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國

古欣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黃皮本”。

“我將來要當一名麥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塊麥田里玩。幾千幾萬的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帳的懸崖邊。我的職務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么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干這樣的事，我只想做個麥田里的守望者?！?那個名叫霍爾頓的男孩在《麥田里的守望者》里這樣說。

二十歲那年讀完《麥田里的守望者》后，苗煒時常出現幻聽。他執著地認為很多文藝作品里的聲音，都是霍爾頓說話聲的變體。2010年，霍爾頓的“制造者”杰羅姆·大衛·塞林格在美國一個小鎮去世，已是媒體人、作家的苗煒在網上發起了接力朗誦的紀念活動。三四十個人，有非常年輕的讀者，也有中年大叔，大家圍成一圈，在英文版朗誦的輕聲伴讀中，用了七個小時持續不斷讀完了中文版《麥田里的守望者》。聲音匯成嚴肅而低回的海浪，苗煒覺得，閱讀塞林格有治療作用。

這個霍爾頓是什么樣的人？他是一個出身富裕家庭，行止叛逆的中學生，第四次被學校提出開除后，不敢回家面對父母，就帶著一筆錢跑到紐約，在那里他住小旅館、抽煙喝酒，還誤打誤撞地招來妓女，跟形形色色的人混了兩天兩夜。他對身邊所有人都不耐煩，覺得他們是“假模假式的”偽君子。原本他想逃離這個世界，去西部做一個又聾又啞的人，但與妹妹菲苾告別之際，看著菲苾坐在旋轉木馬上一圈圈轉個不停，他最終決定不出走了。

自上世紀50年代誕生于美國作家塞林格筆下，霍爾頓·考菲爾德就成為一代美國青年的偶像。小說剛上市就遭到家長抗議，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逐漸意識粗礪話鋒下的美好心靈，這本書也進入美國中學生必讀書目。巧合的是，在地球另一邊，《麥田里的守望者》與塞林格的其他作品進入中國也經歷了同樣曲折的歷程，但最終塞林格以他極為寬廣的愛與反思意識在人們心中投下長久回響。

從黃皮書到漓江出版社

1980年，劉碩良調到漓江出版社時，外國文學編輯就他一人。那時各地普遍只有一家國營的省級人民出版社，過去常年施行“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的方針，以出版面對本省的政策性與農業技術讀物為主。如今主打出版外國文學類書籍的譯林出版社前身就是江蘇人民出版社下的《譯林》編輯部，當時尚未獨立。而漓江出版社也只是剛剛掛牌，人員都借用廣西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編輯。

1983年漓江出版出版《麥田里的守望者》。

但改革之風已在出版業吹起，大家都想找突破口。湖南人民出版社帶頭推出《走向世界》，很多人把眼光投向中外交流、域外文化。劉碩良打算從外國文學中破局。當時的外國文學圖書出版依然遵循改革前的慣例，主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承擔。50年代末，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領導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選編 “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有影響力的一套外國文學叢書（因為封面設計為網格狀，又被藏書者稱為“網格本”），“文革”期間出版一度中止，“文革”后又恢復起來。

在兩大社的夾縫中，劉碩良想找自己的路子。他覺得傳統的出版路線 “不夠重視20世紀外國文學，看不起諾貝爾文學獎，甚至認為諾獎是資產階級的”。 而走市場路線的一些出版社著力引進偵探小說，即使零散地出一些外國文學作品，但總體來說計劃性不強。劉碩良有自己的想法，“只有巴爾扎克和高爾基肯定是不夠的?！?/p>

1981年開始，漓江出版社陸續推出小開本（36開本）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大多篇幅不長，方便隨身攜帶閱讀，讓讀者感覺很新鮮。有翻譯家看到書后主動給漓江出版社投稿，出版社也有意識地邀請譯者，一來二去，劉碩良與很多北京、上海的譯者，尤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專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翻譯家施咸榮就是其一。

施咸榮剛從人民文學出版社調任社會科學院美國文學研究室，在人文社當編輯時他曾主編介紹當代英美文學動態，又有豐富的文學翻譯與文學編輯的經驗，曾主編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翻譯了《在路上》（合譯，1962年）《麥田里的守望者》（1963年）《等待戈多》等現代派作品。理所當然，劉碩良“盯”上了他，他與施咸榮緊密通信、探討業務，施咸榮很感動，有意幫漓江出版社編點書。

施咸榮寫信告訴劉碩良，根據自己實際工作經驗，一本讀物如果能“針對讀者需要，又兼顧作家地位、作品的藝術性和社會內容”，一般能站得住。這與劉碩良“兼顧作品的經典性與可讀性”的出版思路不謀而合。施咸榮告訴劉碩良，自己正在動手校正60年代翻譯的《麥田里的守望者》，這本書很好讀，“文革”前出過內部發行的“黃皮本”，但沒有公開出版，現在他愿意將校訂后的書稿拿給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

劉碩良60年代在廣西日報工作時，在單位的圖書室里讀到過這本黃皮書，封面只有書名、作者名和“內部”的字樣，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下掛牌的作家出版社出版。劉碩良讀后覺得耳目一新，從未讀到過將十幾歲青少年的心理還原得如此真實的作品。 經施咸榮的介紹，他更意識到這本書的文學性，遂決定出版。

1983年，漓江出版社在“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里推出了《麥田里的守望者》。封面是紐約的高樓大廈背景下一個倔強的小男孩，隨書附施咸榮所作“譯本前言” 與美國華裔作家董鼎山的文章《一部作品的出版史》，希望能夠使國內讀者更多地了解美國社會對此書的看法。

《麥田里的守望者》推出后，在文學愛好者里引起不小轟動，很多文學青年一買好幾本。劉碩良記得，80年代小青年在街頭、公交碰上有一句暗號：“你有了嗎？沒有我送你一本?！?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對話說的“就是《麥田里的守望者》”。

《三聯生活周刊》前主編朱偉當時在《人民文學》當編輯，他至今珍藏著這本定價0.83元的《麥田里的守望者》，他是從董鼎山在《讀書》開設的專欄里知道有這么一本書的。同年漓江出版社又推出了“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書叢”，朱偉緊跟步伐，買下了叢書中的第二本，由桂裕芳翻譯的莫迪亞諾的《愛的荒漠》。那些年，漓江出版社前瞻的選題品位，著實為文學界刮來新鮮之風，《日瓦戈醫生》《洛麗塔》《挪威的森林》《惡之花》《霍亂時期的愛情》這些如今長售不衰的文學經典都由漓江出版社在80年代首次引進。

客觀上講，上世紀80年代的翻譯文學熱，也與當時中國的特殊的環境有關。當時，中國尚未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出版社不用獲得授權，就可以組織翻譯大批的外國文學作品。在文學普及的同時，也造成了一定的版權混亂，不只《麥田里的守望者》，凡是在中國熱銷的外國文學，市面上版本總數不勝數，制作良莠不齊。90年代譯林出版社率先取得《麥田里的守望者》在國內的獨家授權，這種亂象才開始得到抑制。

叛逆與治愈

葉兆言算是中國作家中最早接觸到《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一批人，他讀的是60年代的黃皮本，當作一種反叛的書來看。誕生于“反修”背景下的黃皮書，原是用于批判資產階級文藝“人性論”的反面教材，只面向司局級以上干部與著名作家，卻在年輕人中偷偷流行。70年代初，《麥田里的守望者》與《帶星星的火車票》都出現了手抄本， 在知青中流傳。葉兆言覺得自己后來能當作家的原因之一是發現自己可以像塞林格那樣在作品里說話，“可以說粗話，可以罵人，還可以那么吊兒郎當的”。 與葉兆言同代的50后作家徐星，則在80年代寫過一篇著名的小說《無主題變奏》，充斥著“他媽的”“混帳”，被認為是直接模仿《麥田里的守望者》。

不止一代的中國作家與《麥田里的守望者》發生共鳴。麥家的筆名就取自《麥田里的守望者》，他說，是《麥田里的守望者》讓他發現原來小說可以像自己平時寫日記那樣去寫，進而萌生了寫小說的想法。70后的作家苗煒則說，自己讀這本書時覺得，“哇塞，有個叫霍爾頓的跟我一樣，也覺得周圍的所有人都很蠢?！?對那時的中國作家，塞林格像把鑰匙，釋放了一些無名的情緒與激動，也打開另一種書寫方式。學者董衡巽曾論述過，當代作家陳建功、鄧剛、陳村的一些小說中“都照出塞林格的影子?！?/p>

在作家邱華棟看來，之所以這么多人與這本書發生共鳴，是因為這本書屬于文學當中的“成長”譜系，它觸動到“我”的困苦、“我”成長中隱秘的躁動，讓讀到的人都覺得這本書跟我有關系。 “蠻多青少年往青年過渡時，需要給自己選擇一個風度，他們就到塞林格的小說里找?！?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這樣評價。順應這種社會情緒，譯林出版社在1997年推出官方授權版《麥田里的守望者》，著重以青春與成長為主題打造這部作品?！尔溙锢锏氖赝摺芬苍絹碓匠蔀榍嗄耆擞脕碜C明自我，或者互相識別的隱秘身份標簽。

青年作家周嘉寧也曾隱秘地參與這種符碼價值的交換，在參加復旦大學的招生面試前，她在心中預先將“你最喜歡的一本小說”這個問題的回答設定為《麥田里的守望者》。她直言，“其實那時候沒有讀懂，只是覺得只要說出這個答案，考官就能知道我是一個什么樣的高中生?！?/p>

陸建德認為，大眾對霍爾頓的認知局限于叛逆青少年，但應該看到他更為豐富的細膩溫情的一面，比如，“霍爾頓愛護妹妹，對尊重的老師十分感念，不要簡單把他看成游離于有利于社會之外的人，其實除了隔膜也有溫情?！苯衲昴瓿?，周嘉寧又把《麥田》拿出來讀了一遍。她的一些朋友覺得年輕是讀《麥田》最好的時候，但周嘉寧不這么看。在陸續讀完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了解塞林格的二戰經歷與他的禪宗思想之后，周嘉寧從這本書體會到比17歲閱讀時體會到的更多的溫柔與愛。實際上，對人類生存的關懷與對理想精神世界的追尋是塞林格書寫一以貫之的主題。

“你覺得有什么東西在你心里破碎了，看這本書得到治愈，但是你不知道這種治愈怎么發生的?！?在塞林格百年誕辰的分享活動上，作家苗煒將閱讀塞林格的體驗表述為打破又重建的過程。對此塞林格的兒子回應，“塞林格的作品之所以治愈是因為主題的普適性，每個人都會在不同時期發生迷失，沮喪，因而他的作品才在全世界各地受到歡迎?！?/p>

譯者施咸榮的兒子施亮回憶，父親一度將書名擬為《麥田里的看守人》，又覺得不妥。施咸榮認為這本書雖然不乏言辭尖銳，但骨子里追求公平世道，含有作者的拯救情懷。后來施咸榮從一本書里看到描寫看守燈塔的守望員，內心有所觸動，才將“看守人”改為“守望者”。據施亮分析，“守望”一詞有宗教含義，在《圣經·舊約》中出現過十二次。施咸榮的譯法得到公認，后來的譯者都沿用了“守望者”的譯法。

重譯與再版

經歷漫長談判，1992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版權公約》。這之后，所有在版權保護期內的作品在中國出版都需要獲得正版授權，譯林出版社作為最早具有購買版權意識的出版社，1996年率先從大蘋果版權代理公司手中購得《麥田里的守望者》在內地的獨家版權。

一方面，譯林出版社繼續出版老一輩翻譯家施咸榮的譯本;另一方面，也開始開拓年輕翻譯家孫仲旭的譯本，分別在2007年與2014年出版孫仲旭的雙語本與單行本，增加《麥田》在中國的受眾。

《麥田里的守望者》原作中有很多粗話、俚語。曾有美國家長對小說里的粗口進行統計：全書共有237個“Goddamn”、58個“bastard”、31個“Chrissake”和6個“fuck”。如何在中文語境下翻譯好這些粗話、俚語是施咸榮需要處理的難題，他使用口語方式，融入了當時青年人的表達習慣，朱偉至今對漓江版《麥田》中出現“癟三”“阿飛”“麥乳精”這樣濃重時代印記的詞匯印象深刻。

這種口語化的翻譯得到讀者與譯界的雙重認可。施咸榮的朋友、翻譯家李文俊在翻譯《九故事》時也借鑒了這種方式。但既然以口語翻譯，適時推出貼近當下語言習慣的譯本就十分必要，青年翻譯家孫仲旭的版本補充了這一缺口。70后作家路內曾比讀施咸榮與孫仲旭的兩個版本，他曾打趣，“施咸榮老師的譯本挺好的，但他譯本里的‘他媽的永遠沒放對地方，仲旭把‘他媽的按漢語中應該的位置都放對了?！?p>

2018年譯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塞林格作品集”：《麥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蘭妮與祖伊》《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

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也在陸續引入。早在1987年，塞林格的短篇小說集《九故事》就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過，大約2002年前后，浙江文藝出版社購買了這本書的版權，并邀請翻譯家李文俊與青年譯者何上峰重譯?！熬啪抛x書人”原副總編輯、現獨立出版人彭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國內版權競爭相當激烈，一般外國文學版權簽約以五年為一期。2006年，浙江文藝出版社手上的《九故事》版權即將到期，那時彭倫剛做出版不久，一位浙江文藝出版社的退休老編輯將塞林格的《九故事》推薦給他，彭倫讀后十分喜歡，得知浙江文藝出版社不準備續約，就決定把版權買過來。

彭倫拿到《九故事》版權的花費并不多，令彭倫印象深刻的是版權合同中對書的出版方式有明確的約定。根據塞林格本人的意愿，書的裝幀內頁不能有插圖，封面設計不能有畫，不能有任何別人的序言或推薦文字，書名的字號要比作者的字號大，不能將作品放在叢書中出版。彭倫曾將《九故事》最初印有塞林格的簽名封面設計稿發給塞林格的文學經紀公司審核，得到塞林格回信，要求刪掉自己的簽名。彭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塞林格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降低一切干擾閱讀的因素，也因為他嚴格的要求，曾與一些國際出版商產生糾紛。英國某出版社在出版《九故事》時，曾將其中一篇《獻給艾斯美的故事：懷著愛與凄楚》單獨作為整本書的標題，惹得塞林格很不高興。

彭倫在編輯《九故事》時又讀到塞林格另外兩本小說，也十分喜歡，于是一鼓作氣把這兩本從未在中國翻譯過的作品版權也買下來。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同行將譯者丁駿推薦給彭倫，彭倫主動聯系丁駿，當時，丁駿還是陸谷孫先生的研究生。得知丁駿也是塞林格迷，兩人一拍即合，丁駿很快開始翻譯。2007年到2009年，彭倫所在的“九九讀書人”圖書策劃公司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陸續推出《九故事》《弗蘭妮與祖伊》《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至此，塞林格生前發表的四部作品集全部都在國內出版。

2010年后，譯林出版社獲得了塞林格公開出版的四部作品在中國的獨家版權。在譯林出版社的牽線下，丁駿與塞林格基金會挑選的中英雙語環境下長大的文學教師合作，根據對方的閱讀反饋，一句一句討論原來的譯文，花了兩年完成審讀校對，將譯本準確度進一步提升。

2018年譯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塞林格作品集”，包括了《麥田里的守望者》（孫仲旭譯）《九故事》《弗蘭妮與祖伊》《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丁駿譯）。這是塞林格作品簡體中譯本第一次在塞林格基金會的指導下結集出版，由塞林格的兒子馬特·塞林格親自指導修訂。這套書籍嚴格執行塞林格意愿，裝幀從簡，封面上沒有圖片，只有作者名與書名。這或許暗示著經過了57年的傳播，中文世界對塞林格的接受與闡釋在貼近塞林格本人原意的努力上又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