短板，也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到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按照這一理論，社會過程既受結構的約束，也取決于行動者的能動性。相應地，代際社會流動既受結構性條件的約束，也受階層能動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看，精英階層(即中產及以上的階層)成員盡管具有較為優勢的資源，但是，如果他們缺乏能動性，同樣不能確保他們子女在教育上的成功(教育是社會流動的一個重要通道)。反過來，盡管低階層家庭缺乏足夠的資源，但如果他們能充分發揮能動性，出身在這些家庭的子女也不乏向上流動的機會。

問題在于，是什么因素促成了階層的能動性？物質資源本身必然促成階層能動性嗎？未必。物質資源是階層發揮能動性的有利條件，它也更多地導致行動者的能動性，但它本身并不是能動性，也并不必然導致能動性?！案徊贿^三代”的說法，就是對這一情形的通俗寫照。既然物質資源不是階層能動性的充分條件，那么，什么因素才促成了階層能動性的發揮？

我們認為，階層能動性在某種程度上是階層文化的體現。精英階層的子女之所以有較高的概率實現階層地位再生產，不僅是因為其父輩擁有更優越的物質資源，而且是因為其家庭所具有的階層文化讓他們發揮了階層能動性。正是這種能動性，讓精英階層家庭優越的物質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梢哉f，階層能動性是精英階層子女的階層地位獲取的中介變量和必要條件。但是，關于階層能動性在社會流動中的作用，被我們忽略了。

低階層子女也可能具有階層能動性。但他們的能動性可能有兩個不同的方向：正向能動性和逆向能動性。所謂正向能動性，指的是低階層子女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充分利用公共資源等外生資源，以克服階層背景的物質資源劣勢，從而實現向上流動；所謂逆向能動性，指的是低階層子女依從某種會帶來消極后果的群體亞文化，發揮了對自身向上流動不利的能動性。例如，威利斯在《學做工》一書中就揭示了工人子弟的叛逆文化如何讓他們再生產其父輩低階層地位的過程[注]保羅·威利斯：《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子承父業》，秘舒、凌旻華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

在社會常態期，階層能動性在社會流動上發揮作用的最重要的領域之一是教育[注]劉精明：《教育與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關于中高級白領職業階層的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李煜：《制度變遷與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中國城市子女的教育獲得(1966—2003)》，《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王甫勤、時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與大學教育獲得: 基于上海市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社會》2014年第1期；吳曉剛：《中國當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與社會分層——來自“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初步發現》，《社會》2016年第3期；李忠路、邱澤奇：《家庭背景如何影響兒童學業成就? ——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差異分析》，《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4期；朱斌：《文化再生產還是文化流動? ——中國大學生的教育成就獲得不平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 期。。教育獲得是否受階層能動性影響呢？文化再生產理論肯定了這一點。例如，拉魯認為，工人階級家庭所采取的放任子女“自然成長”模式與中產階層家庭所采取的對子女的“協同培養”模式，是導致不同階層子女之間教育成就獲取差異的階層能動性根源[注]安妮特·拉魯：《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第2版)》，宋爽、張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我們認為，拉魯所說的“協同培養”可以理解成一種階層能動性的體現。很顯然，不但由于中產階層家庭本來就具有更優越的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本，而且也由于他們更充分地發揮能動性，中產階層讓其子女在學業中有更好的表現和成就[注]Dumais, S. A. (2002) Cultural capital, gender, and school success: the role of habit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1): 44-68；布爾迪厄：《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胡安寧：《文化資本研究:中國語境下的再思考》，《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

在某種意義上，階層能動性是行動者的目標導向的結果。因此，階層能動性在社會流動上的體現，在于家庭行動者具有更明確的社會流動目標。正是這種目標導向性激活了行動者的能動性，并充分利用各種可得資源和機會。而家庭為子女所確立，并讓其內化到子女身上的人生目標及人生規劃，構成社會流動上的目標導向行為。它激活了人們在社會流動上的能動性。精英階層家庭子女之所以能再生產其父輩的階層地位，就是因為這些家庭具有明確的目標導向以及更充分的能動性。與之相反，低階層子女之所以難以實現向上流動，不但是因為他們的社會流動受到結構因素的約束[注]李路路：《制度轉型與分層結構的變遷——階層相對關系模式的“雙重再生產”》，《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李路路：《再生產與統治——社會流動機制的再思考》，《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吳曉剛：《中國當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與社會分層——來自“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初步發現》，《社會》2016年第3期。，而且也與他們的能動性發揮不足有一定的關系[注]朱斌：《文化再生產還是文化流動? ——中國大學生的教育成就獲得不平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這種能動性不足的一個體現，就是人生目標比較短程和低下(目標導向性不足)。例如，威利斯的《學做工》中的工人子弟就希望盡快從中學畢業去做工人。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即使是在社會常態期，低階層子女也有可能通過發揮能動性，在家庭內生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借助對外生資源(如義務教育等公共資源)的充分利用，而實現對父輩階層地位的超越。這種能動性發揮的根源之一，在于他們的行動具有了更遠大的目標導向性，即：確立了更為遠大的人生目標及規劃(未來取向的文化)。那么，在什么條件下，低階層子女如何才能提升其行動的目標導向性，從而突破父輩的低階層結構位置的約束，就是一個有學術研究價值的問題。

本文試圖說明，盡管階層的各種資源對代際社會流動具有支配性的影響[注]李路路：《制度轉型與分層結構的變遷——階層相對關系模式的“ 雙重再生產”，《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李路路：《再生產與統治——社會流動機制的再思考》，《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吳曉剛：《中國當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與社會分層——來自“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初步發現》，《社會》2016年第3期。，能動性對代際社會流動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而能動性與目標導向性密切相關。它具體體現為人生目標及人生規劃的確立。依照階層資源水平高低和能動性高低的不同組合，我們可以把社會流動分成四種理想類型：第一，“高資源、高能動性”；第二，“高資源，低能動性”；第二，“低資源，低能動性(或逆向能動性)”；第三，“低資源，高能動性”。第一和第三種類型可以合稱為階層再生產模式；第二和第四種類型可以稱為階層流動模式(表1)。

表1 社會流動中的資源水平、能動性與目標導向性的組合類型

在表1中，第一種和第四種類型均是能動性較高的模式，第二種和第三種則是能動性較低的類型。本文將集中分析能動性分別在階層地位再生產和階層流動中的作用。不過，第二種類型(“高資源水平、低能動性”)，由于涉及向下流動(如前些年“我爸是李剛”的新聞案例)，偏離本文主題，將不在本文中進行分析。在本文中，社會流動主要通過教育獲得來說明，能動性則主要通過目標導向性來說明，而目標導向性主要體現在人生目標及其規劃的確立上。

另外還要說明的是，資源水平原本應該包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組合。按照高、中、低的分類，這三種資源將有多種不同的組合模式，但這樣一來，會使分析過程變得十分復雜。為了分析簡便，本文把資源水平主要限定在物質資源或經濟資本上，并只按二分法(高、低)分類。相應地，能動性也同樣按照二分法分類。

二、文獻回顧：目標導向與教育獲得

與社會學界較少研究目標導向與教育獲得相反，教育心理學界對目標導向與教育成就的關系展開了系統的研究，并形成了自成一體的研究傳統。這一研究傳統可以叫做“成就目標導向”(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s)或“成就目標與目標導向”(achievement goal and goal orientations)。在職業心理學研究領域，也有類似研究，即：關于職業抱負(career aspirations)與目標導向(goal orientations)的研究。所謂成就目標或職業抱負，均是一種對未來人生發展的具體目標的設定。成就目標更側重把學業表現當作一種成就來追求[注]Pintrich, P. R.；Conley, A. M.; Kempler, T. M. (2003) Current issues in achievement goal theory an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9 (2003), 319-337.，而職業抱負更側重未來的職業發展目標(如在職業中被提拔、承擔管理者角色、在職業階梯中的層級地位)[注]O’Brien, K. M. (1996).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eparation and parental attachment 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wome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48, 257-274. http://dx.doi.org/10.1006/jvbe.1996.0024.。不論是成就目標還是職業抱負，均構成人們奮斗的動力。

不論是要去實現成就目標，還是職業抱負，都涉及人們的目標導向(goal orientations)。一般來說，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目標導向[注]Dweck, C. S., & Leggett, E. L. (1988). A social-cognitive approach to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95, 256-273. http://dx.doi.org/10.1037/0033-295X.95.2.256；Elliot, A. J. (2005).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achievement goal construct. In A. Elliot & C. Dweck (Eds.), Handbook of competence and motivation (pp. 52-72).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Elliot, A. J., & McGregor, H. A. (2001). A 2×2 achievement goal framewor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501-519. http://dx.doi.org/10.1037/ 0022-3514.80.3.501；Pintrich, P. R.；Conley, A. M.; Kempler, T. M. (2003) Current issues in achievement goal theory an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9 (2003), 319-337；Sawitri, D. R. & Creed, P. A. (2015) Perceived career congruence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as a moderator between goal orientation and career aspir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1 (2015) 29-34.。第一，掌握導向。依照這種導向的人把掌握、提高和改進個人的技能和能力當作是實現既定目標的手段。技能的掌握是累進性的，可以通過努力而不斷提升和掌握；而掌握了這些技能，就能實現成就目標或職業抱負。在這里，所要掌握和精通的技能的標準，是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ced)，而不是為了與他人進行比較。第二，績效導向。這種導向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取徑(approaches)[注]Elliot, A. J. (2005).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achievement goal construct. In A. Elliot & C. Dweck (Eds.), Handbook of competence and motivation (pp. 52-72).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即：績效-進取(performance-approach)和績效-回避(performance-avoid)。采納“績效-進取”的人之所以去掌握技能，往往是為了試圖超越他人，以展示和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優越性，從而獲得他人的積極評價。這種人比較爭強好勝，往往會為自己設定較高的目標，尤其是與成功相關聯的目標。與之相反，個人也可以采取消極的回避策略(performance-avoid)，回避一些容易造成失敗的目標，以避免因為失敗而讓人覺得自己愚笨或無能[注]Elliot, A. (1997). Integrating the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approach and avoidanc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 M. Maehr, & P. Pintrich (Eds.), Advances in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Vol. 10 (pp. 143-179). Greenwich, CT: JAI Press; Elliot, A., & Church, M. (1997).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approach and avoidanc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1), 218-232.?？梢哉f，掌握導向類似于追求“內在回報”，而績效導向類似于追求“外在回報”(如名譽、聲望、他人的評價等)[注]Deci, E. L. (1975) Intrinsic Motivation. New York: Plenum.。

在最初的構想中，掌握導向和績效導向被學者們看作是同一個連續統中對立的兩級。后來，學者發現，二者可以同時共存。二者的組合模式不同，導致學生的教育成就不同。按照掌握型目標導向之高低和績效型目標導向之高低的交互組合，可以把學生分成四種類型：高掌握-高績效、高掌握-低績效、低掌握-高績效以及低掌握-低績效。從實驗結果看，第一種類型的學生的教育成就最高，第二種類型次之，第三種類型再次之，最后一種類型學業表現則最差[注]Bouffard, T., Boisvert, J., Vezeau, C., & Larouche, C. (1995). The impact of goal orientation on self-regulation and performa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5, 317-329.。

盡管教育心理學和職業心理學有關“目標導向”的研究文獻還有很多，但出于社會流動研究的目的，只須簡略提到這些經典文獻即可?？梢哉f，這一“目標導向”的研究文獻彌補了社會學界在社會流動目標、能動性與社會流動后果的關系的研究上的短缺。但是，教育心理學有關“目標導向”研究中的“目標”(成就目標)，還停留在比較具體的層次，盡管它的抽象程度高于具體的“靶子目標”(target gaols)，但依然低于“人生目標”(life goals)[注]Pintrich, P. R.；Conley, A. M.; Kempler, T. M. (2003) Current issues in achievement goal theory an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9 (2003), 319-337.。這使得這一研究文獻未能在理論上升級到社會流動的范疇。盡管如此，這一研究文獻為我們把成就目標與社會流動掛上鉤，做了鋪墊。

與“目標導向”相近的是青少年心理學的“未來導向”(future orienation)研究。學者們探討了青少年關于未來的想法、目標、期待、抱負對當下行為的影響[注]Nurmi, J.E. (1991). How do adolescents see their future?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orientation and planning. Developmental Review, 11, 1-59；Trommsdorff, G., Lamm, H., & Schmidt, R. (1979).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futur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8, 131-147.。未來導向包括動機、認知和行為等要素[注]Seginer, R. (2000). Defensive pessimism and optimism correlates of adolescent future orientation: A domain-specific analysi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5, 307-326.。是否具有未來導向，會影響青少年對當下行為的自控力，從而影響人生發展的軌跡[注]Clinkinbeard, S. S. (2014) What Lies Ahead: An Exploration of Future Orientation, Self-Control, and Delinquency,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Vol.39(1) 19-36; Robbins, R. N. and Bryan, A. (2004) Relationships Between Future Orientation, Impulsive Sensation Seeking, and Risk Behavior Among Adjudicate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Vol. 19 No. 4, 428-445.。但這一視角是個體心理學性質的，未能把個體行為與社會分層結構聯系起來。我們認為，“未來導向”范式有必要進行社會學的改造，即：納入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范疇進行分析。

盡管社會學界沒有關于目標導向與社會流動的系統研究，但社會學界也有學者注意到“教育期望與教育獲得”的問題。有社會學者發現，父母教育程度較高，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較高，并愿意為此付出更多的代價，而子女也會潛移默化地把父母的期望加以內化[注]李煜：《制度變遷與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中國城市子女的教育獲得(1966—2003)》，《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實證數據也顯示，父母對子女以及子女自己對大學教育的期望對他們考上大學有正向影響，而子女的教育期望則與家庭背景相關[注]王甫勤、時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與大學教育獲得: 基于上海市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社會》2014年第1期。。這些研究為我們提出能動性、目標導向與社會流動的研究綱領，做了很好的鋪墊。另外一些社會學者所提出的階層養育文化及階層能動性對教育獲得有影響作用的觀點[注]田豐、靜永超：《工之子恒為工?——中國城市社會流動與家庭教養方式的階層分化》，《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 朱斌：《文化再生產還是文化流動? ——中國大學生的教育成就獲得不平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 期。，也為筆者提供了啟發。

從社會學角度看，不同階層背景的父母往往會傳遞給子女以不同的人生目標。目標不同，人們所做的人生規劃也不同，相應地，個人的發展歷程也不同[注]Budhwar, L.; Reeves, D.; Farrell, P. (2000) Life goals as a func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child rearing practic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4, 227-245.。很顯然，青少年的目標導向或未來導向與他們的社會流動的最終結局具有內在的關聯。因此，把目標導向或未來導向與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聯系起來，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三、目標導向與階層地位再生產

在事關孩子前途的問題上，精英階層父母往往為子女確立和灌輸了一種更遠大的人生目標及規劃，因而在代際社會流動上的目標導向性更強。而低階層父母在子女培養上，往往是更為短期目標導向的。目標導向作為一種能動性的體現，是階層再生產的一個重要中介變量。它具體體現為人生目標及規劃的差異。表1中的第一種和第三種類型均屬于階層再生產的類型。在這兩種類型中，人生目標及規劃(目標導向)構成階層再生產的中介因素。

(一)人生目標及規劃的確立能力與階層地位再生產

在中國，由于從小學開始，學校就分為重點和非重點，高校也分為“985”“211”和其他高校，而教育資源也按照這種區分而進行差異性配置，這導致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過程，提早到了小學階段。學生只要在前一個環節(如小學)在競爭中失敗，就可能導致后面環節的連環失敗[注]唐俊超：《輸在起跑線——再議中國社會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3 期。。社會流動成為優質教育資源累積傳遞的結果[注]吳曉剛：《中國當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與社會分層——來自“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初步發現》，《社會》2016年第3期； 李忠路、邱澤奇：《家庭背景如何影響兒童學業成就? ——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差異分析》，《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4期。。這意味著，家長提早為子女確立人生目標及規劃，對于子女的社會流動，將產生重要的影響。這種目標導向性，成為家庭在其子女社會流動上的自覺意識和能動性。

不同階層子女的教育，往往被植入不同的人生目標及規劃中。這表明，不同階層的父母賦予子女教育以不同的目標導向。這導致家長們投入在子女教育上的時間和資源的差異。相應地，子女們通過教育的通道而獲得的階層地位也不同。顯然，人生目標及規劃的差異，是不同階層的代際社會流動差異的一個重要中介因素。

不同階層子女在社會流動上的目標導向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人生目標及規劃的確立能力以及人生目標及規劃的形成模式上。人生目標及規劃確立能力是兩種相互關聯的能力的組合：第一，目標確立能力。目標確立能力上最重要的方面是目標高度。一方面，過低的目標會對社會流動造成負面影響。例如，在威利斯的《學做工》中英國工人子弟就是因為把人生目標確立得太低，導致他們事實上只能再生產父輩的低階層地位。另一方面，目標過高也容易因為目標難以實現而最終發生挫折，并因此放棄目標?？梢?，最適宜的促進社會流動的目標高度是那些經過努力而得以實現的目標，既不因目標過低而放棄努力，也不因目標過高而沒有對應的可實施的計劃。第二，圍繞目標的規劃能力或操作化能力。人生目標要通過一套具體可行的人生規劃來達到。這種規劃讓社會流動成為一種帶有階層自覺的能動行為。

可見，之所以不同階層子女在社會流動上的結局會有重要差異，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同階層父母在涉及孩子的目標確立及規劃能力上存在差異。在人生目標的高度上，出身低階層的孩子往往只能形成比較低的人生目標。一方面，物質條件限制了低階層孩子的人生目標的高度；另一方面，低階層父母及孩子缺乏把人生目標“操作化”的能力。他們往往只能執行制度或機構(如學校)為他們制定的制度性計劃(如學生培養計劃)，而沒有體現自己能動性的計劃。

人生規劃與人生目標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缺乏適當高度的人生目標，人們也就無從制定人生規劃。另一方面，人生目標確立以后，必須通過人生規劃來落實。光有目標，沒有具體的規劃來落實，目標也可能落空。布迪厄認為，精英階層的子女往往能夠再生產父輩的精英階層地位，是因為“文化再生產”的機制在起作用。我們認為，這個文化再生產機制包括精英階層父母為子女確立較高的人生目標及規劃，它確保了精英階層家庭在涉及子女社會流動上的目標導向性和能動性。

圍繞人生目標的規劃制定上，階層之間有什么差異呢？具體來說，有三種差異。首先，人生規劃的可行性。在確立了恰當的人生目標后，社會流動目標的實現就取決于把目標轉化為可行計劃的能力。計劃的可行性包括以下內容：(1)資源可行性。家庭必須有足夠的經濟或物質資源來落實計劃。例如，究竟是把孩子送到普通公立中學，還是送到教育質量高但學費昂貴的私立中學？這涉及學費負擔能力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人生目標及規劃確立能力受到階層物質資源的約束。父輩的經濟資本，有利于轉化為子輩的社會流動的有利條件[注]李路路：《制度轉型與分層結構的變遷——階層相對關系模式的“雙重再生產”》，《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李路路：《再生產與統治——社會流動機制的再思考》，《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 李煜：《制度變遷與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中國城市子女的教育獲得(1966—2003)》，《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2)時間可行性。如果計劃太龐大，沒有足夠時間來實施，計劃就落實不了，而人的時間是有限的。這意味著計劃的制定必須盡早。而是否能及早為子女進行規劃，則與人生目標有關。(3)動力可行性。完成計劃需要可持續動力。而動力的可持續性，既與人生目標有關(它提供行動的目標導向)，也與計劃的合理性有關(每日所要完成的工作量的合理配置)。

其次，人生規劃的行動鏈條長度。人生規劃要有足夠長的時間跨度?！芭R時抱佛腳”往往難以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沒有為子女確立遠大的人生目標的父母，往往不會為子女制定長遠的人生規劃。因此，這些孩子可能就會因為追求短期快樂，而付出更長時間跨度的社會流動失敗的代價。而那些為子女確立了遠大的人生目標的父母，更善于圍繞這一目標，制定相應的人生規劃。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子女為實現人生目標的行動鏈以及行動的提前量，都足夠長。這使得他們更有可能實現需要長時間才能累積起來的競爭優勢。例如，要成功躋身美國的中產階級隊伍(如當醫生或律師)，就必須能被名校錄取。而要被名校錄取，就要進入著名的中學入讀。而要入讀著名的中學，就要在小學階段就做好準備。正如李忠路、邱澤奇所說的，“教育獲得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前一個階段的教育獲得對后一個階段既是積累性的，也是機會性的。沒有優質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獲得，幾乎沒有機會踏入高等教育的大門。教育的延續性和積累性特征，讓個體教育機會的競爭在中小學階段甚至幼兒園階段就已經開始了?！盵注]李忠路、邱澤奇：《家庭背景如何影響兒童學業成就? ——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差異分析》，《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4期。這意味著，社會流動反映在微觀的階層能動性上，就是人生目標的確立及規劃能力。那些社會流動失敗的孩子，不但是因為其人生目標的高度不夠，而且即使其人生目標有高度，也可能會因為人生規劃的行動鏈過短，而無法實現目標。

第三，人生規劃的執行力。在生命周期的早期歷程中，人們往往會因為各種誘惑而偏離既定的人生軌道，追求短期化的快樂和滿足，而失去追求長遠化目標的能力。這意味著，要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需要人們有足夠的抵御那些會偏離長遠目標的短期性快樂和欲望滿足的能力?？梢?，自控力是實現社會流動的必要能力。社會流動失敗的孩子們，不但是因為人生目標過低，而且也常常是因為在執行人生規劃上的自控力不足?！秾W做工》作者威利斯筆下的工人子弟，就是因為過于追求當下的“樂子”(如經常通過挑戰學校秩序而找“樂子”)而失去了向上流動的機會。

(二)人生目標及規劃形成模式與階層地位再生產

子女的人生目標的形成，既涉及父母的影響作用，也涉及子女自身的自主選擇。通常來說，它是父母和子女互動的結果。從孩子成長立場的角度看，子女越是處于人生階段的早期，其人生目標的確立受父母的影響越大；隨著子女的年齡增大，他們在人生目標確立上的自主范圍也隨之擴大。正是因為父母在子女的人生目標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子女的人生目標及規劃的形成就與階層背景發生了聯系?？梢哉f，在子女培養模式上，拉魯所說的工人階級子女的“自然成長”模式和中產階級家庭的“協同培養”模式[注]安妮特·拉魯：《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第2版)》，宋爽、張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對應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人生目標及規劃形成模式。后者所對應的是“宏圖模式”，前者對應的是“近視模式”。

“宏圖模式”指的是，父母在子女尚幼小時就為他們確立了遠大的人生目標，并據此而制定相應的人生規劃。盡管這種人生規劃允許動態調整和修正，但持有“宏圖模式”的家長，往往會在一早就為子女確立較為遠大的人生目標，并力圖使這種目標內化到子女的內心。從形成過程看，宏圖模式包括三個階段：第一，父母代理階段。在子女尚沒有責任能力的時期，父母代理子女行使人生目標確立權，并采取措施來落實(如學前教育和小學課外教育)。這是父母把自身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優勢轉化為子女的流動優勢的階層干預過程。第二，目標內化階段。隨著子女年齡的逐步增大，父母通過與子女的互動(教養方式)，把他們為子女所確立的人生目標內化到子女內心，成為子女從內心認可和接受并愿意為之努力的目標。第三，自主性階段。隨著子女年齡的進一步增大，子女具有為實現已經內化的人生目標的自主性和動力。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子女依然會與父母保持溝通和互動，但其自主性相比之前的階段，大大增強?？梢哉f，在“宏圖模式”中，人們在代際社會流動上的計劃性、自覺性和能動性較強。

所謂“近視模式”指的是，父母因為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缺乏，或者放任子女自發地形成短期化人生目標，或者主動地為子女確立短期取向、低下并容易實現的人生目標。待這種目標實現以后，子女向上流動的路徑就被鎖定了，他們只能始終停留在低下的階層地位。威利斯的《學做工》中的工人子女的情形，就屬于這一種。他們早早就自發形成了做工人的目標，并因此而挑戰學校的主流文化而不愿努力學習。這種目標在他們中學畢業以后就實現了，但從此以后他們也就只能一輩子做工人。

“宏圖模式”和“近視模式”分別說明了精英階層家庭子女和低階層家庭子女的階層地位獲取過程在目標導向性上的差異。精英階層家庭的優越的內生資源(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構成“宏圖模式”得以形成的基礎。正是這些優越的內生資源決定了這些階層家庭的視野和格局，從而更有可能為子女確立遠大的人生目標及規劃。而這種更強的目標導向性，反過來有助于精英階層家庭充分利用自身的內生資源，并把這些資源轉化為子女在社會流動上的優勢。

低階層家庭由于缺乏足夠的內生資源(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使得他們的階層視野和格局受到限制，多半缺乏為子女確立較為遠大的人生目標的能力。低階層家庭本來就缺乏足夠的內生資源，一旦他們為子女所確立的人生目標過低，客觀上還會導致他們對外生資源(公共資源)的利用不足。例如，由國家所提供的公共教育這個外生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低階層家庭子女向上流動，但由于受到“近視模式”的影響，它常常未能被低階層家庭子女充分利用(盡管這些外生資源已經被分層了)。例如，威利斯的《學做工》中的工人子女就浪費了公立教育提供給他們的機會。盡管他們所得到的公立教育水平，本來就不如中產階層所能得到的優質教育水平(如私立學校)。但連這種資源的利用機會都放棄了，他們的社會流動就更沒有希望了。

在階層固化的情形下，精英階層家庭的“宏圖模式”和低階層家庭的“近視模式”同時在各自的階層位置起作用。前者促成了精英階層子女復制了父輩較高的階層地位，后者則導致低階層子女再生產其父輩較低的階層地位。撇開宏觀條件不談，階層固化現象固然受到各個階層的物質資源的影響，但各個階層家庭的“目標確立模式”也發揮了中介的作用。

四、目標導向與階層流動

既然低階層家庭子女在人生目標及規劃上受限于“近視模式”而導致他們再生產父輩的階層地位，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低階層子女就永遠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可能了呢？未必。低階層家庭也有可能打破目標導向上的“近視模式”。田豐、靜永超的研究發現，出身家庭與教養方式(即文化資本的身體化)并不完全對稱。一些工人階層家庭可以采取中產階層的教養方式，而讓子女實現向上流動[注]田豐、靜永超：《工之子恒為工?——中國城市社會流動與家庭教養方式的階層分化》，《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這說明低階層父母在子女培養上也有可能超越其內生資源的約束，他們也能充分發揮能動性。那么，他們的能動性能有什么作用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分析社會流動所需要的資源類型。

一般來說，社會流動涉及兩重資源：內生資源(或私人資源)和外生資源(如社區層面、區域層面或全國層面的公共資源)。要實現社會流動，就要對這兩重資源加以組合利用。如前所述，內生資源對社會流動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例如，家庭經濟資本可以轉化為子女的教育資本，因為家庭可以通過支付更高學費的方式進入教育質量更高的、市場化的私立學校。

但是，由于外生資源(如公共資源)同樣對代際社會流動具有影響，因此，只要能充分利用這些公共資源，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家庭內生資源不足的狀況，進而實現代際向上流動。然而，這一切，取決于人們是否對其加以充分利用。當然，不可否認，公共資源其實也被分級了(如教育資源的城鄉差異)。但是，對于相同的、哪怕是低級的公共資源，低階層中不同家庭對其利用的程度也是有差異的。這說明，即使是在低階層那里，不同家庭在圍繞子女的社會流動上的目標導向性和能動性，也是有差異的。

顯然，低階層家庭要對外生資源(公共資源)加以充分利用，需要發揮能動性。在這里，人生目標的設定，就發揮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如果不具有遠大的人生目標，人們更容易囿于家庭內生資源的不足而自暴自棄。但是，如果人們有了遠大的人生目標，人們就更有可能想方設法去尋找并利用各種外生資源(如公共資源)，以彌補家庭內生資源不足的狀況。

但是，我們在這里面臨出身低階層家庭子女的“低人生目標困境”：家庭階層地位越低，家庭資源越是貧乏，子女的人生目標就可能越低。正是因為人生目標過低，導致出身低階層家庭子女的能動性不足，從而對所能獲得的外生資源(公共教育)的利用不充分。而對公共教育資源的充分利用，恰恰又是這些子女實現向上流動的主要機會。盡管隨著高校的擴招，近些年來國內高等教育在低階層家庭的社會流動上的作用在弱化[注]吳克明、盧同慶、曾新：《高等教育社會流動功能弱化現象研究》，《教育發展研究》2013年第9期; 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還是流動?——當代中國階層結構變遷四十年》，《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但高等教育仍然是低階層家庭子女實現向上流動的一個重要渠道。

可見，低階層子女要實現向上流動的一個關鍵因素，在于他們能否打破“低人生目標困境”。一旦他們打破了這一困境，就更有可能發揮能動性，從而更充分地利用各種外生資源。那么，出身低階層家庭的子女究竟是否可以打破“低人生目標困境”？我們認為，在一定條件下，低階層家庭子女可以超越“低人生目標困境”，否則，重點高校中就不會有來自低階層背景的子女，哪怕他們在重點高校學生中的占比在趨于減少。如果他們不能超越“低人生目標困境”，現有的中產階層隊伍就不會有來自寒門的子弟，哪怕他們在中產階層中的占比在不斷變小。

李路路等人的實證研究也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代際流動的總流動率是持續上升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職業結構變化造成的。高等教育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總流動率與相對流動率在改革開放中期出現脫節： “改革開放前到20世紀80年代末，代際關聯系數陡然上升，相對流動率下降；從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近二十年間，代際關聯系數持續下降，相對流動率不斷增長；然而在最近十年，代際關聯系數出現反彈，相對流動率再次下降?！盵注]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還是流動?——當代中國階層結構變遷四十年》，《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這意味著，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低階層家庭子女可以更多地突破家庭階層背景的約束而實現向上流動。林曾也發現，就中國的大學教授這一群體看，他們的社會流動與父母的教育程度沒有明顯的關聯[注]林曾：《從寒門走進象牙塔：中美大學教授社會流動之比較研究》，《中國高教研究》2013年第9期。。

那么，低階層家庭子女是如何突破“低人生目標困境”的呢？通常有兩種模式：“目標借用模式”和“目標累進模式”?！澳繕私栌媚Ｊ健敝傅氖堑碗A層家庭由于受到關系網絡(社會資本)的影響，借用或采納了中產階級家庭為其子女所確立的人生目標及規劃。田豐、靜永超所描述的城市低階層家庭子女的養育模式[注]田豐、靜永超：《工之子恒為工?——中國城市社會流動與家庭教養方式的階層分化》，《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就屬于這種模式。在這里，促使低階層家庭采納中產階層家庭在子女的人生目標確立上的“宏圖模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關系網絡或社會資本。例如，他們的親戚、朋友和鄰里中有中產階層家庭，并因此受到這些家庭的影響。

“目標累進模式”指的是，低階層父母在子女的人生歷程中的早期階段，并沒有為子女確立遠大的人生目標。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父母可能會因為各種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社會互動因素)的影響而不斷修正和提升子女的人生目標的高度。之后，隨著子女的不斷長大，子女自身也會不斷修正和調高他們的人生目標。如果說，“目標借用模式”是一次性地確立遠大的人生目標，那么，“目標累進模式”則不是如此，而是伴隨時間的推移而累進性地提升人生目標。由于“目標借用模式”已有實證性研究[注]田豐、靜永超：《工之子恒為工?——中國城市社會流動與家庭教養方式的階層分化》，《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們將集中于分析“目標累進模式”。它的一個常見的路徑是，低階層家庭先確立讓子女好好讀書的階段性目標(教育目標)，再利用相對客觀化和標準化的考試制度考上重點學校和大學，然后在大學中進一步修正和提升人生目標。

(一)儒家文化傳統與學校老師作為學生目標的隱形確立者

如果說，階層文化資本是差異性的，不同階層有不同的文化資本，那么，民族文化傳統及其對應的慣習，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就中國來說，儒家文化傳統在一定程度上構成超越階層文化的共同文化。而儒家文化傳統既包括重視教育和“望子成龍”的傳統，也包括服從權威的傳統。儒家文化中重視教育和服從權威的傳統，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幫助一些低階層家庭的子女突破“低人生目標困境”。

首先，儒家文化中重視教育和“望子成龍”的傳統有助于幫助低階層父母為子女確立較為遠大的人生目標及規劃。吳曉剛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不但讓寒門有了社會流動的機會，而且導致中國人普遍形成了重視教育的傳統。這一傳統保留至今[注]吳曉剛：《中國當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與社會分層——來自“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初步發現》，《社會》2016年第3期。。李路路等人認為，“受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中國父母教育期望的階層差異要遠遠小于其他非儒家文化國家”[注]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還是流動?——當代中國階層結構變遷四十年》，《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洪巖璧、趙延東發現，中產階層父母與低階層父母在有關子女的教養理念上并沒有實質性差異[注]洪巖璧、趙延東：《從資本到慣習:中國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階層分化》，《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4期。。朱斌也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而這種觀念已經融入各個階層。由于工農子女更具有擺脫父輩劣勢階層地位的愿望，他們會通過更努力地學習來實現這一愿望。而在一般學業成績上，由于個人努力具有決定性作用，而文化資本則沒有顯著作用，因此，工農階層子女會更刻苦努力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成就以及更好的就業能力[注]朱斌：《文化再生產還是文化流動? ——中國大學生的教育成就獲得不平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 期。。這意味著，人生目標的確立，不但與階層背景有關，而且也與民族的共同文化傳統有關。后者有助于一些出身低階層家庭的子女突破“低人生目標困境”。

其次，就儒家文化中服從權威的傳統看，中國的低階層子女未必會像威利斯的《學做工》中的工人子弟那樣形成“反學?！蔽幕痆注]朱斌：《文化再生產還是文化流動? ——中國大學生的教育成就獲得不平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 期。。相反，他們往往更具有服從權威的心理?；蛘哒f，他們更“聽話”。與威利斯的《學做工》的工人父母放任子女自然成長不同，中國的低階層家長往往要求子女在學校要服從老師的權威，而不是跟學校對著干。這種服從學校及老師權威的文化心理，使得低階層背景的子女常?？梢耘浜蠈W校的培養計劃。因此，即使低階層父母一開始并沒有為子女確立宏圖式目標，但學校卻為全體學生確立了制度性目標(標準化培養計劃)。學生只要配合學校完成這一目標，至少為未來的向上流動做了一些有用且必要的鋪墊，也為隨后的人生歷程中進一步調高人生目標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這說明，儒家文化傳統有助于低階層子女突破“低人生目標困境”。

由于出身低階層的子女愿意遵從學校和老師的權威，因此，學校老師也會在學生的人生目標的確立上發揮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果說，低階層父母在一開始未必能為其子女確立遠大的人生目標，那么，隨著子女的入學，學校老師不但可能對低階層背景的學生拔高自己的人生目標產生影響，而且也可能促使他們的家長調高他們原先為子女所確立的較低的人生目標。在一定的意義上，在出身低階層家庭的子女的人生目標上，教師具有一定的彌補低階層家長視野局限性的作用。當然，我們不能排除老師更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培養那些更優秀的學生，而這些學生更有可能來自中產階層家庭。但盡管如此，我們同樣不能排除低階層子女借助努力而成為優秀學生的可能。

但是，由于公共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同，不同學校，尤其是城鄉之間的學校的資源存在差異，導致不同學校的老師群體的視野、格局和事業心也有差異。因此，就農村來說，尤其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出身低階層家庭的子女所能得到的公共資源，也是被分層過的、處于相對較低水平的。因此，低階層家庭在子女的社會流動上的目標導向性，需要得到公共政策的支持(師資水平配置上的政策公平)。與之相比，由于城市的學校比農村的學校的公共教育資源水平更高，因此，城市的低階層家庭比農村的低階層家庭在代際社會流動上的目標導向性和能動性，得到更多的公共政策支持。相應地，城市的低階層家庭更有可能通過目標導向性和能動性讓子女實現向上流動[注]田豐、靜永超：《工之子恒為工?——中國城市社會流動與家庭教養方式的階層分化》，《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6期。。

(二)客觀化、標準化的招生制度與社會流動的通道

在國內的應試教育體制中，中小學老師之所以愿意在學生的人生目標確立上施加影響，是因為學生的人生目標確立有助于學校取得更好的績效。中、小學的績效評價，往往是建立在學生的升學率基礎上的。因此，小學和中學老師往往會把考上重點中學或重點大學作為學生實現人生目標的必要通道來灌輸給學生。由于現有的考試制度采取客觀化、標準化的考核方式，客觀上有利于低階層家庭子女揚長避短：低階層家庭的內生資源不足的劣勢，在一定程度上被客觀化、標準化的招生考試制度所抵消。

就城鎮地區來說，盡管低階層家庭的內生資源不足，但如果他們能充分利用好外生資源(如公共教育資源)，也能讓子女向上流動。而客觀化、標準化的招生制度則成為一個影響低階層子女對公共教育資源的利用效果的重要因素。學者們發現，中國的中考和高考實行的是一種統一的客觀化、標準化的考核方式，學生之間只在考試分數這個單一維度上進行競爭。這樣的考試制度客觀上對低階層家庭子女相對有利，因為它讓精英階層子女的文化資本優勢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在客觀化和標準化的考試中的成績，是可以通過努力而提高的。低階層家庭子女恰恰可以通過努力而獲得好成績。與之相對，如果考核方式采取的是非標準化、非客觀化的方式，招生老師就可以通過面試，按照主觀判斷來評價和選拔學生，這就讓擁有較高文化資本(或綜合素質)的精英階層子女有了競爭優勢，而對文化資本較低的低階層家庭子女是不利的。因此，統一的、客觀化的考核方式，為低階層家庭子女通過努力實現階層流動，提供了一個重要通道[注]鄭若玲：《高考對社會流動的影響——以廈門大學為個案》，《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 吳曉剛：《中國當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與社會分層——來自“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初步發現》，《社會》2016年第3期; 胡安寧：《文化資本研究:中國語境下的再思考》，《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 朱斌：《文化再生產還是文化流動? ——中國大學生的教育成就獲得不平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

但是，自從國內高校開始實行自主招生考試和其他“加分”的招生政策以后，高校招生中的主觀判斷空間有所擴大，這在總體上對精英階層家庭子女更有利，而對低階層家庭子女不利。在這種主觀判斷的招生選拔中，精英階層的資源優勢和文化資本優勢，可以有效地轉化為其子女在自主招生中的競爭優勢(即綜合素質優勢)[注]吳曉剛：《中國當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與社會分層——來自“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初步發現》，《社會》2016年第3期。。盡管如此，在目前，客觀化、標準化的考試成績在國內招生中的作用還是決定性的。

(三)大學同輩群體互動機制與人生目標的升級

出身低階層家庭的子女的人生目標不但可以在小學和中學階段得到累進性調整，而且還可以在考上大學以后進一步得到提升。來自低階層家庭背景的學生可以通過在大學獲得或提升文化資本，而彌補他們在孩童時代所習得的文化資本不足的劣勢[注]朱斌：《文化再生產還是文化流動? ——中國大學生的教育成就獲得不平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 期。。這些學生除了在學校學習知識和技能(人力資本)，也在提升他們的人文素質(文化資本)，并相應地修改和提升他們的人生目標。那么，導致他們人生目標重構的機制是什么呢？影響低階層家庭學生人生目標重構的因素有很多，如大眾傳媒、社交媒體、課堂教學和大學老師群體等。但其中一個被學者所忽略的是大學校園的同輩群體互動機制。它包括宿舍互動機制、班級互動機制和校園社團互動機制。

中國的大學有為所有大學生提供宿舍的做法。而宿舍成員的分配，則是由學校行政管理人員負責的。同一間宿舍住什么人，不是大學生自主選擇的結果，而是行政安排的結果。這種安排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和強制性。所謂任意性是說，宿舍成員的安排，具有一定的隨意性。所謂強制性指的是，宿舍入住人員一旦安排好，就難以輕易調換。這種宿舍成員搭配的任意性和強制性，為來自不同階層家庭背景的大學生住在同一間宿舍進行密集互動，提供了日?？臻g。

在一定程度上，大學宿舍成為大學里一種打破階層藩籬的住宿體制。由于居住在同一間宿舍的來自不同階層背景的學生可以發生密集互動，這不但造成信息的密集流動，而且也在價值、規范和慣習上造成宿舍成員間的相互影響。其中，來自精英階層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所確立的人生目標及規劃，會對宿舍中其他來自低階層家庭的成員造成一定的影響。通過這種大學宿舍成員的密集互動，低階層背景的學生有可能改變他們原有的人生目標及規劃。久而久之，宿友們的人生目標及規劃在一定程度上會趨于相同。這種現象，可以稱為“階層視域融合”[注]當然不排除宿舍中來自不同階層家庭背景的同學之間因為慣習不同而發生沖突的情況。但總體來說，宿舍成員往往能實現“磨合”。。例如，有的宿舍的宿友全都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宿舍的舍友全都出境留學，有的宿舍則全體就業。這種宿舍互動機制或許是低階層背景大學生打破低階層“人生目標困境”的一種重要機制。

與宿舍互動機制一樣，班級互動機制同樣具有打破“低階層人生目標困境”的作用。在中國的大學中，班級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群體。由于在招生中，決定性因素是高考分數而不是家庭背景，就導致班級成員往往由來自不同階層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所構成。班級成員的家庭背景的異質性，使得班級中來自精英階層家庭的同學的人生目標及規劃，成為低階層家庭背景的同學的參照系。這種人生目標參照系的近距離化，有可能導致低階層背景的同學修正或調高他們的人生目標及規劃。

校園社團互動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低階層人生目標困境”。校園學生社團為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的互動提供了平臺。這使得大學生中的相互影響范圍，從宿舍和班級擴大到了校園。如果說，宿舍和班級的信息具有更多的同質性，那么，不同專業的同學的信息具有更多的異質性。社團則為這種異質性信息的匯集、交流和流動，創造了平臺和渠道。異質性信息交流，也有助于低階層家庭背景的大學生打開眼界，提升人生視野的寬度和人生目標的高度。除了社團，大學校園還提供了許多其他的不同專業學生的互動平臺。

當然，不可否認，學生家庭的階層物質條件差異依然約束著來自不同階層背景的學生的目標導向及行為，但由于同輩群體互動機制的影響，大學生的人生目標及規劃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趨同性。那些來自低階層家庭背景的學生，由于修正和提升了他們的人生目標及規劃，便可以更主動積極地利用外生資源，包括國際資源。例如，他們可以通過確立到國外留學的目標，制定實現該目標的可行計劃，通過申請國外高校獎學金的方式，而實現到西方高校留學的目的。

五、結論

對社會流動的分析，不但要看到階層結構的結構性條件的約束，而且也要看到階層能動性的作用。從微觀角度看，代際社會流動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行動，其目的是動用各種資源以讓子女獲取所希冀的階層地位。社會流動所涉及的資源，既包括家庭的內生資源，也包括外生資源(主要是公共資源)。在過往的社會流動的研究中，我們更關注家庭的內生資源(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差異所導致的階層分化，對外生資源(公共資源)在促進社會流動上的作用雖然也有研究，但總體上重視不夠。事實上，如果僅僅憑借家庭內生資源的差異來解釋社會分層和流動現象，會面臨難以充分解釋一些低階層家庭子女向上流動的情況。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把家庭在社會流動上的能動性納入社會流動的分析框架。精英階層家庭盡管有較優越的內生資源，但這些資源要轉化為子女的階層地位獲取，同樣需要家長和子女共同發揮能動性。低階層家庭盡管缺乏足夠的內生資源，但還有外部的公共資源可資利用。這也需要低階層家庭發揮能動性。

但是，低階層家庭子女的“人生目標困境”常常妨礙他們對公共資源(外生資源)的利用程度。所謂低階層家庭子女的“人生目標困境”指的是，低階層家庭的子女受限于父輩的低階層地位，往往只能形成低下的人生目標。它妨礙了這些子女的能動性的發揮，使得他們不能充分利用已有的外生資源(公共資源)?？梢?，利用好外生資源，成為低階層家庭子女向上流動的一個重要條件。而要利用好這些外生資源，低階層家庭就必須突破在為子女確立人生目標上的“短視模式”，即：通過確立更高的人生目標，強化在社會流動上的目標導向性和能動性。突破“短視模式”的方式有兩種：一方面，低階層家庭可以采取“目標借用模式”，即：在子女教養上，采納中產階層的目標；另一方面，低階層家庭也可以采取“目標累進模式”，即：隨著時間的推移，低階層家庭子女不斷修正和提升人生目標。而影響人生目標提升的因素，包括儒家傳統文化因素與學校場域因素(教師影響與同輩互動)，而客觀化和標準化的招生制度，則有助于低階層家庭子女揚長避短，從而借助教育渠道實現向上流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