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清代湘西地區外來作物引入的得與失

楊秋萍，吳 俊

（吉首大學 歷史與文化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清代是中國引入外來作物的高峰時期。一般情況下，從國外引入并得到廣泛種植的作物，通常都會出現多種異名。玉米即是如此，在中國又稱包谷、西番谷、罌子粟、腰邊豹等，據統計，其同物異名竟多達99個。[1]外來作物引入中國普遍種植，其間存在的得與失，因不同地區的生態差異和民族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特別是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爭議最大。蔬菜水果的引進，對生態的正負作用則不是很明顯。由此看來，僅注意其外來作物的正面作用或負面作用，都有失偏頗。故而本文將視角置于清代湘西地區外來作物引種后所引發的正反面作用，力圖總結其間的經驗與教訓，以服務于當代的生態建設。本文擬選擇主要的傳入作物展開討論，不當之處，還望學界諸賢指正。

一、玉米引種得失的討論回顧

從玉米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角度著手研究者，主要有藍勇探討了外來物種引進對南方丘陵山地地區造成了“結構性貧困”。[2]他力圖澄清玉米的引進對丘陵山區的生態負作用，生態受損會使相關民族也陷入貧困之中。韓昭慶通過分析明清方志、奏折、游記以及民國檔案等資料，發現玉米的種植與石漠化的發展具有緊密的關系。她認為，喀斯特山區地表土層薄，坡面陡峭，一旦規模種植玉米，植被覆蓋率必然下降，從而極易誘發石漠化災變。[3]其結論是聚焦于玉米引進后的生態負效應。楊庭碩認為外來作物引種，引發了苗族傳統生計方式的巨變，使生態環境產生大面積的“石漠化”生態災變。[4]其獨特之處在于，不僅關注到了外來作物引種對生態的負作用，還關注到對民族文化的負作用，并將文化與生態作為一個共同體去展開負面效應的綜合探討。不難看出，該文深受斯圖爾德“文化生態學說”的影響，注意到文化與生態之間的互動制衡關系，因而其結論的深度和廣度較之類似論文顯得更深入中肯。秦和平指出玉米、馬鈴薯等外來作物的引入，在無意中改變了川西各民族的生產技術、社會組織、勞動力轉移等文化內容，也導致了民族人口的大量遷徙，對民族關系的影響十分巨大。[5-6]他對研究外來作物的深度和廣度都做出了重大的突破，對當代生態變遷的認識也顯得更加深入和精準，對其間經驗教訓的總結在當代更具參考價值。

為此，筆者將以這樣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為借鑒，對湘西地區外來作物的引入展開地域性的探討。筆者擬從文化生態視角，去探討玉米及其他外來作物的引入對湘西地區生態環境變遷的影響，并兼顧其間的正負作用展開系統性的討論，試圖闡明外來物種的引進對文化與生態的綜合性影響，進而總結其間的經驗與教訓，使之成為當代生態建設的參考和借鑒。

二、“文化生態”共同體的基本內涵

生態民族學以“文化生態”共同體為基本研究單元。[7]它是相關民族文化與其所處生態系統經過長時間協同演化而形成的穩定共同體。其中既包含了眾多的生態知識、技術、技能，以及相應的社會保障，同時又表現為對所處生態環境的加工、改造和利用，使之與原來的自然生態系統有所不同，因為已經滲入了相關民族文化的特點。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民族文化與生態系統能夠達成相互耦合的穩態延續狀態。[8]但是，外來作物的引入，打亂了穩定的共同體，進而引發文化生態的重構，以至于其表現出來的影響可能會正面、負面兼有之，而且往往難以預測。甚至到了科學發達的今天，要做出準確的預測，也有巨大的困難。

改土歸流以前，湘西地區的苗族、土家族，其民族文化與所處的自然與生態系統一直保持著穩定的耦合運行狀態。據史料記載，湘西地區各民族的傳統生計方式被稱為“刀耕火種”，在民族學的規范稱謂中，將此生計方式歸入“游耕”類型文化。此類文化種植農作物、飼養牲畜兼及狩獵、采集。[9]具體到湘西的土家族和苗族而言，由于深受亞熱帶低山丘陵、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的影響，無論從事何種生產活動，都會打上相應的生態烙印。與此同時，改善后的生態系統也會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清康熙年間編纂的《紅苗歸流圖》中，便繪有“刀耕火種”的附圖，該附圖附有如下文字說明：“樹載之術，雖苗地未嘗無也。鎮筸田少山多，所食半食雜糧。苗人相被陽坡，荷鍤執鋤，披其榛莽，縱火焚之，待其灰燼，而后播種焉。蓋以谷種籍暖氣，易與于萌蘗也。謂之‘刀耕火種’?！盵10]240-241文中提及的“鎮筸”，指的是湘西鳳凰縣境內。文中所提此地“田少山多”，準確記載了當地的自然背景特點，進而指出，當地少數民族通過刀耕火種所獲的糧食，是漢族眼中的“雜糧”。

《紅苗歸流圖》中還載有“趕墟交易”圖，該圖附有如下文字記載：“（苗人）土物則有可紀者。食物則薏苡、崖蜜、洞茶、烘筍，山材則杉木、水絲木、紅洲木、黃楊木，藥材則黃連、血藤、五倍子、油桐、金剛藤、丹砂、雄黃，服飾則洞錦、洞被、洞巾、柳條繡、稜衣，畜產則山馬。凡此皆足貨鬻遠方，有集場于民苗接壤處，日中為市。苗人男女負載而至，與民交易，以通有無。所重惟鹽為重?！盵10]242-243文中所提及的內容，是外來作物引入前湘西地區“文化生態”共同體的基本產出。

苗族通過對所處生態環境進行加工、改造和利用，使其民族文化與生態系統能夠耦合運行、和諧共榮。生物物種多樣性極為豐富，足以保證當地民族的衣食住行，所出產品除了自用以外，還有富足產品用以銷售。這幅圖畫所載內容也是“文化生態”共同體中得與失的體現，因受環境的限制，無法產鹽，所以必須從其他民族中購買。所以即使生物物種多樣性水平極高，引發生態災變的風險也很小。

即使是改土歸流后的乾隆時期，刀耕火種仍是湘西土家族的主要生計方式。（乾?。队理樃尽份d：“土民于二三月間，雉草伐木，縱火焚之，暴雨鋤草撒種。熟時，摘穗而歸”。[11]卷十·風俗文中提及的“熟時，摘穗而歸”，大有深意。當代田野調查表明，之所以只收取小米、糝子的谷穗，而不要桿，是因為農田收割后要改作牧場使用。留在地里的作物桿和自然長出的雜草灌叢，都是放牧馬、牛、羊、豬、雞等牲畜的飼料，牲畜排放的糞便不借助人力也可以為耕地施肥。因而，呈現為人類社會與生態系統相互耦合的穩定延續狀態。又載：“土籍重耕農，……喜漁獵，……刀耕火種，日食雜糧，以小米糝子為食，稻谷甚少?！盵11]卷十·物產刀耕火種之余，漁獵和采集在湘西地區土家族居民的生活中也占據較高的比例。由此看來，改土歸流后，土家族的“文化生態”共同體依然得到一定的保持，生物多樣性水平較高，生態災變隱而不顯。類似的情況直到今天的田野調查中，土家族鄉民還記憶猶新。[12]

“刀耕火種”是山地民族適應生態環境而形成的重要生計方式，不僅投入量少產出量高，且森林更新速度也非?？?，對維護生態環境最為有利。刀耕火種中不使用鐵鋤和犁進行耕作，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護和利用，還可避免傷害樹根，被砍的樹木也能迅速萌發再生形成新的植株。[13]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該生計方式下，木材也是重要的產品。因此，當地民族不會輕易亂砍濫伐森林，否則不僅是經濟損失，連打獵的場所也會受到影響。從生態民族學的文化生態綜合分析方法出發，不難看出，即使實施刀耕火種，對生態環境也不會造成巨大破壞。

首先，刀耕火種通常是在山脊區段進行，這里森林并不茂密，主要以草本植物為主，草本植物易砍伐、易焚燒，且植被的恢復速度也較快。其次，刀耕火種主要種植小米、糝子等耐旱植物，在山脊區段能夠快速生長，燒毀后的土壤呈堿性，更能支持小米、糝子等適應堿性土壤作物的生長。因而，刀耕火種是能夠適應山脊疏樹草地生態系統的合理耕作辦法。還需要注意，森林其實也是當地民族的“農田”之一。據清代湘西的方志記載，他們會在森林中種植相關的藤蔓植物，如芋頭、板腳薯、葛根等。在清朝時期，這些塊根植物仍占據當地土家族、苗族食物消費量的一半以上。[14]因而，在刀耕火種生計方式下，不僅種植的作物種類繁多，而且耕地不固定，農田、森林、牧場、濕地都要輪歇交替利用。這乃是民族學家將這樣的文化歸屬于游耕類型文化的理由所在。

三、外來作物引入與文化生態失衡

馬林諾夫斯基認為，文化的功能在于滿足人類社會的需要。[15]人類社會要維持，就必須確保其成員有充分的食物保障，而食物的來源又主要仰仗于植物。這就意味著，人類社會一旦形成就會與植物結下不解之緣。[16]一個民族對一種植物的馴化和利用，往往與該民族所處的生態系統息息相關，故而會形成穩定的“文化生態”共同體，從而得以穩態延續和傳承。而歷史上受某些特殊時段和某些政策因素的沖擊，通常會使一種植物從一個生態系統傳播到另一生態系統，相關的“文化生態”共同體也會出現意料不到的失衡，日積月累釀成生態災變。

明清以前，湘西地區一直被視為“化外”之地。明清時期，隨著中央政府對西南邊疆的開發，湘西苗疆逐漸由“化外”變為“內地”。[17]在湘西各縣志中，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開始編修的《瀘溪縣志》最早記載了玉米，稱為“包谷米”。[18]可見，苗疆開發之時，將外來作物帶入湘西地區已成為事實。但當時的人們，對玉米引入的生態負作用并沒有足夠的重視，反而將其視為珍稀作物接納。

改土歸流后，朝廷在湘西境內大力推行外來作物與漢族耕種技術，并鼓勵漢人移民于此，導致人口逐漸增多。據統計，僅永順縣而言，從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10 082戶44 024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就增至34 187戶，185 023人；乾州廳從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的1 090戶4 116人，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增至2 594戶，14 106人。[19]湘西山多田少，為了種植外來作物和接納外來人口，不得不大量毀林開荒，改種旱地作物，使得“外來移民和本地漢人侵占了苗族人的家園——湘西山區?！盵20]

至同治年間，清政府都還在頒發告示鼓勵開墾土地。（同治）《保靖縣志》載：“為勸民開墾荒地，以裕產業事：

照得力田勤畝，無不衣食豐足。踰閑蕩檢，必至饑寒，莫告示以農居在四民工商之先爾。民須當勤於田疇，以資家計。保邑雖居萬山之中，尚屬沃腴之地，何得本地所產不敷本地所用？皆因拋荒者多，成熟者少。本縣每事鄉間，目覩大峽、坪沖、坦易、坡畸，盡有可耕之地，棄置于荊棘榛莽之中，深為爾民可惜。合行出示勸諭，為此示。仰該都鄉保居民人等知悉，即將該都荒地查明，某系某戶祖業，某系某戶自置，或系無主，或系官地，盡數查報。如系該民祖業自置者，勒限砍伐自行開種；如系無主官地，有人承認開墾，本縣給與印照，即與為業；倘有窮乏無力，該鄉保鄰人出具。素實誠謹之人，本縣借給工種，俱限于一年內開墾成熟。如有開墾百畝以上，本縣重加獎賞，以示鼓勵?！盵21]卷十二·告示

對于告示內容，應以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所屬民族的文化生態觀去加以認識。漢族官員將當地民族所種雜糧的“耕地”誤解為“荒地”，殊不知當地民族在這些“荒地”里種植的是葛根、芋頭等作物。因而，鼓勵人們去開墾出來種植外來作物，“遇有溪泉之處，便開墾成田?！盵22]土地開墾活動成為常態。于朝廷而言，種植外來作物利國利民。而對當地民族來說，大量種植則使本土糧食作物種類減少。大量毀林開荒，藤蔓植物被鏟除，使生態系統的脆弱環節受到劇烈干擾，為生態災變埋下了隱患。

玉米在湘西地區種植最為普遍，（同治）《保靖縣志》載：“玉蜀黍，保邑地土瘠薄，鄉民率多墾山播種，收期有早、中、晚之分。舂簸以炊，色白味甘，且耐饑，邑中甚多?！盵21]卷三物產說明至同治年間，玉米已成當地主糧，并部分地置換了傳統的作物。正因為玉米種植規模很大，所引起的生態負作用也十分明顯。

（道光）《鳳凰廳志》載：“玉蜀黍，今廳境居民相率墾山為隴，爭種之，以代米（稻米）。由是家歲倚之，以供半年之糧。其汁（玉米的）濃厚，飼豬易肥。肩挑舟運，達于四境，酤者購以釀酒；又有研粉為粢者，以粉揉之，入湯成餅、或團子，為利甚普。故數十年來，種之者日甚多。莖似蔗，味甘可啖?！盵23]卷十八物產這表明，玉米傳入湘西后，很快就得以普遍種植和多層次利用。既導致了各民族傳統文化的變遷，又豐富了各民族的生活，還從中獲得了經濟利益，在這一范疇內，玉米引種發揮的是正面作用。

湖廣總督開泰曾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向朝廷的報告中這樣評價玉米：“……至山田磽瘠之區，乃種雜糧，內有所謂‘包谷’者，即京中之玉米也。其性不畏旱澇，高原下隰，以及屋側墻邊，凡有隙地皆可栽植，甚為省力。成熟之時，可以拌米作飯，并為湯餅之用，兼可釀酒，價值與谷（稻谷）相等。貯之于倉，能歷數歲。其梗葉可以代薪，糠粃可以飼畜?！盵24]據此可知，時任官員對玉米的認知，以其價值巨大，耐儲存的特性能為朝廷稅收提供保障，也能作為供養馬匹的官方飼料去加以普遍利用。

但當時卻無法預料到，大量種植該作物給生態帶來的負作用。韓昭慶認為，人們任意開辟森林和灌木叢來種殖玉米，使喀斯特山區表層土壤流失殆盡，巖石裸露在外，便產生石漠化現象。同時，玉米栽培要進行點播栽種，上下并不成行，為了排水方便，上下還要開溝，一旦下暴雨，這些水溝就會變成嚴重的沖刷溝。并且（漢族居民）還要對玉米進行中耕除草，次數越多表土越松，極易被雨水沖走，從而導致水土流失嚴重。[3]同樣位于喀斯特山區的湘西地區，也難逃石漠化與水土流失的災難，大量毀林種植玉米，無意間加劇了湘西地區生態災害的出現。對生態而言，地表的藤蔓植物被清除，土層直接暴露在外，使得地表的蓄水能力降低，一遇暴雨就容易沖刷土壤層，從而引發水土流失。

據記載，康熙年間，“瀘溪、辰溪四月淫雨彌月，大水暴發，山崩沙擁，田土沖塌成溪，秋收時有山鼠食禾，黔陽城內水深三尺?！盵25]28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保靖縣“六月二十五日起，天降大雨數日，洪水橫流，田土皆成湖澤，禾苗被淹或被沖壞過半，秋收無望?！盵25]65對玉米收成而言，由于玉米是高桿作物，稍遇狂風暴雨，就無法獲得豐收。如1950年，桑植縣沖毀稻田二百畝，損失稻谷二百零八石，包谷六千一百二十一石，紅薯十石。[25]67可見，玉米受災程度最大。又玉米容易受玉米螟蟲害，“葉苗盡槁不實，且有螟蟲損稼，當地（大庸）謂之‘地火’?！盵25]27因此，也易受災。據統計，僅民國時期（1912-1949年）湘西地區的洪災就達97次之多，[26]這與玉米的種植應當存在直接的關系。

玉米種植所隱含的生態問題，可以通過民族文化的手段進行調適。如若將玉米與藤蔓植物、豆科植物進行復合種植，使地表不裸露在外，遇到暴雨沖刷便會減少土壤的流失。筆者所見苗族地區，就喜于將玉米與南瓜、番薯等藤蔓植物和黃豆等豆科植物套種在一起，此法雖減少了玉米的產量，但卻能確保食物的多樣性，兼及維護生態安全。這樣的耕作體制使得土壤的覆蓋率高，翻耕強度低，以至于毀林開荒引種玉米，其生態負效應也表現得比漢族耕作方式輕。

馬鈴薯是與玉米、番薯相繼引入的作物。但馬鈴薯喜低溫高海拔氣候，湘西地區氣候潮濕多雨，對于馬鈴薯的生長極為不利。不僅結的塊根小，且容易染病，種植起來非常不劃算，以至湘西地區引種馬鈴薯均以失敗而告終。故而在清代湘西方志中，幾乎找不到引種馬鈴薯的可憑記載。

但在四川羌族和彝族地區，馬鈴薯的引種卻非常成功。因為四川羌區山勢陡峭，河谷深邃，氣溫的垂直變化相當急劇。[6]這對馬鈴薯的種植非常有利，因為川西羌族和彝族地區與馬鈴薯原產地安第斯山高海拔區段的自然環境極為相似，以致于馬鈴薯引種到川西后，其生物性適應能夠很快完成。因而馬鈴薯引種后，產量極高，有時畝產量可以超過4000公斤，這意味著種植馬鈴薯，通過換算的產量甚至比當代雜交水稻產量還高。[27]這是馬鈴薯引種后正面效應值得充分肯定的巨大成功。反之，湘西的馬鈴薯引種則顯得比較失敗。其原因便是同一作物的種植會因不同生態系統和不同民族文化而呈現出不同的差異。

番薯在湘西境內也得到了極大的推廣。（同治）《保靖縣志》載：“（番薯）邑多種之”。[21]卷三物產道光《鳳凰廳志》載：“薯形圓長，紫皮白肉，味甚甘美，裨益脾胃?？缮?、蒸食、煮食?？勺鞣?，釀酒養人。與米谷（玉米）同來自海外。俗名番薯，因其色紅又名紅薯。種法或用藤插入地，或切薯片栽之，一畝可收數十石，數口之家便足一年之食。葉可作菜，藤收干可飼牲畜。其性耐旱，又不畏蝗。種之易生，一歲兩熟。今廳境亦種之?！盵23]卷十八物產其易活、高產、耐旱、生態適應性強的特點使之能在湘西地區順利推廣。它的藤蔓具有很好的生態效益，尤其是種植在山坡地帶，可以很好的覆蓋土壤層，減少地表受暴雨的沖刷。但該作物引種的不足是，非常容易引發黑斑病，一旦引發就不堪食用。為了防治儲存期患病，就需要建立儲存設施。而外來作物引入前，湘西地區各民族通常都“無蓋藏”。[28]引進甘薯后，進行規模性種植，就不得不挖掘地窖儲存紅薯，因而在無意中引發了土家族、苗族的文化變遷。

除了糧食作物外，經濟作物的引入也不容忽視。湘西地區代表性的經濟作物主要有棉花、煙草。（同治）《保靖縣志》載：“淡芭菰，俗名菸草，一名相思草?！囟喾N之?！盵21]卷三物產可知清代后期，煙葉在湘西地區也得到了普遍種植。又據（同治）《龍山縣志》載：“蔫葉，名淡芭菰，……邑正南壩出者最佳?！盵29]卷十二物產淡芭菰的種植，對當地的原生物種會構成威脅，煙葉自身的發病率也非常高，其留下的農藥殘留物和化肥對土壤的破壞作用巨大。但種植煙草，在短期內卻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以至于當地鄉民為了獲取經濟報償而大片種植。

（道光）《鳳凰廳志》載：“棉布，各鄉村多蒔棉花，男婦并織，精粗不一?！庇謴d志“草之屬”：“木棉，廳近多種者。凡山地稍平處皆宜。蓋木棉不擇地之肥瘠，惟視人功之勤惰，以驗豐歉。勤于薅者則收必多?！盵23]卷十八物產文中所提木棉，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木棉，而是指今熟知的“草棉”，因而才將這一條目歸入“草之屬”。

事實上，棉花原產于印度、巴基斯坦，宋元時期才經海路傳入海南島，并在當地得到推廣利用。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30]一書中，由于沒有了解它與木棉不是同一種植物，僅是從其效用都能提取纖維，就將“草棉”誤稱為“吉貝”，從而種下了誤用名稱以訛傳訛的惡果。元明之交，黃道婆將此植物帶到長江下游，在中國才大范圍推廣。清初，清廷出于滿足人們衣著的考慮，出臺相關政策才將棉花推廣到了湘西，其間的得失利弊也由此而發生。棉花傳入湘西，除了豐富衣料品種之外，還沖擊了當地傳統的葛布生產。棉花必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種植才能獲得豐收，較種葛藤相比，實則是投入量大，收獲量小。加之湘西地區過于潮濕，特別是到了棉花采收的季節，連天陰雨會導致棉花霉爛，使得種植棉花的風險極大。此外，種植棉花還需頻繁除草。其間的得失參半，如果沒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國內衣料風格市場的巨變，湘西地區種植棉花其實是弊大于利。這也是進入民國后，棉花在湘西地區停止種植的原因所在。

蔬菜作物的引進，也是清代的一大普遍事實。道光《鳳凰廳志》載：“南瓜，種出南番，俗呼飯瓜，一名伏瓜。一蔓四五丈，葉如蜀葵，大如荷?！湫伍L者，俗呼牛腿瓜?！盵23]卷十八物產由于南瓜在形態上與當地種植的葛藤極為相似，對土壤的覆蓋度很高，因而引種這種作物，即使部分置換了葛藤，也不會引發明顯的生態災變。反而使得湘西民眾獲得了實惠。加之其種植規模不如玉米和番薯大，對生態的影響較小。因而，湘西地區種植南瓜利大于弊。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作物引入湘西地區，如蔬之屬，“蕹菜、葵菜”，蓏之屬“金瓜、茄、辣椒”，草之屬“蓖麻”等。[21]卷三物產這些多是蔬果類作物，在生活中主要充當副食。因而種植面積都不會很大，引發的生態問題也隱而不顯，引種這些作物也表現為利大于弊。值得一提的是金瓜和辣椒，文中所涉及的金瓜其實不是瓜，而是西紅柿。如（同治）《保靖縣志》載：“金瓜，又名西番柿。形如南瓜，大不過四五寸。色赤黃，光亮如金，故名?！盵21]卷三物產鑒于（同治）《保靖縣志》問世的時間已經到了清末，因此，該植物大致是在十九世紀末才在湘西得到推廣種植。與此相似的還有辣椒，（嘉慶）《龍山縣志》載：“茄椒，一名海椒，一名地胡椒。垂實枝間，狀如新月，黃色淡青。老則深紅，一莢十余子，圓而扁，性極辣，故龍人呼為辣子。用以代胡椒，嗜之者，多青紅，皆并其殼切以和食品；或以醬醋香油菹之?！盵31]卷八物產在此之前，湘西地區只有花椒和胡椒。但辣椒在湘西得到推廣種植后，當地居民飲食習慣隨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其引發的文化變遷也非常巨大。

就這一意義上說，一種作物的引進，只要取得成功，所引起的文化重構也值得引起高度關注。這些作物做為蔬菜引進，其種植規模不大，又能與當地的土著作物相伴生，因而引發生態負作用的風險很小，僅表現為番茄的品種容易退化，辣椒規模種植后，蟲害和草害比較嚴重。而一旦利用農藥，就會引發次生的環境污染，這是當代生態建設需要借鑒的重大問題。

四、結論與延伸

對清代湘西地區引進外來作物的歷史回顧，可以發現，隨著跨文化交往的日益頻繁，傳統文化生態區引進外來作物，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事實。而對當地的生態環境、民族文化會引發怎樣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則無法做出準確的預測。即使是科學如此發達的當今社會，要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風險，也無法做到防患于未然。對今天的生態建設而言，歸納和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鑒價值和參考價值。外來作物的引種理當成為當代生態建設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如下經驗與教訓，或許能在當代生態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從引進作物的原生地來看。引入地的空間距離越遠，被引入地歷史上被隔絕得越嚴密，外來作物所構成的生態后果和文化后果風險就越大。清代引進湘西地區的作物，其原生地主要是美洲，空間距離如此之遠，以至于這些作物引種后，會引發各式各樣難以預測的生態問題，就顯得不足為奇。對此，當今仍需引起高度的警惕。

從引進作物的目的和功用來看。外來作物種植面越廣，規模越大，對當地的社會生活影響越明顯，生態風險也越大。立足于湘西地區，作為高產農作物引進的玉米和作為經濟作物引入的煙草，之所以引起的負作用大，與引進后的規模存在密切關系。特別是當時政策極力推廣，使這些作物能獲得豐收和盈利，就導致了大量的推廣種植，其引發的生態后果和文化后果也愈加明顯。相比之下，作為蔬菜引進的作物，所引發的生態風險就低得多。茄子、南瓜幾乎沒有引起巨大的生態風險，就可為此提供證據。

從被引入地的自然與生態結構來看。被引入地與原生地的自然與生態結構相似程度越高，引進后的安全系數也就越高。反之，風險就會表現得十分突出。具體到湘西地區而言，由于這一地區炎熱潮濕，屬于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性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與馬鈴薯的原產地——安第斯山高海拔區段疏樹草地生態系統反差太大，以至于馬鈴薯引進湘西地區后，犯病率太高，結出的塊根會日益退化變小，從而使得引進工作無法順利開展，就是一個有利的佐證。煙草和玉米的原生地環境與湘西地區的反差也很大，湘西地區地表崎嶇不平，水土流失的風險本身就較大，大量引種玉米規模性種植后，會引發嚴重的水土流失甚至是石漠化災變。煙草引進后，對當地的原有物種會構成威脅，其發病率偏高也可以為此作證。

從耕作體制上看。在種植的作物結構中，生物物種的構成越復雜，引發生態風險和文化風險的幾率越低。具體到湘西而言，由于這里的苗族和土家族在接納外來作物時，基本上還屬于游耕類型文化，農事耕作中生物多樣性水平較高，使得外來作物引種后，在苗族和土家族的分布區所引發的生態和文化負效應，都處在可控范圍之內。在湘西地區的原有耕作體制中，大量種植塊根植物作為糧食，以至于甘薯的負作用隱而不顯，這顯然與此前已有類似作物普遍種植有關聯。而湘西漢族移民的村寨則相反，由于在種植玉米、煙草時，實施了漢族傳統的精耕細作農耕體制，將雜草都加以嚴格清除，使得在這樣的耕作區內，貼近地表的伴生植物非常有限，以至于遭到水土流失風險的幾率便在無意中被放大。在湘西地區，引種的煙草、馬鈴薯和番茄因不適應環境，生物自身的退化也表現得十分明顯。

從作物的生物屬性來看。外來作物的引種必然要面對嚴峻的環境適應挑戰，要獲得新的適應能力，不僅要經歷漫長的時間磨合，相關民族還要付出巨大的智力和勞力投入，這是作物引種中必須要面對的事實。[32]因而，任何意義上的外來作物引種，都需要有充分的思想、物質、制度準備，切勿過分看重短期經濟效應，而忽視了長期的生態效應，否則將會引發難以預測的生態和文化后果。當今若要進行外來作物引種，必須牢記作物的生物屬性和環境的差異絕非人力可以改變。因而，必須以史為鏡，吸取清代外來作物引進所留下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