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都城遷移論

張瑞林

（山東省淄博市第七中學，山東淄博 255400）

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已經深入人心。北京有中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故宮），有中國數量最多、建筑水準最高的皇家園林（頤和園等），因此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似乎是理所應當的。但對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建都史稍加了解便可知道，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是較為晚近的事情。即便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關于究竟應該在何處建都，仍不乏爭議和討論。因此，該文擬對中國都城遷移史進行梳理，以從根本上把握都城選址的邏輯，認識北京作為當前中國首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為首都北京未來的規劃和建設重點探尋方向。

1 都城——農耕文明的產物

都城，首先是“城”?！俺恰钡谋疽馐浅且厮闹艿膲υ??！墩f文》里講：城，以盛民也。因此，“城”是指人們居住的四周帶墻垣的地方。城，無疑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在采集狩獵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四處遷徙，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建城的。到了農耕文明占主導的時代，一方面人們開始定居生活，另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漸漸有了生產剩余，為了有效保護這些財產，開始在居住地周圍建設高大的城墻以抵御可能出現的來自外部的掠奪。因此，城從一開始主要是滿足軍事（防御）需要的。在冷兵器時代，高大城墻的抵御作用是很顯著的。也可以說農業生產力越發達，城的規模就越大、城墻就越高越堅固。在某一朝代，君主所居住的城理所當然是規模最大、最堅固的，這就是都城。

商朝的遷都史最可說明這一現象。中學歷史課本中介紹了“盤庚遷殷”的故事。潘庚是商朝的第十九位君主，一生文治武功，其中最著名當屬遷都一事。盤庚即位時，商朝的都城在奄（今山東曲阜），后幾經周折，最終將都城遷到了殷（今河南安陽），自此商朝的都城才穩定下來，商朝前期頻繁遷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還是與當時社會生產力的不發達有關。商朝時處于我國農耕文明的初起之時，定居生活雖然已是常態，但仍然沒有能力或者說足夠的生產剩余來支撐高墻大城的建設，都城的規模普遍偏小，難以抵御來自自然的、人為的外來攻擊。作為一位有為的君主，盤庚不僅完成了遷都的計劃，同時也采取各種措施發展生產，這反過來又促進和加強了都城的建設。河南安陽小屯村殷墟遺址的發掘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殷商都城的建設規模、規劃布局在當時都是極為先進的。殷商之后，王朝遷都不再是常態，反而是“一朝一都”成為普遍現象，這充分說明了農耕文明和都城建設之間的關系。

2 關中與河洛——我國封建社會早期定都的“雙城記”

中國無疑是一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的大國。但從都城變遷的角度觀察，中國歷朝歷代在都城選址上表現出很強的集中性，并沒有因為“久”和“大”的緣故而散亂。這種集中性可歸結為，在我國封建社會早期（唐以前），統一的、全國性政權的都城均設立在關中和河洛兩個地區。

關中地區以長安（今西安）為中心，由于曾經作為漢唐兩大朝代的都城為人們所熟知。但事實上，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作為中國政治中心要久遠得多。位于今河南洛陽偃師的二里頭遺址，就處于河洛地區的核心區域。雖然未得到最終的證實，但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證明，二里頭遺址就是夏王朝的都城。商代夏之后，最初都城亦位于這一區域（偃師商城），后來才逐步向東遷移。河洛地區自古就有“居天下之中”的說法，本就是最初的“中國”，是中國古代先民主要生活的地方。

河洛地區首次讓出政治中心的地位是在商朝中后期。前文已述，商朝中前期遷都頻繁，一個總的趨勢是向東遷移，這可能與商人原本就生活在黃河下游有關。周滅商之后，實行分封制，周朝的最高統治者（周天子）將土地分封給王室子弟、功臣、古代帝王后裔等，后者稱為“諸侯”。各諸侯在各自封地內實行再分封（分封給卿大夫、士等）。在分封制下，周天子并不直接統治所有的土地和人民，本質上周天子是最大的諸侯，只是被尊為“天下共主”。關于周的都城有一些爭論。一個普遍的說法是，西周的都城是鎬京，東周的都城是洛邑。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1963年陜西省寶雞市賈村鎮出土的“何尊”銘文顯示，周朝建立后，周武王便確立了營都洛邑的決策（“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保?。雖然很快周武王便去世了，但這一過程并沒有擱淺，周公旦輔政期間很快啟動了洛邑的選址和建設，并最終于周成王五年建成，史稱“周公營洛”。周天子事實上可能主要還是居住在鎬京，但這與上述事實并不矛盾。如前所述，在分封制下周天子具有雙重身份，一是“天下共主”，二是最大的諸侯國的國君。作為“天下共主”，周天子理所當然的應該“居住在天下的中心地區”（“宅茲中國”）。至于鎬京，它所處的關中地區是周天子起家之地，周建立后鎬京及其周邊地區也是周天子直接統治的區域 （王畿），因此周天子居鎬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軍事和安全方面的考慮，畢竟對于中原地區來講，周王族是一個外來政權，統治基礎相對于關中地區要弱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平王東遷”并非是周朝國都的遷移，而只是周天子本人長期居住地的變換。

關中地區作為統一的、全國性政權都城的歷史始于秦朝。秦始皇統一六國，最終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長達幾百年的事實分裂局面。秦的崛起和周有相似之處，他們都不是中原傳統諸侯國（部族），而是均偏居一隅，依靠軍事實力完成了對全國的征服。但秦在完成統一、建立全國性政權后，并未像周一樣定都于位于中原腹地的河洛地區，而是定都于關中地區的咸陽。其中原因，一方面與周類似，關中是秦國故地，統治基礎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是秦統治集團對關中地區地理形勢進行綜合判斷的結果。

所謂關中，是指位于“四關”之內（東面的潼關、西面的散關、南面的武關和北面的蕭關）的地域。自古以來，關中就有“阻山帶河，四塞之固”的說法，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難攻?？梢哉f，關中的獨特地勢在秦的崛起和對外征服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統一后，要繼續維持對全國的軍事威懾，定都于關中就是自然的選擇。

這一轉變對后世的影響深遠。劉邦建立漢朝后，最初亦是效仿周朝定都于洛陽，但最后還是聽從了張良等人的建議定都于關中地區的長安 （咸陽已在秦末戰爭中被燒毀），其理由依然是關中地區“金城千里，易守難攻”。及至隋朝和唐朝，其統治者本就屬于“關隴貴族集團”，定都于長安就更加成為他們的不二選擇了。

但這并不意味著河洛地區就此淪落。如前所述，定都關中主要是基于軍事上的考量，但畢竟遠離中土，處于帝國的邊緣地帶。更重要的是，關中雖然“田肥美”，號稱“沃野千里”，但隨著作為都城日久，人口數量劇增，給這一區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以致超過了它的承受限度，不得不依靠外部的輸入，這在交通運輸條件仍不發達的古代，成本是極其高昂的。反觀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位于中原腹地，從地形上看雖不似關中那般戰略縱深廣大，但也是“河山拱戴”，四周均有險可守。更重要的是，洛陽周邊水系密布，交通便利，可謂“九州通衢”，這大大降低了貨物的運輸成本，使其能夠支撐起大量人口居住的需要。因此，即便在長安作為都城的時期，洛陽承擔著重要的輔弼功能，比如隋朝和唐朝時作為東都； 同時在很多時候也成為前者的“替代品”，如東漢、曹魏、北魏等朝代均作為都城。

綜上所述，在唐朝以前，中國都城版圖的主線是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和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上演的“雙城記”。關中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勢使其很容易產生強大的軍功集團——優勢下有利于對外擴張，劣勢下有助于據險自守。以關中為根據地最終形成統一的、全國性政權不是偶然的，周、秦、隋、唐莫不如此。與關中相比較，河洛地區又具有文化（“天子居中國”）和經濟上的優勢，這使得前者離不開對后者的依賴，甚至經常為后者所替代。正是在這一效應之下，在我國封建社會早期，都城版圖格局中呈現的是在關中和河洛地區之間的“鐘擺式運動”。

3 北京的“逆襲”——國家性質變化的必然結果

如果說唐朝以前中國都城版圖中的主角是關中與河洛，那么唐以后，中國都城版圖中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北京的崛起。比照前文所述及都城選址在文化、經濟和軍事上的考量，北京確實“乏善可陳”。首先，北京處于華北平原的北端，遠離中原核心地帶；其次，北京靠近400 mm 等降水量線，是農耕和游牧地區的交接過渡區域，本地缺水，農業生產相對有限（后來不得不依靠開鑿運河解決糧食輸入問題）；最后，更重要的是，雖然北京北枕燕山山脈，有險可守，但離邊境線過近，缺乏戰略縱深，這被認為是作為都城的“大忌”。那么面對這么多不利條件，北京是如何實現“逆襲”，最終成為了中國的政治中心的呢？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涉及對中國國家性質變化的深刻理解。

縱覽北京歷史不難發現，這座處于中原和草原交接過渡地帶的城市，它的建立與發展始終與農耕和游牧民族之間的互動博弈息息相關。北京最早是作為諸侯國的國都進入中國的政治版圖的。周滅商后，周武王分封召公在燕地（因臨近燕山而得名）建立燕國，定都在位于今天北京地區的薊城，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抵御北方的游牧部落——山戎。其后北京地區一直作為重要的邊關要隘而存在。后來五代時期中原內亂，草原民族趁機崛起，并占據了包括北京在內的“燕云十六州”。這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一方面，對于中原國家來說，受到了來自北京草原民族更大的威脅。北京位于華北平原北端，過了北京之后往南直到開封、洛陽等中原腹地，可謂一馬平川，特別適合游牧民族騎兵作戰。先前中原國家占據燕云十六州時，還可以依靠這一地區的山川地勢進行阻擋（典型如修筑長城）。失去這一地區后，只能依靠增加兵力，這又導致了兵制的變化，國家財政壓力驟然增大，在內部形成惡性循環，與草原民族的軍事實力對比自此逆轉。另一方面，對于北京這座城市來說，草原民族的南下卻不啻是一次發展機遇。這其中的邏輯是，當草原民族占據了一部分農耕地區之后，迥異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使得他必須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這時北京的地位就凸顯出來了。遼僅僅占據燕云十六州，因此農耕在其整個國家范圍內的比重仍然有限，因此遼還只是在北京設立陪都（稱南京），來管轄這一有限的區域。但金成立后，特別是隨著金兵南下，與南宋以淮河至大散關一線為界，這意味著金已經占據了中國北方的幾乎全部地域，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農業國，至少是農耕與游牧并重。因此，金將首都設在處于中原與草原交界處的北京（稱中都）就是很自然的選擇了。這一態勢最終在元朝時達到頂峰。眾所周知，北京是元朝的都城（稱大都），事實上除此之外，北京還有一重身份，那就是整個蒙古帝國的首都。因為當時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建立了遠超中國領土范圍的龐大帝國，包括中國元朝、金帳汗國、伊利汗國、察合臺汗國等。即便就中國本土的元朝而言，其所控制的疆域已經遠遠超出歷史上的封建王朝所控制的范圍，這使得中國真正成為一個包括中原、草原、高原、西域乃至海洋在內的多元帝國。

明初朱元璋提出了“驅除韃虜”的口號，看上去是為了集聚反元力量的權宜之計，但事實上在朱元璋的內心深處，他所建立的國家依然是一個以中原文明為主體的國家，這從他定都南京這一細節上不難看出。明朝后來定都北京有一定的偶然性（“靖難之役”后朱棣登基），但這也使得北京作為中國政治中心沒有被中斷。其后清兵入關、定鼎中原后，做出的一個最重要決策就是繼續定都北京。這一方面有承襲前朝、顯示正統性的考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也符合清朝統治者對國家性質的判斷與定位，即唐以后逐漸開始、至元發展至頂峰，但在有明一代又有所回溯的國家多元化進程，在清時期重新回歸。與元的軍事高壓相比，清朝統治者更多利用精巧的治理技術，有效團結和鞏固了包括漢滿蒙回藏在內的各主要民族，至此中國作為一個多元國家的國家性質最終確立。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民國成立伊始，對于國家性質的判斷曾出現一段爭論。包括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口號亦仿照朱元璋包含了“驅除韃虜”的內容，但很快社會各界意識到一個多元國家的事實及其對于中國的重要性。梁啟超先生創造性的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來涵蓋各民族人民，這在尊重各族人民差異的基礎上又著力強化了相互之間的認同感（“多元一體”），可謂功莫大焉。此后各族人民一起反壓迫、御外侮，同仇敵愾，中國作為一個多元一體國家的國家性質再無逆轉之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哪個城市比北京更加適合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多元一體國家的首都嗎？

4 結語與思考

綜上所述，都城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其選址首先是該地區或城市在國家內部格局中，在文化、經濟、軍事等方面競爭的結果。在我國封建社會早期，河洛和關中地區的“鐘擺型取舍”即是這一效應的反映。與此同時，隨著國家性質的變化，也會使得上述競爭格局產生再調整。封建社會后期北京的崛起，從根本上正是由于國家性質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傳統的以農耕文明為主的中原國家轉變為一個集中原、草原、高原、西域等文明于一身的多元一體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中國選擇北京作為首都，不僅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這也決定了北京的城市定位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北京不僅是以一座“城”，更是一座“都”，不僅是中原文明的首都，也是草原、高原、西域等多元文明的首都。在北京的城市規劃和建設上，既要有體現地方性特色的部分，也要有集中展示中華傳統農耕文明的部分，更要有展示中國民族大家庭中其他文明的部分。唯如此，才能與北京作為一個多元一體國家首都的地位相符，也才能起到凝聚人心、增加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