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命”“愛與美”“生命”

沈從文從城鄉兩個經驗世界的互參中為人性的理想形態塑形，主張人與自然的契合，弘揚人的原始強力，批判無光無熱的生命形態，并在現實環境的重壓之下，力圖為人的個體存在和民族的生存建構一個形而上的參照系，這些主張與“五四”新文學所開啟的“國民性改造”是一脈相承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對國民人格進行批判的著眼點在于生命力的匱乏——也即“閹寺性”人格，因此對國民內在的生理、心理本體的重建必然會成為他的“國民品德重建”的核心內容。

一

針對普遍存在于都市的“閹寺性”人格，主張為青年輸入一個健康雄強的人生觀，這一觀點在沈從文的文論、書信、小說中比比皆是：

你的作品可能慢慢地成為讀者的經典，不拘用的是娛樂方式或教育方式，都能使他的生命“深”一點，也可能使他生存“強”一點。①

文學運動的意義，是要用作品燃燒起這個民族更年青一輩的情感，增加他在憂患中的抵抗力，增加活力。②

這新的文運新的文學觀，……從積極言，一定要在作品中輸入一個健康雄強的人生觀，……他必熱愛人生，堅實樸厚，坦白誠實，勇于犧牲。③

我現在還只那么盡想象中國應當如何重新另造，很嚴肅的來寫一本“黃人之出路”。為了如何就可以把某一些人軟弱無力的生活觀念改造，如何去輸入一個新的強硬結實的人生觀到較年青一點的朋友心胸中去……④

我以為一個民族若不缺少有勇氣，能瘋狂，徹底頑固或十分冒失的人，方可希望有偉大的作品產生。⑤

沈從文主張為青年輸入一個健康雄強的人生觀，使他們的情感做到能燃燒、能瘋狂、能徹底地皈依。那么用怎樣的方式來激發青年的意志，使他們獲得信心和力量呢？沈從文首先想到的是“文學革命”。在《從現實學習》一文中，沈從文回憶了他從事文學的初衷以及他對“文學革命”的基本認識。他說：“社會必須重造，這工作得由文學重造起始。文學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這個民族被權勢萎縮了的情感，和財富壓癟扭曲了的理性。兩者必須解放，新文學應負責任極多?！雹奚驈奈膶Α拔膶W革命”的認識在《紀念五四》《五四和五四人》《我的學習》《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等文章中也有體現，因為觀點大致相同，所以在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其實，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革命”，也就是強調思想文化的優先性，強調人的思想體系建設和世界觀改造，借以區別于那些強調政治權力、經濟生產方式的社會改革理論。在這一點上，沈從文與“五四”知識分子并沒有很大的區別。在《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中，沈從文就承認了自己對“文學革命”的理解來自胡適的影響。伴隨著對“文學革命”理想的憧憬，沈從文對“文學革命”的長期性、復雜性也有所認識，這一點在《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我怎么就寫起小說來》等文章中皆有體現。這一點，也絲毫并不能說明沈從文的見解就比別人更高明，因為“五四”知識分子大多在“文學革命”之初就對其長期性和復雜性具有深刻的認識。沈從文的獨特之處在于，他以鄉下人的執拗死死守住了“文學革命”，并以“看遠景而不求近功”“為而不有”的態度，將這項工程往前推進，正如他自己所言：“我這個新從內地小城市來的鄉下人，不免呆頭呆腦，把‘文學革命看得死板板的，相信它一定會在將來起到良好作用。不過想把文學完全從因襲陳腐舊套子公式脫出，使它和活生生的語言接近，并且充滿新的情感和力量，變成一個有力的武器，有力的新工具，用它來征服讀者，推動社會，促之向前，決不是一回‘五四運動，成立了三五個文學社團，辦上幾個刊物，同人寫文章有了出路，就算大功告成。更重要還應當是有許多人，來從事這個新工作，用素樸單純工作態度，作各種不同努力……我既然預備從事寫作，就抓住手中的筆，不問個人成敗得失，牢牢守住‘但知耕耘，不問收獲來作下去吧?！雹咴谡劶吧驈奈膶Α拔膶W革命”的堅守時，金介甫指出：“沈從文跟他的啟蒙者一樣，是從新式軍隊生活中開始覺醒。他是靠‘文學革命而不是從搞立憲政治中走向成熟。他相信文學理想的力量?！雹噙@一判斷是準確的。與一般的知識分子不同，沈從文獲得知識與智慧的方式是靠“社會這本大書”，所以他的文學理想、價值觀念也因建基于實踐而更有定力。除此之外，沈從文對“文學革命”的信心還來源于他對人性的信仰。沈從文從頭到尾都相信人性，盡管他對都市空間人性的扭曲以及湘西世界人性的墮落有所洞悉，但他對在“神之解體”的年代重建“神性”依然有信心。他對人性的信仰“同生物科學、基督教的博愛、和平主義，以及印度的宇宙整體論等信仰并行不?！雹?，這種信仰使他自始至終都將文學作為“重造人類關系”⑩的唯一手段，這也許就是他對“文學革命”的別樣理解。

在談到沈從文的文學觀念與“五四”新文學的關聯時，我曾參照陳思和先生對新文學內部兩大傳統的劃分標準11，將其歸入“文學的啟蒙”一支，借以突顯沈從文的文學本位主義觀念與注重文學社會功用的啟蒙主義文學觀念的區別。其實，在如何看待人性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也能體現出這兩種文學觀念的差別。例如，啟蒙主義文學觀念的發起者魯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里講道，自己寫小說的初衷是“啟蒙主義”，也即是“為人生”“改良這人生”，但也曾在《吶喊·自序》中說自己寫小說的緣由在于那些不能忘卻的舊夢;他主張推翻人肉的宴席，“創造這中國歷史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12，也曾一次次沉浸于黑暗的心理經驗之中，產生對自我以及外部世界、過去與未來的雙重否定;他高舉“啟蒙主義”的同時遁入“虛無主義”的深淵，相信“文學革命”的同時懷疑“文學革命”，推崇“獨異個人”的同時又對“庸眾”的可改變性表示絕望。其實，一個知識分子對啟蒙的信念，應該是以他對人性的信念為基礎的，一旦這個信心發生動搖，那么整個啟蒙的信心就會動搖。且不說現代中國的歷史語境消磨了魯迅對啟蒙的信念，單是在“五四”文學革命之前，魯迅就以“任個人”“排眾數”的主張劃開了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的界限。那種心與心之間的隔膜，似乎在一開始就預示著啟蒙者必將陷入“無物之陣”的結局;那種對人性的極度絕望，也在暗示著啟蒙的虛妄。這種單一的、對立的思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會把一切處于中間地帶的、可用情感彌合的人性都歸納到政治意識上去13。與之不同，沈從文總是傾向于尋找人性的共通之處，從生理學、心理學、歷史文化學、宗教學的角度看待一切紛爭，然后又從這些角度出發來尋求紛爭得以徹底解決的方案。這一思維方式的背后是沈從文對人性的堅定不移的信念，是對“五四”時期所提倡的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堅守。

二

沈從文在1930年代末所提出來的“愛與美的新宗教”“抽象觀念的重建”與他在1940年代所提出的“美育重造政治”以及新中國成立后提出的“抽象的抒情”是一脈相承的，都致力于理想人性的重建和民族國家的重建，是“文學革命”思想在抽象領域的延伸和發展。

沈從文高舉“愛與美”的旗幟，主要是抵御宗教與現代政治對青年人生觀的不良影響。最近十年，一些學者在分析沈從文的“美育重造政治”中，將重心放在“現代政治”這個范疇，強調沈從文對“現代政治”的個性化建構。這種觀點無疑是對沈從文的拔高?？陀^地講，沈從文對舊政權和“現代政治”的理解是膚淺和片面的，但值得一提的是沈從文借以抨擊舊政權和“現代政治”的依據——他對理想人性以及現代民族文化的構想。

首先，在沈從文看來，宗教和政治在“莊嚴背后都包含了一種私心，無補于過去而利于當前”14，使人只知在“實在”“意義”“名分”上討生活，缺乏對美、對生命的深度和完整性的感受與理解。而只有用超越習慣的心與眼，丟開一切功利性的目的，保持對“美”的敏感，才能真正見出世界之全，體會到人的真正含義，在真正意義上產生一種“崇高莊嚴感情”。其次，宗教和現代政治將“戰爭”“強迫”“統制”“專橫”“陰狠”等不良觀念與情緒輸入給青年，只有用文學和藝術、用“愛與美”的抽象原則才能對這些觀念和情緒凈化廓清，使人重獲身心的健康。在寫于1946年的《定和是個音樂迷》中，沈從文這樣寫道：“三十年來雖明白社會重造和人的重造，文學永不至于失去其應有作用。愛與同情的抽象觀念，尤其容易和身心健康品質優良的青年生命相結合，形成社會進步的基礎。但在當前少數人病態殘忍情緒擴張所作成的局面下，任何偉大文學，對之能發生如何作用，就不免感到困惑——可是卻保留一點希望，即文學或其他藝術，尤其是容易與年青生命結合的音樂，此一時或彼一時，將依然能激發一些人做人的勇氣和信心，使之對一切不良現實所作成的信仰敢于懷疑，承認以外還知否定，于明日將來接受更大挫折時，始終不至于隨便倒下或退逃躲避?！?5在《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題舊書元稹〈贈雙文〉詩》以及他在1949年病中所作的新詩三首中，沈從文強調了音樂與美術在生命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宗教感情所造成的隔閡和現代政治偏見的存在，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必要的矛盾和對立。而藝術是“連接人類苦樂溝通人類情感的一種公共遺產”16，它能夠中和人與人之間的對立意識，使“愛與合作種子”生根發芽，為人與人之間新型關系的重建打下基礎。

對美育的提倡，并非是沈從文的首創。早在1915年，蔡元培就提出“以文學美術之涵養，代舊教之祈禱”17的主張，1917年，發表了題為《以美育代宗教說》的演說，此后又多次以類似的題目發表演說，強調美育在啟蒙中的重要作用。故此，沈從文在《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美與愛》等文章中說自己的見解源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也是不足為奇的。蔡元培將“科學”和“藝術”看作是現代文明的兩大推動力?！翱茖W”能夠解放思想、破除愚昧，起到“理性啟蒙”的作用?！八囆g”能夠陶冶感情、提升精神，起到“感性啟蒙”的作用。所以，只有將這兩種啟蒙方式結合起來，雙管齊下、戮力并行，才能夠使國人擁有“健全人格”。在這一點上，沈從文頗有同感，不過沈從文對美育的重提，主要是抵御宗教與現代政治對青年人生觀的不良影響，糾正“科學教育”的弊端，也即是針對新文化運動的經驗和教訓。

沈從文是以他的理想人性重建為原點來提出“文學革命”“愛與美的新宗教”“美育重造政治”等主張的，也是以此為原點來展開他對宗教與“現代政治”的批判的，這就決定了沈從文關注的重心必然是人的情感、本能、意志，是人的形而上層面的心理本體，而不是人的思想重建?；蛘哒f，在沈從文看來，思想文化固然重要，但思想文化的傳播者、接受者都是人，因此如何解決“人心”的問題，如何讓“做人觀念”落到實處，如何對人的情感、本能進行因勢利導，如何用審美的方式凈化人的靈魂，塑造人的意志品質，就成為國民性改造的關鍵性問題。

三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大貢獻是人的發現，與之相對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提出了“民主”和“科學”兩大主張，這兩大主張昭示著與人的時代相同步的社會體制結構和文化心理結構的變革，盡管在中國特殊的現實語境之下，這種體系化的變革未能完全落實到現實的層面，而只是停留在“態度”的同一性層面，但這種“借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18的啟蒙路徑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大貢獻。之所以說是“一大貢獻”，而不說是“獨特貢獻”，是因為“五四”時期的啟蒙知識分子在這一點上與維新派知識分子并沒有很大的差別，也就是說，這兩代知識分子與那些強調政治權力、經濟生產方式的社會改革理論相比，是在強調思想文化的優先性，強調人的思想體系建設和世界觀改造19。無論是主張“開民智”還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其路徑都是用一種思想代替另外一種思想，用一種體系代替另外一種體系，反映出一種體系論、本質論的思維邏輯，而包含了這樣思維邏輯的“橫向移植”，有可能會造成國人對啟蒙理念的淺表化理解。

其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章太炎、魯迅都對此進行過預見性的批判。章太炎借用《唯識論》《齊物論》，樹立“依自不依他”的主體性;魯迅在提出“立人”命題時，就對“知見情操，兩皆調整”的完人表示懷疑，并對“破迷信”“崇侵略”“同文字”“尚齊一”等流于空喊、缺乏精神內涵、缺乏對其文化邏輯進行深入分析、沒有經過個體的“自覺”的口號進行批判，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朕歸與我”，高揚主體精神20。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部，也有偏重從內部重建的角度來確立人的主體性的“感性啟蒙”的一支21，然而這一支在“五四”以后的思想發展中沒有得到持續22。沈從文高揚“生命”的旗幟，關注人的生理與心理本體，并側重于從形上方面重建人的主體性的精神理路正是與上述觀點不謀而合。

這種去本質、反實體、反體系的思維方式，讓人聯想起了尼采。（《沈從文全集》提到尼采的地方有四處23，汪暉《至道之極，昏昏默默》一文認為，從《燭虛》中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24。筆者在這里的比附，只是為了更好地命名和描述沈從文用來理解民族生命本體的思維方式，而不是要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影響研究）尼采主張價值重估，然而他重估價值的方法卻不是理性主義的分析還原，不是用一種體系反對另外一種體系，而是站在反體系的立場之上，拋卻現成的規則、條例、準繩，將生命置于本體的地位，開啟了一條從生理學和病理學的角度分析人性的道路。例如，在《在道德的譜系》中，尼采從人性的底層入手，揭示道德觀念產生的自然、生理、病理條件。他認為貴族的價值的前提是一個強健的體魄，是充沛的健康和行動的自由。在《悲劇的誕生》《權力意志》中，尼采認為美學的基礎是應用生理學，肉體的活動是藝術的原動力，審美狀態有賴于肉體的活動。尼采之后，弗洛伊德、弗洛姆、馬爾庫塞等思想家對其理論做了闡發。雖然，后來者對尼采的“生命主義”有所超越，但他們從未遠離價值重估的支點——生命。

尼采一系之所以對外在的價值標準抱有永無休止的疑問，是因為他們看到“支撐文明整體的根本精神原理本身的崩潰”25。沈從文不相信社會所制定的一般標準，唯獨相信生命，也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他說：“我用不著你們名叫‘社會為指定的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準，尤其是偽‘思想家為扭曲壓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鄉愿標準。這種思想算什么？不過是少年時男女欲望受壓抑，中年時權勢欲望受打擊，老年時體力活動受限制，因之用這個來彌補自己并向人們復仇的人病態的行為罷了?！话闳硕紭芬庥眯ａt的磅秤稱身體和靈魂?！?6他反對“一般標準”，特別是“鄉愿標準”，這些主張跟他徹底的反傳統立場是分不開的。站在這種立場之上，他認為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哲學的本質是一種“世故哲學”27，是一種“高等幫閑哲學”28，“儒者戇愚而自信，獨想承之以肩，引為己任，雖若勇氣十足，而對人生，惟繁文縟禮，早早的就變成爬蟲類中負甲極重的恐龍，僵死在自己完備組織上”29，而“佛釋逃避，老莊否定”30，在支撐文明方面也難堪大用。沈從文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態度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一致的，不同的是，當“五四”先驅及后繼者信心滿懷、如獲至寶地將“民主”“科學”奉為國民倫理覺醒的信條之時，沈從文卻以他一貫的保守主義和懷疑主義將之進行遠距離的旁觀。最為典型的例子是他對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態度。對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在民族國家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沈從文還是持肯定態度的，他說“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種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紀那個民族嶄新人格的種子，與革命爆發成為不可分離的東西”31，沈從文并不是反對“俄國文學”的輸入，他的保守主義立場體現在他對輸入效果的分析上：“在環境截然不同習性截然不同的兩個民族中，歷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樣重現的。把某種已成定型的文學觀，移植到另一個民族另一個國家中去時，所需要的修正，將到何種程度，這些理論方能發揮它的能力？”32，針對不同的文化語境，沈從文主張要對舶來的文化/文學思想進行修正，使之符合國情，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而這樣的要求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很難實現的，因為無論信奉三民主義文學理論家，還是左翼文藝理論家，都缺乏對本民族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智慧的認知，不能對舶來的理論作出“有系統的引論與說明”33，以至于出現“行動”與“信念”的背道而馳。例如，左翼作家所保持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仰，所取法的卻多數是一個“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一切現象惟待社會自然的推遷，既不知在一個‘不背乎目的而又‘合于環境的方向中思索出個新的手段與方法，避免無益的犧牲，也不想從十分怕事對于一切想象噤若寒蟬的知識階級方面有所呼吁”34。為此，沈從文主張貼近社會，貼近“人事”，貼近血肉生命，將“生命”作為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反對制度、規則、慣例以舊的或新的形式對“生命”的裁定和宰制。沈從文之所以提出“神在生命本體”，是源于他對傳統文化與現代理念的雙重失望。一方面，傳統文化所能提供的“道德哲學”并不健全，并且已經成為個體生命和文化發展的負累;另一方面，現代理念源自西方，是屬于另外一個文化體系的異己存在，所以輸入前要先進行修正，但中國卻缺乏能對舶來理念進行修正、進行系統性說明的文藝理論家和思想家，以至于出現新的條條框框對“生命”的再次扭曲。

結語

東方的現代化是一個被動的過程。強調東方與西方無關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反歷史的;同時直接挪用西方觀念的做法也只能使自己身處歷史之外。在這個背景之下，竹內好認為魯迅的思想實踐顯示了處于歷史之內、并與歷史共振的艱難“拒絕成為自己，同時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任何東西”35，即在“無”的基礎上進行反抗，并將西方的入侵作為媒介來進行傳統的再造。他的文化實踐昭示著東方社會中文化主體性形成的另外一種可能性，也昭示著另外一種現代性。沈從文在“生命”基礎上對體系、規則、主義的反抗與魯迅的反抗方式有著相同的理路——不關注西方觀念的具體內容，而關注觀念背后的文化體系的整體性和支撐這種文化體系的精神機制;針對主體精神結構的缺陷，提倡意志品質的重塑。其實有關啟蒙主體的建構，特別是精神結構的建構，應當是啟蒙當中的重要環節，然而這一環節也往往被啟蒙思想家所忽視。嚴復在晚年這樣反思道：“晚近中國士大夫，其于舊學，除以為門面話外，本無心得，本國倫理政治之根源盛大處，彼亦無真知，故其對于新說也，不為無理偏執之頑固，則為逢迎變化之隨波。何則？以其中本無所主故也，……此輩人數雖眾，大都富于消極之道德，乏于積極之勇氣……”36嚴復認為“晚近中國士大夫”對舊學以及本國倫理政治的優越之處并無真知，所以面對西方觀念，要么負隅頑抗，要么盲目跟風。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其中本無所主”，也就是主體性的缺失，那么怎樣確立主體性呢？嚴復的答案是要擁有“積極的勇氣”，意在強調意志品質的重要性。以此縱觀，魯迅提出的“主觀之內面精神”與沈從文提出的“雄強”精神都是對啟蒙主體的意志品質的塑造;針對“本根剝落，神氣旁皇”的文化整體性潰敗，魯迅主張“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37，沈從文主張要認識到“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38，并在“神之解體”的年代重塑“神性”。兩人的文學實踐，昭示東方社會中文化主體的形成有著與西方不同的邏輯：“絕對不是湯因比‘挑戰—回應模式中的‘回應”39，而是朝向民族文化的內部，將西方觀念作為引子來再造傳統的過程。不過，與魯迅相比，沈從文缺乏寬廣的文化視野，因而也不具有歷史的先見之明。他的“反現代”意識植根于巫楚文化對“生命”的啟示，而對儒家文化和現代文明的雙重失望則強化了他的這一意識，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個體參與歷史的方式和個體在黑洞般的歷史面前的微光，也看到了民族內在思維慣性的強大生命力。

【注釋】

①沈從文：《八·學習寫作·新廢郵存底》，見《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332頁。

②沈從文：《七·給一個軍人·新廢郵存底》，見《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329頁。

③沈從文：《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見《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50頁。

④沈從文：《若墨醫生》，見《沈從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181頁。

⑤沈從文：《風雅與俗氣》，見《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214頁。

⑥沈從文：《從現實學習》，見《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375頁。

⑦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見《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374頁。

⑧⑨[美]金介甫：《沈從文傳》，符家欽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第259頁。

⑩在《總結·思想部分》中沈從文寫道：“這社會一天有這種武力武器的統治，就會有無數善良的人民和有用理想，在各種不同情況下受糟蹋，受犧牲。想把人類關系重造，就必須待從武力和武器作成的空氣以外想辦法。我深信國家明天會達到這種進步情況的。我想把我三十年來所見到的社會的無情、殘暴，和個人所受的貧困饑餓，和比這個更大的挫折，一律看成社會的病，人的無知，回報之一種完全無私的友愛。這種情感反映到生活中和一切工作中?！鄙驈奈模骸犊偨Y·思想部分》，見《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114頁。

1120馬新亞：《文學的緣起與“工具的重建”——考察沈從文與“五四”啟蒙文學關系的兩個斷片》，《南方文壇》2016年第4期。

12魯迅：《燈下漫筆》，見《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225頁。

13沈從文在新中國成立后所寫的《抽象的抒情》里有類似的表述。

1426沈從文：《水云》，見《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104、94-95頁。

15沈從文：《定和是個音樂迷》，見《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213頁。

16沈從文：《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見《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375頁。

17蔡元培：《哲學大綱》，見《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39頁。

18[美]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19梁啟超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在于“民智未開”，因此當務之急，是對國民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教育，用一套新的“體系”“主義”“價值標準”來武裝國民的頭腦，使之具備現代國民的基本素質。

21例如前述的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

22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開放時代》1999第3-4期。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東方出版中心，2000，第30頁。

23《沈從文全集》中提及尼采的地方主要有這幾處：（1）“尼采說：‘證明一事是不夠的，應該將人們向之引誘下去，或啟迪上來。因此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學著將他的智慧說出來，不礙其好像愚蠢?！保ㄉ驈奈模骸墩劚Ｊ亍?，見《 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259頁。）（2）“這種孤立主義如認為屬于意識形態的反映，即易成為個人英雄主義，且多少有些感傷混合。這就當然有個發展性：和軍人流氓政治結合，會成為法西斯思想。和哲學結合，會成尼采哲學?！保ㄉ驈奈模骸段业姆治黾鏅z討》，見《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70頁。）（3）“思想形式既多方，更容易和個人情感結合，不是馬克思條理謹嚴的，為人類社會的新設計，卻是個人中心的紀德、尼采一流一些斷片印象感想?！保ㄉ驈奈模骸段业膶W習》，見《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362頁。）（4）“無可避免，個人卻守住一個尼采式的夸大而孤立的原則，即‘脆弱文字將動搖這個雖若十分頑固其實并不堅固的舊世界，更能鼓勵年青一代重造一個完滿合理的新世界?！保ㄉ驈奈模骸段业膶W習》，見《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366頁。）

24汪暉：《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見《沈從文名作欣賞》，中國和平出版社，2001，第544頁。

25[日]伊藤虎丸：《魯迅與終末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第99頁。

2728沈從文：《新的舊事回溯》，見《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388頁。

2930沈從文：《看虹摘星錄·后記》，見《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346頁。

31323334沈從文：《禁書問題》，見《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65、65、66、67頁。

3539[日]竹內好：《在零和一百之間（代譯序）》，見《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55、56頁。

36張新穎：《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第5頁。

37魯迅：《文化偏至論》，見《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57頁。

38沈從文：《邊城·題記》，見《沈從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59頁。

（馬新亞，湖南省文聯文藝創作與研究中心。本文系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課題“人學視域下的沈從文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XSP18YBC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