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對非法證據排除范圍的分析

顏文彩

（350000 福建師范大學 福建 福州）

一、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范圍的發展歷程

（一）萌芽期

1979年刑訴法第32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倍?996年修改與79年刑訴法對證據規定的表述基本一致。

（二）正式確立

2010年兩規定與之前刑訴法相比有兩大區別：第一,明確了非法證據為兩大類即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第二,對非法證據的取舍做出規定,對非法言詞證據予以絕對排除,對非法實物證據則進行有條件地取舍。

（三）全面確立

2012年新刑訴法基本繼承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的規定,同時對實物證據的排除條件改為“不符合法定程序”和“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將”不能作為定案根據“改為”予以排除”。

（四）完善期

2013年最高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列舉出了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情形。

2017年《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威脅”一詞做了擴大解釋。增加了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均應當予以排除。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逐步發展

非法證據排除的事實基礎是偵察機關為完成調查和收集證據的任務,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存在較高的虛假風險。而許多冤假錯案之所以會發生,也與偵察機關強制獲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及法院錯誤地采納有較大的關聯性[1]。

刑事訴訟最大的特點在于它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抗衡,國家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與公民個人權益的對抗。如果國家權力行使不慎就會侵犯人權。如刑訊逼供對人格尊嚴、人身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等權利的侵犯。

從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歷程分析，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在逐步完善,范圍也在漸漸明確。

三、現實社會中的需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發展受限

由于我國犯罪率還較高且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整個社會顯然無法容忍因過于泛化地排除非法證據而導致放縱犯罪的結果[2]。對被告人格尊嚴的過度保護可能會損害其他人的人格尊嚴或社會公共利益。

如加里·古德帕斯特所言為了保護罪犯的權利,法院通過排除規則可能使其逍遙法外,進而可能危害整個社會司法系統[3]一旦被排除的非法證據恰恰能夠證明犯罪事實,法院賴以判決的事實基礎就會受到影響。

基于此我國的于非法證據排除范圍并不能如眾多學者所言,包含各類非法證據。

四、非法證據排除范圍背后的兩大理論博弈：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

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對非法證據排除目的與功能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對侵犯公民憲法權利而獲取的證據的拒絕和否定,即以基本權利保障和程序正當為規則的價值取向”此即保障人權理論[4]。

對被追訴人的權益甚至是整個社會利益的保護則是打擊犯罪行為理論。發展最為成熟的美國,其非法證據排除主要集中于涉及傳統道德的案件、無被害人案件以及毒品案件[5]。而在我國現實國情下,如果高舉排除非法證據的旗幟而忽視司法最終打擊違法犯罪的行為宗旨。

五、以有限度的程序正義促進實體正義實現：非法證據排除體系構建設想

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爭議核心就在于該制度在保護公民權利方面產生的利益與控制犯罪效果方面產生的成本何者更大，作為一項存在已久的刑事制度規則,依據存在即合理分析,其自有正當性,如何讓其正當性超越不必要性的關鍵就在于規則的設計。

從世界范圍來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主要包括剛性排除規則與例外保留規則,我國主要從正面規定了非法證據的范圍,為了完善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僅應明確非法證據的范圍,還需對非法證據排除的例外做出原則性的規定。

例外保留規則是在滿足社會需求,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前提下界定了不予排除的例外情形,換言之例外保留規則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犯罪勢態、刑事政策乃至社會需求作出的讓步或調整,其發揮平衡器作用[6]。

（一）構建準確的剛性排除規則

目前剛性排除規則體系較為完善的如美國,其從憲法的高度,以侵犯“公民憲法性權利”為分類標準來確定排除法則；德國,通過間接描述收集證據的非法方法的立法技術,即禁止采用刑訴法規定的取證方式以外的方法收集證據。

（二）確立審慎的例外保留規則

例外保留規則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國毒樹之果排除法則的諸多例外,鑒于司法制度因毒樹之果而付出慘重代價,20世紀八十年代后,美國法院通過判例不斷確立例外情形,如“獨立來源的例外”、“必然發現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我國在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可參照美國對非法證據進行有條件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