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推進速度與模式探索

李善風 蔡攸敏 王今朝

摘要：改革開放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黨的文件中已有20多年的醞釀和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各級政府積極采取行動推動這個改革。然而，在企業層面，交易屬性和交易成本決定了混合所有制改革難以大規?？焖偻七M;在國家層面，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要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贏同進”中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強做優做大公有制經濟。新時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應當是漸進式的、穩健的，而不是運動式的，更不是激進的私有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應是多樣化的，要積極探索真正體現初心的、適宜的改革模式。

關鍵詞：混合所有制改革;契約;交易成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國有企業改革

中圖分類號：F0141;F1212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9）04-0029-10

一、引言：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形成軌跡

“改革”一詞在毛澤東的話語中已經存在，但它在中國成為高頻詞匯是1978年后。1978年后中國的經濟改革，在生產組織方式上，除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外，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進行的。在20世紀80年代探索了“承包制”，90年代實行了“抓大放小”政策后，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形成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思路?；旌纤兄聘母镎呔褪窃谶@樣的歷史背景下逐漸形成的。

在人們印象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似乎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其實不然，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更加突出。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并且“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p>

早在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就作出判斷：“隨著產權的流動和重組，財產混合所有的經濟單位越來越多，將會形成新的財產所有結構”，而且，“就全國來說，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應占主體地位，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p>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指出，“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而且“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

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于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將股份制改革的范圍進一步拓寬，把“宜于實行股份制的，……”的表述改為“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則強調，“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p>

2012年8月，黨的十七大報告（《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明確提出，要“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所以，這樣看來，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看來是黨的長期政策，至少是黨的長期政策演變使然。

然而，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圍繞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現了較多的爭論比如，簡新華發表的《必須正確認識和合理推進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過分強調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作用》（載《財經科學》，2017年第12期），綦好東、郭駿超和朱煒發表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動力、阻力與實現路徑》（載《管理世界》2017年第10期），等等。 ，近幾年國家至少對某些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表述也變得更為謹慎。2015年8月24日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發〔2015〕22號）強調要“穩妥推動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并指出：“對適宜繼續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國有企業，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堅持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一企一策，成熟一個推進一個”。隨后，2015年9月24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國發〔2015〕54號）提出要分類、分層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進一步強調要“嚴格程序，規范操作”“確保改革規范有序進行”。

同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從《人民日報》對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來看[1-6]，只在2016年和2018年的會議報道中明確提到了混合所有制改革。2016年12 月 14 日至 16 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盵4]2018年12 月 19 日至 21 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國資國企改革，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公平競爭原則，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加快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改組成立一批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組建一批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動中國鐵路總公司股份制改造?！盵6]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再次成為改革焦點[7]。

理論界的爭論和政策的微調引發出這樣一個問題：國家政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大量文獻都主要是研究如何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未能注意、更未能深入探討國家政策變化的原因。在既有的文獻中，不少認為，中國混合所有制改革推進緩慢，應該強力推進;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正穩步推進并不緩慢[8]。出現這樣的分歧并不奇怪，除了速度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外，主要還在于人們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難度和預期在認識上存在較大差異。如果對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的困難認識不足，認為其可以在短期內完成，自然會覺得推進速度緩慢。有鑒于此，本文結合改革實踐，基于契約理論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企業層面面臨的難點，探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快速推進問題;同時，借鑒中外有關歷史經驗，從國家層面探析新時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和模式，以期為積極穩妥推進中國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創新思路。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難點與推進速度：企業層面的實踐考察與理論分析

1.目前中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踐和案例分析

在國家做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決策后，一些央企開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其中比較典型的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石化）。2014年9月14日，中國石化發布公告稱，其全資子公司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銷售公司）獲得25家境內外投資者增資。25家投資者認購增資后銷售公司2999%的股權，其中11家為私營資本，投資金額占358%。這標志著中國石化的銷售業務重組引資工作如期完成。中國石化新聞發言人呂大鵬稱，本次增資采用多輪評選、競爭性談判而非競標的方式;在投資者的選擇上，遵循“三個優先”原則，即產業投資者優先、國內投資者優先、惠及廣大人民的投資者優先。此次引入的25家投資者中，產業投資者以及與產業投資者組團投資的共9家，普通投資者通過公募基金渠道參與中國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現實[9-11]。然而，社會對中國石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見[12]。

電網企業也按照國家有關政策在增量配電等領域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截至2018年改革推進緩慢。據報道，在鄭州航空港增量配電改革試點項目中，興港電力公司成立了1周年，但因存量資產處置問題與電網公司存在分歧而無法獲得電力業務許可證;國內首個增量配電網領域混合所有制供電企業——深圳前海蛇口自貿區供電有限公司，雖然在2016年7月11日就獲得了供電業務許可證，但目前運營還主要是承接原前海蛇口供電公司的業務;有的試點項目股東還沒有真正進駐新公司，新增配電網設施建設也沒有開展[13]。據筆者調研，在湖北的兩個增量配電改革試點單位中，東風汽車公司襄陽基地配電網增量配電業務主要由東風汽車公司主導，但依然由國網湖北電力公司提供包括兜底在內的諸多服務;武漢左嶺新城增量配電混合所有制改革項目開始（2016年）由綜合能源服務公司負責，但進展緩慢，2018年8月轉交給武漢供電公司負責，已經完成公司章程的制定，正在進行工商注冊，接下來還會進行管理層的選舉。

盡管有中國石化的混改實踐，盡管據稱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型成功和失敗案例多達十九個（包含2016—2018年最新案例）參見中國國資國企改革網：《“國資國企改革與混合所有制實施”匯編資料（實務手冊）》（http：//wwwgaizhicom cn/indexphp？m=content&c=index&f=show&catid=117&l=1&id=245）。 ，但總體上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似乎較為緩慢。有觀點認為，2014年混合所有制改革未進入實際操作階段[14];至2015年底，在實踐過程中，市場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反應似乎并不熱烈，兩年來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上也沒有形成“標桿”性案例;加上相關配套政策沒有出臺，混合所有制改革處于一種邊探索邊觀望階段[15]。在中國的改革前沿深圳，到2017年11月29至30日，深圳市國資委才召開市屬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暨并購重組工作宣講動員會，深圳市國資委主任彭海斌發出動員令：“用3年時間全面推進市屬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能混盡混、應改盡改，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提升深圳市屬國資國企的市場化水平?！盵16]

2.契約視角的理論闡釋 ：交易屬性和交易成本的影響

上述實踐和案例分析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在短期內難以徹底完成的。為什么呢？混合所有制意味著形成一種新型的契約，由誰來簽約、是否簽約、怎樣簽約、如何執行契約、執行契約的預期效果以及相關方退出契約的選擇余地等都會影響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速度。一般來講，企業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交易環節：

（1）誰來簽約、是否簽約

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混合不同所有權屬性的資本，就必然涉及資本主體的選擇，即要有契約的發起方，并要搜尋適當的簽約方。契約的發起方對契約的預期越低，發起契約的積極性就越弱;要搜尋的簽約方數量越多（涉及的資本數量），對潛在簽約方的資質等要求越高，搜尋成本就越大、越耗時。在已有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更多表現出來的是，地方政府比較急于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國有企業則往往是被動地予以配合，民營資本更是表現出猶豫，這反映出混合所有制改革與以前的國有企業改革有很大不同。實際上，國有企業的承包制改革主要是通過動員其原來的經營者承包來實施的;抓大放小要么是國有企業原來的經營者、管理層收購，要么是賣給外部的私人;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要在既有的經營者和潛在的加入者之間分配權利，這所涉及的問題和利益調整要復雜得多，無論是資質要求還是潛在加入者的預期都會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速度甚至成敗產生影響。

在國企利潤率攤?。ㄖ袊讯啻纬霈F國有企業利潤率普遍降低的情形）的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但受到上述交易屬性的制約有研究發現，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一些國有企業的效率并沒有得到明顯提升，參見翟華云和鄭軍的《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現狀與障礙——來自于湖北的調查研究》一文（載《湖北社會科學》2016 年第4期）。 ，還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約。要搜尋的簽約方數量越多，作為簽約成本一部分的搜尋成本就越高;對簽約方的資質等要求越高，搜尋成本也越高，因為潛在簽約方的資質越高可能提出的條件越高。在鎖定符合條件的簽約方之后，各方之間的談判也需要耗費成本，包括顯性的召開會議的費用、律師費、咨詢費、會計師費等以及隱性的時間、精力耗費等。很顯然，談判方數量越多，談判內容越復雜，談判成本就越高。而且，如果談判不成功，所有的談判成本都成為不帶來任何收益的沉淀成本關于如何科學地理解沉淀成本，參見王今朝著《經濟學原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頁）。 。

（2）怎樣簽約、如何執行契約

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企業的資本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設立了新的企業，而這個新的企業需要設計未來決策和執行決策所依賴的制度框架。在股份制下，不同的股東之間本來就有利益沖突，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營資本后，利益沖突將更加凸現，具有追逐私人短期利潤動機的民營資本必然引起混合所有制企業經營目標的多元化。同時，各契約方之間的文化差異、管理風格差異等也會導致決策困難。如果新設立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國有資本占據控股地位，那么，由于國家賦予的國有資本的功能，需要這個混合所有制企業按照國家意志而不是私人利潤行事，這就與民營資本追逐私人短期利潤的動機相矛盾;即使民營資本不影響該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決策，也可能會對這種決策耿耿于懷。也許正是出于這方面的顧慮，到目前為止，中國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業（契約發起方）主要是國有企業 ??全國人大代表、兗礦集團黨委書記李希勇認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大膽引進來，鼓勵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也要積極走出去，鼓勵支持國有資本投資民營企業[7]。 。

（3）執行契約的預期效果以及退出契約

如果本來并不需要成立一個新的“混合”的實體企業來開展業務，但由于受到混合所有制政策約束而非要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多地已經出現“為混改而混改”的運動式局面。比如，有的地方政府言必稱“混改”，未曾考慮企業的功能界定和經營情況，從而使得中央的政策目標被無效放大。這種地方政府對中央政策不因地制宜的做法早有殷鑒。 ，就會因各種管理費用而產生本可以避免的交易成本。比如，這個本來可以不設立的公司的高管的收入就是一種可避免交易成本，如果沒有這樣的公司設立，這項成本是可以不用支付的。而這種成本一旦產生，最終是要轉嫁給消費者的。同時，以股份公司來建立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做法使得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民營資本可能產生機會主義行動。這種機會主義行動表現為：對民營資本有利時民營資本就進入，而不利時民營資本則可以通過正規或非正規的渠道退出。這樣，混合所有制改革實際上就是給民營資本多了一種獲利機會。所以，股份公司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實際上總是面臨著契約解除的風險，這種風險可能導致民營資本參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果清零。

考慮到以上交易屬性和交易成本，可以說，只有混合所有制改革確實會帶來用其它方法無法帶來的巨大收益，能彌補設立混合所有制企業所消耗的交易成本并有剩余時，改革才是有效的。否則，社會資源就會因無效的交易行為而虛耗掉。因此，有效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需要適宜的條件的，很難大規模地快速地推進。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與模式探索：國家層面的中外經驗與啟示

僅從企業角度還不足以看清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貌。從國家視角考察有關歷史經驗，能夠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借鑒和啟示，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要遠比基于抽象理論和企業層面契約行為所進行的分析更為可靠。

1.新時代中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速度只是一時一地之得失，而改革的目標事關全局。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踐必須向國家設定的目標推進，從契約角度講，國家目標實際上就是對企業契約行為方向的約束。因此，國家目標不但會影響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速度，而且決定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選擇。

有人認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為了國有企業裁汰冗員，這是不正確的，國有企業的冗員狀況早已得到根本的改善。有人認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為了加強公有制經濟的控制力，而其實，加強公有制經濟的控制力可以有更好的辦法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一種更好的辦法。 。更多的研究認為，持續地激發國民經濟的活力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一個目的（許光建 等，2018;張銀平，2017;安蓓，2015）[17-19]。的確，改革開放后，在中國進行的所有制改革中從廣義來講，從單一公有制到多種所有制并存本身就已經屬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了。 ，無論是改革的理論基礎還是改革實踐，“經濟活力”都是一個重要甚至關鍵的話語（李西林 等，1983）[20]。

誠然，經濟需要有活力。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在運動，都是活的;運動停止，也就死了，事物不再存在。國民經濟同樣如此，無時無地不處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循環往復的再生產過程之中。因此，經濟的實質是活的、運動的、發展的、開放的;不是死的、靜止的、凝固的、封閉的（沈立人，1986）[21]。然而，為搞活經濟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絕不是私有化按照同股同權的規則，私人資本入股國有企業后一定會獲得相應權利;如果在進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企業中，國有資本不再占據控股權地位，則可以判斷這種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一種私有化。 ，更不是“國企清零”。

我們可以從民營經濟的總量來預測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某些人設想的那樣去實施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民營企業所擁有的資產份額大大增加，而且民營企業的數量也大大增長。1978年全國個體經營者只有14萬人，民營企業在允許登記后的1989年總數不過905萬戶;2005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顯示，全國企業法人單位中，國營企業數量占總數的55%，集體企業占105%，民營企業占610%，其他有限責任公司占106%，股份有限公司占19%，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23%，外商投資企業占24%（國營和集體企業加起來才占總數的16%）[22]。到2018年8月底，全國實有個體工商戶6 9625 萬戶、民營企業3 0002 萬戶，分別增長了497倍和331倍;目前，個體私人企業占全國市場主體總數的949%;2003年中央企業還有196家，到2018年6月只剩下96家[23]?？梢灶A期，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再按照某些人設想的那樣大量在國有企業中引入私人資本，并使得私人資本獲得決策權，就是在趨于把國企清零。

而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試圖“國企清零”都會帶來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原本有許多國有企業和社會服務設施，不妨以英國為例看看他們的經驗。20世紀80年代后，英國的撒切爾主義和美國的里根主義同時興起，推動了歐洲的私有化進程。然而，最近BBC的一篇報道把2008年至2018年稱為“消失的十年”（the Lost Decade）。在這十年里，城市小業主和工薪階層的工資幾乎停滯不前，而物價與整體通貨膨脹率則連年上漲。2010年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保守黨領袖卡梅倫成為首相，其財政政策大幅度向大資產傾斜。通過一系列削減最高所得稅、縮減政府開支、私有化公共服務等激進的市場化措施，英國社會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社會階層流動性減弱，為巨大的政治風暴埋下了種子。從2018年年初開始，一些因英國私有化加劇以及政府公共服務大量外包而興起的大型私人公司開始不斷爆出財務危機以及各類貪污、服務質量低下、偷工減料等丑聞。其中重要的事件包括承接監獄管理工作的英國安保服務提供商士瑞克保全公司（G4S Secure Solutions）虐待囚犯和非法拘禁問題，以及承接政府基建項目的卡瑞林公司（Carillion）在倒閉前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協同做假賬騙取股民投資等問題。這些都成為公眾要求減緩私有化，甚至重新開始國有化關鍵部門的導火索[24]。因此，中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中央確立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目標定位。

此外，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搞活經濟還必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防止腐敗，要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在這方面我們有著深刻的教訓。早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就出現不少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揮霍浪費、侵吞國家和集體財物的現象，不少單位因此而虧損;而在虧損的背后存在著一種奇怪的現象，企業窮得叮當響，職工只開50%工資、甚至連一分錢也開不了支，廠長經理卻發財暴富，照樣開百分之百的工資和補貼，照樣用公款大吃大喝，蓋小洋樓，家里幾大件齊全，鋪地毯、裝飾豪華[25]。而最近，華融原董事長賴小民的腐敗更是觸目驚心參見謝瑋的《華融董事長賴小民落馬事發前8天還在談強監管、治亂象》（載《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16期）和周琦的《膽大妄為超出想象賴小民貪腐案：瘋狂的校力》（載《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41期）。 ，這不得不讓我們警醒。因此，中央多次強調，國資國企改革要“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內涵遠比“搞活經濟”更為深刻、更為遠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秉h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憋@然，新時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簡單膚淺地用“國進民退”或“民進國退”來理解，而是要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贏同進”，最終目標是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讓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得到充分體現、主導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2.列寧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

十月革命成功后，蘇聯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建設問題。為此，列寧高度重視工業化，并強調指出：“開發資源、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礎只有一個，這就是大工業。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工廠，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于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是如此?！眳⒁姟读袑幦罚ǖ?1卷）第301～302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關于實行工業化的方法，列寧主張實行租讓制和積極發展對外貿易，以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設備等[26]。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設備，可以迅速解決生產資料和建設資金缺乏的困難，因此，列寧在有關會議上指出：“我們主要應該關心的是盡快地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機車、機器、電氣器材等等生產資料，沒有這些生產資料，我們便不能稍許像樣地恢復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復我們的工業?！眳⒁姟读袑幦罚ǖ?0卷）第112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后來在談到租讓制的意義時，列寧又指出，俄國有許多礦山和森林自己不能開采，有許多工業企業自己不能恢復生產，就是因為俄國缺乏機器、運輸工具等;如果實行租讓制，利用外國的機器和運輸工具，就能夠迅速恢復開采業和工業，迅速提高生產力，使俄國的機器大工業得到發展，改變小生產占優勢的狀況[26]。對此，列寧進一步闡述道：“蘇維埃政權‘培植租讓制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后生產，加強機器生產來反對手工生產，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業產品的數量（提成），加強由國家調整的經濟關系來對抗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關系?！眳⒁姟读袑幦罚ǖ?1卷）第301～302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農業問題上，列寧主張采用特殊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掌握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要同大多數農民妥協，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27]。列寧從經濟科學的觀點考察了農民的經濟要求，他指出：“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立刻對自己說：實質上可以用兩個東西來滿足小農。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轉自由，需要給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產品。如果沒有什么可以流轉，那還算什么流轉自由;如果沒有什么可以交易，那還算什么貿易自由！”參見《列寧全集》（第41卷）第214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列寧還說：“在蘇維埃政權下，‘合作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不同，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變種，正因為如此，所以目前它對我們是有利的，有好處的，當然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既然糧食稅意味著可以自由出賣剩下的（納稅以后的）余糧，那么我們就必須竭力設法把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因為買賣自由、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合作制資本主義的軌道?！眳⒁姟读袑帉ｎ}文集·論社會主義》第222～223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在回答《曼徹斯特衛報》記者提問時，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的真正實質在于：第一，無產階級國家準許小生產者有貿易自由;第二，對于大資本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國家采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中叫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原則?！眳⒁姟读袑幦罚ǖ?3卷）第263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站在今天的角度，所謂“租讓制”“合作制”，就是公私合營，就是資本混合，而且既可以是小資本混合（在農業），也可以是大資本混合（在工業）。然而，列寧的這種獨具特色的“合作制模式”，即混合所有制模式后來被斯大林所推行的全盤國有化、集體農莊制和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模式所取代了。

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實踐

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實踐探索。在延安時期，在與斯諾、謝偉思等外國人士交談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必須實現工業化?！薄爸袊鴳鸷笞畲蟮男枰前l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基礎。中國的生活水平這么低，不能采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币虼?，“為了建設，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外國資本?！鞭D引自高西蓮的《試論延安時期毛澤東關于搞活經濟的思想》（載《人文雜志》1993年第6期）。 應該說，毛澤東的這個表述與后來的發展具有較強的一致性，中國確實得到了來自蘇聯的資本援助。

毛澤東還把這種思想用于了當時根據地的經濟發展上，他親自制定了吸引外資的政策：“應該吸引愿來的外地資本家到我抗日根據地開辦實業”。據此，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資……”1942年l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三十一年度經濟建設計劃大綱》規定：“應積極歡迎海外華僑來邊區投資，頒布優待華僑投資辦法，幫助在延華僑興辦工商實業，造就便利華僑來邊區投資的基礎?！?945年3月28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獎助實業投資暫行條例》，在吸引外資方面提出了更為優惠的政策。

邊區政府為號召華僑投資延安，特將杜甫川的一個毛紡廠作為華僑毛織廠，該廠資金很快積累到百萬余元。1942年2月，延安僑聯發起組織了西北華僑實業公司，促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區已發展有41個工業合作社，共有1 041 名社員，入股資金已從1941年的669 314元法幣增加到3 434 040 元法幣，具有生產毛毯、色布、鞋帽、肥皂、牙粉、豆粉、酒精、粉筆、墨水、紙張等設備和生產能力。此外，解放區工合還擁有鐵礦、煤礦、制造廠、鐵工廠、制藥廠、運輸站和油井等行業。據1945年不完全統計，在黃河以北的華北各解放區先后建立了包括40余種不同類型的工業合作社230多個[28]。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不僅不能消滅私有制經濟，還要保護和發展私有制經濟。他認為當時農村根據地內的主要經濟成分“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薄耙驗槟觅Y本主義的某些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眳⒁娒珴蓶|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789～794頁）。 然而，僅僅在10余年之后，由于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毛澤東本人的觀點就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使得中國在短短數年內就成功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客觀地講，當時中國實行“對外自力更生、對內一大二公”的政策，是比較符合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 。

以上分析表明，在公有制經濟非常弱小的情況下，列寧和毛澤東曾經一度主張實行混合所有制，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而且，從他們的政策主張的初衷看，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公有制經濟的力量和民族經濟的力量。雖然蘇聯和中國歷史的發展都走向了單一的公有制，雖然今天中國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歷史條件與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不同——中國公有制經濟的強大已經今非昔比，但其寶貴的歷史經驗依然值得借鑒：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要加強公有制經濟的力量，必須要增強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此外，合作制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有效形式之一。

四、結語：新時代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循序漸進，積極探索

雖然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在我黨的歷史文獻中有著長期的淵源，雖然中國有些人極力鼓吹他們所想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基于交易屬性和交易成本的分析表明，目前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還面臨諸多不可否認的難題。而從國家的層面看，似乎在所有國家，混合所有制都沒有形成一種穩定的經濟模式當然，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本身也不是一種穩定的經濟模式，更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采用的經濟模式。 。那么，是否存在真正體現初心、符合“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原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呢？我們認為是有的。

在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就有學者認為，集體農莊不表現為集團所有制，而是表現為集體和全民的混合所有制（曉怡，1963）[29]。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混合所有制是緊密結合集體農莊的生產而設計的，集體農莊的土地是全民所有的土地，集體農莊的干部由國家負擔費用培養，國家建立覆蓋廣泛的農業科學機構網，國家通過農業機關保證集體農莊的生產計劃和管理，并在獸醫和育種方面為集體農莊服務，還有通過國家無償援助、企業自愿支援、沖抵貸款等渠道獲得的大量資金。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些資源，集體農莊在某些情況下是免費使用的。也就是說，在當時條件下，這些資源還沒有市場化、貨幣化設想一下，假設蘇聯當時允許這些資源進行市場化經營，那么，它所索要的平均利潤就會構成蘇聯集體農莊的成本，從而最終加到農產品價格上去。 （當時，集體農莊建立不久，還沒有辦法向這些資源支付大量貨幣），這實際上就保證了集體農莊在經濟上的效率;同時，由于不向這些資源支付貨幣（即不付出會計成本），集體農莊可以以較低的價格向社會供應農副產品，這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穩定。應該說，這種集體和全民的混合所有制是符合蘇聯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今天，中國在各種產業中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時，是可以參照類似模式的其實，中國今天的農業生產也可以說就是一種混合所有制經濟，土地的所有權歸農村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歸農民擁有，而且土地的經營權可以流轉給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 。

根據以上理論和歷史分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宏觀格局必然是公有經濟成分以多樣化的形式在宏觀經濟中占主體地位，包括央企、地方國企、集體企業的相互持股，公有控股下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及公有經濟對重要非公有經濟的參股或合作等，目標是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合作共贏。這里的“持股”不一定是類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那種持股，而完全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曾經涌現過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當然，也不排除在某些情況下采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那種持股西方已經出現一些資本運作公司，它們擁有巨額的資本，通過持有一些其它重要公司也許只有10%的份額的股票，卻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中國也可以發展一些這樣的公司，但很顯然，它們雖然是資本混合企業，但決不是為了混合而混合，而且，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可能都采取這種模式。。

因此，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路徑應是多樣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也應是多樣化的。一般認為上市公司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實踐中很多地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都是以上市公司為主體來推進的[30]。但是，如前所述，企業在股份制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交易成本是較高的，而且在混改后的企業中起不同資本所起的作用通常取決于其絕對數量。根據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實踐經驗，通過合作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一條可行路徑;從理論上講，合作制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交易成本可能相對較低;同時，合作制下起主導作用的不一定是絕對數量最多的資本，而可能是占有關鍵資源的資本（如核心技術、市場等），如果擁有關鍵資源的公有制經濟通過合作制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則可以更好地發揮其作用。所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囿于資本主義經濟下的所謂“現代企業制度”，要積極探索新路徑、新模式，如新型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等。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為了私有化，也不是為了弱化非公有制經濟，而是要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贏同進”中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體現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進而實現強國夢、復興夢?；诨旌纤兄聘母锏钠跫s屬性，基于中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歷史經驗，也基于新時代中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約束，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應當是漸進式的、穩健的，而不是運動式的;另一方面，要根據實際情況積極、大膽地探索多樣化的、適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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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quiry on the Speed and Paradigm of Chinas Mixed

Ownership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s and

Nations： Thinking Based on Contract Perspective，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 Real-life

LI Shan-feng?1， CAI You-min?1， WANG Jin-chao?2

（1.Institute for Electrical Power， Hubei Power Co.， Ltd of State Grid， Wuhan 430077， Hubei， China;

2. Socialist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orld，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has been deliberated and developed for the last 20 years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Party.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is reform was positively promo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But on the level of firm， transaction attributes and transaction costs block the rapid advance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n the level of nation，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is not privatization but is to perfect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joint advance” of multi-ownership economy to intensify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at new era should be progressive and stable and should not be movable and radical privatization. Therefore， the model of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should be diversified， the reform that really embodies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the Party and suitability should be actively explored.

Key words： mixed ownership reform; contract; transaction cost;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system;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private economy;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