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補助與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黃麗英　何樂融　劉曉靜

摘 要：利用2009—2016年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的民營企業的面板數據，采用面板固定效應和傾向得分匹配方法，從補助類型的角度評估了政府補助對中小企業OFDI的因果效應。研究結果表明：一般性政府補助和政府非國際化補助并不會影響企業OFDI，而政府國際化補助與中小企業OFDI之間既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也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進一步考察行業競爭程度和區域制度環境對政府國際化補助作用效果的影響，發現對市場化程度較低地區的中小企業而言，政府國際化補助對企業OFDI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

關鍵詞：? 政府補助;對外直接投資;中小企業;傾向得分匹配

中圖分類號：?? F12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055X（2019）05-0043-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9.05.006

一、引 言

伴隨早期“走出去”戰略以及近期“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推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OFDI）的規模和范圍不斷擴大，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OFDI國家。從宏觀層面看，OFDI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微觀層面看，OFDI是企業維持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戰略手段。由此，中國政府一直都致力于鼓勵企業OFDI，采取了各種措施推進企業“走出去”。近年來，政府對企業出口、OFDI等提供的退稅、技術合作專項資金、貸款貼息等補助的總量一直呈現顯著增加的趨勢[1]，探討政府補助等政府扶持政策如何影響企業OFDI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2]。

大量研究認為相對出口來說，OFDI是一項風險性更高、投入更大的企業海外擴張模式[3]。這就意味著大多數企業，尤其是內部資源和能力匱乏的中小企業，僅僅依靠自身內部資源和能力可能不足以支撐企業OFDI的資源承諾和不能充分地應對海外市場的風險。因而政府補助通過無償給企業提供資金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企業內部資源的缺陷，可能會對企業OFDI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已有文獻大多關注政府補助對企業出口的影響[4-7]，鮮有研究深入探討政府補助對企業OFDI的作用效果。此外，中國政府補助種類繁多，目的各異。比如有支持企業創新的863計劃、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等創新補助項目;有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國際化專項資金補助、境外投資補助等國際化補助項目;還有財政貢獻獎勵、污染治理、拆遷補償等其他補助項目。如果采用一般性補助總額來研究政府補助對企業行為的影響，可能會混淆研究結果[8]。因此，本文關注政府國際化補助對企業OFDI的影響，以此評估政府扶持政策在國際商務領域的作用效果。

本文可能的貢獻主要表現為：第一，豐富了政府支持對企業OFDI影響的文獻?，F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政府參與以及市場化程度等制度因素對企業OFDI的作用，本文則從政府扶持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政府補助這一具體措施對企業OFDI的影響。這可以為政府科學地引導企業“走出去”提供決策依據。第二，本文也是對政府補助的經濟后果研究領域的一項拓展。已有文獻集中論證了政府補助對企業風險承擔、創新和出口行為的影響[9-11];本文則從企業OFDI的角度全面探究了政府補助的經濟后果，為評價政府補助提供了額外證據。第三，細分政府補助的類型，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方法檢驗政府補助和中小企業OFDI之間的因果關系。通過這種嚴謹地實證檢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樣本自選擇問題和內生性問題，提高研究結果的穩健性和科學性。此外，本文進一步按照行業和區域特征劃分樣本，檢驗了企業異質性的作用，以此考察政府補助對企業OFDI的影響是否會因企業所處行業和地區而發生改變，從而全面深入地探討政府補助對企業OFDI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回顧

圍繞政府補助對中小企業OFDI的影響這一研究主題，目前學術界存在兩類與其密切相關的文獻：一是企業OFDI的影響因素研究;二是政府補助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研究。

在企業OFDI的影響因素研究中，現有文獻討論了企業、行業和制度三個層面因素對企業OFDI的影響。其一，從企業層面看，多數研究關注了企業生產率的決定作用，認為生產率和企業OFDI之間正相關[12-14]。新近研究中，Yan等[15]利用中國企業OFDI的微觀數據，發現企業生產率對企業OFDI的促進作用存在閾值效應。葛順奇和羅偉[16]更為細致地挖掘了企業OFDI的影響因素，發現企業新產品占比、人均管理成本、人均產出、資本密集度、利潤率、出口強度與企業OFDI正相關，而債務利息率和企業OFDI呈負相關關系。采用印度制造業企業的微觀數據，Chawla[17]發現企業規模、生產率、出口強度、產品差異化和現金流會促進企業OFDI。其二，從行業層面看，市場的競爭程度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具體來說，國內市場的約束是企業OFDI的主要動機，而且企業為了能夠與外資企業相抗衡，會更愿意利用OFDI來獲取戰略資源以提高企業在本土市場的競爭力[18]?；诿绹圃鞓I企業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Wiersema和Bowen[19]發現產業全球化和競爭程度可以推進企業海外擴張。Xia等[20]對中國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會促進企業OFDI。蒙大斌和蔣冠宏[21]利用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與37個工業行業的合并數據，發現產業競爭力的增強推動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熱潮。其三，從制度層面看，大量研究探討了母國和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對企業OFDI的影響。利用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Sun等[22]發現地區法制環境和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對企業OFDI有積極影響。楊棟旭[23]、賈玉成[24]等均發現母國的經濟不確定性是企業OFDI的促進因素。Li等[25]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研究表明政府參與會抑制企業的OFDI，但地區的制度壓力能夠抵消政府參與的負向影響。采用印度跨國公司的微觀數據，Rienda等[26]最新的一項研究發現東道國的發達程度和政治風險是影響企業OFDI模式選擇的重要因素。

諸多文獻探討了政府補助對企業出口傾向、強度和質量的影響，但研究結論莫衷一是。以往研究先是從出口傾向和強度出發，檢驗了政府補助的作用效果。利用美國制造業企業的面板數據，Bernard和Jensen[27]發現政府出口補貼對企業出口概率沒有顯著影響。Grg等[28]利用愛爾蘭制造業企業的微觀數據，研究發現政府補助不會影響企業的出口傾向，但能促使企業擴大出口量。對中國企業的研究中，楊連星等[29]認為政府補貼不會顯著促進企業出口，同時也不能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對出口的抑制作用。與之相悖，施炳展[30]發現補貼對企業出口的概率和強度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施炳展等[31]進一步的研究表明補貼提升了中國企業出口的總量和數量，但降低了出口價格，而且補貼對國有、私營和外資企業出口的影響在方向、程度上存在差異?，F有文獻還討論了政府補貼對企業出口質量的影響。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與海關貿易數據，張杰等[32]發現企業對政府補貼的依賴會導致企業缺失提升出口產品質量的內生動力，進而抑制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利用相同的數據，張洋[33]發現政府補助可以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且這一促進作用在民營企業、一般貿易企業和融資約束程度高的企業中更加明顯。相似的，張健和魯曉東[34]利用這一數據的研究也表明政府補貼能夠提高企業出口產品的質量和差異化程度，促進中國企業出口轉型升級。

總體而言，企業OFDI的前因研究和政府補助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研究得出了比較豐富的研究結論，為本文研究政府補助對企業OFDI的影響提供了良好的借鑒。但綜觀上述研究可以發現，一方面，以往文獻較為充分地論證了企業OFDI的驅動因素，但關注政府補助這一最直接的政府扶持政策作用的研究明顯不足。本文試圖回答政府補助如何影響企業OFDI這一問題，可以豐富政府扶持政策對企業OFDI的影響研究。另一方面，聚焦于政府補助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以往文獻忽視了政府補助在其他形式的企業國際擴張中的作用?？紤]到出口和OFDI是不同形式的企業國際化戰略，兩者在資源承諾、風險承擔等方面對企業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能夠為評估政府補助在國際化領域的作用效果提供額外證據。

（二）研究假設

企業OFDI是需要大量資源和能力支持的國際擴張模式。中小企業由于缺乏資源，往往難以開展OFDI，獲取外部資源的支持就顯得非常重要。政府補助通過無償給企業提供直接或間接的資金支持，構成了企業內部的流量資金，可以幫助中小企業應對OFDI的資金需求。換言之，在其他條件既定的情況下，獲得政府補助的中小企業因為內部資金量的增加，會更有能力開展OFDI。同時，政府補助也會顯著影響企業管理者的信心[35]，他們對企業“走出去”的擔憂會隨之減少。王益民和方宏[36]利用301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高管過度自信的心理會促使企業增加OFDI的頻次和數量?？梢?，政府補助通過提高企業管理者的信心，使管理者擁有更積極的心理來面對OFDI可能的失敗，能夠促使他們更愿意作出OFDI的戰略決策。對中小企業來說，企業的最終決策者往往是企業創始人，其心理特征對企業決策的影響尤為重要[37]，政府補助對中小企業OFDI的這種促進作用會更加明顯。

除了上述直接影響外，政府補助還存在來源于信號傳遞機制的間接影響。政府補助作為一種信號，向市場傳遞了企業的積極信息，能夠有效降低外部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拓寬企業的外部融資渠道[38]。簡言之，獲得政府補助的企業更容易爭取外部資金。這些外部資金不僅可以直接成為中小企業OFDI的資金流，也能使中小企業有更充分的資金去發展人力、技術等其他有形或無形的資源和能力，提升中小企業的所有權優勢。Islam 等[39]對美國企業的研究、楊洋等[40]對中國企業的研究，都證實了企業獲得政府補助會對外傳遞積極信號，使企業獲得更多的外部資金，最終提高企業創新績效，促進企業成長。據此，企業獲得政府補助通過信號傳遞機制可以拓展中小企業的外部資金來源，促使中小企業擁有可利用的資源去實現所有權優勢的提升，更好地滿足OFDI的能力需求，促進企業OFDI。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治集中、經濟分權”的制度特征導致各級地方政府掌握著政府補助的資金分配權;同時，各地區政府之間的GDP競爭和不同地區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相互嵌入，構成了中國獨特的政企互動模式[41]。這就導致在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進程的情境下，政府補助會成為地方政府為了促進地區GDP的增長而幫助轄區內企業應對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的一種手段。中小企業為了獲得政府補助，可能會迎合地方政府的需求，積極開展OFDI，促進地方政府實現地區GDP增長的政治目標。也就是說，獲得政府補助的中小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會形成一種隱性的契約關系，進而約束企業行為，影響企業OFDI。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政府補助對中小企業OFDI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9—2016年開展OFDI的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的民營企業為研究樣本，剔除金融業、保險業、房地產業以及變量值缺失的企業。為了保證企業擁有三年及三年以上的連續數據，剔除2014年以后上市的企業，最終得到331家企業、1698個觀測值的非平衡面板數據。為了排除異常值對檢驗結果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的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ze處理。

研究樣本的數據主要包括以下三類：第一，上市公司的OFDI數據，通過上市公司年報和招股說明書手工收集。剔除了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出于避稅目的而建立的子公司之后，按年度加總企業各子公司的投資金額，確定當年度企業OFDI流量。第二，上市公司政府補助的數據，初始信息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報財務報表附注“營業外收入”科目下的“政府補助明細”。利用關鍵詞檢索各項政府補助項目的具體名稱，確定屬于國際化補助范疇的項目（見表1），而后加總項目金額得到各企業年度國際化補助金額。第三，其他數據，綜合WIND、CSMAR和iFinD數據庫的原始數據，整理形成。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定義

本文從企業OFDI的視角評估政府補助的政策效應，基本思路是，在控制其他因素后，考察獲得政府補助的企業和未獲得政府補助的企業在OFDI行為上是否有不同表現。分析簡單線性回歸模型，模型設定如下：

ofdi_i，t=α_i+βgovsub_i，t+∑γcontrol_i，t+year+industry+ε_i，t （1）

其中，ofdi是企業OFDI，借鑒李新春和肖宵[42]的研究，通過企業各年度境外子公司投資額與總資產的百分比衡量;αi表示企業個體效應;govsub是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通過企業各年度獲得的政府補助與總資產的百分比衡量，其系數β用于確定政府補助和企業OFDI之間的關系大小和方向;control為控制其他因素對企業OFDI的影響;γ為控制變量的系數;year和industry分別表示年度效應和行業效應;εi，t為隨機干擾項。本文將政府補助細分為一般性補助總額（sub）、國際化補助（globalsub）和非國際化補助（nglobalsub），分別考察不同類型補助對企業OFDI的影響。

能否獲得政府補助是政府綜合考察企業各項特征后作出的決策，開展OFDI的企業可能本身有意愿也有能力走出去，才會向政府申請相應補助。如果直接采用簡單線性回歸，可能高估補助的政策效應，會得到有偏差的回歸結果。另外，系數β可以確定政府補助和企業OFDI的相關關系，但不足以說明企業OFDI是政府補助的結果。鑒于此，本文采用PSM進行估計?；舅悸肥窍葮嫿ㄒ粋€與獲得政府補助企業（處理組）在接受補助之前的主要特征最為接近的未獲得政府補助企業（對照組）;然后匹配處理組和對照組中的企業，使得兩組樣本的配對企業之間僅在OFDI上存在差異;最后根據匹配后的樣本測算兩組企業OFDI變化的平均幅度，得到政府補助的平均處理效應，以驗證政府補助和企業OFDI的因果關系。模型設定及操作步驟如下。

第一步：確定協變量，估計傾向得分。估計模型如下：

Logit（treati ，t ?= 1） = [WB]α + β1 sizei，t ?+ β2 fstsi，t ?+ β3 sai，t ?+ β4 rdi，t + β5 debti，t ?+ [DW]β6 roai，t ?+ β7 firmpci，t ?+ year + industry + εi，t（2）

其中，treat為二元虛擬變量，當企業i在樣本期間內獲得過政府補助時取值為1，反之，取值為0。參考以往研究，將影響企業是否獲得政府補助和企業OFDI的相關變量設為協變量，加入回歸模型。具體包括：企業規模（size），采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衡量;國際化經驗（fsts），采用海外銷售收入占比衡量;融資約束（sa），通過SA指數計算公式[ZW（Z;C]SA=0.043×size2-0.737×size-0.04×age。其中，size表示企業規模;age代表企業上市年限。[ZW）]測算;研發強度（rd），采用企業研發支出和總資產的百分比值衡量;資產負債率（debt）;企業財務績效（roa）;政治關聯（firmpc，如果企業董事長或總經理曾任或現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在政府及軍隊任職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年度（year）;行業（industry）。

第二步：進行傾向得分匹配，根據匹配后的樣本計算平均處理效應。通常僅考慮處理組的平均處理效應，稱為參與者平均處理效應（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計算公式如下：

ATT=1N1∑i∈I1[ofdii，t-∑j=I0w（i，j）ofdij，t] （3）

其中，I0表示獲得政府補助的企業i（處理組）的集合;I1表示從未獲得政府補助的企業j（對照組）的集合;N1為處理組個體數;ofdii，t表示處理組企業i在t年的OFDI;ofdij，t表示對照組企業j在t年的OFDI;w（i，j） 為適用于配對（i，j）的權重，不同的匹配方法對應不同的權重表達式;w（i，j）ofdij，t近似替代獲得政府補助的企業在未獲得政府補助情況下的企業OFDI;最終計算得到的ATT表示獲得政府補貼對企業OFDI的平均效應，用于驗證兩者的因果關系。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獲得國際化補助企業的OFDI均值為2.246，中位數為0.773，均高于未獲得國際化補助企業，而兩組企業的標準差都遠高于均值，表明企業OFDI的變異程度很大。同時，兩組樣本企業在企業規模、國際化經驗、融資約束等其他變量的均值和中位數上也存在差異。在國際化經驗的均值上，獲得國際化補助的企業海外銷售收入占比相對沒有獲得國際化補助的企業要多10.8%，可以說明企業國際化能力是政府在作出補助決策時會重點考察的要素。此外，樣本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均值較低，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小企業面臨外部籌資困難的問題。

（二）相關關系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式（1），分析政府補助和企業的相關關系，并采用Driscoll-Kraay標準誤來規避常規面板數據估計時可能產生的偏誤，政府補助與企業OFDI的相關關系的檢驗結果見表3。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的自變量分別為企業獲得的一般性政府補助、政府國際化補助和政府非國際化補助。對比各模型自變量的回歸系數可以得出，政府國際化補助和企業OFDI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一般性政府補助與企業OFDI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并不顯著;政府非國際化補助與企業OFDI之間負相關關系也不顯著。如前所述，本文認為可能的原因是中國政府補助種類繁多，政府出于鼓勵企業創新、企業國際化和企業社會責任承擔等不同的目的，有針對性地給企業提供不同類型的補助。換言之，政府補助的目的并不總是提高企業OFDI。因此，采用一般性政府補助替代國際化補助來研究政府補助對企業OFDI的作用會混雜非國際化補助的作用，進而認為對企業OFDI的影響不顯著。同樣的，政府非國際化補助的目的是鼓勵企業國際化以外的行為，并不會顯著影響企業OFDI。

（三）因果關系分析

在相關關系分析的基礎上，本文針對性地探尋政府國際化補助與企業OFDI之間的因果關系。為了說明結果的穩健性，本文依次采用K近鄰匹配（K=1）、半徑匹配、卡尺內K近鄰匹配（K=3）、核匹配、局部線性回歸匹配、樣條匹配、馬氏匹配方法對處理組和對照組的樣本企業進行配對，并計算政府國際化補助對企業OFDI的平均處理效應。在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回歸估計之前，需要進行平衡性檢驗。以一對一匹配為例，本文報告了匹配變量的平衡性檢驗，見表4?？梢钥闯?，匹配后所有協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均小于10%，除資產負債率外，其他變量T檢驗的結果不拒絕處理組與控制組無系統差異的原假設，對比匹配前的結果，大多數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均大幅縮小?？傮w而言，匹配符合平衡性假設，表明通過匹配能有效消除處理組和控制組企業的特征差異。

依據匹配后樣本，計算政府國際化補助對企業OFDI的“處理效應”，目的是判定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估計結果見表5。其中，ATE表示整個樣本的平均處理效應;ATU表示未獲得國際化補助企業的平均處理效應;ATT為獲得國際化補助企業的平均處理效應，本文關注ATT的結果。具體而言，ATT表示匹配后獲得國際化補助的企業（處理組）在OFDI上變化的平均幅度與從未獲得政府國際化補助的企業（對照組）在OFDI上變化的平均幅度之間的差異。簡而言之，ATT測度了政府國際化補助對獲得補助的企業在接受補助后OFDI變化的平均幅度的實際影響。模型1～模型7中ATT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獲得政府國際化補助的企業在得到補助之后會加大OFDI。也就是說，政府國際化補助會促進企業OFDI，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四）穩健性分析

首先，為了驗證上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如下穩健性分析。第一，更換自變量衡量方式。利用政府國際化補助與企業銷售收入的百分比值衡量企業國際化補助，重新估計式（1），表6中模型1為回歸結果?？梢钥闯?，政府國際化補助和企業OFDI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依然顯著。第二，更換因變量衡量方式。采用企業自成立到給定年份之間對境外子公司的投資額與總資產的百分比值來衡量企業OFDI，重新估計式（1）、式（3），表6中模型2、模型3分別是回歸結果。模型2中，政府國際化補助的系數表明，政府國際化補助和企業OFDI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不會因企業OFDI的衡量方法不同而改變。模型3中，ATT的結果表明政府國際化補助和企業OFDI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會受到企業OFDI不同衡量方法的影響。

其次，行業競爭環境和區域制度環境可能會影響政府補助和企業OFDI之間的關系。如前所述，國內市場的約束是企業OFDI的主要動機，母國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會促使企業，尤其是處在競爭劣勢的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43]。同時，中國各地區發展不均衡導致各地區之間制度環境差異明顯，這些差異化的制度環境對企業國際擴張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44]。因此，為了細致地考察政府補助和企業OFDI的關系，本文從行業競爭程度和區域制度環境兩方面探尋企業異質性產生的影響。具體地，本文基于全部上市公司2009—2016年的數據，依據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ZW（Z;C]HHI=∑（Si，t/St）2。其中，Si，t表示企業i在t年的銷售收入;St則表示行業內全部滬深上市公司t年的銷售收入。HHI越小，表示行業內企業的數量越多，行業競爭程度就越高。計算得到行業競爭程度（HHI），采用企業總部所在省份的市場化指數[ZW（Z;C]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ZW）]衡量企業所在地區的制度環境（institution）。以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和市場化指數的中位數為基準，本文將全樣本劃分為低競爭行業組和高競爭行業組、市場化程度高的區域組和市場化程度低的區域組，對子樣本進行重新回歸，分樣本回歸的檢驗結果見表7。

表7中，模型1～模型4是面板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模型5～模型8是PSM估計的結果。分別對比模型1和模型2，以及模型5和模型6的結果，本文發現政府國際化補助和企業OFDI之間相關關系僅在行業競爭程度低的中小企業中顯著，而兩者的因果關系只在行業競爭程度高的中小企業中成立。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行業競爭程度對政府補助和企業OFDI之間關系的影響并不穩健。本文認為可能的原因是中國經濟中政府占據著主導地位，以致政府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較少受到市場競爭環境的影響。另外，對比模型3和模型4中政府國際化補助的系數，以及模型7和模型8中政府國際化補助的處理效應，表明政府國際化補助與企業OFDI間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都受到市場化程度的影響。進而言之，如果中小企業所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較低，政府國際化補助對企業OFDI的促進作用會更加明顯。對此，可能的解釋是地區市場化程度較低意味著企業會面臨更高程度的政府干預，更不健全的金融市場，這加劇了中小企業在外部資源獲取和市場競爭中的不利地位。由此，受資源和能力限制的中小企業在制度環境較差的情境下更依賴政府補助來支持企業OFDI。

五、結論與啟示

通過手工整理和關鍵詞檢索獲得政府國際化補助的數據，本文細分了政府補助的類型，研究了政府補助對中小企業OFDI的影響。主要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一般性政府補助和政府非國際化補助并不會影響企業OFDI;而政府國際化補助與中小企業OFDI之間既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也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第二，行業競爭程度和區域制度環境會影響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處在制度環境較差地區的中小企業來說，政府國際化補助對企業OFDI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

中小企業在總數、價值創造上為中國經濟發展貢獻了巨大力量，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力軍。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小企業OFDI對中國經濟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愈發重要。什么因素阻礙或促進了中小企業OFDI？政府應當采取何種針對性的措施以促進中小企業OFDI？對上述問題的實證研究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發現并非所有形式的政府補助都能促進企業OFDI。因此，政府應當科學地設置不同類型的補助并合理地篩選被補助企業，從而真正發揮政府補助在中小企業OFDI中的實效。此外，本文還發現政府國際化補助對中小企業OFDI的促進作用受到區域制度環境影響。這就啟示政府需要加強制度建設，不斷深化市場化改革，以此為中小企業獲取資源創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外部環境，進一步促進企業OFDI。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受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主要從企業海外投資“數量”的角度來考察政府補助對企業OFDI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從海外投資“質量”的角度進行更深入研究。更高質量上的對外開放是中國應對“逆全球化”挑戰的正確選擇。在進一步完善數據的前提下，未來的研究可以從海外投資質量的角度考察政府國際化補助對中小企業OFDI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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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SME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SM

HUANG Li-ying HE Le-rong LIU Xiao-jing

（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Fujian， China）

Abstract：Using data of Chinese private firms listed in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board and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s between 2009 and 2016，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by the fixed-effects model an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o investigate the causal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 SM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eneral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non-internationalization subsidies do not affect SMEs OFDI，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ubsidies and SMEs OFDI. In addition， we examine the moderate role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degree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 environment，and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ubsidies on SMEs OFDI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firms located in the low marketization area.

Key words：? government subsidie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