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視角下的產學研合作動機研究評述

朱桂龍　楊小婉

摘 要：在開放式創新的背景下，從單一層面的視角研究產學研合作問題并不能清晰地解釋相似的合作項目有些能夠成功而有些則失敗這一現象。因此，從大學的角度，分別基于心理學理論和組織間關系理論，明晰了學者個人、科研團隊和共同體組織三層次下的產學研合作動機的不同維度，構建了多層次產學研合作動機的框架，討論了產學研合作過程中動機的博弈問題，打開了高校產學研合作動機這一“黑箱”，拓展和豐富了高校產學研合作研究，為我國高校產學研合作實踐的激勵機制提供了理論的指導。

關鍵詞：產學研;合作動機;大學視角;多層次

中圖分類號：?? F273.7，G3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055X（2019）05-0026-08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9.05.004

一、引 言

在知識經濟時代，產學研合作已經從政府資助模式向合作伙伴模式演進[1-2]。大學科研團隊作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之一，是科學和技術領域中創造新知識的重要組織，在產學研合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已得到普遍的認同[3-4]。然而建立有效的組織間關系是個十分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對兩個不同使命屬性的主體，如企業（私有部門）和大學（公有部門），則顯得更加困難[5-6]。

在知識創造和擴散過程中，大學系統在莫頓科學規范下更多地保持開放的心態[4，7-8];而企業系統由于要獲得競爭優勢和經濟租金，在進行知識生產過程中相對封閉一些[8-9]。知識生產方式的差異使得產學研合作主體在合作過程中會出現一些不協調的問題或者產生沖突的目標[5，10-11]。一些研究發現，在產學研合作形成前，預先設定的合作目標能夠促進共同的認知，更容易達成共識，進而找到更適合的合作伙伴;而在產學研形成后，預先設定的合作目標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準則，降低跨地區帶來的地理距離問題[6，12]。動機解決行為的動力問題，目標解決行為的方向問題，二者之間存在復雜的關系，動機不是一個目標，而應該是為目標所服務的[13]。動機可以預測行為[14]，因此，對于產學研合作主體而言，匹配的動機有助于建立彼此信任的合作關系，促進合作目標的實現。

從最基本的動機要素出發來研究產學研合作的相對較少。目前國外研究在研究視角上，大多是從個人層面上進行探討，也有一些是從科研團隊層面上進行探討;在研究內容上，主要關注合作動機的分類問題[15]，合作動機對合作意愿[16]、合作行為[17-18]和學者績效[19]的影響，合作動機的前因變量研究[17]以及合作主體參與產學研合作動機的差異問題等[2]。而國內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產學研各行為主體的合作動機分析[20-21]、產學研合作組織形成的動因分析[22-24]、中外高校產學研合作動機對比分析[25]、高校個體層次的產學研合作動機分析[26]，還有研究從文化協同的視角提出個體與團隊產學研動機匹配的觀點[27]。

現有關于產學研合作動機的研究大都是孤立地在某一個研究層次上進行，并不能打開產學研合作動機這一“黑箱”。因為在產學研合作過程中，高校方的直接參與者往往是學者個人或者是科研團隊，而非高校組織本身[13]。高校的自治性決定了動機迥異的不同學者個體在參與產學研合作過程中，需要對動機優先權進行博弈，再凝聚在具體的合作目標上，最終實現組織的目標[12，28]。然而由于一些鴻溝的存在，異質性的產學研合作主體往往在合作目標和合作行為上存在緊張的關系，最終導致合作結果低于預期[8，10]。因此，高校學者既需考慮如何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尋求平衡[29]，也需對研究基金的需求與學術自由作出權衡[30]。對于企業而言，尋求研發合作伙伴的關鍵動機是獲得互補性的知識資源和人才以及建立研發合作網絡，和大學相比，其合作動機往往比較單一且清晰[31]?；诖?，我們認為有必要從大學的視角，在三個不同層次，即學者個人層次、科研團隊層次以及共同體組織層次上探討為什么會產生產學研合作？為什么要進行產學研合作？本文通過梳理國外對于產學研合作的動機文獻，明晰高校不同層次的產學研合作動機，以期幫助高校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制定更好的激勵計劃，進而為促進大學知識和技術轉移活動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指導。

二、學者個人層次

用基于心理學視角的內外部動機分類法來研究學者個人層次的產學研合作動機分類問題普遍被研究者們所接受[13，15，17，32-33]。Escobar等學者將高校學者參與知識和技術轉移的動機劃分為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兩類：前者包含自我的滿足感，體現在對科學的偏好上;后者包含金錢獎勵、晉升、資助以及研究支持等[16]。Lam將學術科學家參與研究商業化的目的分成三類，分別是外部的財務獎勵、聲譽或生涯的獎勵、內部解決難題的自我滿足 [15]。Iorio等提出學術科學家參與知識轉移活動的三類重要動機，分別是外部的資助動機（獲得財務上的資源），學習動機（獲得互補的能力、知識或者想法的交換）以及兼具內外部動機的使命動機（反映的是親社會行為）[17]。Aalbers等認為個體在參與創新網絡的外部動機是受到目標的驅使，主要是來自組織的資助或者在執行某項活動中獲得的收益;而內部動機主要是受到興趣和滿足感的驅動[33]。DEste和 Perkmann發現英國的大學學者參與產學研合作的動機可以分為四類，分別是技術或者知識的商業化利用、學習、資助的獲得以及資源的獲取[34]。Salleh 和 Omar發現馬來西亞的大學學者的合作動機主要有四類，分別是新技術的轉移、從政府或企業獲得研究資金、新技術的開發以及通過企業進行產品的商業化[35]。Huang發現臺灣地區大學學者的合作動機分為五類：商業化、學習、獲得資源、獲得資助和教學[19]。

本研究借鑒Iorio的動機分類，將大學學者參與產學研合作的動機分成資助動機、學習動機和使命動機。此分類方式與Lam的分類方式有交叉和重疊部分，但Iorio的動機分類更完善且更綜合，尤其是加入使命動機，這一動機維度不僅包含了個人維度的難題動機，而且將其擴展到社會維度的親社會動機。除此之外，這一分類方式更契合自我決定理論對內外動機的劃分。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為檢驗多樣化的人類動機和社會價值以及規范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標尺，該理論認為動機是外部的規制過程和個人內在對自治和自我決定的需求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可以預知潛在的行為背后的動機[15，36-37]?；谧晕覜Q定理論的認識，資助動機是外部動機，屬于外部控制或部分外部控制;學習動機介于外部動機和內部動機之間，屬于部分內控或者內部控制;使命動機則完全是受到內部的控制，屬于內部動機。

1. 資助動機

資助動機，又稱聲譽動機或者是勛表動機，主要是指學者在與企業聯系的過程中，獲得財務的補償從而支持研究、得到聲譽的構建以及同行的認可[15，17，32]。資助動機不僅包含內部獎賞，為研究獲得更多的資源，還包含與金錢相關的外部獎勵，提高工資收入，實現財務的富裕[15]。有研究者發現對于高校學者而言，參與產學研合作最主要的動機是為自己的研究獲得支持，其次是提高他們的教學能力[30]。Lam提出一些學術科學家在和企業建立聯系的過程中主要是受到與職業生涯相關動機的驅使，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晉升過程中，產學研合作項目可以給博士后或者處于更早期職業生涯的學者帶來機會[38]。盡管有研究發現金錢類的激勵在整個技術轉移的活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角色[39-40]，但也有一些研究發現這種貨幣支付的方式更多的是在專利和衍生企業等產學研聯系活動中占重要的分量[34，41]。研究發現在生命科學領域，專利具有更高的金錢價值，因此一些學者偏好通過專利來增加他們的收入;而在物理科學領域，因為金錢回報較少，所以專利往往不具有吸引力[42]。盡管高校學者們已經意識到產學研的價值，但是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學者在考慮合作的過程中，往往將工資作為優先級，其次才考慮其他的動機[43]。也有研究發現學者更傾向于非金錢類的激勵[44]，然而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非金錢類的激勵在實踐操作中更具難度。

2. 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主要是指高校學者在與企業合作的過程中，獲得互補性資產和進行思想上的交流，從而提升學者的研究水平[17]。學習動機有以下具體表現：獲得互補性能力、思想和經驗上的交流、強烈的研究傾向、在個人研究領域的進一步見解、為學生提供現場體驗以及就業機會等[15，17]。研究發現受到學習動機驅使的高校學者在參與產學研合作過程中，往往更容易與企業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和構建共同的知識庫，彼此信任關系也更強烈，有助于解決大型復雜的問題和交換隱性知識[17，45]。學習動機盡管對知識轉移行為有促進作用，但在以意大利學者為樣本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學習動機對知識轉移行為的寬度和深度均無顯著影響[45]。

3. 使命動機

大學的傳統使命是教學和科研，然而一些學者呼吁大學應該具有第三使命，即成為創業型大學，為國家經濟的發展作貢獻[4，46-48]。因此，大學通過各種機制來鼓勵和促進教師及學生參與創新創業活動。對于大學而言，適當地進行商業化活動，有助于實現對社會貢獻的最大化[48]。社會責任論認為學者們從事“公共產品”的生產，對于解決國家的迫切需要負有社會責任[29];而對于學術科學家而言，在經濟價值上的努力所具備的科學價值讓他們感到榮幸[49]。因此，使命動機主要體現了一種親社會行為的動機，通過產學研合作實現研究的社會影響[17]。有研究發現一些科學家與中小企業進行知識轉移的行為主要是受到使命動機的驅使，從而實現其對社會作貢獻的愿望[50]。

使命動機不僅包含社會維度的親社會行為，而且包含個人維度的自我滿足感，主要體現的是在知識應用或者轉移活動中獲得的自我滿足感以及對知識的好奇心[15，17]。一些高校學者偏好在有挑戰性或創造性的活動過程中尋求自我滿足感，這往往也是那些致力于成為科學家的人的迫切愿望。在莫頓科學規范下，科學家們總是在一個相對有限的科學界里通過發現和尋找至關重要的真理來追求滿足感[15]。然而，研究發現那些純粹受到個人維度動機驅使的高校學者在參與產學研合作過程中，往往較少關注研究成果的應用性和實用性[17]。

三、科研團隊層次

大科學小團隊的科學系統特征下，更多的研究是團隊的努力，科研團隊是高校創新系統下非常重要的組織單元。目前從團隊層次視角進行產學研合作動機的研究尚未得到廣泛關注，其中主要是以Ramos-Vielba等研究者為代表。Ramos-Vielba等將科研團隊參與企業和政府部門合作的動機歸納為三類：一是推進研究的開展，通過外部的網絡和設備來支持研究的順利發展;二是知識的應用，常常解釋為一種應用知識和為社會經濟和技術解決問題的內在推動力;三是獲得財務資源，是一種獲得外部資助的外在動機[18]。此研究還將團隊層次的三個動機與Lam提出的個人動機的三個維度進行了匹配，推動研究的進展類似于資助動機，知識的應用類比于難題動機，而獲得財務資源可等同于金錢動機[18]。也有研究者發現在研究過程中重點關注研究的社會影響的科研團隊更容易參與知識轉移活動[51]。

四、共同體組織層次

不管是學者個人還是科研團隊，和企業展開合作，最終都會形成合作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可能是虛擬組織也可能是實體組織。組織形成的原因是組織間關系理論要解決的主要問題。Oliver整合之前關于組織間關系理論的研究，提出了組織間關系形成的六類普適性決定要素，分別是必要性、不對稱性、互惠性、效率性、穩定性以及合法性。盡管六類要素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但在組織間關系建立的實際過程中，六類要素是相互作用且相互促進的。

1. 必要性

一個組織與另一個組織建立聯系是為了滿足必要的法律或者法規的要求。來自上級（主要是政府部門）的命令或要求提供足夠的動力推動那些非自愿形成的組織間建立關系[2，35，52]。對于大學和企業的研究人員而言，必要性主要體現在對政策計劃以及戰略層面的制度政策的響應[2]。研究發現政策對于大學的專利活動有激勵作用，如美國的《拜杜法案》促使大學允諾降低基礎研究增加應用研究[53]。

2. 不對稱性

不對稱性起源于組織的一方行使權力或者控制了組織另一方的資源，也即資源的稀缺性導致了合作。因此渴望控制和不愿放棄控制反映了組織間決定交互的不對稱性動機[2，52]。高校的研究主要是在基礎研究端，因此在合作過程中，不對稱性主要體現在保持對共性技術的控制;企業更多地偏向市場端，不對稱性主要體現在保持對專有技術的控制[2]。在產學研合作中，企業意識到由于共性技術的缺乏，始終未能擺脫技術的進口依賴陷阱，而高校也感知到利用企業的專有技術能力能夠對其研究成果產生經濟收益和社會價值，因此二者的合作水到渠成。合作目標在于獲得雙方彼此沒有共享的異質資源，而這些戰略性的資源能夠為組織帶來競爭優勢[12]。

3. 互惠性

互惠性強調的是組織間的合作、協作和協調，而非權力和控制的關系，組織之間更多的是追求雙贏的目標。對于互惠性而言，存在幾個假設：第一，資源的稀缺會導致合作的關系，而非競爭的關系;第二，關系形成的過程中主要呈現出平衡、和諧和相互支持的特征，而非沖突和控制;第三，合作過程中的好處是遠遠大于壞處的[2，52]。因此，對于大學而言，互惠性是獲得互補的專長知識、最先進的裝備和設施、為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以及對政策給予反饋和幫助促進;對于企業而言，互惠性是獲得實習或雇傭學生的機會，雇傭大學的教師、吸引大學學者參與合作項目以及對政策給予反饋和幫助促進[2]。

4. 效率性

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人類的行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33]。在這種情況下，組織間關系的形成是試圖提高投入和產出的比值，而不是為了有更高的管轄權或者使用權力去控制外部的資源，也不是追求互惠性。效率性往往體現在資產回報率的提升或者是成本和浪費的降低等方面[2，52]。對于大學而言，效率性體現在為研究獲取資助、把握商業機會、對研究能力和結果的利用以及獲得專利、降低技術的壁壘等方面;對于企業而言，效率性是基于大學的技術進行商業化以獲取經濟利益、成本節約或成本效益（相比獲得國外技術的許可更容易且更便宜）[2]。

5. 穩定性

一些組織間關系的形成被描述為不確定環境下的適應性反應，這種動機稱之為穩定性。不確定性促使組織在建立和管理關系中獲得穩定性、可預測性和可靠性，從而實現一種有序的流動和交流模式[2，52]。對于大學而言，穩定性是發現新的知識，對創意想法或理論進行測試應用或者是賣給企業，讓學生或者教師了解實踐問題或應用技術以促進研究和產業的相關性，通過發表文章來保證大學的研究處于前沿且更有價值性;對于企業而言，穩定性是通過合作研究、合同研究或咨詢獲得新知識、尖端技術以及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以此來降低或分擔研發的風險，實現企業的成長[2]。

6. 合法性

在組織間相互聯系的過程中，組織合法性的提高常常被認為是重要的動機之一。制度理論認為制度環境往往給組織施加一定的壓力來證明行為的合法性，而這些壓力能促進組織保持其行為與現行的規范、規則、信仰或者其他期望一致[54]。合法性最典型的表現是通過組織間的聯系來提升聲譽、形象或者聲望[2，52]。對于大學來說，合法性是來源于服務產業協會或社會的需要，大學通過知識或技術的轉移促進創新，為區域和國家經濟作出貢獻，或者是對卓越成就以及大學聲望的尋求;對于企業來說，合法性是可以接觸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從而提高企業的形象[2，55]。

Oliver的六要素框架是基于組織層次的研究，Ankrah等將其運用在個人層次上，因為組織本來就是由多個復雜的個體組成的[2]?；谟咐?，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分別對大學的研究者和企業的參與者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對于兩個部門而言，穩定性是出現最多的動機，企業更甚。產學研合作能夠抵御環境的變化，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開展突破性創新時。其次是效率性和必要性，而合法性、互惠性和不對稱性是三類不常用的動機。對于大學學者而言，因其從事的工作是與身份綁定的，因此，合法性是非常重要的動機;而在企業，合法性的動機則被置于較低的地位。企業比大學學者更偏向互惠性動機，原因在于大學學者更傾向于單打獨干。在不對稱性上，高校學者對于產業合作伙伴行使權力或控制資源并不關注，而且企業對于資源的控制也不關注[2，56]。

五、多層次產學研合作動機框架

基于以上研究內容可以看出，針對產學研合作的動機研究，學術界開始有了一些較為深入的探討。從最初將產學研合作動機內含在其他相關的研究中，到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基于心理學理論和組織間關系理論從不同研究層次上打開產學研合作動機這個“黑箱”。為了更加直觀地理解產學研合作動機，本文將現有研究結果整合成一個大學視角下的多層次產學研合作動機框架，如圖1所示。

整個框架涉及三個層面，分別是共同體組織層次、科研團隊層次和學者個人層次，層次間存在一個相互影響，但又相對獨立的關系。在大科學小團隊的科研環境下，個人參與產學研合作的動機往往受到其所在科研團隊的影響?？蒲袌F隊在成立之初，團隊的成員就對團隊的目標存在承諾，而團隊目標在一定時期內是相對穩定的，它決定了科研團隊參與產學研合作的動機取向。在產學研合作啟動之前，個體成員受到科研團隊目標的牽制，可能會出現個人動機與團隊動機沖突的問題。對于個人而言，是妥協還是順從？這取決于很多因素。因此，從個人層次和團隊層次分別研究產學研合作動機的內涵和分類就顯得非常重要。在產學研合作啟動時，感知到企業的利益需求后，學者個人和科研團隊需要對自己的利益需求進行重構及協商，在共同體的六要素動機框架下形成合作關系。

大學視角下的多層次產學研合作動機框架的研究意義有以下三點：一是明晰了高校創新系統下各個層次參與產學研合作的動機分類。二是解釋了當前產學研合作困境產生的原因，其一是科研團隊參與產學研合作的動機可能受到個人因素的牽制，從而偏離了原有的目標和使命;其二在于最終形成共同體時，高校方和企業方的合作目標存在差異，導致最終合作向下游產品端偏移。三是能夠為我國高校產學研合作的激勵提供理論指導，對于高校的管理者而言，可以依據科研團隊和學者個人參與產學研合作的動機進行學術激勵和商業激勵以促進產學研合作。但同時要注意的是，當發現科研團隊和學者個人過于追求資助獲得財務資源而偏離原有莫頓科學規范時，則須對產學研合作進行一定程度地規制。同時還須注意學科的差異性問題，尤其是一流學科發展中產學研合作的定位。對于科研團隊而言，也須關注個人參與產學研合作的動機，并結合學者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的需求進行不同形式的激勵設計。對于個體研究人員而言，結合自己的職業生涯發展、個體的特質以及科研團隊的目標，基于合適的動機來平衡產學研合作和學術研究的關系，從而實現績效最大化。

參考文獻：

[1]JACOB M， HELLSTRM T， ADLER N， et al. From sponsorship to partnership in academy-industry relations[J]. R & D Management， 2010， 30（3）：255-262.

[2]ANKRAH S N， BURGESS T F， GRIMSHAW P， et al. Asking both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actors about their engagement in knowledge transfer： what single-group studies of motives omit[J]. Technovation， 2013， 33（2-3）：50-65.

[3]ROSENBERG N， NELSON R R.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echnical advance in industry[J]. Research policy， 1994， 23（3）：323-348.

[4]ETZKOWITZ H， WEBSTER A， GEBHARDT C， et al.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ivory tower to entrepreneurial paradigm[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2）：313-330.

[5]MUSCIO A， VALLANTI G. Perceived obstacles to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results from a qualitative survey of Italian academic departments[J]. Industry & innovation， 2014， 21（5）：410-429.

[6]AL-TABBAA O， ANKRAH S. Social capital to facilitate ‘engineered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a dynamic perspectiv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6， 104（3）：1-15.

[7]PERKMANN M， TARTARI V， MCKELVEY， et al.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commercialis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2）：423-442.

[8]HEMMERT M， BSTIELER L， OKAMURO H. Bridging the cultural divide： trust formation in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in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J].Technovation，2014，34（10）：605-616.

[9]ANKRAH S， AL-TABBAA O. Universities-industry collabor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31（3）：387-408.

[10]BRUNEEL J， DESTE P， SALTER A. 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that diminish the barriers to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Research policy， 2010， 39（7）：858-868.

[11]GILSING V， BEKKERS R， FREITAS I M B， et 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between science-based and development-based industries： transfer mechanisms and barriers[J]. Technovation， 2011， 31（12）：638-647.

[12]RAJAL S， VAD M. University-industry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reconceptualization[J]. Technovation， 2017，62-63（3）：42-54.

[13]OSTERLOH M， FREY B S. Motivati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0， 11（5）：538-550.

[14]MITCHELL T R. Motiv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2， 7（1）：80-88.

[15]LAM A. What motivates academic scientists to engage in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gold”，“ribbon”or“puzzle”？[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10）：1354-1368.

[16]ESCOBAR O， SOFIA E， BERBEGAL-MIRABENT J，et al. Researcher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J]. R & D management， 2017， 47（5）：715-726.

[17]IORIO R， LABORY S， RENTOCCHINI F. The importance of pro-social behaviour for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knowledge transfer activities： an analysis of Italian academic scientists[J]. Research policy， 2017， 46（2）： 497-509.

[18]RAMOS-VIELBA I， SáNCHEZ-BARRIOLUENGO M， WOOLLEY R， et al. Scientific research groups cooperation with firm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6， 41（3）：558-585.

[19]HUANG Y C. How background， motiva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tie of faculty members affect their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outpu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J].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018， 19（3）：413-431.

[20]刁麗琳， 朱桂龍， 許治. 國外產學研合作研究述評、展望與啟示[J]. 外國經濟與管理， 2011， 33（2）：48-57.

[21]許海云， 隗玲， 龐弘燊，等. 產學研潛在合作對象識別方法研究[J]. 科學學研究， 2018， 36（1）：101-113.

[22]蔣興華， 張明. 產學研戰略聯盟合作動機多理論視角研究及實證探討[J]. 科技管理研究， 2012， 32（13）：10-14.

[23]章熙春， 蔣興華. 合作動機對產學研戰略聯盟建設績效影響的研究[J]. 中國科技論壇， 2013， 1（6）：45-51.

[24]程芬， 郭瑾， 梁喜. 產學研聯盟知識轉移研究述評與展望[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6， 33（11）：157-160.

[25]董美玲. 中美高校與企業合作的動因、方式、成效和環境的比較研究[J]. 研究與發展管理， 2012， 24（4）：113-121.

[26]楊美成， 盛永祥， 吳洋. 高校產學合作中的教師個體影響因素分析[J]. 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 17（3）：78-82.

[27]張紹麗， 于金龍. 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文化協同過程及策略研究[J]. 科學學研究， 2016， 34（4）：624-629.

[28]ENDODU A A， DIKEN A. A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industry[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 99（6）：966-975.

[29]YONG S L.“Technology transfer”and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 search for the boundarie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J]. Research policy， 1996， 25（6）：843-863.

[30]LEE Y S. The sustainability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 empirical assessment[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0， 25（2）：111-133.

[31]MIOTTI L， SACHWALD F. Co-operative R&D： why and with whom？ ：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analysis[J]. Research policy， 2003， 32（8）：1481-1499.

[32]HUNG S Y， DURCIKOVA A， LAI H M， et al. The influence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on individuals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2011， 69（6）：415-427.

[33]AALBERS R， DOLFSMA W， KOPPIUS O. Individual connectedness in innovation networks： on the role of individual motivation[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3）：624-634.

[34]DESTE P， PERKMANN M. Why do academics engage with industry？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and individual motivations[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1， 36（3）：316-339.

[35]SALLEH M S， OMAR M Z.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models in Malaysia[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102（8）：654-664.

[36]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68-78.

[37]KOO C， CHUNG N. Examining the eco-technological knowledge of Smart Green IT adoption behavior： a self-determination perspectiv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4， 88（8）：140-155.

[38]LAM A. Knowledge networks and careers： academic scientists in industry-university link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7， 44（6）：993-1016.

[39]FRIEDMAN J， SILBERMAN J.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do incentives， management， and location matter？[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3， 28（1）：17-30.

[40]ALBERT N L， SIEGEL D S. Generating science-based growth：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 on 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11（3）：169-181.

[41]MUSCIO A， QUAGLIONE D， RAMACIOTTI L. The effects of university rules on spinoff creation： the case of academia in Italy[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7）：1386-1396.

[42]OWEN-SMITH J， POWELL W W. To patent or not： faculty decisions and institutional success at technology transfer[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1， 26（1-2）：99-114.

[43]MALIK T H. National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cross-border university-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3）：776-787.

[44]AZNARMáRQEZ J. Interactive vs. non-interac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by faculty members[J]. Applied economics， 2008， 40（10）：1289-1297.

[45]BABA Y， SHICHIJO N， SEDITA S R. How do collaborations with universities affect firm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Pasteur scientists” in the advanced materials field[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5）：756-764.

[46]ETZKOWITZ H. The norms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cognitive effects of the new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J]. Research policy， 1998， 27（8）：823-833.

[47]DESTE P， PATEL P.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 in the UK： what are the factors underlying the variety of interactions with industry？[J]. Research policy， 2007， 36（9）：1295-1313.

[48]HUANG M H， CHEN D Z. How can academic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be improved？[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7， 123（10）：210-215.

[49]SHINN T， LAMY E. Paths of commercial knowledge： forms and consequences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synergy in scientist-sponsored firms[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10）：1465-1476.

[50]RIZZO U. Why do scientists create academic spin-off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text[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5， 40（2）：198-226.

[51]OLMOS-PEUELA J， CASTRO-MARTíNEZ E， DESTE P. Knowledge transfer activities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xplaining the interactions of research groups with non-academic agents[J]. Research policy， 2014， 43（4）：696-706.

[52]OLIVER C. Determinan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gr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0， 15（2）：241-265.

[53]ROSA G， MARTIN K， SIEGEL D S， et al. 30 years after Bayh-Dole： Reassessing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8）：1045-1057.

[54]ANATAN L. Conceptual issues in university to 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 studies： a literature review[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211（25）：711-717.

[55]SANTORO M D， CHAKRABARTI A K. Firm size and technology centrality in industry-university interac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2， 31（7）：1163-1180.

[56]SIEGEL D S， WALDMAN D A， ATWATER L E， et al. Commercial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universities to firm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3， 14（1）：111-133.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Motiv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Hierarchy， Classification and Framework

ZHU Gui-long YANG Xiao-wa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pen innovation， studying the issue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does not clearly explain why some similar cooperative projects can succeed while others cannot.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psycholog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motiv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scholars，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onstructs a multileveled framework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motivation， and discusses the game problem of moti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The research tries to open up the black box of the motivation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expands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incentiv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Chinas universities.

Keywords：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ve motivation; perspective of the university; multiple le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