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的壯志豪情

劉后濱

我們在討論盛唐精神時，難免會回溯至初唐?！俺跆扑慕堋笨胺Q盛唐精神的探路者。雖然見識了太多艱辛困頓，前途未卜，現實充滿無法預見的種種未知，但他們卻以超乎尋常的堅定與執著，自由馳騁在對理想的追逐和對未來的詩意想象之中。詩歌是強化記憶的有效方式，他們通過詩歌創作，把逐夢路上的艱難困苦以及壯志豪情化作永遠的記憶。

那是一個有夢想的時代，人們對不可知的未來畏懼不多。一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中念出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在分岔路口的悲悲切切，本來就不屬于那個時代。即使是基層大眾，在國家的強大動員下，為了求取功名，也是“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初唐所呈現的精神氣質不可低估。

歷史為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提供了建功立業的廣闊舞臺。幾百年來的政治風云和民族融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博大與包容。經過北魏以來均田制的強大制度調節，以及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民眾個體生存能力得以提高，累積起巨大的社會能量和發展潛力，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也在這個時期垂青崛起的世界性帝國。熟悉唐代歷史典故的宋朝人宋敏求在《春明退朝錄》中感慨，“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這些都為消解現實中包括政治斗爭、民族沖突和階級矛盾在內的各種緊張提供了資源和空間。文人士子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論出身，無問西東。在政治風云中家道中落的舊貴族、因時事變幻而乘勢突起的新貴，以及依靠創新制度和靈活政策而發家致富的百姓等，都懷揣沖破現實、改變命運的萬丈雄心。

依靠門第與家世的選官原則正在被拋棄，新生的科舉制度提供了依靠才學進身的仕宦途徑，并帶來了新的價值觀念?？蛇x擇的婚姻和可依托的家世盡管依然在支撐著上流階層的身份認同，然而是否科舉及第已經成為人生成功與否的核心標尺。即如祖孫三代都擔任最高層命令文字撰寫之職的河東薛氏，到唐高宗時期擔任宰相中書令的薛元超這一代，也要感喟自己未能科舉出身的憾恨人生。據唐人劉餗《隋唐嘉話》記載，中書令薛元超曾對自己的親屬說，“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科舉制度帶來的依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價值追求，已經深植于各階層人士的心中。對于沒有應舉條件的士子來說，應募從軍、立功沙場也就成為一種自然的選擇?？胺Q唐代第一代邊塞詩人的駱賓王寫有《從軍行》詩，表達了“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的豪情壯志。比“四杰”稍晚一些的王昌齡所寫《從軍行》，展現的是“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堅定與豪邁。

“四杰”以曠達的心胸來面對艱辛的人生。我們熟悉的駱賓王，曾給主持銓選的裴行儉寫詩致意，雖然感嘆“輕生長慷慨，效死獨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但還是希望能夠“為國堅誠款，捐軀忘賤貧”。

在那個時代，文學才華開始沖破門閥社會的傳統價值體系，在文士中間受到重視。讓楊炯不服氣的王勃，出自儒學世家，六歲善文辭，長而好讀書，“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稿”。還有那位與駱賓王有交往、被老師王義方認為500年才出現一個的員余慶，干脆改名半千。他在給唐高宗的《陳情表》中，毫不隱藏自己的鋒芒：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臣同試詩、策、判、箋、表、論，勒字數，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斬臣頭，粉臣骨，懸于都市，以謝天下才子。

以“四杰”為代表的文學史上的初唐士人，評論家們可以批評他們還缺少圓融的意蘊和秀美的風神，但是那種“健全的欲望”（聞一多語）、不甘沉淪、不懼艱險的精神，卻推動了一個盛世的到來。

（責任編校宋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