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集權度與成本行為關系
——基于制造業的經驗研究

殷俊明，江麗君，管茜茜

(南京審計大學 會計學院，江蘇 南京，211815)

成本管理是制造業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競爭能力的重要途徑。從宏觀上來看，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核心是從投入端著手，通過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從企業財務角度來看，是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盡可能保持合理的成本，實現“降成本”的目標。價優質高是中國制造業保持競爭優勢的核心。因此對制造業的成本行為進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成本管理的核心是企業內部資源的配置模式與效率，受到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和決策模式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決策權在不同層級管理者中的配置結構，即管理的集權程度。成本粘性是成本行為的非對稱性，當業務量增加時，成本以一定比例增加，而業務量減少時，成本以相對較小的比例減少，這就是成本粘性現象。成本粘性受到市場環境、企業結構和管理者行為的影響。管理者的行為包括與外部簽訂契約、自利行為以及管理者對外界期望過高導致的過度自信等[1]，都與管理層內部的決策行為有關。當企業采取不同的內部決策模式——集權或者分權時，企業內部各層級由于代理問題而形成的成本管理行為目標的一致程度，以及對外界環境變化反應的敏捷程度，將會對資源調整的方向、大小和速度產生影響，進而影響成本管理行為的效率和效果。因此，分析企業集權度對成本粘性的影響，可以全面認識企業內部決策模式對制造業成本競爭的影響，為企業選擇適宜的決策模式，以便改善成本管理水平，提升企業競爭力。

一、文獻回顧

(一)成本粘性存在性及其影響因素

成本習性的傳統模型意味著企業成本只是機械性隨著業務量變動，管理者決策對企業成本無法產生作用，管理者也無須對企業成本進行積極管理。然而，現實中成本粘性現象的發現揭示了管理者成本管理行為對企業成本所產生的作用[2-4]。我國存在廣泛的成本粘性現象，在不同行業[5]、不同所有權性質[6]、不同費用種類[7]中，成本粘性現象存在差異。

學者們主要從管理者樂觀預期、代理問題和調整成本三個方面對企業呈現不同成本粘性狀況的成因進行研究。在管理者對外界預期較為樂觀時，企業不會對原先的決策進行大幅調整，即使在業務量減少的情況下，也不會削減較多的成本投入[8]；代理問題更多顯示的是管理者的自利行為和機會主義傾向[9]，不僅包括管理者與所有者之間利益的不完全相同，還包括組織內部上下級管理者之間利益不完全相同的問題；從調整成本角度來看，調整成本代表企業在調整成本配置時所花費的成本。學者們研究發現資產密集度和勞動力密集度越大的企業，其資源配置調整成本也越高，一般會產生較高的費用粘性[10-11]。除了調整資源配置所花費的直接費用外，因決策執行效率低下、管理者能力不夠所造成的額外調整成本也是值得考慮的部分。企業內部架構復雜、人員眾多，完成決策需要傾力合作，為適應外界變化進行調整時，因權力配置導致決策執行的低效會增加企業成本消耗量。

(二)企業集權程度與成本粘性的關系

在成本粘性成因的分析中，提到企業會因為組織結構設置的不合理造成決策效率執行延遲帶來的額外調整成本費用。企業集權程度代表企業決策權力配置結構，影響整體組織的效率，對管理者的成本管理行為也會產生影響。Banker和Chen[12]發現，各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和特征會對企業成本行為產生影響，包括工會力量和集體協商程度，以及失業保險水平、勞動法律保護程度都會影響企業成本粘性。實證研究發現，在采用高度集權和集體協商體制的國家，企業人力資源方面花費的調整成本較少，相應地企業的成本粘性相對較弱。

企業的成本行為體現管理者的行為方式和資源配置偏好，而這些領導和決策方式受到內部組織結構的制約，企業集權與分權程度影響管理層資源配置和對外界環境變動的反應，從而對成本行為產生影響。因此企業的集權程度與成本粘性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本文通過ABJ模型的運用，探究企業集權程度對成本粘性水平的影響，為成本行為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制造業成本粘性的存在性

從契約論角度來看，在經營環境穩定時管理人員為了實現盈利目標，通常會通過簽訂長期契約合同來減少采購和管理成本。尤其是制造業，其成本控制很大部分來自企業以外的價值鏈伙伴。為穩定供應鏈關系，保持業務穩定，從上游企業的供貨到下游企業的銷售，都需要簽訂長期交易合同作為保障，以降低經營風險。然而經營環境的動態變化以及管理層知識的有限性，難以有效提前預測市場需求和資源需求，同時由于長期契約的剛性，企業的資源調整和配置不能及時隨外界變化而迅速反應，這種資源配置的不準確和調整的遲滯會導致當市場需求降低時企業不能有效彈性地調整成本，形成成本粘性。從效率論角度來看，在企業經營效率很高，能夠對外界進行及時反應時，會對企業進行較好的資源配置，從而保持良好的成本控制水平，這是一個較為理想的狀態。然而在現實中，企業管理人員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營業收入的波動，往往會延遲反應，無法達成理想狀態下較高的成本控制水平，因此會出現成本粘性現象。一般來說，管理人員在企業經營狀況良好時會加大資源投入，當企業經營出現挫折時，出于投機心理和樂觀預期，不會立即對資源投入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削減，這就導致企業成本粘性現象。

綜上，制造業企業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其管理層在心理、行為等方面都有上調成本，導致成本的不對稱變動現象，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我國制造業上市企業存在成本粘性現象。

(二)制造業企業集權程度對成本粘性研究假設

管理者個人行為對成本粘性的產生有直接影響，但個體行為作用的最終展現形式受制于個體所處的組織和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企業的權力設置與管理者的個人行為之間會相互影響，在不同集權程度的管理模式下，各層級管理者的行為選擇偏好也會發生變化。

制造業企業集權程度越高，會使得上層下達的指令與下層執行的目標一致性提高，從而減少因基層管理者自主決策權力過大產生與企業整體利益不一致的機會主義行為，因此產生的成本費用也會相應減少。在基層管理者權力過大時，個人意志的體現會更加明顯，在企業需要削減成本費用時無法下調成本費用支出，使得企業出現成本粘性現象。在集權體制的統一管理和規劃下，基層管理者的權限被限制，簽訂契約或進行市場投機行為時會更加謹慎，從而提高了成本控制的效率，成本粘性水平合理降低。集權度越高的企業，成本粘性程度越低，因此提出假設2。

H2：制造業企業的集權程度和成本粘性存在負相關關系。

國有制造企業大多屬于戰略性關鍵行業，其產品和生產技術相對復雜，知識分布和管理權限在上下各層級之間均有分布，存在較大不對稱，企業集權程度中等。但由于所有者虛置，國有制造企業存在較為嚴重的代理問題，上下級層級多，體制機制相對不靈活，反饋機制較冗雜，對市場的反饋靈活度和敏捷性不夠。綜上，當市場需求下降時，集權度高雖然有利于提高資源調整的速度，但由于代理問題和體制問題，其資源支出向下調整的自由度會減小，速度也會變慢，因此成本粘性相對增大；對于非國有制造企業，單件小批量產品需求增多時，企業需要對外界需求做出快速決斷并進行生產，集權程度較高時企業內部信息傳達較快、反饋機制較靈活，基層問題得以迅速及時傳達至決策層，提高了決策的正確性以及下達執行的及時性。由于反饋及時準確，上級下達的命令與實際執行中的痛點相符，可解決現實中的難點，將會提高基層工作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提高企業整體應變能力和運營效率，減弱成本粘性現象。

其次，從不同所有制企業規避風險意識角度分析。國有企業處于政府的引導和管理下，對市場環境的變化一般更為樂觀，危機意識較為薄弱，在業務出現暫時性不理想時，管理者不會立即調整企業的資源，風險意識相對不足；非國有企業對于成本資源的控制相對嚴格，風險意識更強，在市場需求擴張時管理者資產支出更為謹慎，在市場萎縮時能迅速做出調減資源和成本支出的決策，為企業削減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因此提出假設3。

H3：相比于國有制造企業，非國有制造企業集權程度的提高能顯著降低企業成本粘性。

三、研究設計

本文采用Anderson、Banker和Janakiraman[2]構建的對數非線性回歸分析模型(ABJ模型)檢驗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同時在模型中加入集權度這個新的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為避免會計準則變革對成本與收入數據帶來的影響，本文選擇2008-2013年間的企業財務數據。以滬深兩市A股上市的制造業企業為樣本，并且從中剔除了ST和PT企業、數據缺失的企業、當年銷售收入小于銷售與管理費用之和的企業，以及在此期間發生過資本結構變更、重大收購或兼并行為、業務變更等導致重大經營行為和管理結構改變的企業。最終獲得樣本企業共1 147家，其中國有上市企業樣本761家，非國有上市企業樣本386家。篩選過的財務數據主要來自國泰安數據庫，部分數據是手工從企業財務報告中整理而成。

(二)變量選取及定義

1.被解釋變量

本文以銷售費用和管理費用之和作為被解釋變量。

2.解釋變量

第一，集權度。本文集權度主要指組織內部上下級管理者之間的權力配置，用來衡量權力在組織內部各個層級管理者之間的分布狀況。對于集權度指標的計算借用劉華[13]的指標模型，將集權度分為薪酬差距和權力跨度，集權度為薪酬差距和權力跨度的乘積。薪酬差距從縱向角度衡量集權度，管理者薪酬越高代表所承擔的責任越大，被賦予的權力越多。在薪酬差距越大時，企業各層管理者之間的權力差距越大，權力越趨于上層管理者，集權度也越大。薪酬差距使用高管中最高年度薪酬與其余高管年度薪酬均值的比值表示；權力跨度從橫向角度衡量集權度，管理者管理的人數越多，權力就越集中。權力跨度使用員工人數與高管人數的比值表示。權力跨度計算的是高管管理員工人數的均值，其反映的是組織內部各層級的權力跨度。

第二，業務量。本文以營業收入衡量業務量。

第三，股權性質。本文按企業的實際控制人來劃分，將國有企業、國有控制上市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其余上市企業劃分為非國有企業。

3.其他變量及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三)實證模型

本文以Anderson[2]的ABJ模型為基礎，對上文提出的假設進行實證檢驗。

模型1：檢驗成本粘性的存在性

模型中Ci,t表示樣本數據中的第i家企業在第t年報表披露中的銷售費用、管理費用之和；Si,t表示樣本數據中的第i家上市企業在第t年年報中披露的營業收入；β1反映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在營業收入每增加1%時的成本變動情況；Di,t是設計的虛擬變量，營業收入增加時取值為 0，否則取值為1。由此，在營業收入下降，Di,t取1時，β1+β2表示在營業收入下降時成本的變動情況。成本粘性可以用β2來表示，β2的負值越小，說明企業的成本粘性水平越高。

模型2：檢驗企業集權度對成本粘性的影響

本文探究企業集權程度對成本粘性的影響，以模型1為基礎，加入集權度這一新的變量。在模型2中，如果β3的符號為正并且在統計上顯著，則證明假設2和假設3成立。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全樣本數據分析中，銷管費用的增長率平均值高于營業收入增長率，這直接證明了成本粘性的存在，滿足本文假設分析的前提條件。分別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營業收入、銷管費用的數據描述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具有不同的成本粘性水平。表2中非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增長率和銷管費用增長率的均值分別為136.58%和139.52%，而國有企業的均值卻有20%多的差額，表明非國有企業擁有更低的成本粘性水平。

通過對樣本企業集權度的測定分析，發現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對于集權的傾向程度不一樣，非國有企業的集權度均值遠高于國有企業，而實際社會中非國有企業也的確偏向于運用集權體制來實現自身的擴張發展。

表2 不同股權性質下的描述性統計分布

(二)回歸分析

1.成本粘性存在性檢驗

回歸模型檢驗與分析見表3。依據模型1進行的回歸分析中，β1=1.008,β2=-0.041這一結果與ABJ的研究結論是相互支持的。根據ABJ的最終結論，這些數據反映出我國上市企業成本粘性的普遍存在性。當營業收入增加1%，銷管費用增加1.008%；當營業收入減少1%，銷管費用減少0.967%(1.008-0.041=0. 967)。通過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結果對比，國有企業的β2=-0.099，非國有企業的β2=-0.035，可以看出國有企業的成本粘性高于非國有企業，并且回歸結果的顯著性水平說明國有企業的成本粘性程度更高，因為它的回歸結果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非國有企業只在10%上顯著。

2.不同所有權性質的制造業企業集權度對成本粘性影響檢驗

制造業企業集權度對成本粘性的影響，以及在不同所有權性質下集權度對成本粘性影響的檢驗與分析見表4。如表4所示，模型2中加入集權度這個解釋變量，回歸結果顯示制造業上市企業集權度和成本粘性之間屬于負相關關系，與本文提出的假設2一致。在引入集權度這一新的變量時，表中的部分數據發生了變化，收入每下降1%，對應的費用減少0.969%(1.008-0.039=0.969)，與之前的0.967%相比較，成本粘性程度被削弱了。也可以直接比較兩個模型中的β2值，前一個為-0.041，后一個為-0.039，得出相同的結論。非國有企業的β3=0.015，并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非國有企業中集權度越高，企業成本粘性減弱，并且在統計上顯著，此時假設3成立。

表3 成本粘性的存在性檢驗

Tab.3 Existence test of cost stickiness

注：括號內為t值，***、**、*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

表4 企業的集權度對成本粘性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

Tab.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entralization on cost stickiness

注：括號內為t值，***、**、*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采用不同所有權性質以及不同集權程度的制造業企業來探討成本粘性問題。結果表明，在制造業中，不同所有權性質的企業都存在成本粘性，并且不同所有權性質的企業之間存在差異，國有企業的成本粘性強于非國有企業；其次，研究得出制造業企業的集權程度和成本粘性水平呈負相關關系，相比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集權程度越高時，成本粘性越低。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得出以下管理啟示。

1.改善組織管理模式，選擇適宜的管理決策模式，提升企業成本管理水平。集權度越高的企業擁有更小的成本粘性水平。在非國有企業中，選擇適合的管理決策模式，進行適度的權力集中能提高管理人員的決策速度，避免額外的成本費用。當市場環境出現不利因素時，集權程度高的企業能夠快速對市場做出反應，從而更加有效地控制企業的資源成本，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

2.完善企業治理體系，為企業成本控制體系的建立和有效實施提供體制機制環境。企業的銷售和管理費用受到管理者行為目標的影響，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提升決策效率和管理層資源配置過程中的風險意識，從而建立目標一致、反應靈活、行動高效的成本控制體系，提升成本管理的彈性和競爭力。

3.發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在企業內形成適宜的管理激勵模式，鼓勵各層管理者與企業目標保持一致，減弱機會主義動機。了解員工的工作狀態及工作環境，關注各級人員的訴求及長遠發展，培養員工忠誠度，在企業內形成友好、和諧的人文環境，使各層管理者能更認真對待本職工作，降低企業總體成本。

4.重視政府的引導作用。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政府要發揮引導調節作用，改善企業外部競爭環境，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使資源得以充分利用，同時要不斷提升人力資本素質，優化勞動力要素供給結構。人員素質的提升，對企業節約資源、降低成本、提升經濟發展質量都有巨大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