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主流經濟學理論“鐘擺”的軌跡

曹冰玉 方林佑

摘要：我國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鐘擺”就是基于社會主義經濟性質、體制和模式判定而形成的宏觀經濟理論傾向。它建立在從蘇聯引進的政治經濟學基礎之上，經過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雙重中國化”，實現了三次重大創新與完善：轉軌經濟學的融入、市場經濟學的引進、中國經濟學雛形初顯。演變出四種經濟模式——模仿“蘇聯模式”、借鑒“東歐模式”、學習“西方模式”、創立“中國模式”。目前，“中國經濟學”處于前學科時期，但其理論“擺鐘”形成的軌跡，描繪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藍圖，事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

關鍵詞：中國主流經濟學;理論;“鐘擺”; 中國經濟學家

中圖分類號：F0? ? ? ?文獻標志碼：A? ? ? ? ?文章編號：1009-3605（2019）05-0090-07

主流經濟學是指在經濟學界擁有領導權與話語霸權、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起指導、主導、引導和主要影響作用的經濟學。建國以來，我國的主流經濟學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如果把經濟學按一種從極左到極右的政治譜系分類，[1]其理論“擺鐘”則是基于社會主義經濟性質、體制和模式判定而形成的宏觀經濟理論傾向——政府強干預或者弱干預。這種經濟理論圍繞著某個中心在一定范圍內作有規律的擺動，要么擺向統制經濟，要么擺向市場經濟，亦或其他經濟形態。它深度融合了生產關系運動規律和資源配置科學，成為各種不同經濟思想流派兼容并蓄的集合體，呈現出包容性和多元化特征。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擺鐘”，一直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按照其研究背景和主題的區別來劃分，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基于統制經濟基礎，中國經濟研究的核心主題是蘇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確立和改良，沒有改變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的基本架構，也沒有超越傳統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框架;第二個階段（1978年12月-2018年12月），基于市場經濟基礎，中國經濟研究的核心主題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心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了社會主義觀念現代化和市場經濟觀念的普及，這一階段，由于蘇東轉軌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融入，中國主流經濟學總體朝右走，但當踏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理論“擺鐘”又出現了少許“回蕩”的趨勢。當然，觀察一國主流經濟學理論“鐘擺”的變遷軌跡，不僅應評估理論建樹，還應考量主要政策建議，或者說，充當何種經濟模式的理論基石——計劃經濟、轉軌經濟、市場經濟，亦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政治經濟學—— 模仿“蘇聯模式”

我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從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引進。較早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引進我國的學者是王亞南，他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于1938年出版馬克思《資本論》三大卷全譯本。王亞南認為，經濟科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應該面對中國的實際，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建立“中國經濟學”，他的代表作《中國經濟原論》，被譽為中國的“資本論”。

1952年，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版并傳入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入中國人的視野。而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包括社會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導、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954年出版），其理論體系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鼓勵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貫穿其中的是斯大林定義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該書1955年在中國翻譯出版后，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朝左邁了一大步。為了構筑不同于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孫冶方參照馬克思《資本論》的框架和方法，于1961年開始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論》（1985年出版），比較完整準確反映了自己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理論與觀點。駱耕漠先生深入鉆研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有重大指導意義的基本理論和重要問題，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之一。林子力是勞動商品化理論創立者，熊映梧教授則是生產力經濟學的主要創始人之一。[2]他們的思想和學術大部分是圍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計劃經濟體系下的經濟觀點，孫冶方則終其一生都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表示懷疑。

1978年以前，我國經濟理論界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統天下，國內許多學者在推廣普及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寫小組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1975年出版）、陜西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北方本，1979年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南方本，1979年出版）。蔣學模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1980年出版），是改革開放以來數代大學生必讀的教科書，它提出了“社會主義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生產”，同時受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適時地從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上闡述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而許滌新倡議、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辭典》（1977年出版），是新中國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工具書。

這一時期，中國雖然已經發現了西方經濟學，但由于意識形態的影響，只是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剩余價值學說史》中給定的標準，對配第、斯密、李嘉圖、魁奈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基本肯定，而對薩伊、馬爾薩斯、穆勒以及后來的經濟學理論都冠之以“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之名進行批判。當時，政治經濟學源于“計劃經濟”形態或“統制經濟體制”，集中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對資源的配置和生產力的發展關注不多，大致可稱為“統制經濟學”，其政策主張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堅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企業是國家的附庸;二是國家統收統支，排除商品與市場機制;三是實行分配上的絕對平均主義。統制經濟學理論及其政策主張，與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實踐的成果自然就是模仿“蘇聯模式”。

二、轉軌經濟學——借鑒 “東歐模式”

中國經濟學研究的進步有兩個平行的起點：一是由中文版《短缺經濟學》的出版所引發的對傳統計劃體制的系統性批判性思考;二是西方經濟學的大規模引入。20世紀80年代，東歐經濟學家蘭格、科爾奈的經濟觀點傳入中國，并很快被中國人接受內化為轉軌經濟學或轉型經濟學，亦稱“過渡經濟學”。盛洪認為“所謂過渡經濟學，是指一種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彼菍μK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種修正。顏鵬飛教授等認為，中國經濟學體系的方法論基礎是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建學說，核心主題是發展，特征是轉軌型經濟學?？茽柲蔚呢暙I正如戴國強所說“重要的不僅是他對‘短缺現象的描述，而在于他找到了造成宏觀經濟現象中‘短缺的微觀基礎——‘預算軟約束，并以此完美地解釋了各種宏觀經濟現象及其演變”。如果說，馬克思對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做了深入的解剖，科爾奈則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做了深入的解析，他的社會主義體制論，相當于哈耶克的反集權主義思想和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試錯論的結合，部分地繼承了蘭格的觀點，認為計劃并非沒有價格，而是實際存在一種“影子價格”?！抖倘苯洕鷮W》通過“預算軟約束、資源約束、父子關系、投資饑渴癥”等方式統一于新古典經濟學，成功地將“計劃下的企業”用一般均衡理論重新解釋，認為計劃經濟只是市場經濟一般均衡的一個特例而已。轉型經濟理論在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商品、計劃與市場、價值規律的地位得到認可。在我國，“商品經濟”是對市場經濟的俄語稱謂，改革開放初期，為避免意識形態的風險，中國經濟學家都把市場經濟稱謂“商品經濟”，包括市場社會主義經濟（“蘇聯東歐模式”）、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東亞模式”）、自由市場經濟（“歐美模式”）等不同主張。[3]

2002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鄒至莊出版《中國經濟轉型》一書，正式對轉型和轉軌進行了嚴格的區分和界定。我國關于經濟轉型與轉軌則沒有嚴格的區別，吳敬璉主編的《比較》雜志在“Transition”（“過渡”）、“Transformation”（“轉軌”“轉型”）的使用上就相互替代。轉型經濟學是20世紀末迅速發展起來的一個經濟學研究領域，我國轉型經濟學的研究以黨的十四大為標志，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三個發展階段：（1）1978-2002年為起步階段，普遍將轉型理解為經濟體制的變革;（2）2002-2008年為成熟期，“大轉型”理念開始主導轉型經濟學的研究;（3）2008年以后為反思期（反思未來轉型的方向），探索發展中國家通過制度創新，追求社會進步、實現經濟發展的道路，成為轉型經濟學新的研究主題。[4]

中國轉型經濟學的主要政策主張：一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張采用放權讓利、承包制、股份制等方式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二是實行了所有制和價格的“雙軌制”，鼓勵利用商品與市場機制，“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三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兼顧要素分配。這種經濟理論指導和加速了我國從“存在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轉型過渡。1979年，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不矛盾的觀念開始沖擊傳統的統制經濟學，我國迅速進入“存在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階段;1982年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對于轉軌經濟學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之前的經濟學研究多以“改革”的名義，之后則以“轉軌”“過渡”來命名。1984年在浙江德清召開的“莫干山會議”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主要討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為十二屆三中全會提供智力支持，會議上提出了價格雙軌制改革，完成了中國人對企業和企業家觀念的新啟蒙。盛洪《中國的過渡經濟學》（2009年）集中開展對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的研究，成為過渡經濟學的經典文獻。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討論改革入手點，也就是轉軌的突破口和路徑選擇問題時，曾引發了吳敬璉與厲以寧之間的“吳厲之爭”。1986年10月以后，中國政府傾向于認為搞活企業才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在國企改革中推行承包制成為了主線，而1988年夏季“價格闖關”失敗后，關于改革入手點問題的爭論告一段落。隨后，轉軌經濟學的主導地位，也因國家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正式確立，讓位于市場經濟學和“西方模式”。

三、市場經濟學——學習“西方模式”

西方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講是研究市場經濟，中國的市場經濟學是個“泊來品”。1901年，嚴復把“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翻譯成中文（譯名《原富》），成為中國市場經濟學傳播的第一人。1979年9月，許滌新、陳岱孫教授等我國著名的老一輩經濟學家在北京發起成立“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為中國的西方經濟學研究和普及借鑒做出了重要貢獻，陳岱孫是最具“貴族風范”的學者，也是中國最系統地將經濟學理論和學說完整通透介紹給學界的經濟學家，他不僅讓林正義變成了林毅夫，還培養了厲以寧。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合法化的標志性事件，始于1980年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對米爾頓·弗里德曼來中國演講的邀請，以及鄒至莊的新古典經濟學暑期學校得到了高層的認可。80年代初期，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為我國經濟理論研究與教學所關注，它強化了人們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的認識;80年代中期，科爾奈的“短缺經濟”理論成為人們論證計劃經濟弊端的理論武器;9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博弈論等新的經濟理論傳入中國，交易成本、產權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委托-代理理論等，對推動中國的市場化進程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新千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獲得了霸權地位。1987年，一批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的贊助下到中國訪問，研究中國的經濟學課程，并且為改革提出建議，國家教委組建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編寫與美國類似的教材。1988年由張五常協調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再次來華訪問，標志著西方經濟學的合法性到達了頂點。

國內學者在引進西方經濟學的同時，也做了大量的吸收與消化工作，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顧準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第一人”，他所追求的自由，很大程度上秉承中國知識分子的文以載道的古風，他深信只有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才能夠得以繼續前行，而斯大林模式下的“集體主義”經濟行不通，他的學生吳敬璉傳承了其市場經濟思想;他的同事孫冶方相信在馬克思主義的《資本論》框架里存在市場經濟的空間，希望能夠將“價值規律和商品經濟”融入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1979年4月在江蘇無錫舉行了“價值規律理論討論會”，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界規模最大的一次盛會，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于祖堯研究員提交《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文，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和理論，“于市場”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最早倡導者和杰出貢獻者，但對推動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影響較大的經濟學家還是吳敬璉。1980年1月，蔣一葦提出著名的“企業本位論”，主張企業成為獨立的或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1983年，中央黨校原副校長蘇星教授在《紅旗》第14期上發表《試論工業公司》，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可以試行股份制，“蘇股份”是我國社會主義股份制理論的最早倡導者和杰出貢獻者，但對推動中國企業股份制改革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還是厲以寧。[5]

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是從宏觀經濟管理、市場機制構建和市場主體形成等方面逐步推進。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局限于抽象層次和本質關系的分析，難以對總量關系和宏觀經濟的運行做出具體的說明，綜合平衡體系也僅僅是一種靜態的計劃理論，解決不了轉軌條件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調節問題。為此，1985年9月我國召開了“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巴山輪會議”），不僅將中國改革學習的目光從東歐轉向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更是改變了中國經濟學界傳統的經濟思考習慣，甚至顛覆了我們過去多年的語言表達系統，讓我們從新的視角來分析體制變革時期的發展和宏觀調控問題。[6]進入80年代，中國經濟理論界開始了從社會再生產理論向宏觀經濟學的范式轉換：1986年第一部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行的專著《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分析》問世;1990年樊綱、張曙光主筆的《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一書，標志著理論范式轉換的基本完成。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經濟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1990年7月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十多名經濟學家與會，吳敬璉力主市場取向的改革。[7]還是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才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1993年《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1995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實現奮斗目標的關鍵之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坝媱澖洕w制”逐漸淡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成為中國經濟學理論的主流。

四、中國經濟學——創立“中國模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經濟學，只是中國模仿與借鑒西方經濟學的階段性產物，終究會被中國經濟學所取代。什么是中國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學”主要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始是蘇聯范式，后來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西方經濟學加以修正，但沒有形成獨立形態的經濟學。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中國經濟學尋根、經濟學的中國學派、中國的過渡經濟學等討論十分熱烈，凸顯了“中國經濟學”這一命題，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主張通過傳統政治經濟學吸納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并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建立”或“重建”中國經濟學;二是“經濟學的中國學派”，主張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融合起來，相互借鑒;三是“轉型經濟學”或“過渡經濟學”，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與我國改革所處的轉軌階段相聯系;四是“中國經濟學的全盤西化”，主張通過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取代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我們將中國經濟學定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經濟理論“鐘擺模型”中，它相對比較溫和，不像統制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那樣極端。

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融合創新的產物。國內學者利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勞動二重性”“公有高績效”和“利益人”（利己與利他相結合）取代西方經濟學的“生產三要素”“私有高績效”和“經濟人”（或“自私人”）三大理論假設，形成“勞動的政治經濟學”，以回應“資本的經濟學”，實現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蘇東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超越?！爸袊洕鷮W”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中便形成了“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北京共識”等），特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即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逐漸形成“制度內生性”——公有制具有控制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標。西方人提“中國模式”，給人的感覺是印象式的，認為中國不同于世界近現代史上其他東西方大國，突然和平崛起，并像發動機一樣帶動了亞洲;俄羅斯學者使用“中國模式”是從自己的體驗、認識中來，從與蘇聯模式的區別、對比中得來，對于他們這種“內行人”“過來人”來說，“中國模式”似乎就是蘇聯模式的一個“亞類”。[8]

中國模式既不是西方模式，也不是蘇東模式，而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主線，結合中國的基本國情，融通西方市場經濟學、蘇東轉型經濟學，構成的一種具有獨特價值的現代經濟學體系。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經濟有別于印度的自由市場經濟，又不同于斯大林式計劃體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是有國家宏觀調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2013年進一步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9]而中國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分為兩個階段：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約20年時間里，我國采用的“亞當·斯密模式”，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和民間活力，通過提高資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來推動經濟增長，如果說中國的工業化和歷史上其他國家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伴隨著工業化的民營化;20世紀90年代中晚期，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悄悄轉向“凱恩斯模式”，特別典型的是2009年、2012年下半年我國啟動兩個“四萬億”刺激計劃，通過政府“看得見的手”依靠政策性投資拉動和資源投入數量增加來推動經濟增長?！熬盼濉保?996-2000年）計劃提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一些經濟學者根據“霍夫曼定理”，為產業重型化提供理論依據，而“十一五”規劃確定以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一個積極作為的中央政府，通過經濟分權和選賢任能的體制，把積極性引導到整個國家發展的軌道上來，可能是中國經濟成長的“秘密”。值得全世界關注的是，中國主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的中國經濟，一直處于快速發展中，并強勁推動綜合國力明顯提升，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中國模式”已經激發出巨大的活力與創造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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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欣，秦海英.新中國經濟學60年[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0：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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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當代經濟學在中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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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旺.40年改變中國——經濟學大家談改革開放（上、下）[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145-155.

[9]張卓元，胡家勇，萬軍.中國經濟理論創新四十年[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2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