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師的品格明代太子教育官員的選擇標準

謝貴安 謝盛

高尚的道德、正直的人品、老成的性格、卓越的學識、不凡的氣度、端莊的儀態、俊朗的儀容和清亮的嗓音。只要符合了其中的某項標準，或具有綜合優勢，就能成為大明朝太子的東宮講讀官。

菊糖的糖苷鍵是不能被人體腸道酶消化的，食用菊糖不會影響血糖水平和刺激胰島素的分泌，因此對于Ⅱ型糖尿病、肥胖和其他血糖疾病來說，是一種重要的功能性食品[20]。此外，菊糖被認為是一種可溶性膳食纖維，通過增加排便次數和糞便量影響腸功能，提高結腸部位對礦物成分（如鈣、鎂）的吸收，以及促進VB的合成[22-24]，最近有研究發現，菊糖對直腸癌、結腸癌和乳腺癌有預防和抑制作用[25-26]。

太子的東宮講讀官事關皇儲的教育和國本的安危，其選擇必須要有嚴格的標準和很高的門檻，這樣才能為大明帝國培養出合格的儲君來。

明代太子老師的正式名稱

明代將太子（俗稱「東宮」）視為「國本」，十分重視太子的教育。除了重視太子教育的內容外，還特別注重教育官員（老師）的選擇和除授（拜官授職）。因為皇帝深深知道，教育太子的官員的人品和學問，直接影響到太子教育的質量和效果。

明代太子的教育官員，是指對太子進行道德、文化教育并輔導其學業的官員。雖然明初設立了太子三公（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三少（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和詹事府（主要負責皇子或皇帝的內務服務）、春坊（太子宮所屬官署名，分左、右二春坊，統領司經、典膳諸局）等官員以輔導、教育太子，但為避免太子與大臣勾結篡權，朝廷之后決定將上述機構與太子教育脫鉤——太子三公、三少成為榮銜（榮譽稱號），詹事、春坊成為翰林官員「遷轉之地」（翰林院實官最高僅為四品，而詹事府、春坊實官則為三品，所以翰林官員要升官，就可以從四品的翰林院官員升為三品的詹事府、春坊官員，但實際并不主事），只有獲得朝廷明確指派的官員，才可能充當太子教育的重任。這些官員，可能來自詹事府、春坊，也可能來自翰林院等其他機構。

自此以后，太子的教育官員不再以「太子三公、三少」和「詹事府」、「春坊」為標識，而另有專門名稱——東宮講讀。以《明憲宗實錄》所載太子講讀官任命為例：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年）二月，皇太子（后來的明孝宗朱祐樘）出閣進學時，明憲宗皇帝（成化皇帝朱見深）任命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萬安等三人「提調各官講讀」，屬于東宮講讀的管理者；另有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王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黎淳等六人「更番侍班」，即在東宮講讀時陪侍；而翰林院學士彭華、侍讀學士江朝宗、左春坊左庶子劉健、左諭德桂敏政、翰林院侍讀周經、修撰陸釴、張昇、張頤則「更番講讀」，此八人才是真正的東宮講讀官。

學歷資格：唯重科舉出身

同年六月，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郭纴提出，講讀之官必須擇取「忠藎著稱」和「學術無偏者為之」，而「憸邪忌刻之徒，一切勿取」。（《明孝宗實錄》卷八九）殷士儋「侍裕邸講讀」（裕邸指裕王朱載垕，時為世宗長子，實際相當于太子）時，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方精簡儒臣為輔導官，士儋念天下治忽所系，每進講，必齋戒存誠，至君德治道所關及理亂興亡之際，權奸女寵宦寺外戚之禍，未嘗不危切言之，冀有所感動」。（《明神宗實錄》卷一二五）顯然，殷士儋就是因其符合明朝廷的道德標準而被選為東宮講讀官的。陶大臨是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丙辰科榜眼，隆慶六年（一五七二年）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的身份被「召侍上講讀于春宮」。之所以選中他，是因為他樹立了牢固的理學觀念，在進講過程中要求太子（即后來的明神宗朱翊鈞）「正心、窒欲、法祖」。（焦竑《國朝獻征錄》卷二六）

太子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與講讀官的業務能力息息相關。業務能力主要包括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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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標準：孝道與孝行

除了科舉資格外，明朝廷對太子講讀官最看重的就是道德品格了。

明代皇帝和大臣在為太子選講讀官時，首先看重其是否牢固樹立了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的道德倫理觀念，是否忠君愛國，敬宗法祖，以保證他們在授課過程中將正確的價值觀灌輸給太子。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正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昇上疏提出，太子講官應當是名實相符之人，至于心術不端者則「不使之與」。（《明孝宗實錄》卷八四）

太子東宮講讀官必須具有的資格，就是科舉出身。如果說明前期太子教育官員尚有像宋濂、吳與弼這樣非科舉出身的講官的話，那么后來的東宮講讀官都必須是科舉出身，而且科考成績越好，越容易獲選。例如明洪武時期的太子講官黃子澄，鄉試第二名，會試第一名，廷試第三名，授命為翰林修撰，不久便兼任春坊官，侍東宮講讀。明憲宗（朱見深）的東宮講讀官孫賢，為「景泰甲戌進士第一」（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八七），授翰林院修撰，明英宗天順初年任左中允，成為太子講官。又如明孝宗（朱祐樘）居東宮時的講讀官羅璟，為天順八年（一四六四年）一甲第三名進士（即探花），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年）被選為太子講讀。同為明孝宗東宮講讀官的張昇，科舉成績更是優異，為「成化己丑進士第一人」（焦竑《國朝獻征錄》卷三三），殿試時「昇對稱旨，擢第一」。（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一）前文提到過的陸釴，科舉成績也異常優秀，他天順三年考中舉人，七年會試為會元，廷試為榜眼，與羅璟同一年被選為太子講讀官?？梢?，要成為太子的講讀官，必須具有科舉出身，科舉成績優異者更易成為太子老師。

儒學思想的核心是孝道，所謂「百善孝為先」，因此孝道成為選擇太子講官的重要標準之一。呂應祥在《慎選宮僚疏》中明確提出太子講讀官必須要有孝悌之行。而選擇東宮官僚的標準和程序，則應當「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點用」。因此，能成為太子講官的人，通常都是孝行卓著之人。郭纴也曾提出「師傅講讀之官，必須擇取平昔孝行彰聞」。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年）正月癸酉，國子學錄王讓奉命侍皇太孫說書，明成祖朱棣針對這一任命，第一句話說的就是「朕聞讓之孝」——對如此孝順之人擔任太子講官表示滿意。生于嘉靖末年的馮有經，也是一個以孝行聞名的太子講讀官。馮有經三十四歲充東宮講讀官，成為太子（后來的明熹宗朱由校）老師。他每次進講，「念母師之訓，靜共齋栗，著見于進止之間」。馮有經曾上疏述說其母劉氏「苦節」事跡，為母親換來了皇帝旌表的「節婦」牌額。當他帶著母親扶棺歸葬其父（馮有經自幼喪父，這次是護送其父靈柩回鄉安葬），「哭踴如初喪，感動行路」。他還向皇帝請假要求在墓旁搭草棚子服喪三年，其孝行深深感染了太子，太子稱贊他道：「馮先生孝子也！」（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六

謝星身死、師華年退隱之后，盟中一度后繼無人。謝星友人一念禪師暫時接過盟主之位，江湖人數嚴重收縮，進入后期階段。

個人修養是后天養成的習慣和品質，東宮講讀官的應必備的個人修養主要包括兩點：

性格特征：嚴肅與嚴謹

二是儀態端莊。儀態（指東宮講讀官的儀表和氣度）與相貌和聲音相比，是后天修養所得。相貌優異的講讀官儀態迷人，但長相普通的講讀官經過后天的修養和陶冶，也能儀態大方，具有個人魅力。明朝廷對太子講讀官要求內外兼修——不但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廣博的學識，還需具備不俗的儀表和非凡的氣度。這樣才能令太子為老師所吸引，同時又懷有畏懼心，愿意學習而不敢懈怠。汪諧任太子講官時，「儀表整潔，清爽示人」（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二），使其在太子面前樹立了良好形象。隆慶年間，馬自強之所以被選任太子朱翊鈞的東宮講讀官，除了其聲音洪亮外，還有「儀度端詳」的優勢，太子都對他嘖嘖稱贊。擁有儀態的優勢，則更容易被任命為東宮講讀時的侍班官。萬歷年間，范謙被明神宗（朱翊鈞）任命為東宮侍班，「公侍東宮虔恭謹慎，雅有常度……皇儲每改容起敬」。（吳道南《吳文恪公文集》卷一九）「雅有常度」，足以說明其具有的儀態風度。

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正月，兵部尚書馬文昇在疏中指出，太子講讀官應當是名實相符、才德老誠之人，而浮躁淺露之人則不能選用。郭纴也提出，講讀之官必須擇取平日嚴毅方正之人擔任，輕浮淺露之徒則不可取用。老成持重性格的講讀官，在太子面前不會輕浮，常呈現威嚴的形象，令太子在學業上不敢懈怠，從而取得更好的學習效果。

與老成持重（嚴肅）相符合的特質，是嚴謹和嚴格。這一類講讀官往往容易受到皇帝的青睞。洪武初年的太子贊善大夫宋濂便是如此。據史料記載，宋濂「輔導東宮，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每次講讀至切于政教及前代興亡時，必拱手高聲說：「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共⑼迫饲槲锢硪灾v明其義?；侍樱ㄖ鞓耍┟看味肌笖咳菁渭{，敬禮未嘗少衰」。對宋濂言必稱「師父」，還親自書寫了「舊學」二字賜給老師。（黃佐《翰林記》卷九）能為太子尋得這樣一位良師，太祖自然欣喜無比，曾當面夸獎宋濂教書嚴格，有古賢人之風。（徐學聚《國朝典匯》卷八）馮有經為人也很嚴格。他在給皇太子講課時，敢于指斥其不禮貌的行為。有一天，馮有經作為講讀官進拜時，皇太子偶不起身還禮，他便直接上奏到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那里：「臣等承乏春宮，輔導無狀，致殿下失起立之禮，敢請其罪！」光宗「改容謝焉」。結果皇太子不僅沒有因此怨恨他，還對他產生了好感和思念。當他請假回家安葬父親時，「皇太子臨講，數問馮先生還否」。吏部于是給馮有經「勒限」催其回來就職。（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六三）由此可見，嚴師不但不會讓人產生反感，反倒會贏得尊重。

業務能力：博學而擅于表達

唯重科舉出身的做法，也受到當時一些人的批評。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年），禮科右給事中錢薇與同事呂應祥、任萬里在一份奏疏中，借古人的觀點提出東宮師傅選擇的標準應該是唯德才是舉：「《禮》有云：『凡三王教世子，必選天下端人正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輔之?！弧共⒅赋觯骸肝舫勺嬲搶m僚，以胡廣、楊士奇二人為不忝，而仁宗擇東宮講讀，尚書蹇義等僅舉儀智一人，宣宗以兵部尚書張本兼太子賓客，英宗聘布衣吳與弼為春坊諭德。此諸臣者，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以學官，或自守令，或從田畝?！挂虼?，選取太子講官「惟期在得人，故未嘗限于所擇，亦不必沾沾備官也」。（盛楓《嘉禾征獻錄》卷一七）然而，大勢所趨，東宮講讀官必須出身科舉的成例并沒有改變。

一是學問淵博。呂應祥在《慎選宮僚疏》中明確要求太子講讀官應該是博聞今古的。馬文昇也在奏疏中提出東宮講讀官必須是「學問該博之士」。浙江衢州開化金寔，學問深厚，受到成祖朱棣的賞識，參與《太祖實錄》和《永樂大典》的編撰，被選為時為太子的明仁宗（朱高熾）的東宮講讀官。選擇他的原因，就是因其聰明博學，學問深厚篤實，廣博純正，雖然學富五車，卻仍堅持學習不懈怠。他「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諸經子史悉能探其賾而知其非」，寫文章「春容暢達，理與氣俱」。（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二）時「仁宗皇帝在春宮，初開經筵，選翰林春坊之明經術者，更番入講，金君與焉」。作為東宮講讀官，金寔「本諸實理，敷說詳明，禆益蓋多……每進論治道，必援引經傳，多見采納」（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三六），其博學多識可見一斑。江西崇仁縣人吳與弼，先天聰穎，后天又十分努力，十九歲時日夜研讀《伊洛淵源錄》（一部主要記載宋理學家周敦頤、程頤、程顥及其門下弟子言行的書），受到很深的啟發，于是「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終于在明英宗天順二年（一四五八年）因推薦被指定為東宮左官左春坊左諭德。（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一）

學習者因素包括學習者水平、自我效能感、學習者參與“支架”教學的積極性等。楊翠蓉和韋洪濤(2015)認為自我效能感低的學習者更需要鼓勵和正面的反饋話語來緩解焦慮情緒，而自我效能感高的學習者需要在學習感到困惑時獲得及時的支持。王雪婷（2018）發現教師“支架”在提高口語產出的準確度及復雜度方面，對高水平學生的作用比低水平語言學習者更顯著。高水平的學習者可能更能理解教師“支架”的作用，對不同水平的學習者要采用不用的教學“支架”策略。

“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弊鳛榧缲搨ゴ笫姑恼h，不斷與時俱進的，具有歷史感、時代感和使命感的意識形態是我們黨獲得人民支持的不竭動力。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高度重視及其理論內涵和話語體系的科學建構，才向廣大民眾闡明了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道路以及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并抵制了各種錯誤思潮，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走上了民族復興的正確軌道。堅持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深刻揭示人類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然趨勢，這是共產黨人堅定正確理想信念的理論基礎，是我們國家意識形態的靈魂，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領域所具有的獨特經驗和巨大優勢。

二是表達能力。太子出閣進學，所學內容均由講讀官口授，如果表達能力差，則無法起到教育效果。具體說來，東宮講讀官不僅需要聲音清晰、洪亮，更應該義理明暢，談吐不凡。毛澄在弘治年間被選為東宮講讀官，不僅因其「聲音清切」，而且「義理明暢」，即分析問題時邏輯清晰，意義明白，雖然他口帶南音，但不影響其對教本的闡發和講解。當時的皇太子朱厚照（后來的明武宗）聽毛澄講讀后非常滿意，對父親明孝宗夸獎道：「今日講書毛先生是蘇州人，說書卻真正明白?！剐⒆诼牶蠛芨吲d，當時正值中秋節，遂命令將所設宴席撤掉，將準備的美酒佳肴賜給「毛先生」。（《容春堂集》續集卷一四）隆慶初，河南歸德人沈鯉被選拔為東宮講讀官。一日，太子朱翊鈞令諸講官在扇子上書寫詩文，沈鯉寫下了三國魏卞蘭的《太子頌》進呈太子。朱翊鈞便讓其解說此文的大意，沈鯉「敷陳甚悉」（講解得很詳細明白），朱翊鈞大為贊嘆。（萬斯同《明史·沈鯉傳》）可見作為東宮講讀官，擁有清晰流暢的表達能力是極其重要的。

個人修養：認真的態度與端莊的儀態

林增志，于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年）考中進士，后升為東宮講讀，選用他時，就考慮到他“事母至孝，天性端方”。母親死后他“哀毀骨立，幾不欲生。三年悲痛如一日”，堪稱大孝子。三）在太子輟講之后，馮有經托病辭官奉養母親，獲得朝野的好評。（楊守勤《寧澹齋文集》卷七）孝行卓著的還有林增志，他于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年）考中進士，后升為東宮講讀——被選用時就是考慮到他「事母至孝，天性端方」。母親死后，林增志「哀毀骨立，幾不欲生。三年悲痛如一日」（陳鼎《留溪外傳》卷一八），堪稱至孝?？梢?，孝道和孝行是士大夫獲選東宮講讀官的重要考量指標。

一是擁有認真的態度和精神，能夠為太子言傳身教，以身作則。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吳寬在《奏請東宮講學疏》中認為自己「并以菲才，誤充講讀等官……夙夜憂愧，期少副皇上簡任之意，而職業不修，廩祿虛費，是臣等之罪也」。顯然，他對于擔任太子講讀官態度是非常認真的。他覺得太子教學課時本來就太少，「除大寒大暑之外，止于春秋之時，則是一歲之內不過數月，況當其時，自清晨至于午前即止，則是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其間且有朔望節令及風雨又免」，擔心會耽誤學業，因此希望太子能夠早日出閣讀書，與儒臣親近，遠離宦官，聽講官講明治道。（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五七）對待太子教育勤懇盡責的還有張澯。張澯于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年）充東宮講讀官，對工作十分負責，「日侍春宮講讀，每進講必齋戒致敬，敷陳啟沃，不忘規正」。（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〇）萬歷十一年（一五八三年）進士、狀元朱國祚也是一位態度認真、有責任感的太子講讀官，「篤學窮經，旁及典籍，日有課程，焚香，手書端楷，一字誤，必更寫，晝有所妨，宵燈足焉」。（朱國楨《朱文肅公集》）明光宗（朱常洛）出閣講學后，李廷機先充侍班官，后任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時豫教方勤，秉燭講讀，每四鼓呼長安門入，寒暑風雨不輟」（《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七一），也是個盡心盡責的人。

性格因素是入選太子老師的重要條件。明朝廷對東宮講讀官性格的要求，主要是老成持重，為人嚴肅。太子講讀官一般都選擇老成持重之人充任。明孝宗在東宮時的講讀官陸釴就是這樣的性格。陸釴，成化年間因成穩持重而被選為太子講官。他為人「沖淡沉默，動必繩矩」，就連所寫詩文也「格力高古，盡洗秾艷」（張大復《昆山人物傳》卷五），這些都很好地詮釋了他低調質樸、不求浮夸的性格特征。

自然條件：高大英俊與磁性的嗓音

東宮講讀官還要具備一定的自然條件，即天生的身體條件，包括長相和聲音，分別從視覺和聽覺兩方面對太子起到吸引的作用。

民樂銅礦樣品中的安山巖輕重稀土分異非常明顯，其ΣREE介于114.20×10-6～119.29×10-6之間。礦區玄武巖也基本上都在123.96×10-6-202.09×10-6之間(李學軍，2009)。

1.3.1 頂空固相微萃取。在頂空萃取樣本之前，先將65 μm PDMS/DVB固相微萃取探頭安裝于手動SPME進樣手柄上，于氣相色譜進樣口250 ℃老化30 min。選取新鮮完好的紫椴花朵5.0 g，置于20 mL 配有聚四氟乙烯膠墊的樣品瓶中，擰緊瓶蓋。將含有紫椴花朵樣本的密封頂空瓶置于恒溫箱內，控制60 ℃恒溫平衡30 min，然后將老化后的固相微萃取探頭插過隔膜墊，進入密封樣品瓶中，推出萃取探頭，60 ℃頂空萃取30 min，萃取完成后，將固相微萃取裝置迅速插入GC進樣器，250 ℃條件下熱解析2.0 min。

相貌條件包括身材高大、容貌英俊，長相不俗。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高拱擔任了時為裕王的明穆宗（朱載垕）的講讀官。據史料記載，高拱「生而狀瑰奇」（焦竑《國朝獻征錄》卷一七），是個長相卓異的美男子。浙江錢塘人高儀，口音偏重南音，一般為北京出生的太子所畏忌，但他卻因「體貌魁梧」的特長，被選為時為太子的朱翊鈞的東宮講讀官。（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一四）

聲音條件，主要是嗓音清麗洪亮，聲音好聽或富有磁性。黃佐在《翰林記·皇太孫輔導講讀》中就提到朱棣曾經讓尚書蹇義在廷臣中選擇語音明正者以充講讀官。隆慶六年（一五七二年），馬自強擔任太子朱翊鈞的東宮講讀官時，「音吐洪暢」，以至于太子「聞而甚悅，以告穆考。有時講退，于幄后嘖嘖嘆美」。

當然，士大夫如果綜合性條件優越，更容易受到關注，從而入選東宮講讀官。崇禎年間，因方拱乾「豐容貌，有威儀，聲音清壯，辨析明達」，明思宗（朱由檢）遂升其為詹事府少詹事、東宮講讀官。（李長祥《天問閣文集》卷二）方拱乾顯然具有綜合優勢：一是相貌堂堂，長得高大好看；二是聲音清亮；三是善于表達，講話有條理。

總之，明朝廷要求東宮講讀官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正直的人品、老成的性格、卓越的學識、不凡的氣度、端莊的儀態、俊朗的儀容和清亮的嗓音。只要符合了其中的某項標準，或具有綜合優勢，皇帝和朝臣們才會放心地將太子交給他們去調教。明朝君臣深知，太子的東宮講讀官事關皇儲的教育和國本的安危，對他們的選擇，必須要有嚴格的標準和很高的門檻，這樣才能為大明帝國培養出合格的儲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