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時代的穿衣往事

[編者按：在這篇文章中，歷史學者金雁回憶了20世紀60年代—70年代間的“穿衣”往事。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襪楦子”“布票”“供銷社”“的確良”是再常見不過的名詞，而對于如今?！岸缡帧钡哪贻p人來說，它們卻分外陌生。]

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短缺經濟時代，居民穿戴所需的紡織品供應極其貧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來源，且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無法得到改善。國家以發放票證、定量供應來限制需求，試圖保障供需平衡。對那些不產棉的省份來說，每人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不用細算，捉襟見肘的狀況可想而知。

布荒與“借褲子”的尷尬

棉花制品的好處是吸汗、抗靜電、手感舒適、透氣性好，但牢固性差實在是無法彌補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縫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為夾衣穿到五月份，再扯去里子當作單衣，如此能撐到縫新棉衣的時候就不錯了，換作淘氣的男孩子，這一身衣服早爛成梭梭布條了。我們都處在長身體的年齡，棉布衣物顯得格外“不禁穿”。

我因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飯，活動量比較大，一年穿破兩條褲子、四雙帶襻的黑條絨鞋和一雙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媽媽賭氣地說，一定要給我打一雙“鐵鞋”才行。至于穿露腳指頭的襪子更是“比常態還常態”。很多人家都有一種叫“襪楦子”的東西，是一個木制的腳型，補襪子的時候套進去，便于縫補。

那時我們判斷棉布質量的標準只憑一條，就是“結實”程度，基本上沒有“美觀”的空間，從來都是“實用壓倒審美”。況且1949年以后新的審美取向是臃腫而沒有腰身的“延安化”，膝蓋和肩膀上帶補丁被認為是艱苦樸素以及向勞動人民看齊的“雙美”體現。最夸張的時候，我的一條褲子上打了十多個補丁。當時在洗得發白的褲子膝蓋部位打一對補丁的時髦程度，不亞于現在的破洞牛仔褲。為了提高耐穿度，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補丁也是常有的事。

記得1967年我13歲時，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數只有一條褲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過是枕頭旁多一條換洗的而已。有一次同院的一個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褲子，找我借褲子穿，等她自己的晾干了再還給我。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換穿衣服是常有的事，但是那天就在我剛脫下褲子，只穿著勉強能遮住臀部的破爛小褲衩，正準備把褲子遞給等在門口的小伙伴時，就聽到她大喊：“褲子，褲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煩地回答：“催什么，這就給你?！?/p>

這時只見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門而入，看見我的狼狽樣，他也愣了一下，隨后尷尬離去。我們幾個小伙伴笑成一團，借褲子的小姑娘還埋怨我說：“提醒你了，叫你趕快穿上?！蔽艺f：“我在屋里哪知道，以為是你在催我，等得著急了呢！”以至于后來我看到那位兄長都會臉紅。

很多年以后，他還曾為此解釋，說當時有事情來向我父親請教，從外面進來因為室內光線暗，他什么也沒看到。我忙擺手說，別解釋了，越描越黑，都是因為“借褲子”才鬧得這么窘。這件小事足以說明，雖然那時我們還不至于落魄到衣不蔽體的地步，但“布荒”是僅次于“糧荒”的現象。人們會想盡一切方法延長衣服的使用壽命，或者另辟蹊徑尋找解決辦法。

八仙過海顯神通

那時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兩丈四尺布，也就意味著兩個人一年沒有新衣服穿。我們插隊的生產隊里，一般人只在娶媳婦的時候才添置新被子。稍富裕一點的人家蓋的“毛氈”，是用杠子碾壓羊毛而成的毯狀物，蓋在身上就像鉆到一個羊毛桶里，雖然擋風，但是一點也不柔軟服帖。窮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燒炕取暖，所謂“身下像火爐，身上涼颼颼”，唯一的辦法就是像烙煎餅一樣，烙熟了這面再反過來烙那一面。

我到上初中的時候，蓋的還是小學時候的被子。因為被子太短，常常蓋了上面蓋不了下面。冬天的時候，我總是用皮帶把被子下面扎緊，以防一蹬腿腳丫子露出來。后來母親下狠心，花費相當于大學畢業生一個月的工資給我買了一條毛毯。（很長一段時期，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和毛毯同步漲價，我們那里戲稱大學畢業生是一年可以掙十二條毯子的“毛毯人”）

這條毛毯一直跟著我走南闖北，夏天墊在下面防潮，冬天蓋在上面御寒。結婚以后因為住房條件局促，學校從教工宿舍里分給我們一個15平方米的單間，我和孩子、小保姆住了，就沒有我先生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學生宿舍廁所旁一間潮濕無比的雜物間里。一天中午吃飯時，他把毛毯晾曬在宿舍外的鐵絲上，等吃完飯回來，毛毯已不見蹤影。我不甘心地在校園里找了半天也未果。

由于凡是沾“棉”的衣物，比如棉背心、秋褲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長短的小紙片就格外珍貴，全都由媽媽夾在存折里小心使用。有一次因為售貨員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她心痛得一夜輾轉反側自我責備。如果碰到布票減半的棉綢之類物品，大家就會爭相轉告，排長隊購買。有些物品雖不一定要布票，但也要憑購物本購買，比如縫被子的棉線、襪子、洗臉毛巾等。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這方面還是很有“潛力”可挖的。比如有人會反復使用縫被子的棉線;男孩子洗臉基本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幾條毛巾拼起來當毛巾被用;或者搜羅幾個購物本，把幾家人的棉線供應集中染色以后編織成線衣。我就曾經按照《馮秋萍編織大全》上的花樣，用白棉線給家人各織了一件線背心。

也有些人會偷偷摸摸把節省下來的布票拿到“黑市”上賣掉，用來換取其他緊需物品。倒賣布票，在當時屬于“投機倒把罪”和“破壞票證管制罪”，如果被“糾察”抓住是要被辦“學習班”或者判刑的，但是票證的地下交易從來就沒有消失過。

中國被譽為“絲綢之國”，除了棉之外，絲、毛、麻類用品的歷史也很久遠。但是由于受地域環境的限制和“以糧為綱”的政策導向，這些產品產量少、價格貴而無法大批量供應。絲綢的牢固程度比棉布更差，且輕薄、不易上色，歷來被視為“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衣料，無法進入平常百姓人家。只有像我姥姥那樣早年“富貴過”、家里又是從事紡織行業的人，才能分辨出“綾、羅、絹、綢”各有什么不同織法。

毛紡織品的牢固性要強許多，可是價格昂貴且需憑工業券供應，在計劃經濟時代也屬于“奢侈”用品，一般人家很少穿著。毛料衣服還有一個缺點是容易遭蟲蛀，所以但凡喜慶節日里，大人們翻出的壓箱底的毛料衣服上都散發著一股刺鼻的衛生球味。1964年母親花費120張工業券和150元的“巨款”，為父親縫制了一身毛華達呢制服，這是我們全家積攢了兩年的成果，為的是將布票省下來。

“臭美妞”與“臭美事”

那時候，大家的穿著都是一樣的“藍螞蟻”，小姑娘頂多用花花綠綠的“玻璃繩”扎辮子，來體現一下“色彩”。有段時間流行起“一尺布翻花樣”，即一尺布可以做書包、褲衩、胸衣、假領子。處于豆蔻年華“想美”的我們都很想實踐一下，軟磨硬泡從大人那里討來一尺布票，買來花花綠綠的布開始制作。別人做的書包、褲衩都很成功，唯獨我做的胸衣，腋下和前胸的“弧度”裁剪不好，再加上我不懂得貼邊另裁的道理，成品皺巴巴的，穿上比不穿更難受。

于是我不停地試不停地改，越做越丑，不倫不類地掛在肚臍上面，既不像背心又不像胸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改到最后，剪碎的布片片只能用來做沙包和給洋娃娃做衣服了。這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失敗的DIY。后來我還做過假領子，也不是很成功。也許我選擇的恰好是衣服的兩個難點部位。

20世紀60年代已經開始有合成纖維制品供應，因為下垂感顯著，俗稱“抖抖料子布”，雖不要布票，但是價格比棉布高。街上的孩子們都知道“穿著抖抖布，一定是大干部”。70年代初，我們所在的縣城商業門市部第一次有的確良女襯衣到貨，一共有三種顏色：粉紅、豆綠和淺灰。這種不要布票的新品種衣服色彩艷麗、挺括平整，據說又薄又耐穿，不用燙，不褪色，容易洗，干得快，不走樣。因為價格比普通的平紋布高兩倍，所以看的人多買的人少。

但媽媽仍然決定“不惜血本”給我買一件，最后我選中了豆綠色，也算開一時“洋氣”之先。在物資匱乏的年代，我比女伴們多一件的確良襯衫，雖然有“不艱苦樸素”“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之嫌，心里仍然美美的。有時候在井邊遇到挑水的小孩，他們會故意把水灑到我身上，然后大喊“的確涼”，以譏諷我的穿著與大家不同。住在天津的姥姥有時也會寄一兩件式樣別致的成衣來，在小縣城里穿出來顯得既另類又新穎，很是扎眼。

吵架風波

1972年我參加工作，被分配到離縣城四十里的基層供銷社工作。供銷社原本是20世紀50年代初農村推行三大合作運動—— 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的產物，在計劃經濟統購統銷年代，為了卡死流通環節，便把原來民間自發的結社購銷變成了官方商業系統的衍生品。我們所在的供銷社是該縣西南唯一的商業網點，負責農副產品的統購和農資產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統銷，等于是縣商業局的分支，早已沒有了任何“合作”的成分，完全處于壟斷地位，相當于“鹽鐵官營”。任何個人不得經商，百姓之間任何的物資交流都屬于違法。

我先是被分到鞋帽組，后來被委以重任，“榮升”到布匹組。布匹組是整個綜合門市部里最重要的組，其余四個組是食品、百貨、鞋帽、針織。最重要是因為棉布的核價單位都是計算到“厘”，比如白棉布0.285元（1949年以來，所謂“兩白一黑”價格一直保持穩定?！皟砂住奔窗撞?，單價0.285元;白面，單價0.19元）、斜紋布0.425元、卡其布0.465元，不像其他物品都是取整到“分”，所以不上算盤，僅心算容易出錯，業務要求要高一點。二來布匹組多一道收取布票的手續，零售也就罷了，盤點起來格外麻煩。三是到貨的布匹伸縮性差距很大，有的布匹包含了“整匹零賣”的損耗在里面，有的則卡得很死，整匹丈量剛好，零賣起來就會有“短缺”。

剛剛經歷過“一打三反”運動，商業局是眾矢之的，因貪污罪自殺的人有很多，所以布匹組對人員的要求比其他組要高些：體力要好，搬運成捆的布匹是個力氣活;腦子要好，算賬正確;還要嘴巴快，布匹組是個經常吵架的地方，沒有點據理力爭的能力還真不行。

我在供銷社的那兩年，是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人們手中的貨幣和物資交流只集中于這一處地點，所以逢集的擁擠就可想而知了。早上九點鐘開門，七點鐘就有人等在門口，柜臺都要被擠垮了，不要說喝口水，中午飯都要等到下午三點鐘以后才能胡亂扒拉幾口。有一次我的小辮散了都沒工夫綁，就一直散著到下班，頭發上還沾了很多棉絮，大家都說像鬼一樣。我們用的一米長的尺子前面安了一個小刀片，丈量完以后在布上劃一個小口，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卡住布，然后用力展開雙臂即可將布撕開。但有時候速度快，卡在手指縫當中的布絲會把手掌劃一道很深的口子。一個逢集日里我要做成百上千個扯布動作，到了晚上胳膊酸得連碗都端不住。

體力活都是小事，算賬絕對不能忙中出錯。我們那時候興“唱賬”，就是每一筆交易都要大聲說出來。比如“0.465的卡其6尺，2.79元。當面點清，出門概不負責！”一般來講，我算賬出錯的概率不高，來找后賬的大都是尺寸問題。如前所述，一尺布票都能使我母親夜不能寐，可見由于供應短缺嚴重，尺寸問題有多么重要。

有一年到了一批類似軍用的卡其布，顏色質地與軍裝相仿。軍裝是當時最時髦的服裝，能有一件仿軍裝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所以那批布賣得別提多火爆了。但這批到貨可能因為是“戰備庫存布”，沒有零售消耗余頭，因此整批布正常零售下來會有大約2米—3米的缺口?！耙淮蛉础钡挠嗖ㄊ刮覀兠總€人都心有余悸，害怕落個“賬目不清”的罪名，我只能緊緊卡住尺子賣。棉布有伸縮性，一米布拉直和平鋪之間大約會有1寸—1.5寸的差距，而恰好這批布的“縮水率”又比較高，結果十人當中差不多有六七人來找后賬，說我沒有給夠尺寸。

我向每一個人反復陳述其中的緣由。由于我說話語速快、分貝高，又占一點理，說白了還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壟斷”帶來的“底氣”，沒有一個人能“吵”過我，于是便贏得了一張利嘴如同“麻鏈子”（搓麻線用具，意為“轉得快”）的稱號。

有的人甚至找到領導，社領導特意到門市部過問此事。我把所剩布匹攤在柜臺上，全部丈量一遍讓領導看，不這么賣，損耗的短缺算誰的？領導和業務員商量了一下，特批給我一些“損耗量”，同時批評我態度不好，應該事先向人們說明“縮水率”，建議預留出一點“放量”。好在這批布很快就售罄了。有一日我碰到鎮上的裁縫，他對我說：你賣的這批布，最后高興了學生娃。一問才知，原來大人購來想給自己做衣服，結果由于寸頭緊，加上縮水，都改給孩子們做了。

只此一家的買賣散了

為了騰出棉花用地，增加種糧的土地面積，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大量進口化纖生產設備。很快，不要布票的“的卡”“滌綸”之類化纖紡織品種類多了起來，引發了人們在“穿衣”上的革命。1974年我作為“工農兵學員”去蘭州大學學習俄語之后，還回過一趟原來的供銷社，棉布的緊俏狀態已有所緩解，成衣制品也開始多了起來。1978年以后農村市場開放，1985年繼之取消統購統銷，票證的作用也就壽終正寢了。

商業局和供銷社的壟斷局面一去不復返了。供銷社成為雞肋，面臨著三個不承認：農民不承認它是“合伙人”組織，說“合作社不合作，聯合社不聯合”;政府不承認它是國有企業，命其自負盈虧;供銷社職工也不承認自己是群眾性經濟組織，覺得國家任其自生自滅。用我們那里職工的話說，就是“用著了摟到懷里，用不著了推到崖里”。腦子活泛點的，趕緊自謀出路。供銷社原來的同事有的自己出來“單干”，上廣州下江南到處批發組織貨源回來銷售，我笑稱她是“一個人的供銷社”。她對我說，供銷社雖然還存在，但是已經被徹底邊緣化，“吃皇糧、只此一家”的買賣再也沒有了。

現在人們的穿著已經越來越向著個性化、多樣化發展，網購更是不受地域和付款方式的限制。對那些買衣服買到要“剁手”的年輕人來說，這些“陳芝麻爛谷子”聽著就像天方夜譚一般了。

（選自《雁過留聲—— 我的青蔥歲月》/金雁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