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大發明”到“四大發明”
——“四大發明”說的由來

朱天縱

（內蒙古師范大學，內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1 “四大發明”說的出現與流行

“四大發明”說。長期以來，“三大發明”說和“四大發明”說的的傳播從未間歇，在傳播過程中基內涵的認知也并非一成不變。

“四大發明”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重大成就，因其對世界歷史進程產過重大影響而廣為人知。早在16世紀， 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一書中對古代的印刷術、火藥和磁羅盤三項重大發明的作用進行了論述，后多被西方學者引用。通過來華傳教士的考察和后世學者的研究，后來搞清楚了這三大發明都來源于中國，從而形成了中國 “三大發明”說。因造紙術和印刷術關系極為密切，且也是來源于中國的重要發明，因而西方學者又提出了“四大發明”說。長期以來，“三大發明”說和“四大發明”說的傳播從未間歇，在傳播過程中基內涵的認知也并非一成不變?！八拇蟀l明”說由來和演變，有助于深化我們 對“四大發明”的認識。

1550年，意大利數學家卡丹 （J.Candan，1501—1576）最早指出，磁羅盤、印刷術和火藥這三項發明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The New Organon）中的第CXXIX章提及了我國古代的三項發明：

“Again,it helps to notice the force,power and consequences of discoveries,which appear at their clearest in three things that were unknown to antiquity,and whose origins,though recent,are obscure and unsung:namely the art of printing,gunpowder and the nautical compass.In fact these three things have changed the face and condition of things all over the globe:the first in literature;the second in the art of war;the third in navigation;and innumerable changes have followed;so that no empire or sect or star seems to have exercised a greater power and influence on human affairs than those mechanical things.”

將 the art of printing（印刷術）、gunpowder（火藥）和the nautical compass（羅盤）稱為“three things（這里的things一詞指代前文的discoveries，意為發現，發明）。培根雖然對印刷、火藥和磁石和紙等重大發明都非常重視，但對于三者的來源卻是obscure（模糊不清）和unsung（堙滅無聞）的。

后來的馬克思基本承襲了培根的思想，他在 《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一書中又進一步論述這三大發明在改變世界歷史進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鹚幇羊T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p>

然而馬克思與培根一樣也沒有指出這些發明來自中國。這種情況直到19世紀下半葉才有所改變改變。麥都思（W.H.Medhurst，1796—1856）、艾約瑟(J.Edkins，1823—1905）、 丁韙良 （W.A.P.Martin，1827—1916）等來華傳教士都是精通中國語言和文學的“中國通”，他們將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等列為中國的重大發明。

丁韙良在1901年出版的 《漢學菁華》（The Lore of Cathay）一書里不但明確指出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都是中國人的發明還將這些發明與絲綢和瓷器相媲美，但同時也批評了中國人的保守，認為像火藥、印刷術和航海羅盤這樣技藝需要移植才能獲得高度的發展。

普遍認為，“四大發明”說是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在1946年10月于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次演講所提出：

“中國人最偉大的三項發明無疑是造紙及印刷術、磁羅盤和黑火藥?！?/p>

然而早在1925年美國學者卡德 （T.F.Carter，1882—1925）在《中國印刷術源流史》一書的緒論部分中就明確提出了“Four Great Inventions”：

“Four great inventions that spread through Euro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naissance,had a lagre share in creating the modern world.Paper and printing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ligious reformation and made possible education.Gunpowder levelled the feudal system and created citizen armies.The compass discovered Amercia and made the world instead of Europe the theater of history.In all theae inventions and others as well,China claims to have had a conpicuous part.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work is to investigate the truth of this claim in the one domain of printing.”

“三大發明”說由來已久，這源于西方學者就這三項發明對近代文明的影響所作的評價，自培根始，已沿襲四個世紀，可謂根深蒂固。同時紙是印刷的載體，二者關系密切，將二者合并統稱更顯簡練。但筆者以為“四大發明”說相較于“三大發明”說更為合理。

紙張的作用首先便是書寫與印刷，紙張在文化傳播方面的豐功偉績就足以大書特書。同時紙張對于其他人類生活的改善也不容忽視。1976年在我國敦煌馬圈灣漢代軍事遺址主出土的西漢麻紙就是用于包裝。南宋詩人陸游在《寫朱元晦寄紙被》中有“紙被圍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軟于棉”，當時的紙張有結實、不透氣等優點，常被制成鞋里、衣服、紙簾、蚊帳甚至是鎧甲。當然紙張另外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清潔。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布政司為皇室生產了規格為0.6×0.9m的衛生紙72萬張和19cm2的衛生紙15 000張。

華覺明先生在《中國三十大發明之分說》一文中對于發明與發明的等級進行了界定：

“發明是原創的具有認知、適應和改變自然界、社會和人類自身之功能的技術性手段與方法?！?/p>

并分作四個級別，即重大發明、重要發明、發明和小發明。造紙技術對于人類文化傳播的貢獻，以及對于人類生活的改善無疑是巨大的。從這一點來看后來將造紙術列為重大發明，與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比肩是毫無異議的。

2 “三大發明說”和“四大發明”說在我國的傳播

“三大發明”在民國初就已出現在中國人傅運森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中。傅運森先生（1872—1946）早年曾在盛宣懷主辦的南洋公學學習，后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國文部任編輯三十余年，一生致力于編寫歷史教科書。早期的求學經歷可能讓他深受西學影響。

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1913年出版，由傅運森編撰的《共和國教科書新歷史》一書體例確定、在內容選材和史學思想方面見解獨到，拓寬了國人的視野，促進了民國時期西方文化的傳播。

在此書對“三大發明”的表述如下：

“中國技術有功世界者三事：一為羅盤。黃帝周公造指南車，為羅盤所自起……二為印版術……三為火藥?！?/p>

同時期中華書局版1913年章嵌編著《新制中華歷史教科書》、1913年湯存德編《新制中華歷史教授書》、1915年北京教育圖書社編纂的 《實用歷史教授書》、1928年徐景新編著《新時代歷史教授書》等都稱贊了羅盤（針）、印刷術和火藥對于世界文明的意義。這一時期對于羅盤針（或是指南針），存在一種誤解，認為它們最初的起源是指南車。指南車是利用機械傳動系統來指明方向，而指南針利用的是地磁效應，二者不是同一種發明。

中國學者最早明確介紹“四大發明”說的是著名歷史學家向達（1900—1966）。1930年向達先生在中學生雜志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印刷術的起源》的文章，在楔子部分翻譯并引用了美國學者卡德 （T.F.Carter，1882—1925）的《中國印刷術源流史》中的一段文字：

“當文藝復興之初，四大發明傳入歐洲，均這與近代的創造有很大的影響。其中如紙同印刷術則為宗教改革導其先路，而教育之能普及，這兩者也頗有功勞。此外火藥一來，蕩封建制度為灰燼，開民軍之始基。羅盤入了歐洲，于是發現美洲，歷史的舞臺也因由此歐洲一隅以轉入世界全局。這四大發明，對于近代造福無量，可是考其來源，卻大都傳自中國?！?/p>

1933年陳登原所編纂的《陳氏高中本國史》也明確提及了“四大發明”：

“在近代中華民族似不曾對于世界有所貢獻。然而在過去，確曾建立不少的豐功偉業，即以‘四大發明’而論，中國人不知道幫助了多少全人類的忙！紙與印刷，固為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物件，即軍事上用的火藥，航海時用的羅針，何嘗效力稀??？然而這四者，都是在中國史上發現得最早呢！”

我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三大發明”和“四大發明”的提法開始并行，并成為中學教科書撰寫中必選的項目。 “三大發明”出現頻率更高一些，但“四大發明”的說法逐漸增多。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名著中寫道：

“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還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經發明了造紙法。在一千二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發明了活字印刷?；鹚幍膽?，也在歐洲人之前?！?/p>

雖然這段文字沒有提及“四大發明”一詞，但把造紙、活字印刷與火藥統一視為我國古代最具影響的科技文化，在當時已經是共識。1946年刊登在《科學時代》上的《三大發明的奇跡—科學史讀書筆記之一》一文里明確地提及了“三大發明一詞”，并說這是我們小學生也會背誦的。

科學史家李約瑟（J.T.M Needham）直到1985年10月為《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所作的序中指出：

弗朗西斯培根認為，造紙與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項發明對于徹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與古代及中世紀劃分開來，比任何宗教信念，任何占星術的影響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但他把這些發明的起源看作是“模糊不清的、湮滅無聞”，他至死也不知道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的發明。我們已經盡我們最大努力使這類世界紀錄恢復了本來面目。

李約瑟所說的“三大發明”，包括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實際上是四大發明，因“造紙術和印刷術”被合并為一項重大發明 ，成為“三大發明”。

3 “四大發明”說

“四大發明”所指代的四項發明并非是一成不變的。例如，20世紀50年代初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的文章，然而該文提及的“四大發明”是指地動儀、司南、指南車和記里鼓車。地動儀為東漢天文學家張衡（78—139）所發明；司南是指南針的原始形式，東漢王充（27—97）在其著作《論衡·是應篇》中寫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指南車據《西京雜記》記載為西漢時期發明，王振鐸先生認為三國時期的馬鈞為可信；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的導論中稱，中國文獻最早提到記里鼓車，是和燕太子丹（前240—前226）及韓延壽（前140—前70）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因此，筆者以為這種關于“四大發明”的說法可能是一些學者基于我國秦漢時期的科技發明所進行的總結，雖可稱是一家之言，但遠不能彰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之輝煌成就。

筆者在2010年所使用過的高中歷史教材在第8課《古代中國的發明和發現》一章開篇就講的是四大發明：

“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和活字印刷術等四大發明是中國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學技術成就?！?/p>

而且對于四大發明書中更多的是提及它們對于歐洲的影響：

“四大發明問世以后，逐漸走向世界。造紙術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廉價的紙張很快取代了歐洲長期使用的書寫材料羊皮和小牛皮，促進了歐洲文化的發展?；鹚巶魅霘W洲，推動了歐洲火藥武器的發展，使封建城堡不堪一擊，靠冷兵器耀武揚威的騎士階層日益衰落。指南針的使用，促進了遠洋航行，迎來了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歐洲人還借鑒中國的印刷術，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及，大大推動了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促進了思想解放和社會進步?！?/p>

一些關于 “四大發明”的說法，所采用的是羅盤（針），而非指南針。羅盤是把指南針放在方位盤的裝置，用羅盤一詞可以更準確地表達指南針對于航海的重要意義，但羅盤在我國古代大多是最初堪輿家手中的工具，宋代才用于航海。

我國古代印刷以雕版為主，因其版面平整，易于墨印，印刷清晰，對排版人沒有較高的文化要求等優點?；钭钟∷⑿g雖然有操作靈活、成本低廉等優點，但在我國古代，通過活字印刷術印出來的書籍，只占到全部書籍的2%。比較著名是康熙四十年用銅活字印制的《古今圖書集成》1 000卷和乾隆年間用棗木活字印制的《武英殿聚珍叢書》。而特將活字印刷列為“四大發明”，是因它啟迪了四百年后的西方活字印刷術。約翰內斯·古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1397—1468）的印刷術所用拉丁字母相較于漢字，種類少，使用頻率高。這些名詞的演變或多或少都含有西方學者的影子。實際上，教科書中把雕版印刷術排除在“四大發明”之外，是不可取的。

“四大發明”一詞能有如今的知名度，與中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和廣泛引用有著極大關系。我國學者對于“四大發明”的研究呈現出十分明顯的時代特點。

1986年由嚴敦杰主編的《中國古代科技史論文索引》一書收錄了自1924年到1979年關于“四大發明”的研究文章共計193篇。圖1是對這半個世紀每年發表的關于“四大發明”研究文章的數量統計。

圖1 1924—1979年每年發表的關于“四大發明”研究文章數量統計

民國時期每年產量穩定且平均，數量相對較少。新中國剛成立到六十年代初的社會主義早期探索建設時期，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期到改革開放初期是學術文章的高產期。

4 結語

1958年弗西在歷史教學問題雜志發表的名為《中國中古時期的三大發明及其對世界文化發展的貢獻》一文中寫道：

“今天，在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大躍進的時期，全國人民應當集成祖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在新的形勢下，以快馬加鞭，猛虎下山的革命干勁，使我們祖國在不遠的將來，在科學文化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p>

對于我國科技的研究是為了增進國民的民族自豪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注入精神力量。但是我們對于我中國古代的科技成果可不能僅局限于“三大發明”或是“四大發明”。華覺明先生在《中國四大發明和中國二十四大發明評述》又新增蠶桑絲織、琢玉漢字、木結構營造技藝、青銅與生鐵的冶鑄、十進位值計數法、中式烹調、中醫、漆藝、制瓷、漏刻、茶的栽培和培制、深井開鑿技術、水運儀象臺、珠算等。2017年，由華覺明先生與馮立昇教授主編的 《中國三十大發明》一書出版，里面又新增粟作、稻作、運河與船閘、犁與耬、水輪、馬鐙、曲蘗發酵、雜交水稻等。筆者認為無論“三大發明”還是“四大發明”都會逐漸被淡化，因為我們對于我國每一項偉大的科學技術都應如數家珍，而非局限于“三”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