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創作》“抗戰詩歌美學”

《詩創作》是抗戰時期“桂林文化城”面向全國發行的大型詩刊，從1941年6月創刊到1943年第19期終刊，總共發表詩歌574首，其中譯詩139首;發表詩歌評論74篇，其中翻譯27篇?！对妱撟鳌凡粌H出版了長詩專號、翻譯專號、詩論專號，還組織了郭沫若五十壽辰專輯、普式庚105年祭專輯、惠特曼翻譯專輯等，此外還發表了魯迅逝世五周年紀念、“九一七”十五周年紀念等專文?！对妱撟鳌返淖髡邚V泛，有文化界領袖郭沫若、茅盾，有原現代派詩人戴望舒，原七月派詩人艾青、胡風、田間、綠原、鄒荻帆等，以及延安解放區詩人何其芳、賀敬之、郭小川、廠民等，甚至還有國民政府高級將領馮玉祥?！对妱撟鳌酚凶杂X的“抗戰詩歌美學”追求，其“抗戰詩歌美學”是實踐中的詩歌美學，出場路徑是在“抗戰”和“詩”的兩條路徑上展開的?！对妱撟鳌返膭摽?、運營都是在“文協桂林分會”的影響下進行的，并與其他詩歌刊物有良好的合作關系，共同構建起“抗戰詩歌共同體”。

一、《詩創作》“抗戰詩歌美學”的出場路徑

《詩創作》“抗戰詩歌美學”是實踐中的詩歌美學，其出場是在“抗戰”和“詩”兩條路徑上展開的，兩者統一于抗戰實踐中，它不僅是詩歌的“認識論”，也是詩歌的“實踐論”。在詩歌的“認識論”上，它必然包含著對以往詩歌的清理、反思并與之對話，這種清理、反思并與之對話的對象是抗戰以來的新詩、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詩，乃至可追溯到新詩產生之前的中國傳統舊體詩，《詩創作》抗戰詩歌美學著力于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的詩歌“在場性”。

（一）《詩創作》創刊前后桂林的詩歌生態

第一，武漢、廣州相繼淪陷后，全國各地詩人匯聚桂林。處于大后方的桂林由國民黨桂系控制，相對民主、開明。郭沫若、胡風、艾青、彭燕郊、黃寧嬰、陳殘云、蘆荻、李育中、鷗外鷗、韓北屏、穆木天等抵達桂林，一時間“桂林文化城聚集了700多人的詩歌隊伍”①，這為詩歌繁榮提供了可能。第二，抗戰以來桂林已有眾多的詩歌刊物，如《拾葉》（1938年創刊）、《頂點》（1939年創刊）、《詩》（1940年在桂林復刊），其他文藝報刊也常有詩作發表，如《抗戰文藝》《文藝前哨》《文藝生活》《文藝雜志》《創作月刊》《文學報》《文學創作》《青年文藝》《人世間》《明日文藝》《藝叢》《大千》《文學雜志》《當代文藝》，以及《救亡日報》副刊“詩文學”、《力報》副刊“半月新詩”、《廣西日報》副刊“南方”、《大公報》副刊“文藝”等，這為抗戰詩歌的發表提供了陣地?！俺霈F了無報不有詩、無刊不登詩的異?；钴S的詩歌創作的嶄新局面”②。第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的成立，為桂林文化發展起到催化作用?！?939年7月4日，桂林文藝工作者在南京飯店集會，成立了由艾蕪、艾青、李文釗等二十三人組成的‘文協桂林分會籌備委員會”③?；I備會之后宣稱：“桂林文藝工作者，為求抗戰文藝運動更廣泛地展開，為求創作與理論更進步，為求青年文藝工作者的培養，為求前方與后方，國內與國外文藝工作聯系之密切，一致迫切地感到在這西南抗戰中心的桂林，有成立文協分會的必要，現正積極籌備，期于最短時期內成立分會?！雹?0月2日，“文協”桂林分會宣布成立。這為凝聚桂林文化界力量共同抗日起到“聯合戰線”的作用?！对妱撟鳌返纳玳L李文釗，主編胡危舟、陽太陽、陳邇冬，都是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的成員，李文釗不僅參與了“文協”的籌建，還被推舉為“文協”的領導人之一，胡危舟曾任“文協”理事，《詩創作》是“文協”桂林分會影響下的一份詩歌刊物，是抗戰文藝運動的組成部分。

（二）《詩創作》“抗戰詩歌美學”的出場路徑選擇

《詩創作》抗戰詩歌美學具有強烈的時代“抗戰性”。其代發刊詞《詩底時代》可以看到“詩”對抗戰介入的意圖：

不錯，我們的時代是動蕩的。但，這正如蘇聯十月前后一樣，并不妨礙詩人寫詩，而且正適于孕育最偉大的革命詩人，使詩獲到空前的發展。不是嗎？在我們的時代里，屠殺和反抗，轟炸和建設，掠奪和生產，追逐和流亡，幻滅和希望，生和死，火和血，在前線，在后方，在每一個角落都矛盾著;但這些每一個激動的事變交織成的我們的現代的斗爭的生活，不正給予我們的這時代的詩以更豐富的內容，更活躍的生命嗎？什么時代蘊育過這么多的矛盾？什么時代變動得這么劇烈？假如我們承認詩原是產生于大眾的，其后才由民間走進廟堂，則真正能把詩回復到大眾來的當是這個時代。因為在這劇烈的民族解放的斗爭里，大眾已經起來創造他們自己的時代了。

朋友們，我們勇敢地，積極地，精密地努力創造吧，在這偉大的“詩底時代”?、?/p>

這篇由《詩創作》的社長李文釗所寫的代發刊詞，概括這個時代的特征是“動蕩的”“矛盾著”的，其表現為充滿“屠殺和反抗，轟炸和建設，掠奪和生產，追逐和流亡，幻滅和希望，生和死，火和血”等沖突，李文釗認為“時代”是“詩底時代”，“詩”是“劇烈的民族解放的斗爭”里的“詩”。這個時代是“真正能把詩回復到大眾來的”時代，并敏銳地把握到“大眾已經起來，創造他們自己的時代了”，作為大眾中的一分子、時代的代言人，詩人需要以詩的方式投身參與到時代運動中，并號召詩人“勇敢地，積極地，精密地努力創造吧，在這個偉大的‘詩底時代”。

胡危舟認為“詩人是警報鐘的擊打者，詩是一個為現實所需求的洪亮的聲音”。凡是有礙詩歌“抗戰精神”發揚的論調，在《詩創作》中都得到了及時批駁或澄清。而這些妨礙抗戰的詩歌觀點主要有兩種傾向：一是不恰當地強調“詩與自然”的關系，二是對個人“才子氣”的追求?！对妱撟鳌穼@兩點都做出了嚴正的批評。在民族生死攸關之際，把詩人的關切引向“詩與自然”的關系，這在客觀上有分散抗戰注意力之嫌?！对妱撟鳌返?期發表的《論詩八題》，其中第一題即《詩與自然》，作者呂亮耕認為：“詩與自然有著永遠糾纏不清的血統關系，觀察自然，描寫自然，差不多成了古往今來每一個詩人詩生活實踐中的必要課題，沒有疑義，詩人必須向自然去討教，向自然去親熱，才能美化他的詩篇，也唯有如此才能豐富他的詩生活?！庇懻撛娕c自然的關系，只是呂亮耕“論詩八題”中的“一題”，其他的七題還有《詩的語言》《詩的素描》《詩的韻腳》等，可見作者的“詩論八題”是在談作詩的技藝。如果不是在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全民抗戰情勢下，“詩與自然”的上述討論自有其道理，本也無可厚非，但在抗戰峻急情勢之下，拋開“抗戰”來討論詩是不合時宜的。評論家林煥平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并給予揭露和批判，他指出現實對詩歌的要求：“我們現在需要描寫抗戰建國的實際生活的詩，我們現在需要歌唱中華兒女的英雄主義的詩。我們現在需要暴露敵人罪惡，漢奸丑態的詩。我們現在需要從今日豫示明天的詩?！雹?/p>

有效介入抗戰現實的詩歌必然具有“人民性”，而與人民性相對立的“才子氣”，作為一種不良詩歌風氣，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有所顯現。胡危舟批評那些“才子底氣質”，并指出“有一些你唱我和，應時應景的詩作，是充滿著‘新才子的風度而傲慢地出現的，因為他們需要以這一風度來賣弄才情，和點綴單調、空虛與無聊的生活”⑦。作者發出這樣的質問：“以自己孤芳的，蒼白與破碎的知識分子的風貌，也能獵取‘人民詩人的桂冠么？”胡危舟主張“藝術”與“思想”二者融為一體，他既反對漠視抗戰思想的“純詩”，也反對無視詩歌技藝的“口號詩”。他寫道：“有人說，‘寧可失敗于藝術，卻不要失敗于思想。寧可服役于一個適合于這時代的善的觀念，卻不要妥協于藝術。在這一觀念與藝術二元論的影響下，于是‘純詩與‘口號詩各趨極端地囂張起來?！雹嗪Ｖ鄯磳Ω盍选八枷搿焙汀八囆g”，只有把二者融為一體，把詩歌“藝術”融入抗戰“思想”之中，使詩更有力量為抗戰服務，才符合時代需要的“好詩”要求。

胡危舟非常重視詩歌的藝術探索，他對于“大批浮泛的概念的叫喊”不以為然，并反問道：“大批浮泛的概念的叫喊是抗戰詩嗎？可惜我們的美學里還沒有篡入這種抗戰美?！彼鲝埥⑵鹦碌脑姼栌^念，他倡議：“讓我們建設一個詩底新觀念——今天的詩是新鮮的，年青的，樂觀的，自由的，革命的，創造的，人民的，語言的，自然律的?！雹岷Ｖ垡庾R到詩的文字表面與詩的深層義理的同一與悖反，“詩底表面應該是人民底熟稔的動作，詩底背后應該有真理底推動力?！薄霸?，是真理底圓心與周圍?！雹夂Ｖ劭粗卦姷奈淖直砻姹澈蟮摹霸娬軐W”，把詩與真理結合起來，揚棄詩歌文字表面的意義，直達“詩心”，這就使得詩從蕪雜的“表象”提升到詩的真理性。在詩的真理性上，詩是一個有生命的自洽體，他舉例說：“像人有著思考的腦子，有著透視事物的眼睛，有著發表意見的嘴巴，和有著需求永遠躍進的腳一樣，詩也有著這樣的腦子，眼睛，嘴巴和腳。詩的存在，就是人類四肢五官的存在?！奔热辉娮鳛橐粋€有生命的活體存在，那么以“浮泛的概念”強加在“詩”身上，阻滯了詩的生命力的發展，是不可取的，“抗戰美學”是需要融化為“詩”的，為“詩”所接納的“美學”，尊重“詩”的存在規律和結構法則才能行得通走得遠。

胡危舟在考察了“詩”與“歌”區別的基礎上，大膽地提出了新詩應該放棄對音律的追求這一觀點，他聲稱：“主張放棄詩歌韻腳，以生長出詩的真正的內涵?！?1他對“詩”與“歌”做了如下區分：“歌”是講究音律的，“詩”只有放棄音律，才能擺脫一切束縛詩的形式，生長出屬于自己的最恰當的“詩生命”形式。胡危舟把舊詩的衰頹歸結為“靠外在的音節”“按譜而填字”，并認為古詩“再不能滿足我們這一追求革新為生活命題的時代”。胡危舟對詩的“外在音節”的放棄，是對束縛新詩的外在形式的一種解放。

《詩創作》“抗戰詩歌美學”是在特定的出場語境下，自己選擇自己的出場路徑，這既是時代的召喚，又是詩歌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是抗戰新階段與中國新詩發展新情勢的共同需要。

二、《詩創作》“抗戰詩歌美學”的呈示形態

《詩創作》是抗戰期間發表詩歌最多的刊物之一。其“抗戰詩歌美學”滲透在刊物的選稿、編排上有三個特點：一是適應于時代需要的專號、專輯的出版;二是在長詩、翻譯等方面對詩歌藝術的探索;三是重視刊物的封面、插圖等可視元素?！对妱撟鳌吩诔霭娴?9期中，總共發表詩歌412首。其中創作300首，占全部詩歌的72.82%;翻譯141首，占全部詩歌的27.18%。此外還發表了評論85篇，平均每期4.5篇?！对妱撟鳌肥强箲饡r期創作、翻譯、評論并重的有特色的詩歌刊物。如表1所示：

表1：《詩創作》創作、翻譯數量表

注：從第12集開始，長詩《范筑先》分3期連載完，只統計第12期，第13、14期不再另計長詩數目。

（一）《詩創作》專輯：時代熱點的回應

《詩創作》本身產生于時代的抗戰呼喚，它密切關注抗戰進程，配合抗戰重大事件，組織紀念專輯、刊發紀念文章。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在第5期開篇刊載了《魯迅氏的舊詩》，這是全國魯迅紀念活動的一部分。在重慶，“文協”、中國文藝社等八個團體聯合舉辦“魯迅逝世五周年紀念晚會”，馮玉祥、郭沫若、曹靖華、孫伏園等各界名人出席?！对妱撟鳌返聂斞讣o念活動是抗戰文化活動中的一件大事，起到凝聚文化界力量，堅定抗戰信心的作用?！对妱撟鳌返?期組織了郭沫若先生五十壽辰專輯。在編輯說明中，胡危舟這樣寫道：“是給周作人之類想一想：難道離開北平比離開日本還困難嗎？”詩歌專輯的編排也是一次詩歌行動，是詩歌介入現實的一種方式。

《詩創作》發表的馮玉祥先生的詩：《“九一七”十五周年紀念》，是《詩創作》對“九一八”事變的紀念，可以看作《詩創作》對“抗戰現實”的基質底色的堅守，詩中寫道：

抗倭四年半，

倭寇已經力衰疲，

我們更要振作精神，

團結到底，

奮斗！奮斗！

努力！努力！

為完成中國革命的全功，

為爭取民族自由與獨立！

踏著先烈的血跡前進，

最后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三十.九.一七

馮玉祥這首詩所標注的寫作時間是1941年9月17日，是在“九一八”紀念日前夕所作，作者回憶了十五周年以來的艱苦抗戰，號召“團結到底”“為民族獨立與自由”而努力奮斗，鼓勵大家“最后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詩創作》“紀念為真理而抗戰的友邦蘇聯”，發表了《十月》《讓影子向著光明狂舞吧》兩首詩，以此彰顯國內抗戰的“真理性”“正義性”。蘇德戰爭爆發以后，《詩創作》及時組織了“不準侵犯蘇聯”專輯，在這個專輯下總共刊登了五部作品，分別是：《中國詩歌界致蘇聯詩人及人民書》《列寧城的廣播》《莫斯科依然雄壯地自豪地舉著紅旗》《援助蘇聯，撲滅納粹》《不準侵犯蘇聯》。在《中國詩歌界致蘇聯詩人及人民書》中，把中國人民的抗戰與蘇聯人民抗擊德國的侵略聯系起來，呼吁兩國人民“手攜手地打擊人類中的丑類——那東方西方的野獸吧”。

對時局關注是《詩創作》始終堅持的做法，這自然為詩歌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也是對作者的有效引導——關注時代精神、關注時代里的人的命運，這就有效地抵制了“詩歌八股”，每一件國內外與“抗戰”相關的大事件，在《詩創作》中幾乎都得到了回應，它也是以詩的形式介入抗戰現實的。

（二）《詩創作》的藝術探索：“長詩”“譯詩”與“詩論”

能否登載長詩是區別于專門詩刊與一般文藝報刊的標志之一，“長詩”的大量刊載是《詩創作》的一個特色。這顯示了詩歌自身克服了抗戰初期“急就章”式的短制、粗糙的狀況，開始注重詩歌藝術探索?！对妱撟鳌房偣部d43首長詩，這些“長詩”一般在百行以上，最長的一首是由臧克家所寫的《范筑先》，這首詩長達5000行，在《詩創作》上分3期才連載完?！对妱撟鳌愤€出版了“長詩專號”（第11期），共刊登了長詩14首，包括艾青《賭博》、田間《她也要殺人》、陳邇冬《黑旗》、韓北屏《鷹之妻》等。胡危舟對長詩有一種自覺的態度，他說：“我們抱著這是自詩歌運動以來，一件大膽的新工作的嘗試態度?！薄对妱撟鳌贰伴L詩專號”就是一件“大膽的”“新工作的嘗試”，在抗戰詩歌史上有重要意義。

《詩創作》中這些長詩，從主題上看有以下三類：一是歌頌民族抗戰的現代“英雄史詩”，如《范筑先》，這首詩是抗戰詩歌中最長的“長詩”之一，作者后來回憶道：“我并沒有把他當個英雄來寫，而是當一個人來寫的?！麨楝F實所決定，但他也把握了現實?！?2二是記錄抗戰場景，長詩《正午》記述抗戰隊伍向前線挺進，表達了這支隊伍鋼鐵般堅硬的抗戰意志。三是從歷史中尋找抗擊侵略的英雄事跡，長詩《黑旗》就歌頌了歷史上“黑旗軍”的英雄精神和愛國情懷。這些“長詩”在每一期重點推出，增加了《詩創作》這本刊物的厚重和豐富，并在時代精神和藝術詩歌兩方面，都發展了中國敘事詩的現實主義傳統。

《詩創作》還有意提倡“譯詩”，《詩創作》共發表譯詩112首，占《詩創作》全部詩歌412首的27.18%?！对妱撟鳌愤€專門組織了“翻譯專號”，刊登了譯自俄蘇、美、英、法、日等國的詩，俄蘇在國內革命與抗擊法西斯侵略等方面與中國相似，因此對俄蘇詩歌格外青睞，介紹得最多：普式庚（普希金）、馬雅可夫斯基、萊蒙托夫、雪夫兼珂等多位詩人都被《詩創作》重點推介過。普式庚的《歐根·奧尼金》（第七章）被別林斯基譽為“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并且是至高無上的民族性的作品”13。這首詩對抗戰時期中國“民族性”的凝聚有很好的啟發作用。雨果的《傍一八一三年在浮楊汀修道院所經過的事情》、B.洛西享的《大森林中的小站》、福斯太凡里的“蘇聯喬治亞史詩”《蒙虎皮的武士》，這些詩在思想性和藝術方面都可以為中國詩人提供借鑒，也為中國讀者提供異域的詩歌養料。正如主編胡危舟所言：“在一切外文書刊將要絕跡的中國，‘翻譯專號的意義，可能更大些?！?4“翻譯專號”的出版，為中國詩人與讀者打開了一扇世界之窗。

“詩論”是《詩創作》的另一個特色，主編胡危舟非常重視詩論，他強調“自己的詩應該是自己的詩論”?！对妱撟鳌穾缀趺科诙伎窃娬?，這些詩論的作者不僅有國內詩歌工作者，還有國外的詩人、詩歌評論家。在第15期詩論專號上，有胡風的《涉及詩學的若干問題》、茅盾的《〈詩論〉管窺》、力揚的《我們的收獲與耕耘》、黃藥眠的《論詩底美、詩底形象》等，以及詹姆孫女士的《二十世紀英美詩人論》、C·Day·Lewis 的《論諷刺詩》等。其他各期上重要詩論還有：胡風的《四年讀詩小記》、艾青的《詩的形式》（3-4期）、鐘敬文的《詩的話》（3-4期）、王亞平的《詩的感情》（10期）、徐遲的《〈朗誦手冊〉選鈔》（10期）等。在詩的主題、詩的情感、詩的形式、詩歌結構、詩歌語言方面，都做了深入細致的探討，充實了“抗戰詩歌美學”的內容，為抗戰詩歌繁榮提供了理論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胡危舟的《新詩短話》，陸續分六次在《詩創作》上發表，作為刊物主編的胡危舟，他的《新詩短話》自然帶有非常強的針對性，那就是針對大量的詩歌來稿而言的，因此他的這些詩論，更像是“改稿札記”，這既可以看作是《詩創作》刊物的“投稿指南”，也可以看作是讀者的“詩歌導讀”。

（三）《詩創作》的“詩—圖”關系

《詩創作》非常重視裝幀設計，邀請了余所亞、陽太陽、溫濤、珂琪等當時著名的美術家擔任封面設計或提供插圖或插畫等。作為《詩創作》另一位主編的陽太陽，不僅是一位詩人，更是一位當時有名的畫家，他曾經是中國第一個重要的現代美術社團“決瀾社”的成員，其畫風洋溢著強烈的現代藝術氣息，《詩創作》第12—14期封面即采用陽太陽的畫作，畫面是兩只并肩的海鳥在波濤洶涌的海面上，勇敢飛翔、搏擊風浪。畫面充滿力的動感和詩的象征。陽太陽的畫作以其先鋒性給《詩創作》帶來視覺上的沖擊力，帶給抗戰勇士同仇敵愾的鼓舞力量。余所亞、溫濤、珂琪在漫畫、木刻藝術上也頗負盛名。第15期上有溫濤刻的《印·泰戈爾像》《美·休士像》;第16期有《英·裘蓮蓓爾》《英·拜倫像》;第17期有《英·雪萊像》《俄·萊蒙托夫像》;第19期是珂琪刻的《波蘭·史洛瓦基》等。第19期還專門請了梅一裝幀設計，包括封面畫在內，這一期共展示9幅圖畫。這些封面、插圖是《詩創作》“抗戰詩歌美學”在視覺上的呈現，與詩歌內容有很強的互文性?！对妱撟鳌贩饷娈?、插圖選用的木刻較多，木刻被視為“繪畫上的現實主義的一種藝術運動”15。這使《詩創作》在美觀的同時，又不失其沉郁頓挫的力量，這讓讀者直觀地感受到詩歌所描繪的抗戰氛圍，大大提升了《詩創作》的可讀性，也擴大了《詩創作》的傳播和影響。

三、《詩創作》與“抗戰詩歌共同體”

《詩創作》創刊之際，“七月詩派”陣地《七月》已經?？?，而重慶、延安的詩歌刊物因其政治意識形態的鮮明，互相難以兼容，在這種情勢下《詩創作》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詩歌刊物，在某種程度上它還相當于一個全國性的詩歌組織?！对妱撟鳌房朔y以想象的困難，做到出刊“不脫不誤”，成為全國詩歌界的一面旗幟，是“抗戰詩歌共同體”中的重要環節。

（一）《詩創作》與作者、讀者的關系

在“作者—編者—讀者”之間，圍繞著《詩創作》月刊，建立起了一個“抗戰詩歌共同體”，《詩創作》第2期《編后雜筆》鮮明地表達了這種“詩歌共同體”的自覺意識，這里寫道：

敬禮！向那些行方未名的詩歌工作者！

敬禮！向全國愛護我們的作者與讀者！

最敬禮！向今天——祖國的七月！

《編后雜筆》分別用三個“敬禮”，分別向“詩歌工作者”“愛護我們的作者與讀者”“今天——祖國的七月”表達敬意，尤其是對“今天——祖國的七月”使用的“最敬禮！”?！捌咴隆奔慈窨箲鸬拇~，是統領“詩歌工作者”“愛護我們的作者與讀者”的最高精神。這不僅表明了編者對當時抗戰神圣性的“崇敬”，而且更重要的是編者以其神性的勞動，建立起了統一于“抗戰”的“詩歌共同體”。

《詩創作》非常關心作者，主編胡危舟在刊物創辦之初物質上極端困難的情勢下，采取“稿費不定制”，即對于急需稿費的作者發給稿費，其余則不支付稿費。經營稍一好轉，馬上就對全部作者發放稿費，而且“優稿優酬”。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不斷提高稿酬：“詩每行兩角至五角，文每千字十二元?！奔幢闶沁@樣，胡危舟仍然擔心詩人們的生活，他在《編后雜筆》中寫道：“但不知道區區的大餅錢，對詩人能夠飽腹多久呢！”這體現了編者對于詩人的同情和具體的幫助。

《詩創作》中的《編后雜筆》欄目，是刊物的編者與作者、讀者的對話，它是“編者—作者—讀者”溝通交流的一個公共空間?！毒幒箅s筆》的內容大體上有四方面：一是編者的說明、聲明。如開本式樣的更改、定價的提高。此外還有對抄襲侵權、用稿態度的聲明?！对妱撟鳌穲猿帧昂酶逯髁x”：“不論作者的有名無名，熟悉或否，也不管投稿人寫來了千言的長信（如果是指示我們的意見，當然歡迎）或托編者的朋友介紹，一律都只能感激他們的好意，而不當的發表與否的標準?！倍蔷幷呦蜃髡?、讀者的致歉，如郵途耽擱、發表推遲等，甚至封面設計因印刷困難彩色改單色，也會向設計者致歉。三是約稿和預告。對長詩專號、評論專號都利用《編后雜筆》提前約稿。對重要內容提前刊登預告。如對翻譯專號、郭沫若五十壽辰專輯的預告，這使讀者對下期內容有一個了解，也能激發讀者的閱讀期待。四是“懷念和慰問”。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詩創作》“向港，滬，以及南洋一帶的詩歌同志與文化界朋友，致最深的懷念和慰問，并盼早日脫險！”這些編后語，每一篇的末尾都有一個署名：“（舟）”，這都是編輯胡危舟親自所寫，這不僅體現了文責自負的精神，還有一種朋友之間談天式的溫婉，為《詩創作》營造了“抗戰詩歌”的精神空間。

（二）《詩創作》與其他刊物的共生關系

《詩創作》與其他詩歌刊物、文藝刊物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經常為其他詩歌刊物、文藝刊物發布目錄、登載詩壇信息。有許多詩歌刊物的主編、編輯本身就是《詩創作》的作者，共同參與了“抗戰詩歌美學”文藝運動，促進“抗戰詩歌共同體”的發展。

在桂林復刊的《詩》“想通過詩刊來幫助抗戰，來推動抗戰詩歌的發展”，就屬于《詩創作》的“兄弟刊物”，它的編輯嬰子、周為、胡明樹以及后來參與編輯工作的韓北屏、鷗外鷗、洪遒都是《詩創作》的重要作者?！段乃嚿睢返木庉嬎抉R文森、《文藝雜志》的編輯端木蕻良、《人間世》編輯周鋼鳴、《半月文藝》編輯張煌、《詩叢》主編晏明、菲北、《詩墾地》主編曾卓、鄒荻帆、姚奔等，以及延安《晉察冀文藝》編輯田間等，都是《詩創作》的重要作者，這也是《詩創作》與這些文藝期刊保持著良好關系的明證。

《詩創作》還連續幾期為胡風編輯的“七月詩叢”做“預告”，不僅為已出的詩集《向太陽》《為祖國而歌》做廣告，還對即將出版或正在排印的《旗》《給戰斗者》《無弦琴》《我是初來的》《為著未來的日子》等每本詩集，作了介紹、說明和評價，比如對排印中的《給戰斗者》這樣介紹：“戰爭以來的作者短詩底選集。共分五輯，說明了作者斗爭生活底發展，戰斗情結底發展。通過這，我們能親切地從一個角度上感受到人民大眾底精神覺醒底狀態和路向?！睂磳⒂∷⒌囊约吧性诰庉嬛械脑娂仓苯咏o出了詩集名字、作者以及編輯狀態，如“《隊長騎馬去了》……天藍，即出”，甚至還沒有想好題目的詩集，也以“題未定、編中”為說明做了預告。這些廣告與《詩創作》上所登載的詩有很強的互文性，而“七月詩叢”的很多作者，本身就是《詩創作》的作者。

結語

《詩創作》是抗戰時期國內影響力最大的詩歌刊物之一，積極參與了抗戰文化建設以及詩歌藝術的探索，在抗戰詩歌創作、翻譯、評論方面都有突出的貢獻。其組織討論了一些重要的詩歌美學話題，給全國詩人、讀者開闊了視野，“抗戰詩歌美學”校正了新詩自誕生以來的歐化傾向，在抗戰現實與讀者現實的制約下，中國新詩大眾化問題，也得到了根本的解決?！对妱撟鳌吩谠姼璋l展中的使命意識，即立于“詩歌前沿”，并保持詩歌探索的“先鋒性”。在物質條件極端匱乏與敵人瘋狂的轟炸中，“不誤不脫”完成19期的出版、發行，銷量達“數萬”，得到了當時全國詩歌界的認可。這樣一份有重要影響的詩歌刊物，由于兵燹戰禍，當年刊物存世極少，即使是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目前也只收錄了第1-17期，缺第18、第19期。就已經收錄的這17期來看，也是紙質差，透字模糊，難以辨識，給研究者帶來很大困難。致使《詩創作》的相關研究成果較為少見。更有甚者，一些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連《詩創作》的目錄都沒能收全?！对妱撟鳌肥钦麄€抗戰詩歌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其“抗戰詩歌美學”的新探索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不應該長久地被學術界忽視甚至遺忘。

【注釋】

①②黃紹清：《略抗戰時期桂林文化城的詩歌創作》，《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

③張紅：《“文協”桂林分會與桂林抗戰文化運動》，《廣西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④《成立文協桂林分會宣言》，《救亡日報》1939年7月9日。

⑦⑧⑨⑩15胡危舟：《新詩短話》（續二），《詩創作》第15期。

⑤李文釗：《詩底時代》，《詩創作》第1期。

⑥林煥平：《論詩與自然及其他》，《詩創作》第11期。

11臧克家：《〈古樹的花朵〉的寫作》，見《臧克家全集》第12卷，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第5頁。

12易漱泉、曹讓庭、王遠澤等選編：《外國文學評論選》上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387頁。

13胡危舟：《編后雜記》，《詩創作》第6期。

14李樺：《木刻運動三十年》，《新華日報》1943年10月16日。

（張厚剛，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聊城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