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文化的對話

施雪玲

摘 要：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可以說是源遠流長，例如始于西漢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為起點，途徑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絲綢之路，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因此早在明清之前，東西方之間的經濟往來就已經存在，兩漢時期的東西方通過絲綢貿易初步認識了彼此。而在宗教方面，公元635年，景教，即唐代正式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的僧侶阿羅本將此教傳入中國，這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這是中西方宗教性對話的首次嘗試，也為明清代中西方的深入交流與接觸奠定了初步基礎。歷史發展進入明代以后，隨著西方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到來，整個世界開始連成一個整體，西方以耶穌會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開始奔赴東亞地區傳教，在沙勿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的艱難探索下，逐步確立了行之有效的并適應中國上層社會和本土文化的文化傳教方式--宗教性文化對話。這種不同文化間的對話方式是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展開的，而這種對話方式對于在當今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減少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并進而和平相處、共同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宗教;文化對話;明清;傳教士;耶穌會

一、明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緣起

（一）地理大發現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的內在需求

15世紀以后，西歐各國的商品經濟發展起來，各國對貨幣的需求日益增長，從而導致鑄造貨幣的黃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而《馬可·波羅游記》的渲染帶來了歐洲人對東方，尤其是對中國的“尋金熱”。但是奧斯曼土耳其占領了傳統商路，使得東西方的貿易之路受阻。再加上基督教會為了傳教，不惜使用武力進行“圣戰”，這也成為歐洲人向海外擴張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地理大發現開始了，世界相對孤立的局面被打破，日益連成一個整體，統一的世界市場開始形成。

一方面，地理大發現開拓了歐洲人的視野，歐洲各國對亞洲市場的渴望越來越大，這種對經濟利益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生與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產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sup>[1]另一方面，當時的歐洲處于文藝復興時期，基督教的權威受到打擊，而亞洲擁有廣大的傳播教義的市場。湯因比說過：“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首先掀起了征服世界的浪潮，他們不只是為了尋求財寶和權力，而且一心要傳揚征服者先輩的西方天主教。他們傳揚基督教的熱情是狂熱的?！?sup>[2]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之所以有著如此狂熱的傳播基督教的熱情，其實質還是為了殖民擴張。在歐洲各國對外殖民擴張的需求下，宗教作為一種精神入侵手段，被各國采用。歐洲國家希望能借助宗教信仰這種文化入侵方式，控制更多的殖民地，進而獲得更多的資本原始積累，耶穌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入華傳教。

（二）明清時期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

明清時期的統治者一直樹立“天朝上國，無我不有”的的思想，中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海禁”政策，對外貿易極為限制，基本上只與少數對華朝貢的國家之間進行限制性的貿易往來。但隨著明朝末年“機戶出資，機工出力”這種生產關系的出現，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了。因此，明清時期上層社會中有識之士為了國家發展，如徐光啟等人對于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生產經驗有著強烈的了解和學習意愿，這就推動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的展開與發展。

二、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及其宗教性文化對話的表現

（一）耶穌會傳教士入華

明清之際來華傳教的傳教士以耶穌會為主要代表，他們是這個時期入華傳教的最早的一批傳教士。耶穌會會憲中寫道：“我們的使命是奔赴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哪里更希望有人為天主效勞，哪里的靈魂更期望得到幫助，我們就生活在哪里?！睘榇?，他們歷經千山萬水，不顧艱難險阻，奔赴世界各地去傳教。宗教性文化對話這一中西文化交流交流方式就是他們在長期的入華傳教的艱難探索中創造出來的。

在眾多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中，沙勿略可以說是公認的開創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的第一人，利瑪竇曾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評價他為“是第一個耶穌會士發覺了這個龐大帝國的無數百姓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資質的，他也是第一個抱有希望在他們當中傳播信仰的人”^[3]。沙勿略在去中國之前，先到達了日本，在日本傳教的過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沙勿略發現日本人始終堅持一點：如果基督教會是果然唯一的真教，那么聰明的中國人一定會新它。如果中國人信，我們就信。由此，沙勿略認識到中國文化對日本人巨大的影響力，并決心進入中國。他對中國風俗、人文、生活等多方面的進行深入了解，并在了解中國的過程中認識到應當弱化過去基督教強勢的傳教策略，尊重、適應、理解本土的文化傳統，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化等，在宗教與文化的對話中增強傳教的效率。雖然沙勿略一心想要進入中國，但是由于當時明朝實行嚴格海禁政策，他并未成功入華，一直滯留在上川島并且病逝在那里。

沙勿略開啟的宗教性文化對話方式為后來的范禮安、利瑪竇所繼承發展，他們要求傳教士要“中國化”、“本土化”，并且逐步確立了宗教性文化對話的傳教策略。

（二）宗教性文化對話的表現

1.學習漢語

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和傳播媒介，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一個民族的文化中語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奔赴世界各地的傳教士在傳教的艱難探索中認識到語言學習的重要性，曾有傳教士入華傳教，但當地官員雖然允許他入境，但卻要求先學習本土語言。

耶穌會傳教士的漢語學習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習官話，從而與中國上層社會的官員等打交道;二是學習中國的文獻著作，從而熟悉中國文化，并且能夠用漢語寫作。從表面上看，傳教士的語言學習只有兩步，但是學習漢語對他們來說非常困難，就像利瑪竇所說：“和世界上別的國家不同，中國人不是用拼音字母來表達他們的思想的。他們用字來表示事物的形象，有多少圖象就有多少字。如果僅靠勤勉練習就能求得知識，那么人們或許可以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對研習中文取得顯著的進展，然而，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并不如此，因為聽起來和讀起來都是最困難最復雜的中國語言，由于缺乏教它的教師而格外加深了它的困難”^[4]。

漢語學習是耶穌會傳教士與中國進行宗教性文化對話的切入點，在掌握了漢語之后，傳教士們逐漸為中國上層社會具有進步思想的一些官員所接受。

2.改變服飾及身份

服飾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一個民族的服飾蘊含著該民族的文化傳統。在古代中國，服飾象征著穿衣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服飾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儒家思想是在古代中國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但是利瑪竇等人在入華時卻錯誤的認為佛家思想是主流，為此，他們在剛入華時穿的是僧服。但后來，他們發現僧侶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并沒有他們認為的那么高，正在在中國社會中受尊敬的人士是儒家的士大夫階層。于是他們開始將僧服改為儒服，并且在行為上像儒生一樣行“秀才禮”，利瑪竇還蓄須留發，并且按照中國儒生的方式給自己取了一個號“西泰”。

利瑪竇等人為了適應中國而做出的改變漸漸的產生了一個潛移默化的影響—身份認同。利瑪竇等人通過穿儒服，行儒禮，學習儒家經典文本等，逐漸使自己為中國的仕人階層所接納，并且將自己的身份標識由西方而來的傳教士變為“西儒”，逐漸淡化傳教士的宗教性意味，“開始在群眾中出現時，并不公開談論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問候并殷勤地接待訪問者之余，他們就把時間用于研習中國語言、書法和人們的風俗習慣”^[5]。在這種“儒士化”的宗教性文化對話中，中西方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交流。

三、在了解宗教性文化對話方式中的一些簡單體會

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入華傳教，不僅僅是基督教不遠萬里傳播教義的活動，而且也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更為重要的是耶穌會入華傳教開啟了新型的宗教與文化之間的對話實踐，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對話方式—宗教性文化對話。

當今世界正處于全球化的熱潮中，不同文化之間的跨文化交流成為一種常態，而這種跨文化對話涉及政治、軍事、文化、宗教等多個方面。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入華正是處于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全球化序幕階段，他們創造的在不同民族文化間交流的宗教性文化對話方式，可以明史而鑒今，對于今天我們在全球化進程中、在中國努力推進“一帶一路”政策過程中必然產生的多元文化交流與碰撞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耶穌會入華傳教的過程中，宗教與文化之間的融合、平等對話、尊重與理解、在彼此的對話中尋求溝通與理解等，這些原則啟示我們要學習他們對待中國文化的方式“注重待人處世的態度，即尊重中國的文化和人民，并以真摯的、謙遜的精神處世，是自己能夠適應于所處的環境”^[6]，從而使中國在全球化時代開展不同文化間的對話時，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異性的基礎上進行，尋求不同文化間的相似性，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內在價值，相互學習，以開闊的胸襟尋求中西文化間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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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2-243頁。

[2][英]阿諾德·湯因比著，晏可佳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頁。

[3][意]利瑪竇、[法]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7頁。

[4][意]利瑪竇、[法]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3頁。

[5][意]利瑪竇、[法]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68頁。

[6][美]鄧思著，余三樂、石蓉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