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王堯 季進

主持人季進：英語世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經歷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篳路藍縷的創建過程，在近二十年迎來長足的發展，一躍成為顯學，而隨著全球化時代中國政治經濟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國政府文化輸出戰略的實施，這一領域的活躍程度更是水漲船高，引人注目。關注和追蹤海外學界的最新動態，提供批評和對話的學術平臺，一直是我們的興趣和責任所在，本期的論文和訪談便聚焦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前沿話題。

第一篇是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大作《文化企業家新論》。雷勤風是我的老朋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畢業，現在任教于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近年來在歐美學界嶄露頭角。他對漢語的體悟與把握，幾乎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對錢鍾書的生花妙筆別有興會，對滑稽諷刺文學青眼有加，平日里交流也是“插科打諢”。他的新著《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2015）別具只眼，從一個看似戲謔的角度切入，卻于涕淚交零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勾勒出一套笑意盈盈的話語網絡和精神譜系。全書扎實的文獻功底和跨學科、跨文化的廣闊視野令人印象深刻，摘下2017年“列文森獎”可謂順理成章。熟悉這本著作或是他另外一些作品——比如他和傅朗（Nicolai Volland）合編的《文化的生意：中國和東南亞的文化企業家，1900-1965》（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1900-65，2014）——的讀者，想必對《文化企業家新論》中所討論的議題并不陌生。我們很容易從他的研究興趣和理論關懷中找到“文化企業學”的前身，用他自己的比喻說法，他所關心的從來不是解剖青蛙一窺究竟，而是試圖研究“它吃什么，如何繁衍，位在食物鏈何處”。在本文中，雷勤風將“文化企業學”打造為一種分析概念，“用來解釋二十世紀早期在亞洲興起的一種特殊文化代理形式：一種以積極參與與多種模式的文化生產為特征的從事藝術與文化生意的多元途徑”。在他看來，文化企業家在中國的興起，與中國社會的近代變革若合符節，無論是士商階層的融合，文人地位的下沉，還是世界版圖的擴大，城市空間的崛起，都令文化生產的觀念、模式和環境發生巨變，應運而生的正是“文化企業家”的沃土。在這里，雷勤風征引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高哲一（Robert Culp）等人對于文化企業的討論，將企業（enterprise）定義為“包含相當主動性與風險的事業、生意或冒險”，企業家（enterpriseneur）則是這一活動的代理人，而其所體現的“包括有助于創造、發展和維持一個企業的態度、活動、行為”則被稱為企業家特質（enterpriseneurial）。由此，“文化企業家”便與一般的文化買辦或經紀人區別開來，也與“文化人”“文化個體戶”和“文化工作者”等類似稱謂在價值上產生差異。雷勤風進一步將“文化企業家”分為三種模式，一是以徐卓呆為代表的“文化名人”，以自身的藝術才華和文化魅力經營著跨領域的文化產品，不僅通過其文化作品助長其企業的銷路，也以其企業家特質反哺其文化產品;二是以黃楚九為代表的“大亨”，他們主要出于經濟目的從事文化生產，雇傭他人制造文化產品，但其所投資的商業場所和公共空間卻成為搬演中國文化現代性不可或缺的舞臺;三是以上海漫畫會為例的“集體式企業”，其成員由于共同的目標聯結在一起，借助集體模式獲得維持生產和運營的各項資本，并對社會文化產生影響。在雷勤風看來，文化企業家所帶來的意義，不僅通過實在的文化產品，也通過“提供新的文學隱喻和促使其他人反思文化實踐本身”，其追求跨國流通，因應市場需求以及擁抱新式媒體的特質，提供了一個以多元價值和流動性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并不斷被那些贊揚或批判它的人們賦予新的形象和意涵，從而幫助我們在一個更加廣闊和長遠的視域中觀察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

第二篇是華媛媛對王斑教授的訪談《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生態”思考——與斯坦福大學王斑教授“生態”一席談》。王斑教授是成名已久的旅美學者，現在執掌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他在《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97）和《過去的啟發：現代中國的創傷、記憶和歷史》（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Trauma，Memory，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2004）等作品中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政治與審美、歷史與記憶做出了發人深省的思考，令我輩同行受益匪淺。我們此前也譯介過他的《無用之用》等大作。出乎意料的是，近年來王斑卻放棄了之前深耕的研究領域，一頭扎進似乎毫不相干的“生態研究”之中，發表了《儒家與自然：康有為大同書中的生態母體》（Confucianism and Nature：Ecological Motifs in Kang Youweis Great Community）等論文，難免令人好奇，是怎樣的契機導致了如此之大的學術轉變？生態研究又如何為文學、藝術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訪談者華媛媛于2017年訪學斯坦福，全程參與了王斑教授的“美學，政治與生態：藝術作品與環境”課程，與課程的參與者深入交流，掌握著第一手資訊，其與王斑教授的對談，無疑有助于我們撥開迷霧，直抵現場。訪談大致圍繞三個問題展開，首先是討論了王斑學術轉型的邏輯，與一般所認為的不同，王斑教授指出生態研究正是其過往研究的自然延伸，他將之描述為由審美研究和政治研究進入到記憶研究，再到生態研究的發展過程。他認為生態其實涵蓋了審美、政治和記憶的問題，因為審美是關注人的身體的研究，而政治是關乎人們如何組織在一起，關乎群體生活的研究，它們的聯系在于內在和外在的融合辯證，就好像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記憶在人們體認這一關系時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生態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審美問題，更是記憶的問題。第二部分聚焦上文提到的名為“美學，政治與生態：藝術作品與環境”的課程，除了對于課程設置和教材選擇的介紹，二人重點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在這一課程中的核心地位。在王斑看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將綠色生態觀變為“紅綠生態觀”（Red-green Ecology），切中生態問題的要害。生態問題本質上是新陳代謝的斷裂，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馬克思的生態觀主張“自然人化”與“人的自然化”共存，保持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和諧的生存狀態，而這也是藝術和美感的來源。第三部分討論了比較文學視域下的生態研究，王斑反對將生態研究變成一種“比較的研究”，即將東西方的生態觀固化為兩個水火不容的遠古遺跡，然后作出無關痛癢的異同比較甚或是優劣評判。在他看來，真正有意義的是雙方面對共同的生態問題，面對變幻莫測的歷史風云時，其應對中的區別與得失的張力?；诿绹袊鷳B研究存在的問題，王斑還提出了一個從康有為到沈從文再到當代科幻文學的寫作計劃，以重估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生態問題。相信他的這些思考有助于拓展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論說空間，對他的研究計劃，我們也充滿了期待。

（季進，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