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門四弟子”在近代文學史的產生與接受

范丹凝

(山東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曾門四弟子”是文學史中關于桐城派的一個重要概念,指曾國藩門下四位古文成就最突出的弟子: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四人都是曾國藩的弟子兼幕僚,在古文創作方面瓣香曾氏,故稱為“四大弟子”。這一概念被廣泛應用于當下的近代文學史和桐城派研究之中,然而迄今為止,尚未有任何研究探尋過“曾門四弟子”名稱的由來。相關史料中并無曾國藩親言此四人為其古文事業后繼的記載,也沒有來自當事者和同時期人做出的類似評斷。然而一個文學史概念的形成,不僅要考慮到史料、作品等物質材料的充分性和可靠性,而且要考慮到文學史知識系統構成上的合理性。在沒有明確史實依據的情況下,后世學者對于文學史概念的建立必然是慎之又慎的,需要跨越時間維度重新深入研究文本,比對考量文本材料與文學理論中各方面因素重新解釋研究對象。對于“曾門四弟子”這一以作家群體為對象的文學史的概念產生來說,一方面必須充分考慮到四人與其師曾國藩在古文觀念及創作上的繼承性與發展性因素,另一方面需要客觀考量四人并稱的概念在文學史結構構成中的合理性,即四人并稱在近代古文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意義。李詳《論桐城派》一文被學界認為是清末的桐城派研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其中“湘鄉派”的提出與構建在桐城派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李詳作為清末民初著名駢文家與考據家,論文本不主桐城,他提出的“湘鄉派”和“曾門四弟子”等觀點并不被當時的桐城后學接受,但卻在后來的桐城派研究中被屢次提及,甚至被當時的許多文學史著述直接引用。在這種觀點被近代文學史逐漸接受的過程中,錢基博關于“湘鄉派”的相關論述為“曾門四弟子”的概念確立做了進一步的闡釋。在“五四”新文學突起的年代里,面對已成過往陳跡的桐城古文,錢基博從文章源流和作品風格兩方面深入分析“湘鄉派”的創作實績,構建與傳統的“桐城派”分庭抗禮的晚清古文脈絡,客觀上明確了“曾門四弟子”在近代文學史中的地位。同時反映出近代文學研究者對于古典文學作品批判的角度,從偏向“門戶”“宗派”的討論,漸變為更偏向文章風格的藝術價值研究?！霸T四弟子”從產生到被文學史接受,充分反映了近代學者們在構建古典文學史時的視野轉型。

一、“四弟子”并稱的歷史淵源

曾國藩作為一代中興名臣,幕府賓僚集一時之盛,其中文名卓著者不勝枚舉。被稱為“曾門四弟子”的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四人,都是曾國藩的幕僚兼弟子,皆受曾氏指導過古文創作。從現存資料看,張、吳、黎、薛四人皆與曾國藩有事實上的師生之誼。張裕釗為曾國藩官禮部侍郎時所拔擢，吳汝綸鄉試時的座主是曾國藩[注]《桐城吳先生年譜》言吳汝綸由方宗誠的引薦入幕，但他受到推薦后沒有立即去拜見曾國藩，而是在鄉試之后才前去入謁的：“(吳汝綸)至鄉試后始被強入謁，以曾公座主，不得不見也?！币姽⒅揪幾骸锻┏菂窍壬曜V》，民國三十三年鉛印本，《儒藏·史部·儒林年譜》，第494頁。,二人稱“曾門弟子”名副其實。黎庶昌和薛福成皆以文章見知曾氏,繼而入幕。曾國藩官事之余常與幕中群僚討論文事,也向部分幕僚和弟子傳授古文之學。在其《日記》和其他一些資料中,皆存有曾氏教導此四人文法,評點其創作的記載。如咸豐九年九月初八《日記》中記“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四有“傍夕,與張廉卿至后園談論古文,渠所作古文十余首,余于昨夕及本日午刻圈批一過矣”;同治五年十月廿三日記云“二更后與摯甫久談,教以說經之法”;同年十二月初八日有“傍夕與吳摯甫等一談。渠本月作《讀荀子》一首,甚有識量也”;同治三年九月廿八日“旋與黎莼齋久談,教以作文之法,兼令細看稟批”;同年十二月初七日“批黎莼齋等文二首”。薛福成在《季弟遺集序》中記載從曾氏授古文云:“其后余佐曾文正公幕府,偕季懷同往,聞公論文之中旨?！盵注]薛福成：《季弟遺集序》，《庸庵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6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8頁?？梢姀?、吳、黎、薛四人皆有從曾國藩學習古文之學的經歷,在古文創作方面確與曾氏存在師承淵源。

與后世稱“四弟子”者不同,時人多以張裕釗、吳汝綸為可承曾氏古文事業者,并稱其為“張吳”?！肚迨犯濉分休d曾國藩曾言:“吾門人可期有成者,惟張、吳兩生?！盵注]《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張裕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442頁。薛福成在《拙尊園叢稿序》中言:“(幕府)其治古文辭者,如武昌張裕釗廉卿至思力精深,桐城吳汝綸摯甫之天資高雋。余與莼齋咸自愧弗逮遠甚?！盵注]薛福成:《拙尊園叢稿序》,《庸庵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62冊，第351頁。事實上,除“張吳”以外,曾國藩門下的幕僚弟子中以文名為稱的還有許多。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敘曾氏幕僚八十三人,其中以“古文”稱名者有吳敏樹、吳嘉賓、張裕釗、俞樾、莫友芝、王闿運等十三人,而黎庶昌、吳汝綸卻被歸為“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之“淵雅”類[注]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庸庵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62冊，第101頁。,可見四人在曾幕之中司職不同,除張裕釗之外,吳汝綸、黎庶昌與薛福成三人并不以古文立身。但這并不能代表吳、黎、薛三人的古文無可稱道。吳汝綸曾盛贊黎庶昌文“體勢博大,動中自然”;黎庶昌也評薛福成文“辭筆醇雅有法度”。四人同為曾氏弟子,相交甚篤,又同好古文,可以并立相稱。如光緒二十年張裕釗去世后,其子張后沆、張后澮為乞墓文而作的《哀啟》中,就將其父與吳、黎、薛三人相提并論,這也是四人并稱較早記錄:

先嚴(張裕釗)素性嚴介,寡交游。惟桐城吳摯甫先生,遵義黎莼齋先生,交最篤。至父先生評先嚴《書元后傳后》云:“此文直逼西漢。五百年中無能辦此者?！陛积S先生亦以為:“突過姚、梅?！逼洹独m古文辭類纂》至謂:“為夙所嚴憚”。無錫薛叔耘副憲,亦曾門高弟也。其敘曾文正幕府賓僚謂:先嚴古文所詣獨精,自愧弗逮遠甚。文正而后,桐城、無錫、遵義三先生,皆當代知言君子,自當不謬。咸同之際,天下俊彥,咸在文正門墻。論者謂:功業首推合肥相國,文章衣缽惟先嚴能紹其傳。此天下公論,非徒三先生之阿好也。[注]張后沆、張后澮:《哀乞》,《張裕釗詩文集》附錄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91頁。

“桐城、無錫、遵義三先生”即吳汝綸、薛福成和黎庶昌。在敘述其父生平之際,張氏二子獨重此三人對張裕釗古文成就的肯定,并且稱三人為“當代知言君子”,可知此三子與張裕釗在當時的文壇地位、聲望幾乎同等?？梢娫诋敃r部分人眼中,黎、薛與張、吳可置于同類相比,四人并稱也無可厚非。四人在曾氏幕下便有交誼,曾氏歿后,四人或為官、或執教,行跡遍及海內外,雖不常相見,但情誼仍在[注]四人之中,吳汝綸與張裕釗相交近三十年,多次討論文事,光緒八年至十五年,張裕釗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吳汝綸任冀州知州,二人關系更為密切;黎庶昌與薛福成雖遠隔異國,但?；ネㄊ謺?“莼齋縱跡雖隔而情意益親,數萬里外,往往互答手書有無,未嘗不相通也”。見薛福成:《拙尊園叢稿序》,《庸庵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62冊，第352頁。吳汝綸與薛福成為兒女親家,平素往來甚密,自謂“與叔耘相處最久”。見郭立志編撰:《桐城吳先生年譜》,民國三十三年鉛印本。。

然而與張裕釗、吳汝綸相比,黎庶昌與薛福成更專注經世事功,不如張、吳常年專心文事,自然也不如二人文名卓著。自光緒八年至二十六年間,張裕釗、吳汝綸二人先后執教保定蓮池書院,在北方培養了一大批熟習古文之學的文人和學者。他們以及他們的門生弟子,多將張、吳二人奉為曾氏之后古文之學的兩大宗師。依照這些桐城派末期古文家們的眼光,張裕釗和吳汝綸才堪為接續曾氏的一雙巨子,黎、薛二位并不能與張、吳抗衡。馬其昶稱:“(曾)于門徒,則盛張廉卿、吳摯甫兩人?！盵注]馬其昶:《濂亭集序》,《抱潤軒文集》卷四,1923年京師刊本。姚永樸謂:“武昌張廉卿裕釗與吾邑吳摯甫先生,同處于曾文正公門下,為同光中老宿?！盵注]姚永樸:《予交海內賢士甚寡偶懷逝者得五君泫然成詠》,《蛻私軒集》卷一,民國十年秋浦周明泰刻本,第11頁。王樹枏在《故舊文存小傳》中言:“同治、光緒間,海內言古文者,并稱張吳,謂裕釗及桐城吳摯甫汝綸也?！盵注]王樹枏:《故舊文存小傳》,《故舊文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四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38冊，第7頁。趙衡《書濂亭文集后》云:“(張裕釗)先生與吳先生為友,而皆曾文正公之門人?！盵注]趙衡:《書濂亭文集后》,《序異齋文集》卷二,民國二十一年徐世昌序刻本,第17頁。徐世昌《明清八大家文鈔序》:“清代文學至姚而后醇,至曾而后大,張、吳兩先生力躋崇奧追?！盵注]徐世昌:《明清八大家文鈔序》,《明清八大家文鈔》,民國二十年天津徐氏刻本,第2頁。賀培新在《跋武昌先生書札冊子》中道:“嘗以謂有清一代文學,姚、曾而后,張、吳兩先生拓而大之?！盵注]賀培新:《跋武昌先生書札冊子》,《天游室文集》卷二,民國二十六年北平刊,第43頁。馬其昶、姚永樸都是張、吳二人的弟子,亦被時人認為桐城派的正宗傳人;王樹枏與吳汝綸亦師亦友[注]關于王樹枏與吳汝綸的關系,當代學者多從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所論:“裕釗、汝綸并皆引(王樹枏)為畏友,不在弟子之列?！币婂X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錢基博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4頁。;趙衡則是吳汝綸的再傳弟子;徐世昌、賀培新皆與桐城晚期人物關系緊密?？梢娫谇迥┟癯?無論是受過系統的古文教育的桐城派文家,還是受古文之學影響較深的學者,都尊奉“張吳”二人為曾國藩之后接續桐城派文脈的正宗。張、吳、黎、薛四人雖位列曾氏門下,且相交甚篤,但并沒有形成以古文并稱“四弟子”之說。

二、“曾門四弟子”概念的形成

“曾門四弟子”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李詳的《論桐城派》一文。該文是較早的對桐城派進行總結性研究的文章,發表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國學雜志》第四十九期。在這篇文章中,李詳對桐城派做出了許多經典論述,其中,“曾門四弟子”概念的提出是文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貢獻。李詳作為近代駢文大家,自稱其作為“子部雜家之文”,為學傾向揚州學派,論文“揚甬東之波”“宗阮文達文言之說”[注]李詳:《與陳含光四函其一》,《李審言文集》下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56、1048頁。。其對于桐城古文,本有門戶之見,多次抨擊其“不通”。嘗言“桐城專講間架,曳虛腔,寫一人一事,毫無生氣,是與雕繪何異?”其實李詳本人與當時桐城派的許多作家都有文字往來,而這些作家多出自曾氏弟子吳汝綸的門下。他曾于宣統二年至皖,在安慶存古學堂中教授史學及文選學一學期,其間與姚永概相交甚篤;又曾與馬其昶文字相交,批點《屈賦析微》稿本;晚歲見王樹枏文章,又極稱許,“見姚叔節之文,推重晉卿,又于他處見晉卿文,不覺嘆服”;對范當世的文章也有客觀的評價,“范伯子亦故人也,其文極深湛,而規模少狹”。[注]李詳:《與張江裁四函其一》,《李審言文集》下卷,第1069、1068頁。蓋李詳雖出于宗派意識而對桐城派古文有極大的意見,但對桐城派后世部分文人的學術、文章造詣仍能做出客觀評價。他在《論桐城派》文中寫到:

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后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復字單義,雜廁其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然有聲。此又文正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吳摯甫、黎莼齋、薛叔耘,亦如姬傳先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注]李詳:《論桐城派》,《李審言文集》下卷,第888頁。

李詳認為,曾國藩一方面尊重桐城文統,有意識學習姚鼐的古文創作,另一方面突破傳統桐城古文的藩籬,兼習漢唐之文,自鑄偉詞,以應時實用、雄奇瑰瑋之文改造傳統的桐城古文。曾氏于史學用力艱深,古文創作受馬、揚等西漢文的影響,文辭奇偶并見,不純為桐城“雅潔”之文,而是獨具特色的“湘鄉派”之文。曾氏本人未必主動有過以古文另立門戶之心,但也有對桐城古文的不滿之處。當吳敏樹指出他“果亦姚氏為宗,桐城為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注]吳敏樹:《與篠岑論文派書》,《吳敏樹集》,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第395頁。時,他也承認“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塵”[注]曾國藩:《復吳南屏》,《曾文正公書札》卷九,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本,第33頁。,其論文常常有異于桐城之處。李詳的這段論述有意突出曾國藩古文中“奇偶錯綜”“偶多于奇”等異于桐城古文的特點,并著重在此基礎上別樹一幟,另立有別于桐城派的“湘鄉派”。而在湘鄉派體系中,曾國藩是“自成一派”的第一人,自他之后繼承并親身實踐他的創作思想的門生弟子們,卻實實在在地構成了湘鄉派的后續創作隊伍。為了壯大湘鄉派的聲勢,李詳明言“亦如姬傳先之四大弟子”選出曾國藩的四位弟子。換言之,李詳選擇“四大弟子”是以姚鼐“四大弟子”為參照的?！耙﹂T四弟子”一般有兩種說法,一是依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中所言:“姚先生晚而主鐘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盵注]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曾國藩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5頁。即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一是依姚瑩所云:“謂若吾桐方植之東樹、劉孟涂開、上元梅伯言曾亮、及異之,皆惜翁高足,可稱‘四杰’?！盵注]姚瑩:《感懷雜詩》,《后湘二集》,《清代詩文集匯編》549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9頁。即方東樹、劉開、梅曾亮、管同。二種選擇傾向略有不同,大旨以最能傳衍姚鼐古文之學的弟子之四人并稱。所選之人既要有受古文學于姚鼐的經歷,又要在創作上體現出師門特色。故而李詳在選擇“曾門四弟子”的人選時,同樣也要考慮這兩個方面。如同“姚門四弟子”依附于姚鼐的桐城派名下一樣,李詳以“四大弟子”依附曾國藩名下,使得“湘鄉派”擁有了明確的師承脈絡。

在構建以師承脈絡為主的湘鄉派作家隊伍時,必須要考慮到弟子與其師在古文創作風格上的傳承性,及曾門弟子古文創作的特異性。李詳在另一篇文章《曾國藩古文派別》分析:

國藩門下,有武陵楊彝珍、東湖王定安、武昌張裕釗、無錫薛福成、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彝珍、定安,肉多于骨,長于用復,而短于使單。裕釗善于敘事,而規模不免狹小。福成具體而微,首尾完密。汝綸習于間架,其銘詞陶鑄詩騷,頗堪繼武。庶昌讀書較多,不囿于法而范圍較廣。此六君者,雖未能各自樹立,然皆湘鄉入室之弟子也。[注]李詳:《曾國藩古文派別》,《李審言文集》上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57頁。

文中一共提及六名曾門弟子,每一人的創作都能部分體現曾氏湘鄉派古文的特征?！伴L于用復”“善于敘事”“首尾完密”“陶鑄詩騷”“不囿于法而范圍較廣”等,皆是曾氏古文標志性的特點。李詳在此著力突出湘鄉派中除曾國藩之外其他作家的古文風格與曾氏古文的相似之處,目的是構建湘鄉派共同的古文理念和創作傾向。事實上,六人之中,楊彝珍與曾氏早年相交,文法梅增亮;王定安謹守師說,輯錄國藩言行事績,二人雖也為曾國藩入室弟子,但文名不著,且不以古文相號召。剩下的張、吳、黎、薛四人,雖志趣不同,但古文成就頗高,文名盛于海內,可堪繼武曾氏。吳汝綸本是桐城人,諳熟桐城之學,古文創作諸體融裁,以高古雄奇為尚;張裕釗論文以“因聲求氣”為宗,推崇“雅健”的文章風格。張吳二人的古文理論和創作,在李詳看來或“規模狹小”,或“習于間架”,但其“善于敘事”“陶鑄詩騷”的特點承自其師,無疑位列四大弟子之中。而黎、薛二人為官較早,好經濟實學,“雅不欲以文士自期”,“不屑為無本之學”,多論及時政、通達事理之文,甚至有以西方情理事物入文者,正與曾國藩論文的“經濟”之旨相合。而在文章風格方面,黎、薛二人的古文“不囿于法而范圍較廣”“具體而微,首尾完密”,正是湘鄉派古文的明顯特征,無論從文章內容還是創作風格來看,黎、薛二人也堪稱曾門弟子中的佼佼者?？偠灾?在李詳看來,備受晚近桐城文家推崇的張裕釗和吳汝綸,繼承了桐城古文 “間架”和“規模狹小”之病,但“善于敘事”和“陶鑄詩騷”等特點更偏于曾氏古文的特征;而黎、薛二人之文,則更突出體現了曾氏在古文創作方面糅合百家、雄奇瑰瑋又敷于經濟的特點,展現出曾氏古文突破桐城藩籬而大之的整體面貌。四人并稱,方可最完整地體現曾氏古文的特點。擁有清晰師承脈絡和相對一致的文章風格,“曾門四弟子”才得以在湘鄉派的門戶下得以存在。

三、“曾門四弟子”概念在文學史中的接受

李詳《論桐城派》一文發表后,自言“已受世人陵籍不少”“為海內仇視久矣”“兼有謗及桐城處,為眾所不喜”。該文發表時,曾門四弟子皆已作古,但海內桐城古文聲勢仍大。李詳此文無疑不為時流稱許,但也未有人進行公開反駁?！墩撏┏桥伞吩诋敃r沒有形成旗鼓相當的論爭,“曾門四弟子”之稱也沒有得到學界普遍認同。在《論桐城派》發表的三十年后的民國十七年,李詳在《南通報》上讀到錢基博關于桐城派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自己《論桐城派》中的部分論述。由于錢文對《論桐城派》中的觀點有所取舍,李詳認為錢基博有意借自己的文章“張桐城之幟”,故而去信與其爭辯。他在信中竭力抨擊桐城末流之弊,對林紓特意尊桐城義法之舉尤為不滿。錢基博回書反駁,聲稱自己“生平論文,不立宗派,曩時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張,而在今日又雅勿愿排桐城已死之虎,取悅時賢”[注]錢基博:《再答李齳叟》,《李審言文集》下卷,第1051頁。,對桐城派持中立態度。他于民國十八年(1929)出版《〈古文辭類纂〉解題及其讀法》,其中引用了部分李詳對曾國藩古文的評價,同時又一次提出“曾門四弟子”的概念:

曾氏論文從姚入而不必從姚出;其自為文以光氣為主,以音響為輔;力矯桐城懦緩之失,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異軍特起于桐城之外而自樹一派,可名之曰湘鄉派。流風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顏者門弟子著籍甚眾,其尤倬倬者,則有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亦如姚氏之四大弟子。[注]錢基博:《〈古文辭類纂〉解題及其讀法》,上海:中山書局,1929年,第19頁。

文中關于曾國藩古文特征的論述與李詳幾乎一致,可見,錢基博于“湘鄉派”和“曾門四弟子”等觀點的意見基本源自李詳的《論桐城派》。[注]錢基博在民國十九年(1930)成書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卻對《論桐城派》中的觀點有所保留，仍以“張吳”為曾門弟子中能傳其學者，“(曾國藩)門弟子著籍甚眾，獨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號稱能傳其學”，采用了民國時期桐城后學的觀點。但在民國二十九年(1940)署名梁堃的《桐城文派論》出版，書中稱“曾氏門下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為最高”，該書被認為是錢基博的學生整理的課堂講義。因此基本可以確定錢基博本人對于“曾門四弟子”概念是認同的。而他通過闡釋“張吳黎薛”作為“曾門四弟子”在古文風格與文章源流方面與曾國藩的師承關系,使該概念作為“湘鄉派”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力地證明了它在文學史上存在的合理性。

錢基博對“曾門四弟子”概念的深入闡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從古文風格方面,錢基博的立論突出表明“張吳黎薛”的古文風格與曾國藩接近的一面,重在表現湘鄉派古文獨特的風貌。他認為張裕釗“于曾門四子才最高”;吳汝綸“屹然海內文伯”,“吳之才雄;而張則以意度勝;故所為文章,宏中肆外,無有桐城家言寒澀枯窘之病”。薛福成“致力事功,未遑殫精學問,而雄直之氣,無忝于師門”;黎庶昌“上賡姚纂以闡揚師法而救桐城之敝,此于湘鄉之學,特究閫奧”。他將“湘鄉派”古文風格與傳統桐城古文分離開來,使得作為“湘鄉派”的代表作家的“曾門四弟子”擁有了獨立和相對一致的風格特征。第二,從文章源流上來看,錢基博為曾國藩與“曾門四弟子”的師承關系構建了一個與之相關的古文脈絡。曾國藩在世時未曾以古文門戶相號召,曾被視作“不立宗派古文家”[注]張之洞:《增訂書目答問補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26頁。。在他歿后,其弟子后學多宗其為文章領袖,“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為一涂,挈攬眾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注]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敘》,《拙尊園叢稿》,《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第80頁。曾國藩的古文成就在其弟子看來上逐兩漢三代,自馬、班、韓、歐接引而下。錢基博認可這種說法,他基于對曾氏古文風格的理解,確定了湘鄉派古文有別于桐城派的新文統,“湘鄉之文,由韓愈以摹揚馬,由揚馬以參《漢書》,蘄于英華秀發,語有遒響”[注]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00頁。。即湘鄉派文統由《史》《漢》至韓愈,再由歐陽修直到曾國藩,直接跨過了桐城派。而“曾門四弟子”正是湘鄉派這一古文文脈的后繼。如果說“姚門四弟子”是桐城派自姚鼐后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群體,那么“曾門四弟子”也對應地成為湘鄉派自曾國藩后的力量中堅。將湘鄉派在文統上與桐城派區別開來,凸顯了其作為獨立宗派的一面,而“曾門四弟子”概念在文學史上進一步穩固。

作為民國初期的文學研究者,錢基博精研集部之學,“自謂集部之學,海內罕對”[注]錢基博:《自傳》,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第934頁。。他對于湘鄉派古文風格的定位和文統脈絡的構建都建立在研讀和分析文本的基礎之上?？梢哉f,豐富而具體的諸家古文作品是錢基博提出湘鄉派和“曾門四弟子”等概念的依據,而非出于“家學”“宗派”等現成的理論體系。這種從文章風格出發討論古典文學宗派問題的研究方法,是當下文學史研究中司空見慣的,但在清末民初,不少文學研究者還是將宗派內部統一的理論體系奉為圭臬。比如“曾門四弟子”中的薛福成,其古文因為明顯不合傳統桐城派“義法”,而長期得不到以桐城古文模式為規范的古文家們的認可。吳汝綸在評價曾門文人的文章風格時言道:“曾張深于文事,而耳目不逮;郭薛長于議論,經涉殊域矣,而頗雜公牘、筆記體裁,無篤雅可誦之作?！币绤侨昃]所見,古文題材“經涉殊域”或者內容“長于議論”都無可厚非,但雜“公牘”“筆記”便“無篤雅可誦之作”?？梢妳鞘险撐?仍偏重傳統桐城古文范式。黎庶昌“為文恪守桐城義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則以求闕齋為師”[注]薛福成:《拙尊園叢稿序》,《庸庵文集》,第351頁。便可與張裕釗相較,“自曾門中,已能自樹一幟,非廉卿所能掩蔽”[注]吳汝綸:《答黎莼齋》,《吳汝綸全集》卷三,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安徽:黃山書社,2002年,第100頁。;而薛福成筆法雜糅,不為單一的桐城義法所囿,正是所謂“不規規于桐城論文”[注]黎庶昌:《庸庵文編序》,《拙尊園叢稿》,第256頁。。吳汝綸評論古文,重視古文體的雅化與純化,仍不能跳出桐城宗派固有的理論模式。他的門生如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趙衡等人論文也有此弊。但在錢基博看來,薛福成古文在文體方面雖不法桐城,但在風格方面卻繼承了曾氏古文的“雄直之氣”,頗有其師為文“自成一派”的特征,同時也側面反映了曾國藩改造之后的古文諸體雜糅、應時經世的面貌。同樣是提出湘鄉派和“曾門四弟子”概念,李詳的立論明顯帶有宗派色彩,“自兩漢迄今,學術皆有黨派,皆有競爭”“古人護道如護頭目”[注]李詳:《與錢基博四函其三》,《李審言文集》下卷,第1052頁。,故而列四大弟子為湘鄉派張目,各家門戶森嚴。錢基博不排斥宗派,但不以宗派限定其文學研究的視野。這種較為科學的文學研究方式使他對于文學流派問題認識更為客觀,也使他所討論的湘鄉派和“曾門四弟子”等觀點更容易獲得近代其他學者的接受?？傮w看來,“曾門四弟子”的提出與接受過程,側面反映出近代轉型期文學批評視野的變化的過程。文本研究在這一階段成為文學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據此產生的文學史概念則具有更加客觀、科學的特質而被學界接受。

新文化運動前后,具有新思潮的學者,常用否定和批判的眼光看待晚清的桐城派。但有時也因為桐城派主張文章創作應“通達平易”,也會被視為“不妄想做假古董”的“過渡性”文學，曾國藩更是被視為中興桐城派的功臣[注]胡適和周作人都認為曾國藩是桐城派中興的功臣。詳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集》(3),第205、200頁;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8頁。,他和他的弟子大多具有較開明的眼光,對于西學態度較開放。特別是吳汝綸,曾親身東渡日本,訪求教育改革之策,思想較新,影響也比較大,尤其在接引后進、傳播古文學方面。近現代許多文人學者都因為受到他的影響而與桐城派產生聯系。嚴復和林紓是其中最著名的兩位,他們二人對民國初文壇的影響甚至大過吳汝綸。故而民國初、中期的文學研究者多將吳汝綸與嚴、林并列討論,其論點主要集中在三人運用古文體傳播新學方面,如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四講:清代文學的反動(下)——桐城派古文》、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都以嚴復、林紓作為曾氏以后桐城古文的傳人。其實嚴復文章上復周秦,過于古雅峻澀,與桐城派主張文章“通達”、“雅潔”不相符;林紓自言“余非桐城弟子”,早年并不喜文章宗派之論,后趨向桐城,為師門捍衛,但其雖借“桐城”之名倡言復古,文章實非桐城。[注]相關論文見王風:《林紓非桐城派說》,《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中國近代文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針對桐城派的古典文學方面的討論較少,間或有論及桐城古文和曾氏古文的文學史論著,大多依從錢基博關于湘鄉派及曾門四弟子的闡釋形式,偏向文章風格的論述。如姜書閣的《桐城文派評述》,其中雖然沒有明書“曾門四弟子”,但將張、吳、薛、黎之文一并著重討論:“‘當是時,幕府豪彥云集,并包兼羅。其治古文辭者,如武昌張裕釗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吳汝綸摯甫之天資高雋?！療o錫薛福成叔蕓之平正通達,遵義黎庶昌莼齋之法度緊嚴,皆一時之選也?！盵注]姜書閣:《桐城文派評述》,《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73頁。作為親受桐城先輩教誨的老一輩學者吳孟復,也在《桐城文派評述》中,將“曾門四大弟子”列為曾氏之后古文文脈的傳人,“曾國藩門下以古文著名的還有薛福成、黎庶昌。舊以薛、黎合張、吳,比之于姚門之梅、管、姚、方”[注]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7頁。，“曾門四大弟子”的說法自是被當代學界接受,重新出現在各類桐城派研究專著和文學史作品中。

現如今,任何一部近代文學史談論晚清古文都無法繞開“曾門四弟子”這一概念。它不僅完美填補了桐城派之后的古文文脈在晚清的空缺,還充分顯示了曾國藩之后古文風格的新變化。其產生和接受過程暗含著近代學者對古典文學研究方式的轉變,也象征了文學史觀念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梢哉f,“曾門四弟子”概念的提出是近代文學史上從新的視野解讀古典文學文本,并對古典文學中的概念做出詮釋的典型,它在保存古文傳統的基礎上包含了古文這一傳統文學樣式在新時代背景下的變遷,將作為近、現代的文學史著作中的經典概念適用于當下及未來的清末民初的古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