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者的悲劇

蘇小藝

摘要：堂吉訶德幻想成為英勇的騎士去扶助弱小，愛瑪·包法利的夢想是過上浪漫愛情生活。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均是理想主義者，但他們追求理想的結果都以失敗告終。本文從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形象意義三個方面對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二者進行比較，探究理想主義者悲劇的異同及其啟示。

關鍵詞：堂吉訶德;愛瑪·包法利;理想主義者;悲劇

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均是文壇上影響深遠的著作，兩者之間更是聯系緊密，愛瑪·包法利被稱作“穿裙子的堂吉訶德”[1]。他倆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改造或擺脫現實生活高舉“理想主義”的旗幟，想要再現書中所刻畫的理想世界，為了追求理想做出一系列與常人不一樣的舉動。目前各種文獻材料僅在分析了愛瑪·包法利這“女性的吉訶德”形象，抑或是各自分析了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的形象和悲劇，還米有將二者進行詳細的比較分析。在此基礎上，本文就將從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形象意義三個方面比較分析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的形象，試探究理想主義者悲劇的異同。

一、行為方式

有人指出，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具有相同的行為模式，即“讀小說——生幻想——追求幻想——失敗或毀滅”[2]。他們都向往小說中的理想世界，由此在心中播種下追求理想世界的強烈愿望，并采取了實際行動，但在次又次的行動中均以失敗告終，最后走向了必然的毀滅。

（一）讀小說

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都有“文學病”，希望將小說中讀到的內容在現實生活中付諸實踐。堂吉訶德酷愛騎士小說，騎士小說就是他的精神食糧，書中在第一章就寫道：“閑來無事就埋頭看騎士小說，看得愛不釋手，津津有味，簡直把打獵呀、甚至管理家產呀都忘得一干二凈……”[3]。他對騎十小說的喜愛是直接表露出來的，太過于瘋狂，因而人們把他當做一個瘋子。大家都覺得堂吉訶德實際上是被騎十小說所耽誤了，如果他不談論騎士小說，他還是很博學、理智、有見解的一個人：當他和牧羊人談論黃金時代和黑鐵時代時，他對黃金時代的熟悉是誰都料想不到的;當他誤將兩群羊當作軍隊時，脫口而出的眾多地名、民族及民族特點都令人驚嘆他的學識淵博;當他發表對文武兩行的奇論時，眾人都覺得他的見識高明，說得頭頭是道;他能講出“美德的道路窄而險，罪惡的道路寬而平……”“戲劇是人生的鏡子……”如此有道理的話;他對詩，對婚姻都很有見識;桑丘做海島總督時堂吉訶德對他說的話，以及給他寫的信都反映出了堂吉訶德的智慧。因此，在書中，大家都認為騎士小說對堂吉訶德來說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而愛瑪·包法利喜愛愛情傳奇小說，她讀過《保爾和維吉妮》，深愛夏多布里昂、拉馬丁的小說，浪漫主義之風悄悄在她的心中根深蒂固。這種浪漫主義是消極的浪漫主義，愛瑪從中學會的是偷情、私奔、及時行樂等等消極主張[4]。與堂吉訶德相比而言，愛瑪·包法利并不像堂吉訶德那般時刻把小說中的人物、事件掛在嘴邊，只是她的日常行為舉止偷偷流溢著浪漫主義，并不為人所深知，她在其中自得其樂，甚至在死時，她身邊的人都不知道她為何而死，不知道愛情傳奇小說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二）生幻想

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在讀小說的過程中，在心中都產生了對理想世界的渴望，不同的是：堂吉訶德幻想中的自己是為了實現“大我”，即是為了身邊的人、整個國家以至整個時代去構建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從而使所有人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而愛瑪·包法利是為了實現“小我”，即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幸福。堂吉訶德崇拜騎士小說中的那些騎士，他們擁有強大的力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堂吉訶德幻想成為這樣的游俠騎士。他對目前的黑鐵時代很不滿意，他認為黑鐵時代是一個極不安定和平的時代，而“黃金時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紀”。為了從黑鐵時代轉到黃金時代，他愿意做這樣富有使命的騎士，建立“保障女人的安全，保護童女，扶助寡婦，救濟孤兒和窮人”的騎士道。愛瑪·包法利與堂吉訶德不同，她幻想中的自己生活在溫馨、浪漫的環境中，最重要的是自己被甜蜜的愛情所滋潤著。她的幻想相較于堂吉詞德來說似乎顯得卑微，這只是一個女人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以改善的一個小小的要求罷了，可是現實給不了她這種決感，她只能從書中去找尋，如此可悲。

（三）追求幻想

兩部著作中都用了很多筆墨去描寫主人公追求幻想的過程，從二者的行為可以折射出他們的內心世界極為不同。先來分析堂吉訶德為追求幻想的三次出行：第一次出行時他途遇一座“城堡”，硬是讓城堡主人對他進行騎士受封儀式，離開城堡后“解救”了一個孩子，因強行讓一群商人承認杜爾西內婭是天下第一美人而遭到暴打，被一位老鄉發現送回了家。盡管第一次出行并不順利，還惹得傷痕累累，但堂吉訶德并沒有因此厭棄騎士道，相反，他對騎士道更加上心，像書中所說給自己找了一名侍從，于是第二次出行他便帶上了桑丘·潘沙。在第二次出行中，他與“巨人”抗爭傷得不能動彈，碰到了幾個兇暴的楊維斯人而大吃苦頭，沖殺“軍隊”被石子打得面無人色等等，最后被裝進籠子里運回了家。堂吉訶德的第二次出行比第一次出行受的傷更多，但他始終沒有后悔過，仍舊努力當一名幫扶天下的騎士，盡管沒做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他還是期待第三次的出行。在第三次出行中，堂吉訶德因發現他的杜爾西內婭被魔鬼施法變成了丑婦而內心悲痛，和鏡子騎士、獅子打交道圓滿成功，經歷了在蒙德西諾斯地洞里的奇遇，因損傷傀儡、水力磨坊而賠錢，被公爵夫婦所接待從而享受到“真正”的騎士待遇，被白月騎士打敗遂答應待家一年等等。第三次出行的遭遇更為豐富，他在公爵夫婦家里得到了騎士的待遇，感覺自己離理想世界又進了一步，但這不過是一場虛幻而已，最后他還是被白月騎士所打敗，仍舊沒有立下任何功勛而回鄉。但不得不說的是，堂吉訶德的這三次出行，一心都在追尋著騎士道精神，一心都為實現“大我”，即使中途遇到不少的艱難險阻，他內心也沒有絲毫的動搖，想要憑借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世界。

而愛瑪·包法利顯然與堂吉訶德不同。愛瑪的追求，體現了女性幻想實現的一種方式，也展現了她內心的矛盾。她習慣于將自己的幻想寄托于他人身上，在她與查理結合時，她原以為自己得到了愛情，擺脫了現實的苦悶，由此而歡欣，卻沒想到這場婚姻將自己陷入更深的苦悶之中，她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不知道該如何在生活中理解“歡愉”“熱情”和“迷戀”這些字眼。正如堂吉訶德在公爵家中“接近”了理想一樣，愛瑪在一場舞會上與子爵的邂逅中，使她品味到了前所未有的浪漫，這一切都仿佛是從書中走出來的一樣，但這一切只是虛無縹緲的一瞬，道特的現實生活仍舊擺在那。她離開了道特，以為換一個環境就能換一種生活，然而并非如此。她舉家搬到了永鎮，路途中發現懷了身孕，她是多么希望能夠生下一個男孩，男孩能代替她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不再附庸于男權社會下，于是她把自己的幻想都寄托在這個孩子身上。然而事實是殘酷的，她生了一個女孩，她不愿接受這個事實，甚至不愿意自己撫養這個孩子。將幻想寄托于查理和孩子無望之后，愛瑪尋找到了一個新的途徑——情人。羅道耳弗與查理是多么的不同，他浪漫、多情又有錢，滿足了愛瑪對情人的一切幻想;賴昂看似文弱，但也比查理強，愛瑪在他面前再怎么浪蕩、隨性都不會遭到譴責。[5]在愛瑪將自己的幻想寄托在他人身上時，她內心并不如堂吉訶德那樣勇往直前，愛瑪自身就是一個矛盾體。起初，她剛接觸到賴昂，賴昂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內心無比激動，但努力想控制住自己，因為她意識里還清楚自己是包法利夫人，于是她開始料理家務，親自撫養女兒白爾特。在第一次出軌期間，她也慚愧過，覺得自己的偷情于查理來說不妥當，她想彌補查理，盡可能地對他好。但在查理治療畸形足失敗后，她又對他失望了，羅道耳弗重回她的心頭。在羅道耳弗逃走后，愛瑪暫且改過自新，凡事以家庭為主，但賴昂的再次出現令她又陷入了情欲之中，直至最后欠債累累，服毒自盡。愛瑪·包法利在追求幻想的過程中不像堂吉訶德那樣堅定，在感情上不順時，她的內心也有變動，在想其實“現實主義”的查理也很好。她就一直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舉棋不定，當她被理想打敗時，她就躲起來舔舐傷口，等結疤了再在猶疑中繼續追尋。

（四）失敗

就主人公追求幻想的最終結局來說，堂吉訶德的死似乎是毫無預兆的，他在第三次出行回鄉后就得了病，病中頓悟自己過去讀的騎士小說都是一顆顆毒瘤，害人不淺，在大徹大悟中死去。其實堂吉訶德在第三次出行和前兩次出行中，他對騎士道還是一樣的熱忱，并沒有改變，但堂吉訶德的死就是如此突如其來，他的死就意味著他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徹底失敗了。相反，愛瑪·包法利就是一步一步印記鮮明地將自己推入深坑。她忍受不了現實的苦悶，她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情人的拋棄，她被債務危機摧殘得體無完膚，她的尊嚴被債主、清人、公證人一點一點地踐踏。享受理想世界的浪漫需要代價，這個代價太沉重和殘酷，她已無力承受，也無法再回到丈夫身邊去了，所以活著有什么意義呢？愛瑪·包法利的死是情理之中的，這個失敗比堂吉詞德更顯得有跡可循。

其次，就主人公的失敗所引起的效果來說，《包法利夫人》更顯得悲劇，堂吉訶德雖然失敗了，“不過外甥女照常吃飯，管家媽照常喝酒，桑丘·潘沙也照常吃喝;因為繼承遺產能抵消或減少遭逢死喪的痛苦”，他身邊的人都在照常過日子，并沒有因為堂吉訶德的死而遭遇不幸。再來看看《包法利夫人》，愛瑪的失敗連帶著家人的不幸，愛瑪死了，查理不堪忍受愛瑪的偷情往事跟著離開了人世，他們的女兒白爾特在后來的生活中過得也不盡如人意。由此可見，《包法利夫人》中的理想破滅比《堂吉詞德》更顯悲劇，更能震撼人心。

因而，從堂吉訶德和愛瑪的行為方式來看，他們在

“讀小說——生幻想——追求幻想——失敗或毀滅”這一相同的行為模式下都展現出各自的悲劇，向我們娓娓道來，但如果要更進一步的探究，我們無法不繞開二者思想上隱含的悲劇性。

二、思想觀念

本文對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的思想觀念的論述主要從愛情觀和金錢觀著手，二者的愛情觀和金錢觀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相異的部分，同中有異，各盡其妙。

（一）愛情觀

愛情觀是《堂吉訶德》和《包法利夫人》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堂吉訶德與愛瑪的愛情觀都帶有虛幻的色彩：堂吉訶德想象中的意中人名叫杜爾西內婭，是個十足的美人，然而事實上可能根本就沒有這個人，或者說杜爾西內婭只是一名普通的村婦。愛瑪·包法利想象中的愛情是十分天真爛漫的，男女情投意合，在上流社會中自在地過活，遠離柴米油鹽、斤斤計較的生活。他們的愛情觀都是自己想象出來的結果，與現實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但堂吉訶德與愛瑪·包法利的愛情觀明顯有所不同。堂吉訶德的愛情實際上是虛無的，主要在意于形式，并不涉及自己的情感，他是為了符合騎士道的規律陡然有了杜爾西內婭這個意中人，正如書中所說：“游俠騎士沒有意中人，好比樹沒有葉子和果子，軀殼沒有靈魂?！庇纱丝梢?，他不是為了愛而愛，是為了騎士道而“愛”，他完全照搬騎士小說中的模式來對杜爾西內婭表達愛意。因此，堂吉訶德每逢打敗了人，便要求他們到杜爾西內婭面前去聽候差遣;每逢遇到了危機，便祈求杜爾西內婭的庇佑;每逢遇到了美人，都要將杜爾西內婭拿來比比，認為杜爾西內婭的美決不遜于她們。杜爾西內婭活在堂吉訶德的腦中，他對杜爾西內婭的愛只是形式上的愛，與物質、肉體毫無關系。即使他心中的杜爾西內婭變丑了，也絲毫不減他對杜爾西內婭的關愛，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時時想著要幫杜爾西內婭恢復原貌。堂吉訶德時時念叨著這不存在的杜爾西內婭，通過她來展現自己的騎士道精神，具有濃厚的喜劇色彩，甚至帶有鬧劇的效果。

相對于堂吉河德的為騎士道而“愛”，愛瑪·包法利是想真正追尋屬于自己的愛情，這種愛情是在修道院的禁欲主義的夾縫中經愛情傳奇小說的刺激下萌生出來的一種渴望，但愛瑪的愛情不僅僅停留于形式，更有實際的行動。愛瑪真正追求浪漫主義式的愛情當屬她的兩次出軌：與羅道耳弗的戀情中，她體會到了出軌的刺激，感受到了浪漫的滋味。愛情的力量是多么的強大，以至于愛瑪終究受不了與查理在一起的生活，想要拋棄查理，拋棄苦悶的現實生活，與羅道耳弗私奔，但她萬萬沒想到的是自己卻被羅道耳弗拋棄。在與賴昂的戀情中，她再次感受到了愛情的美好，仿佛自己因有了愛情而重新獲得了青春，但是她并不滿足于樸實無華的愛情，她想要的愛情是華美的，于是她寧愿花自己的錢貼補費用也要與賴昂在高檔的旅館里幽會。逐漸地，她與賴昂的愛情似乎不再是愛情，而只是一種情欲，為了享受幽會的刺激，她負債越來越多，然而還是逃避不了被拋棄的悲劇。[5]愛瑪·包法利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愛情的深淵中，無法自拔，最終不僅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人。

（二）金錢觀

堂吉河德和愛瑪·包法利都意識到金錢的重要性，但他們都不是為了金錢而去追求金錢。就堂吉訶德而言，他曾為心頭重要的五件大事排了一個順序，就將保衛個人物質財富列在了第三位。[6]但從堂吉訶德的種種行為我們可以看出，他并非是愛財如命的人，這點可以從與桑丘·潘沙的比較中顯現出來：桑丘極愛錢財，他在書中約有二十次提到了金錢或海島，與之相對比，堂吉訶德則對錢則表現毫不關心。當桑丘丟了驢子，為自己少了多少錢財而哭泣時，堂吉訶德給他三匹驢駒作安慰;當桑丘指望著堂吉訶德與高貴的公主結合，自己多少也有點好處時，堂吉訶德訓斥了桑丘的主張;當堂吉河德弄壞別人的船，讓對方開價賠償時，桑丘嘀咕著賠價太高;當桑丘與堂吉訶德計算工錢時，堂吉詞德讓桑丘自己扣下得了;當桑丘向堂吉訶德討要三千鞭的費用時，堂吉訶德讓桑丘自己定奪價錢等等。諸如此類的比較都鮮明地表現出堂吉訶德無所謂自己所擁有的錢財是有多少，他只一心投入騎士道中去，用于游俠騎士的出行而損失了的錢財，他是毫不在乎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堂吉訶德雖然意識到金錢的重要性，但他反對那種個人無限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堂吉訶德的這種觀念與當時的主流思想大潮相違背，當時是個人意識覺醒的時候，人們都在追求情欲和私有財產，而堂吉訶德卻對之加以節制。正因為如此，人們覺得堂吉詞德是多么的不理智，放著好好的地主紳士不做，家里明明有一份可觀的財產，卻偏偏要去做一名滑稽的游俠騎士，干一些不著調的事來揮霍自己的則產。

愛瑪·包法利雖愛錢，但她絕非單純因為愛錢而把自己逼人債務危機中，她所做的一切都基于她對愛情的向往。當堂吉訶德可以拋棄自己的錢財去追求理想的時候，愛瑪·包法利卻用金錢把愛情一層一層地包裹起來。愛瑪認為金錢是愛情的基礎，有了金錢，她的愛情才會甜蜜。她所向往的浪漫生活并不是只有寒酸的愛情，最好能住在古老的莊園，所愛的對象是高貴的騎士。愛瑪與商人勒樂的來往表現了她在欲望的誘惑下一步一步地沉淪。起初，商人勒樂向她推銷商品，她都一概拒絕，聲稱自己都用不著;隨著自己在愛情與現實之中痛苦著，她便覺得既然愛情無望，那起碼在生活中要對自己好一點，于是她就開始大手筆地花錢，盡量從金錢上消解內心的苦悶;到后來與羅道耳弗幽會，愛瑪從勒樂那多次購貨，債務漸漸開始累積起來了;直到與賴昂的幽會，債務越滾越多，一次又一次地賒賬，寫借據，一步一步地將自己推向深淵。對愛瑪而言，金錢是愛情的輔助品，金錢也類似于一種毒品，越吸越上癮。因為對愛情追求的失當，導致金錢問題的存在，即使愛瑪深知自己所欠債務金額龐大，但是她還是一錯再錯，繼續寫借據，繼續揮霍，直到把自己壓榨得體無完膚為止。[7]

總之，堂吉訶德思想觀念中的喜劇性帶有悲劇性的成分，愛瑪成了愛情、金錢的附庸，他們的思想觀念都沖破了當時正統的思想觀念，因而二者形象受到了人們的嘲笑和唾棄，展現出了悲劇性的一面。

三、形象意義

聯系上述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這兩個角度的闡釋來看，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二者形象看似滑稽、荒誕、毫無理智：一個堅決踐行騎士道而被人看作瘋子;一個為愛情背叛家庭，負債累累，似乎是一個水性楊花、不守婦道的女人。但二者形象在這表層背后，其實是具有超越時代性的進步意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對理想的不斷追求最后卻淪為了一場悲劇。

魯迅先生在評論堂吉訶德這個藝術形象時說：“堂吉訶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錯誤。錯誤是在他的打法?！盵8]堂吉訶德有偉大的志向，他的意識是遠遠領先于時代的步伐。就如對女性地位的看法，杜爾西內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堪比耶穌在普通民眾心中的地位，他凡事只祈求杜爾西內婭的庇佑而不尋求耶穌的庇佑，這不正反映了在堂吉訶德的意識里，女性不再是男權社會的欺壓者，女性的地位一下子抬高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9]再如，堂吉訶德無畏地為黑人說話，他批判那些以解放黑奴為借口，把年老無用的黑奴趕出了家門的奴隸主，認為這種行為是極其殘忍的，這些奴隸主無異于披著羊皮的狼。堂吉訶德的這番見解是在“奴隸宣言”出臺以前說的，可見其先于時代的意識和無畏的氣魄。[10]更有甚者，在“人人為己”的黑鐵時代，堂吉訶德卻揚起了“我為人人”的旗幟，他的理想就是除暴安民，他的理想就是讓社會L的老弱病殘都能得到合理的對待，他的理想就是復興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進而向黃金時代跨步前進，他的理想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民舍命的人文信仰，這正顯示了其超越時代性的進步意義。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錯誤的不是他的理想，而是他的打法。當堂吉訶德搬出了騎士小說的那一套，全副武裝，以中世紀騎士的形象行俠仗義時，到頭來這種行為卻被人所不恥?？墒?，盡管我們先忽略掉堂吉訶德用騎士道的那一套去行俠仗義，假設他的打法合晴合理，當我們把堂吉訶德放入整個大時代的潮流中去看，我們會發現，即使堂吉訶德努力地去抗爭，努力地去改變時代方向，他的這種努力又有何用呢？堂吉訶德是孤身一人捧著人文信仰，他不似《水滸傳》中的宋江有107好漢跟著他闖蕩，他也不似《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手下將領個個武藝高強、足智多謀，因而通過他的喜劇性行為更能凸顯出他的悲劇性。作品的最后，堂吉訶德毫無預兆地死了，這看似不合情理，其實是在情理之中的。唯有堂吉訶德對騎士小澎左行否定，才能表現出他無可奈何地對人文信仰的背離;[11]唯有堂吉訶德的死，才能展現出堂吉訶德的理想徹底地毀滅了，個人的力量終究抵抗不過時代前進的脈搏，時代的黑暗仍舊繼續下去且無法逆轉了。堂吉訶德的死就是隱藏著如此大的悲劇色彩。

愛瑪·包法利同樣具有超越時代的進步意義。在愛瑪所生活的時代，女性是男權社會的附庸，女性的首要職責就是照顧家人，料理家務，至于所謂的愛情追求只能是女性的幻想而已。雖然愛瑪追求愛情的行為有傷風化，《包法利夫人》一度被禁令發行，但愛瑪的進步性在于她敢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這是那個時代普通女人們所不能企及的。在愛瑪身上，魯迅先生評論堂吉訶德的那句話同樣受用，對愛瑪而言，她渴望愛情是沒有錯的，錯的只是她追求愛情的方式方法。在她將愛情實現的希望寄托在情人身上后，她自以為真的獲得了浪漫愛情，如果說與羅道耳弗的愛戀時她還有些羞怯，那么她與賴昂愛戀時則變本加厲，變得不知羞恥，一度淪于情欲之中。愛瑪這種追求愛情的方式在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愛瑪意識的狹隘，即使她意識到了要掌握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主動權，但是她做出的行動仍舊依附于男性身上，體現了成為男權社會附庸的性質，這明顯表現出愛瑪的愛情悲劇。除此之外，修道院的教育也是導致愛瑪悲劇的原因之一，她在修道院禁欲主義式的生活反而使她對愛情產生無比的渴望，她沒有接受過正當的有關愛情的教育，從而使她在后來生活中對愛情追求的失當。[12]小資產階級的誘引是導致愛瑪悲劇的直接原因。生存資料消費再也滿足不了愛瑪的胃口，商人的誘引使得她向發展資料消費、享受資料消費看齊，在金錢與物欲的唆使下她一步一步使自己走向悲劇。最后，社會人情的冷漠是導致愛瑪悲劇的重要原因。當愛瑪意識到自己已陷入悲劇的牢籠中無法逃脫的時候，她還沒有選擇死亡，而是抱有一線希望向周圍的人求助，然而社會人情的冷漠、殘酷使愛瑪連最后一絲尊嚴都要被踐踏，正是這最后一束稻草壓垮了她，她最終選擇死亡。

無論是堂吉訶德還是愛瑪·包法利，他們作為理想主義者都向我們展示了他們超越時代的進步意義，但同時也顯示出這種理想被時代、社會等種種因素所束縛而不能實現的悲哀。

四、結語

堂吉訶德和愛瑪·包法利都是理想主義者，盡管他們具體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會有所不同，但他們都希望將書中所看到的理想生活于現實生活中付諸實踐，在現實生活中也能為自己的理想高呼。但作為理想主義者，他們的命運還是敵不過現實，走向了悲劇。堂吉訶德讓我們看到了理想主義者的熱情高漲、英勇無畏的一面;也看到了理想主義者滑稽可笑，被現實所捉弄的一面。愛瑪·包法利則更多地讓我們看到了理想主義者在現實社會的漩渦中逐漸扭曲、變形，甚至迷失了自我。不管怎么說，如此交織起來的形象，最終形成了不朽的“堂吉訶德”和“包法利夫人”。我們既要歌頌他們作為理想主義者所體現出來的進步意義，又要反思二者淪為悲劇的原因，對堂吉訶德和愛瑪式的理想主義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們要反觀在這個時代的我們，有多少人成了“堂吉訶德”或“包法利夫人”，有多少人想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卻最終淪落悲劇。我們既要學習理想主義者對理想的不懈追求，又要使追求方法得當，不要成為新一代的悲劇的“堂吉訶德”或“包法利夫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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