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12月3日文章,原題:鄭永年:文化中產與中國經濟的未來貧困和低度發展制約人的道德水準,反過來,道德水準也會制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的文化若無法提高,經濟就很難再上臺階。文化中產對中國的現實有什么樣的參照意義呢?
過去40多年里,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物質生活意義上的中產已經不少??上У氖?,即使是物質中產群體,在文化上仍是“無產”甚至是“流氓無產”。即使是最富裕群體,也很難說在文化上已逃避“無產”的格局。問題在于,在“文化無產”格局下,中國如何從數量型經濟增長,轉型成為質量型經濟增長?如何通過培養文化中產來培養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所有這些關乎中國經濟的未來,甚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未來。
文化貧窮,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中國所說的“不文明現象”不僅發生在社會底層,更發生在富人群體。在高檔住宅區不難觀察到,很多人在物質生活上已是中產或超越中產,但文化生活仍具有貧窮、甚至流氓的特點。他們不理性,不守法,貪圖小利和小便宜。小區內沒一點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內部可能富麗堂皇,出了門則臟亂差。自己房子已足夠寬敞,卻竭力侵占公共空間。沒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產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產的產物。
此外,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知識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為了爭名氣或爭金錢,紛紛加入搶流量隊伍。一些學校甚至公然用流量來衡量學者的業績。知識階層一味地庸俗化,只為取悅大眾。
怎么辦?唯一的辦法就是首先培養一個文化中產階層,在文化中產的基礎上,培養一批文化貴族。當然,這里所說的貴族,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物質貴族,而是誠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說的,一個能夠有時間、有興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體。唯有這樣,經濟才會有希望,國家和民族才會有希望?!?/p>
(作者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