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的“價值—過程”框架構建與驗證：來自公共價值視角的分析

鐘俊弛,馬永馳

(1.浙江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2.大連理工大學 公共管理系，遼寧 大連 116024)

一、問題提出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階段，國際與國內局勢紛繁復雜，公共管理者面對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轉型的巨大壓力，社會矛盾更易凸顯，所以有專家預言，未來十年國家治理的最大挑戰便是群體性事件的處理。鄰避型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秩序影響大，使公眾對政府治理能力、公信力懷有質疑，極易導致大規模民怨，對于該類事件的治理更是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必須面對的城市治理問題。

從現有理論研究看，雖然國內關于群體性事件的研究已日臻完善，但針對于鄰避型群體事件沖突演變過程研究還很單薄，尤其是鄰避型群體性事件已經呈現出事發范圍廣、傳導效應強、糾錯成本大的特點，對此類事件的切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義?，F有學者從多學科視角對此類事件研究，可歸為因果成因路徑和策略提供路徑，但都忽略了價值取向是意識行為的源頭，鄰避設施本質上就是要向城市居民提供相應的公共價值，服務于民，而現實過程中，鄰避設施在提供公共價值同時，也引發公共價值之間的沖突，本該提供公共價值的工具卻成為引發矛盾的源頭，關注公共價值沖突的研究，目標是將治理關口前移，剖析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的元矛盾，建立有效預警機制，降低事件沖突幾率，避免事態擴大。本研究意旨從公共價值視角構建“價值-周期”分析框架，抽象出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的動態發生過程，并借助案例驗證框架的合理性。

二、文獻研究下的“價值-過程”分析框架

(一)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研究考察與概述

“鄰避”源于西方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所引述的民眾口號“ Not on My Block”[1]和“Not In My Backyard”[2]。我國學界舶來此詞，譯為鄰避，并衍生出與“鄰避設施”、“鄰避效應”等相關研究。鄰避設施通常具有負外部效應，而且有違生態價值觀[3]。鄰避設施本質上具有鄰避屬性，強調物質載體，其價值取向是鄰避沖突產生的根源[4-5]。從社會層面上講，鄰避事件矛盾源于公民價值判斷，即提供的公共價值由公民共享，產生的風險卻由附近居民承擔。由此產生的鄰避效應被描述為公民因需要額外承擔某種負外部性成本而產生的對“鄰避設施”的復雜嫌惡意象、矛盾情感，以及反對觀念的綜合心理傾向[6-7]。在上述過程中，“鄰避者”為保護生存環境所采取的行動即為“鄰避運動”，鄰避運動通常包括“意識覺醒-闡釋-評價-處理-行動”等多個階段[8]。由此可見，“鄰避沖突”是一個整體性的宏觀過程，其微機制源于基礎設施的“成本—收益”不均衡不對稱進而引發的嚴重負面心理后果，但不管是心理風險還是成本-收益不均衡，都存在主客體在價值判斷上的誤區[9]。

結合既有的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的定義[10-14]，本研究認為鄰避型群體性事件即為由鄰避設施引起沖突后，進而擴散成的群體性事件，統稱為鄰避型群體性事件，是由沖突的利益相關者在沖突階段采取的沖突行為策略所引發的事件，其背后公益與私利下的價值取向沖突?，F有研究囊括于幾個視角：

(1)公共政策視角。早期的研究關注城市特殊用地沖突，分析了政府與居民之間的利益博弈，并認為政策制定要出自公心[15]。在公共政策的視角下，通對北美、亞洲、歐洲、澳洲等地風險設施(如核電廠、廢物處理廠等)選址爭議的多案例比較研究，學者們認為公共政策制定本身的公共精神缺失，進而導致在各個環節中民意被忽視、政策合法性遭到質疑，是鄰避沖突產生的重要原因[16-17]。

(2)經濟學視角。從經濟視角來看，周邊居民反對鄰避設施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設施建立后會導致房價降低、投資較少進而使自己的經濟利益受損[18]。然而在規制措施上，已有研究指出對鄰避設施征收稅款并不能使附近居民滿意，因為公民對于以環境為代價換取地方經濟利益、損失自身經濟利益方式極為不滿[19]。相比之下，從成本收益角度提出緩解事件沖突的補償方案則是一個較為可行的方式[20-22]。

(3)公民參與視角。從公民參與的角度看，政府決策議程中缺乏對公民權力的尊重，是勢態惡化的重要因素。美國密歇根州的案例表明，州政府在項目的籌劃、建設工程中沒有傾聽居民的反對意見，是矛盾不可調和的關鍵因素[23]。相關研究表明，只有尊重憲法賦予的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才能有效防止公民因缺乏參與機制而引發的情緒化表達[24-26]。

(4)行政管理視角。政府平日角色定位影響政府的權威，政府的權威越高，則政府在決策中越易受到公民的信任。加拿大的污水處理廠的選址案例表明，受信任政府的選址決策在民眾支持下均順利建成，而不被信任政府即便選擇建設高技術高標準的污水處理廠仍遭受極大抵制[27]。無論是來自國家自主性理論方面的反思，還是具體經驗案例的實證研究都表明，鄰避困境是國家快速轉型期社會矛盾突出、政府受信任程度下降的一種表現，因而需要進一步強調政府角色定位和價值主張的重要性[28-31]。

(5)倫理決策與心理學視角。該視角認為鄰避設施在公民心中帶來的恐懼、不公平感、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是激起公民憤怒的主因。在此基礎上，基于不同的分析路徑，相關研究給出的解決方向包括：圍繞加泰羅尼亞地區案例分析所給出的基于古典社會心理學的治理策略[32-33]；聚焦抗議組織和地方政府關系網絡，積極尋求倫理決策和環境人文維度的回應[20]；回溯政府和公眾整個心理博弈過程，透視事件中“搭便車”、“不平等”因素的觸發機制，強調政府要注意控制風險放大的關鍵點并提升風險防范意識[34-37]。

綜上，國內外關于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的構建、事件特點分析、沖突原因的探索、治理策略的提出，研究不足表現在：

1.缺乏動態研究，鮮有學者研究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的動態演變、分析并識別其中的矛盾沖突和矛盾背后的價值沖突，無法形成動態的理論框架。

2.研究視角局限，無論從公共政策、經濟價值、公民參與、政府信任或是倫理決策哪方面展開，視角均停留在對于事件過程的研究與解決，并未從源頭進行分析梳理。而沖突背后的是價值選擇出現分歧，由價值工具入手是追本溯源的選擇。

3.治理對策解釋力缺乏?，F有研究治理對策具象化，用于事后分析具體情況但無法形成有效預測和治理范式，同時，機制建立、政府立法、信任強化等措施背后體現的同樣是價值理念的判斷與選擇，利用價值工具對事件輔以案例的分析，形成可檢驗的經驗框架。

(二)理論框架構建中公共價值要素引入

政府戰略管理理論主張政府應根據環境的變化、群體對于公共價值的理解來改變自身的職能，其終極要義為政府需要擴大公共價值邊際，不斷創造新的公共價值[38]。作為治理過程工具的公共價值，需要在政治和技術之間尋求平衡[39]。從傳統的靜態視角來看，公共價值是公民集體偏好的表達，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和享用者偏好的集合[40-41]。但從動態過程的視角來看，公共價值的內核則是公共權威和公民權益的雙向互動，是基于公共價值所生成的公共利益協調機制，是階層間的共識[42-43]。因此建立一個動態分析框架尤為必要。通過綜合了上述兩種視角，本研究傾向的公共價值是公民和政府間權力、義務和規范形成的共識，是不同立場要表達價值集合，是一種制度博弈下的表達。

在既有研究將公共價值分為結果導向的公共價值(PV)與共識導向的工價值(PVs)的基礎上[44]，本研究將其引申并轉譯為集中性公共價值與民主性公共價值,民主性公共價值是在合法合理過程下公民集體偏好形成的公共價值, 是自下而上生成的公共價值創造模式；集中性公共價值是以政務治理者、政策制定者偏好的社會價值，主要依靠政治系統和社會系統協調來提供公共價值，是自上而下的價值創造模式。同時參考公共價值文獻中“soft public value”和“hard public value”的分類方法[45]，并進一步拓展其內涵，研究認為硬性公共價值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公眾的個體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應，是國家對公民承諾和維護的體現，公民有對硬性公共價值支配的自主權。在鄰避型群體性事件中硬性公共價值如：民主參與、平等正義、公民尊嚴等。柔性公共價值的主體是不明確的，沒有規則與制度保護，難以用明確績效指標來衡量，法律上對這種公共價值缺乏保護，多建立于組織內部決策和內外部關系上。在鄰避型群體性事件中柔性公共價值如：決策效率、目標可達、利益相關者價值等。

“戰略三角”模型提出公共價值有意義的三個條件為研究所用(見圖1)。在公共管理進程中，要創造新的公共價值需包含三點要素，一是所采取的戰略具備公共價值，即價值創造主體生產的是對委托人、監督人都有價值的東西，且其金錢成本與權威成本都應該較低。二是具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可持續性，價值創造主體能夠從上級獲得穩定的政治授權，有法律保障和金錢支持。三是實施創造公共價值的戰略具有運作和管理上的可行性，可在其他機構幫助下，順利完成價值創造。戰略三角模型作為公共管理理論的重要部分，指出公共部門生產價值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這能更好地在機理上解釋群體性事件中的價值矛盾。

圖1 “戰略三角”模型

(三)鄰避型群體性事件“價值-過程”分析框架構建

為研究事件動態發展過程，借助Simon A. Booth提出的周期理論，將沖突事件均可劃分為危機醞釀-危機顯露-危機擴散-危機處理四個階段，周期理論的分段式解析能清晰展示危機從萌芽、發展、成熟到消亡的過程，對癥下藥，處理危機。

根據如上概念性分析，研究發現集中性公共價值對民主性公共價值的“擠出效應”。在鄰避設施的建立過程中，治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所代言的政府，以地方經濟增長、財政稅收增加等公共價值為追求導向，并認為自身可做出正確決策，所以在創造公共價值過程中，政府獨立思考、自主判斷，忽略民意，對民主性公共價值如環境優良、生命健康等產生了擠出，直接導致公共價值供需上存在不平衡，“擠出效應”沖突在鄰避設施規劃過程中就已經存在，是危機醞釀的開端。

同時，柔性公共價值對硬性公共價值的“滲透效應”。委托代理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情況，讓政策制定者易于出現自利性傾向，政府與公眾在追求公共價值創造上的分歧。作為委托人的政府管理者沒有做到程序正義，為提高決策效率、相關利益均衡，盡快實現柔性公共價值，對項目建設內部商定，柔性公共價值逐漸滲透到硬性的民主參與、平等正義等公共價值中，產生公共價值沖突。這對矛盾在危機醞釀期表現不明顯，當沖突加劇，進入危機顯露期后，公民訴求得不到解決、對政府回應性感到不滿，直接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項目決策階段的公民參與、平等正義等硬性公共價值與柔性公共價值的沖突便開始爆發。而元公共價值被認為是公共價值的終極價值，提供的價值在于維護社會穩定，為公民創造良好的生存發展條件，在沖突中會上升為最高意志。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政府官員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著經濟人的角色，其行為同樣會根據成本—收益來權衡決策的收益成本，在鄰避設施的建設過程中，生產函數涵蓋了交易成本、心理成本、生產成本，與其他設施建設成本不同在于鄰避設施的心理成本較高，規避較大的心理成本既可保證項目的順利推行也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從收益角度來看，物質因素和晉升激勵一直是政府官員考慮的重要收益函數，諸多鄰避設施的社會效益高、經濟效益好，是地方政府追逐的目標，這在我國經濟增長奇跡下的“晉升錦標賽”中可見一斑。而在諸多鄰避性群體性事件的沖突中，尤其是以本文重點研究的三個鄰避事件的回溯為例，均出現內部決斷不公開，處理不透明的情況。在籌建階段，利益相關者主體也呈現弱態勢。政府的信息不公開，如：廈門市和茂名市在項目通過國家發改委審批前后并未向市民公開項目，大連市更是在項目投產后才因其他事件披露被發現，同時作為鄰避設施在初步不透明建設階段依然會引起附近居民、某些知情人士的抗議：如廈門PX事件的“611環保聯盟”、趙玉芬教授；大連PX事件的媒體人爆料、附近居民投訴等，這些訴求渠道也都被關閉或屏蔽，所以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看，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的價值沖突由最開始政府決斷的程序不正義便產生矛盾基礎，由此本文建立了群體性事件公共價值沖突理論分析框架(見圖2)。根據“戰略三角”模型，政府提供的服務具有公共價值、合法性、運作能力，三者緊密結合，相互制衡，創造公共價值的過程也是三者達到最大匹配的過程。在第一階段，項目籌建階段，作為決策者的政府為了強調效率，實現項目通過審核落地的可得性，選擇內部決斷，不透明不公開，間接使得合法性利益遭到侵害，“戰略三角”制衡開始失效，但此時鄰避設施還處于概念階段，從傳統的視角看，公共價值是普遍和抽象的，公共價值間是一個靜態的整體，雖然暗藏危機但還沒有顯露，表現為鄰避型群體性事件的醞釀階段。

第二階段，項目實施中“戰略三角”的不平衡逐漸顯現，公共價值由抽象變為具體，從利益相關者視角看，公眾發覺公共價值的需求和供給產生不匹配，產生“擠出作用”，公眾開始為爭取如美好環境、生命財產安全等民主性公共價值而進行抗議活動，鄰避型群體性事件危機顯露，“戰略三角”運作效率一端開始不穩定；而后公眾對項目落地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表現為民主參與、平等正義等柔性公共價值被硬性公共價值“滲透”，在公眾的質疑下，“戰略三角”瀕臨崩塌，沖突也隨之擴散。此階段表現為危機的爆發與擴散。

第三階段，項目處理上“戰略三角”要重新達到穩定，元公共價值社會穩定變為第一要義，此時政府運作能力體現為危機處理能力。以制度視角來看，政府為元公共價值，要創造和解、協調的平臺，提供穩定的政治、制度環境，在合法性的框架內盡可能滿足公眾意志以達到追求社會穩定的公共價值，這在鄰避型群體性事件中體現為危機的化解，化解危機后的“戰略三角”模型便將趨于穩定，繼續引導創造公共價值，政府相關部門會對群體性沖突進行反思、建立預警應急機制。

圖2 公共價值沖突理論分析框架

三、鄰避型群體性沖突事件中的框架檢驗：以茂名化工項目為例

(一)案例描述

表1 廣東茂名鄰避項目案例的事件過程

(二)事件中公共價值沖突分析

在危機醞釀階段，茂名PX項目年產芳烴可達60萬噸，吸引其他工業產業投資達上百億元，是茂名市打造世界級石化基地的關鍵步驟。為提高決策效率，茂名市政府吸取以往PX項目的經驗，在項目還未獲得審批之際大肆開展PX項目經濟價值、社會價值以及其良好安全性的新聞報道。市級主流媒體和市委會議多次提到做好PX項目落地的準備工作，這種先斬后奏的決策暴力給市民釋放出PX項目勢在必行的信號，變向醞釀公眾的不滿情緒。為了民眾盡快接受PX項目即將落地實施，市委內部會議多次強調嚴格把控消極的輿論導向，市新聞辦、市科協和直屬工業產業部門多次召開閉門通氣會，秘密推進PX項目。市新聞辦召開媒體閉門會議，提出嚴格控制“PX有害論”，敦促多家媒體簽訂責任狀。所以在項目進入概念階段，是用戰略三角的傳統視角來看待公共價值的。地方政府為民眾提供了一個抽象的公共價值綜合體，將公共價值描述成公眾的價值，強調其正外部效應，給城市經濟發展帶來質的飛躍，在這個過程中三個地方政府為提高效率、加快項目落地都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其行政合法性出現問題。其目的是為加強運作能力，使得項目的快速順利落地。在這一階段抽象的概念構成一個穩定的靜態整體，一些危機的潛伏還未爆發。

在危機顯露階段，茂名市要求教育系統、黨政機關、石油化工系統內人員在《支持項目承諾書》上無條件簽字，這一事件的爆出引發大量群眾對于PX項目的關注。不少網友挖掘廈門、大連等地PX抗議事件，普及PX項目帶來的環境、人身、財產安全問題。公眾對政府盲目追求經濟效益而不考慮公眾心理風險表示抗議。面對民眾抗議，市政府宣傳部下發文件，要求地方媒體嚴格把控輿情，對不利言論屏蔽禁言，對言論主體進行身份審核，專門召開會議要求媒體停止報道，以“內定”形式召開推廣說明會，以圖平息輿論，使項目順利推進。從公共價值視角分析，項目實施運營開始后政府為快速運作PX項目，在概念階段大力宣傳抽象的正外部效應。而事件被披露后，靜態的“戰略三角”變為動態。公眾發現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PX項目充滿了負外部性，他們要維護自己生存的基本條件。在這一階段，政治精英們主導的精英公共價值和公眾需求的基本公共價值之間的沖突顯露。以經濟發展、速度成本為代表的精英公共價值對以環境資產、安全性為代表的基本公共價值產生“擠出”，表現為地方政府對民怨增多、百姓投訴置之不理，加快工程建設，力爭盡快實現精英公共價值。

在危機擴散階段，推廣會上的官民沖突成為危機擴散的導火索。原本“內定”50人的推廣會卻出席250余人，與會市民對PX項目的環境測評結果、安全措施、補償機制驚醒提問，發言人態度強硬、言論不當，致使官員和市民發生沖突。消息一出，在本地新聞圈迅速發酵，危機旋即擴散。一方面，公眾對于決策暴力久久積壓的情緒終于爆發，市民在項目推進階段沒有發表意見的渠道，一直被政府壓迫式告知，民主權利無處行使。另一方面，以“內定”的方式試圖控制輿論，影響很壞。有市民曾被告知，不簽訂支持PX項目承諾書會直接影響高考升學和在體制內的工作。民情激憤讓群眾們聚集在政府廣場游行集會，少數不法分子實行暴力。政府的維穩工作日益艱巨?？棺h持續五天，并擴散至省會廣州，海內外媒體競相報道，事件推向高潮。所以在項目實施中過程中，民眾開始由利益相關者視角審視公共價值，在危機顯露階段他們爭取“基本條件”如安全、環境、資產等基本公共價值，隨著危機的擴散，群眾了解更多內幕，追尋基本權利的公共價值上升為第一意志。地方政府提高決策效率、達成目標的柔性公共價值與公民獲得民主參與、平等正義的硬性公共價值產生沖突。政府一直在掩蓋抽象正外部效應是虛無的，市民也認清具體的負外部效應是真實存在的。但強大利益的驅使下，在“戰略三角”中運作能力發揮出更強大力量，柔性的公共價值對硬性公共價值產生滲透作用，另一端的合法性遭受更大侵襲，“戰略三角”的最大匹配瀕臨崩塌。

在危機處理階段。茂名市政府對侵犯公民知情權、參與權公開道歉，召開發布會對誤傷群眾表示道歉、宣布逮捕相關不法分子，公開宣布PX項目只是在科普階段，具體建設未提上日程，并表示“政府絕不會違背大多數市民，上馬PX項目”但無具體實質性舉措，整個處理過程歷時一個月。所以在項目處理階段，需要用制度視角來構建公共價值“戰略三角”框架。由于項目實施階段，政府過分強調運作能力，它對具體公共價值的“擠出”和對合法性的“滲透”使得“戰略三角”即將崩塌。在制度框架下，為維護權力和權利合法性，“穩定高于一切”的社會穩定成為元公共價值，政府的運作能力則體現為對PX事件危機的處理能力。要達到這個框架下“戰略三角”的平衡，政府要主動搭建溝通協調平臺，安撫群眾，盡量滿足公眾意志才能化解危機，重新使“戰略三角”達成平衡。

圖3 茂名事件的公共價值沖突演變過程

四、公共價值視角下鄰避型群體性事件應對策略

鄰避型群體性事件從危機醞釀、顯露、擴散、頂峰都不是突然出現的，是在一段公共價值沖突潛伏后，由某一事件作為導火索突然引爆，這說明鄰避型群體性事件是可以預防的。本研究將其歸納為，在政府運作能力一定的情況下，鄰避型群體性事件危機能否得到控制，取決于利益相關者主體的強弱和所追求公共價值沖突強弱兩個維度。在鄰避型群體性事件中，反對群眾從少到多、由點連成面就是由弱利益相關者到強利益相關者；在沖突過程中公眾開始對硬性公共價值追求、對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追求、由同一事件公共價值的訴求的疊加會讓原本的弱公共價值變為強公共價值，而弱公共價值是個相對概念，它同樣是重要的，但最開始很少有人關注、極少顯露、沒有引起大規?？棺h。所以緩解事件矛盾的途徑之一就是削弱鄰避事件沖突的強度，要從利益相關者主體和所追求公共價值沖突兩方面削弱來提出策略。另一種途徑便是保持在決策過程中的“戰略三角”穩定，這是預防此類事件發生的重要措施(見圖4)。具體措施如下：

圖4 茂名事件的公共價值沖突演變過程

(一)項目籌建：維護戰略三角穩定

具備公共價值、具有合法性以及匹配的運作能力是保證戰略三角穩定的核心要素，三者均穩定可保證鄰避設施在服務提供上的順暢。由于鄰避設施的特殊性，在提供此類公共價值的過程中，追求合法性勢必會對政府追求運作能力的目標產生影響，這就要求在項目實施階段，“戰略三角”模型不僅要保持平衡穩定，還要更多關注價值提供過程的合法性。地方政府要深入貫徹“精明公眾模型”理念，將公眾看做是有良好素養、能夠提供建設性意見的決策人，主動將利益相關人納入到決策議程中，讓各方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偏好，正視公眾意見，推行可行性議題，杜絕膚淺的民意征詢。

第一，改善政府決策議程，保持戰略三角平衡穩定。在項目前期評估過程中要以民為天。公開邀請公眾加入項目安全進行評估小組，量化風險評估，形成通俗易懂的安全報告，讓公眾充分理解項目，增強其風險容忍度。嚴格按照“民主參與—溝通協商—執行議程”三步走，切忌追求快速可達。了解項目周邊居民心理風險承受能力，調查他們對項目的知曉度和各階段的憂慮因素。

第二，優化監督體系，保障運作能力的施展。第三方要介入決策技術性問題的評判，杜絕政府自說自話和不同利益相關人各執一詞，增強政府公信力；建立公民自治的“項目監督委員會”，為委員會提供項目內的知情權、監督權，協調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公眾與政府間的價值沖突，保證鄰避設施環境評估、風險評估的可信度；決策和執行分離，決策者在公民參與和監督體系下形成科學有效的規劃，執行者嚴格按照規劃完成后續行動，項目實施與項目實施分離，防止政府對運作能力的過度追求。

第三，矛盾協調法制化，維護項目合法性。在法制框架下運行，是保障“戰略三角”合法性的基礎，建立鄰避設施選址、建設相關法規，對不合乎程序行為責任人進行問責，保證合法性不被運作能力僭越；依法協調矛盾，嚴格審查決策合法性。地方政府化解公共價值沖突要遵守正當法律程序，維護公民基本權利，塑造公平正義、干凈透明的行政氛圍；將利益補償和利益協調納入法律框架，一是保證補償的合法性，通過多樣化補償來提升公眾心理承受能力，除金錢給付、遷居住房，還可以提供稅費減免、健康保險、便民設施提供、先進醫療服務、小區環境改善、市民特殊福利等。二是要保證利益協調過程的合法性，用法律規范地方政府在利益協調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采取的手段、達到的目標等，提高政府公信力。

(二)項目過程：紓解公共價值沖突強度和利益相關者主體強度二者合力

在公共價值現有研究中，學者們將公共價值分為柔性與硬性、精英與基本公共價值等等，這些對立公共價值矛盾越是激烈，鄰避型群體性事件處理難度越大。在此因素之外，利益相關者主體的反對的強度也是關鍵因素，在大多數事件中，公民作為反對強度最大的利益相關者，其群體的人數、動員能力、傳播影響力決定著反對聲音強弱。故在鄰避型群體性事件處理中，要盡可能消解二者的合理。

在危機醞釀階段做好輿情預警與策略行政。輿情預警方法要多樣靈活。積極發揮基層社區的優越性，及時建立利益溝通平臺，設立意見箱，召開項目座談會，安撫社區群眾情緒；注重危機預警的快速處理，立體網群設立預警指揮小組，接受統一指揮，直接向項目最高領導匯報。做到危機萌芽的快速響應、組織有序、責任明確、運轉高效；有策略的政府行政行為大大減小沖突。政府在項目引入的介紹中應避免敏感性詞匯，以平緩的方式進行項目宣傳，切忌地毯式轟炸的決策暴力。

在危機顯露階段，端正態度，促進公眾參與。完善公眾參與制度，暢通表達渠道，一般來說“回應性越大，善治程度越高”。拓寬信訪渠道，積極接收信息，嚴禁阻攔正常信訪；規范聽證制度，牽涉群眾利益尤其是鄰避項目，舉辦公開透明聽證會，讓群眾充分掌握信息，政府端正態度，主動引導公眾的參與行為，有效的公民參與大大提高鄰避項目建設效率，讓公眾了解項目建成帶來的成就和利益，明確公眾參與責任。地方政府要加強對公眾參與鄰避型公共價值提供過程的引導，劃定責任安全域。提高公眾民主參與素養，讓公眾公正客觀、理性睿智地看待鄰避項目的實施。

在危機擴散階段，發揮政府、社會組織、基層組織協同作用。社會組織、基層組織作為政府和公眾之間的中介橋梁，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將分散的個體利益整合、凝練，向政府反饋；發揮社會組織群眾性與志愿性。公眾自發組成的社會組織，能夠將分散的社會利益凝聚起來，形成以組織為依托力量較強的表達聲音，有利于政府傾聽聲音，解決問題；發揮基層組織軟作用?；鶎咏M織為公眾提供利益表達、爭取訴求的平臺，通過這個中介平臺，政府可以集中聽到反對聲音，公眾緩解自己的社會壓抑情緒，緩沖公共價值沖突；要建立由市到村的多級聯動機制，成立定點派出機構，相關領導定點駐村，開展項目普及和利益談判工作，切忌空有決斷不做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