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女性觀在清代的接受
——以清代女性詩歌為主要考察文本

劉陽河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香港 999077)

一、 引言

朱熹作為宋代理學巨擘，被譽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1]的儒學集大成者(1)江藩：“晦翁是宗孔嗣孟，集諸儒之大成者也?！蓖醯t：“由孟子而后……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圣賢之大成者也?！币姡和粽?、吳鶚：《婺源縣志》卷五十八，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頁及第4頁。，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據極高的地位，“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2]。清代康熙年間，朱熹從“先賢”被統治者擢升為“哲”，其著述被確立為官方哲學，大行其道(2)另，《宋史》中稱：“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厲禁焉。后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币姡好撁?，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2709-12710頁。。后世對于朱熹思想的研究層出不窮，涉及范圍極廣，而對于性別層面，尤其是朱熹女性觀的探討，則寥寥無幾。朱子理學思想強調綱常禮教，其中不少內容涵涉性別分工、女性守節，這些思想在封建社會起到了維護社會穩定、鞏固統治的作用(3)已有學者對朱熹女性觀在宋明時期的影響與傳播做過考察，如汲軍、朱小陽：《朱熹女性觀的推行與傳播》(《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9期，第194-197頁)；彭華：《朱熹女性觀探析》(《現代哲學》，2011年第6期，第120-124頁)；郭光香：《朱熹女教思想研究》(曲阜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但關于朱熹女性思想在清代的影響和接受研究，目前暫未得見。。而洎乎近世，尤其因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程朱理學中的禮教觀、性別觀遭到了嚴重的批判，以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領袖為例，他曾在《戴東原的哲學》一書中將理學批判為“不近人情”“殺人、吃人”，并特別強調其“害死了無數無數的婦人女子”(4)“理學家把他們冥想出來的臆說認為是天理而強人服從……他們認人的情欲為仇敵；所以定下許多不近人情的禮教,用理來殺人，吃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分明是一個人的私見，然而八百年來竟成為天理，竟害死了無數無數的婦人女子?！币姡汉m：《戴東原的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5頁。。在傳統史觀視域下，朱子理學思想似乎對清代女性生活造成了殘酷的壓迫和摧殘，是封建社會的糟粕(5)除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論述之外，現當代學者們也大多以簡單的“壓迫-解放”二元對立模式解讀禮教思想統治之下清代女性的生活。較權威的著作如陳東原《中國古代婦女史》：“我們有史以來的女性，只是被摧殘的女性；我們婦女生活的歷史，只是一部被摧殘的女性底歷史！”，見：陳東原：《中國古代婦女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18-19頁；杜芳琴《女性觀念的衍變》：“政權、族權、夫權、神權這束縛婦女身心的四條繩索，將中國婦女牢牢束縛，直至今日仍陰魂不散?！币姡憾欧记伲骸杜杂^念的衍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8頁；劉士圣：《中國古代婦女史》：“中國婦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階段?！淌⑿?，流毒最廣的是女四書。這種惡習雖然前代也有，但清代尤盛?！币姡簞⑹渴ィ骸吨袊糯鷭D女史》，青島：青島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354頁。；實際上，只有跳出傳統視域，以辯證理性的態度回到清代的社會情境之中，才可避免以今視昔的扁平化思考。若想考察朱熹女性觀對清代女性的影響及后者的接受情況，從女性自身視角切入、分析女性自我論述是一個較為客觀且具有說服力的方法。傳統史傳對于女性的記錄大多集中在其生平行跡上，女性的內心思想和情志表達則需要其他途徑得窺?！?有清一代)婦人之集，超軼前代，數逾三千”[3]，清代女性詩歌的繁榮，連同“詩言志”的中國詩學傳統，為探索清代女性對于朱熹性別思想的接受提供了文本支撐。因此本文以對朱熹女性觀的闡釋為主，以清代女性的詩歌作品作為補充。所析詩歌皆出自清代女性詩歌別集或合集，內容包括女詩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志等，時間跨度為自清初至清末200余年，地域遍及大江南北，具有較強的普遍性。

在卷帙浩繁的清代女性詩歌中，可以發現不少與朱熹相關的內容，如安徽女詩人張淑(1743-？)《讀朱子詩》：“天教大道不能行，高孝光寧歷仕身。陶寫性情吟韻好，莫言僥幸作詩人?！盵4]她對朱熹歷仕高孝光寧四朝的勤政經歷與治學成就，尤其是詩學造詣極為贊賞，推崇朱熹思想為“大道”，并對其未能在前朝盛行而感到遺憾。福建女詩人薛紹徽(1866-1911)曾步朱熹《齋居感興》二十首之韻，作課子詩二十首，其詩序曰：“外子遠出，鏘兒差長，雖能為文傳家學，然微好時趨，往往有不根字面，闌入筆端，殆讀書窮理未至耳。因用朱子齋居感興韻作課兒詩二十首以導之?！盵5]在丈夫外出之際，女詩人自覺承擔母教職能，認為兒子學業未盡人意，因以朱熹的讀書窮理思想勉勵兒子勤學奮進。這不但說明薛紹徽熟讀朱熹詩文，更說明她對朱熹思想的深刻認同。類似的詩文數量繁多，從中可以看出清代女性對于朱熹思想的普遍接受和推崇。下面從朱熹理學思想中女性性別職能、節烈觀以及才德觀三個方面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二、性別身份與家庭職責

朱熹并無任何歧視或貶低女性的思想，他肯定女性在社會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他曾引用張載《儀禮》中的話：“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盵6]第23冊，3016表面上看，這段話主張夫死而妻不再嫁，卻鼓勵妻死而夫再娶，是對女性從屬地位的默認；而實際上卻道出妻子身兼“養親承家，祭祀繼續”等性別職能而達至“不可無”的地位。朱熹明確表達過妻子與丈夫在家內具有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妻之言，齊也， 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盵6]第13冊，397在朱熹的觀念中，女性在家內領域的功能重大，且只有在男女性別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的基礎上，才可以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因此他曾撰文勸出家的女道還俗：“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修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盵6]第23冊，2987

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女性在家內場域的職責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中饋治家、孝道和母教。中饋，主要指烹調飲膳、準備酒食以及祭祀，朱熹曾引《禮記》《顏氏家訓》《易經》等經典，對此職責多次論述：“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當及女時而知”[6]第13冊，398；“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6]第13冊，403；“易曰，在中饋。詩曰，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淸潔”[6]第13冊，416。與現代觀念不同，朱子思想強調回歸家庭是清代女性的首要職責，女性中饋并非所謂理學禮教的壓迫，而是具有聯結“修身”至“治國”的重要性，這在清代女性的詩集序跋等外文本中常常得到體現。例如清人俞洵慶在為江蘇女詩人冒俊(1828-1884)《福祿鴛鴦閣遺稿》所作之序言中表示：“古圣人立言垂訓，而禮重《內則》，《易》著家人，良有以也。中饋之賢，實于齊家之道，為功不少焉?！匾还傧帝E，日從事于手版簿領間，不暇問家事，而恭人勤內政，手治米鹽，……其中饋之賢、齊家之道，可以無愧矣！”[7]清代女性絲毫不把這些性別分工賦予的繁重家務勞動視為負擔，相反，她們相當重視和珍惜自己擁有的中饋職能，并常常借詩歌表達烹調飲膳乃至祭祀的重大責任感和使命感，浙江女詩人劉之萊(1819-1854)即為其中代表：“瑣屑米鹽量，高懷慁俗務。為是職中閨，不敢懈朝暮?！盵8]5a日常生活中的瑣屑事物可以體現自己的高尚情懷，女詩人提醒自己這種閨中職責日夜不可松懈。在另一首詩中，劉之萊記敘了自己準備新年宴席和祭祀用品的經過：“內則儀循敢自寬，況需新歲佐辛盤。魚苽鴈麥調量徧，休作庖丁末技看。芼羹酒醴待陳筵，鼎俎還思奉祀虔……”在她眼中，烹調家務并非“庖丁末技”，而是一項令自己充滿自豪感的功績：“調鼎先成隔歲功?！盵8]7a

在治家方面，朱熹強調的是女性寬柔而不失規矩的原則，這一原則多體現在朱熹撰寫的女性墓志銘中，如多次贊揚士大夫階層的命婦“御左右寬而有節”[6]第23冊，1582，“御下寬而有節”[6]第23冊，1591，“治家寬而有法”[6]第23冊，1620。清代女性秉承了這種寬嚴有度，體恤憐下的治家態度，如廣東女詩人李毓清在詩歌中表明自己對待婢仆的態度：“矜愚加訓誨，赦過策勞勛”“爾曹須體恤，慎勿輕怒瞋”[9]41a-41b。在訓誡的同時寬容諒解，有功勞則加以獎勵，切勿輕易動怒。從詩題《訓婢示長媳耿氏暨侄女慧芳孫女文瑛等》還可看出，她將此治家之道傳授給一眾家庭女性成員，作為家內共同遵守的原則。

需要說明的是，朱熹雖強調女性治家的職責，但同時反對女性擁有過多權力，認為女性權力多過男性，會令陰陽顛倒，家道衰落：“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6]第13冊，227。清代女性同樣認同此觀點，以康熙年間浙江女詩人柴靜儀為例，她在寫給自己長媳的一首詩中，先肯定長媳對家庭事務的操勞奉獻以及家內井井有條的成效，“自汝入家門，操作苦不休。蘋藻既鮮潔，戶牖還綢繆”，而后立即語重心長地教誨她不可濫用權力，牝雞司晨，保持“柔順”態度才可令生活繼續無憂：“潛龍慎勿用，牝雞乃貽羞。寄言閨中子，柔順其無憂?！盵10]4b

除了中饋治家的性別職能之外，朱熹還強調女性的孝道，盡孝對象不單單指自己父母，還包括丈夫的父母，即古代所稱的“舅姑”。朱熹曾多次引《禮記》《居家雜儀》中與此相關的內容強調女性應盡之孝：“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婦，侍舅姑者也。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不敢專行”“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6]第13冊，402。清代女性也謹遵朱熹要求的孝道，她們意識到需要以對待父母同樣的態度來對待舅姑：“出嫁事舅姑，恩義同父母。云何事人親，因我為人婦?！盵9]39a清代女性詩話作品記載了大量女子孝順贍養父母、舅姑的事例，其中不少超出了現代人的接受程度，屬于“愚孝”范圍，如宛平(今北京)韓孝梅，“矢志不字，侍母終身，母卒，絕粒以殉”[11]；福建李若琛，“姑發叢虱不可除，則傅薌膏于己發以引之”[12]280；福建林氏“刲股愈姑疾”[12]330；江蘇錢淑，“翁病危，刲臂以進”[11]435，等等。

此外，朱熹還強調女性的母教職能。他引《列女傳》中關于胎教的要求：“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 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 瞽盲者，樂官也。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 言妊子之時，必慎所感?！盵6]第13冊，405并引《禮記》說明身為人母需要具有諸多優良美德，才可以身作則教導培養子女，“生子，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6]第13冊，405。清代女性將母教視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她們在詩歌中常常書寫自己課兒教子的情境與心態，如江蘇女詩人宗婉(1810-1883)《感示兩兒》：“半生辛苦母兼師，朝課經書夜課詩”[13]；有對子女的諄諄教誨和學成的欣慰，如青浦(今上海)女詩人曹錫淑(1709-1743)《燈下課大兒錫熊古詩拈示一絕》：“夜長燈火莫貪眠，喜汝翻詩繞膝前”[10]6a；也有對兒子早日功成名就的殷切期望，如江西女詩人甘立媃(1743-1819)《北調玉交枝·示勉兩兒》：“囑兒曹，早下鰲鉤。望兒曹，快步瀛洲”[14]，等等。

三、女性節烈觀

程朱理學之所以飽受后世詬病，主要在于理學思想中的節烈觀。以程頤“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為代表，理學被廣泛批判為違背天性甚至“吃人”的禮教觀。實際上，朱熹在孀婦守節的問題上是持較開明態度的，他雖然在《近思錄》中引用程頤鼓吹守節的極端言論：“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盵6]第13冊，229但同時又記錄程頤之父改嫁甥女的事件：“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辈⒄J為“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6]第13冊，230，實際上承認了孀婦再嫁的合理性。程頤將孀婦守節作為對女性的基本要求，而朱熹則不同，他更多的是將孀婦守節作為一種社會期待，鼓勵“知經識禮之君子”盡量做到，而對于普通人所認為的“迂闊”也表示理解：“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禮之君子觀之，當有知其不可易也?！盵6]第21冊，2273“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巳者，圣人不能禁也?！盵6]第23冊，3025

此外，同是主張孀婦不嫁，朱熹與程頤的出發點不同。程頤看重的是孀婦為丈夫守貞節而不嫁，否則即是對丈夫不忠；而朱熹主張孀婦不嫁，其出發點是站在孀婦的立場上，不另嫁可令孀婦發揮自己的價值，盡到養老撫孤的社會責任，從而受到家庭乃至社會的褒揚和資助，不但成全“人倫之美事”，亦可作為她們日后生存的立足點：“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為忠臣，而其室家生為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盵6]第21冊，1174

清代女性對于朱熹思想中孀婦守節觀念持矛盾心態：一方面作詩歌頌貞潔烈婦。在推崇守節方面，清代女性有大量贊詩，贊美對象即為當時的“節婦”“節母”：“深羨蘭閨壯志堅，不貪風月守靈前。鄭家兒女存貞節，留與時人作話傳?！锸孔油晳?，節義綱常存不差”(6)清代化州女詩人李氏著，收入《吳陽女士詩》，頁9b。該詩集為清末手抄本，現藏于中山大學圖書館。;“卓哉洪節母，秀質毓山川”[15]50；“夙嫻內則儀，宗族稱孝婦。兩代事椿萱，一身操井臼?？啾M甘自來，報施亦云厚”[16];另一方面，清代女性在對“節婦”“節母”們貞潔大義、艱苦持家并教子成立等懿行發出由衷贊美甚至欽羨的同時，早寡女性群體也通過詩歌自陳生活之艱辛，其中尤以失去丈夫而造成的物質生活短缺為主：“憂勞兒女計，辛苦稻粱謀”[17]；“小兒依寡母，艱難且下帷”[15]73。

這些寡婦詩人在創作過程中，雖然有對于家計艱辛的書寫，但更多的是對于自己節婦身份的自衿，以及以一己之身教子成立的欣慰之感。因此清代女性對于朱熹的節烈觀雖然有矛盾的心態，但總體來說仍然持認同態度。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學者羅莎莉結合時代背景和史料，考察出寡婦再嫁帶給她們的傷害遠遠大于好處，而寡婦立志守寡，則標志著女性唯一固有的社會地位。從這個角度看，孀婦守節不再嫁的貞潔觀念客觀上是一種對女性的保護[18]。

四、女性才德觀

朱熹注重對女性禮儀規范的教育和引導，“婦才”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與文學才能無涉，而大多指向對于“齊家”的輔佐。朱熹主張女性以《孝經》《女誡》等三從四德篇目為教育讀本：“有門人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朱子：‘亦可。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范》，亦好?！盵19]清代女性對此觀點有所承繼，如江蘇女詩人梁蘭漪(1727-？)在教導自己女兒的時候曾作《課女》詩，將善詩書的自己喻為“薄命人”，并表示只會教導女兒三從四德的“坤儀”：“汝母薄命人，償盡詩書苦。四德與三從，殷殷勤教汝。婉順習坤儀，其余皆不取?！盵10]3b

正如前段提到的，朱熹對于女子學識發展方面比較保守，他認為女子可以學習經史以約束自己的道德規范，但反對女子學詩:“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論議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盵6]第13冊，401對于朱熹這個觀點，部分清代女性持反對態度，她們承認女子作詩的合理性，主張發展詩才：“閑吟風雅繡余時，誰道詩非女子宜？”[11]532究其實，透過這句詩雖然可以看出詩人反對“詩非女子宜”，但依然有“繡余時”的讓步，即女性吟詩作詩未為不可，但要在完成家內事務的基礎上方可進行。而實際上也有少許女詩人借詩集傳達出自己對于作詩的重視，如康熙年間的浙江女詩人徐德音，在其詩《中州瑞雪詠一百韻》序言中表達的傳世欲望與朱熹女性才德觀產生直接矛盾，她以前代多女性文學作品為自己寫詩進行辯護，并進一步以“擊壤”“泰階”歌功頌德的典故合理化自己的創作行為和詩歌傳世期許：“夫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列國風采，半多婦女；史書彤管，不沒閨房?！?吾詩)緘存家塾，竊比擊壤之謠；貽我子孫，永觀泰階之盛?！盵17]116

相比較如此直接的反對，大多數清代女詩人采取了一種折中之法，即將儒家禮教觀念與詩歌創作相結合，以減少創作阻力。這種策略尤其體現于女性詩集的編纂上，以清代女詩人惲珠編纂的《國朝閨秀正始集》為例，這本女性詩集的序言體現了選詩需合乎以理學為規范的宗旨，以端正婦德為要，強調“發乎情止乎禮義”，浮靡之詩一概不錄：“選詩者亦必取其合乎興觀群怨之旨而不失幽閑貞靜之德，……風天下而端閨范。使婦人女子之學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盡刪夫風云月露之詞，以合乎二南正始之道?！盵10]1b-2a同時，即使是才貌雙全的女子，一旦行為有違禮法，其作品也堅決不選：“使或違逾禮法，則雖才高柳絮，顏若舜華，猶當為世所鄙棄?！盵10]3b所選詩歌需符合“雅正”“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觀，而女妓詩人的作品，盡管在前代接受者頗多，也不錄入：“特就見聞所及，擇雅正者付之梨棗，體制雖殊，要不失敦厚溫柔之旨?！鄻鞘袐D人，每多風云月露之作，前人諸選，津津樂道，茲集不錄?！盵10]5a此外，編者惲珠還強調，詩集中第一首錄宗室女縣君以“尊天潢”，次錄兩位祖姑、族姑分別為了“述祖德”“重家學”；之后所錄者，或為“標奇孝”“美賢淑”“昭慈范”，或為“揚貞德”“彰苦節”，皆符合理學女性觀念。

五、結論

本文將朱熹女性觀置諸清代時代背景中，考察其在清代女性之中的接受。通過細閱清代女性詩歌文本，得到如下結論：其一，對于清代女性，尤其是士大夫階層的閨秀和知識女性來說，朱熹思想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她們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推崇朱熹的女性觀念與性別期待，并對社會性別分工之下女性的中饋治家、贍養長輩和母教等職能持認同態度乃至嚴格遵循。其二，清代女性對于朱熹理學體系中的貞潔觀并非全盤接受，雖然目前并無詩文反映她們直接反對孀婦守節，但不少早寡女性對于自己艱辛生活的書寫反映了她們內心的矛盾態度。其三，在表面上遵循朱熹女性才德觀的同時，清代女性對于“女性不宜作詩”這一觀念有所超越，她們對所謂的“婦才”概念進行了補充和轉換，在儒學外衣的修飾下，女性作詩活動獲得了一定的合理性，這尤其體現在女性詩文集的編選策略上。

朱熹以綱常禮教為核心的女性觀在傳統史觀視域下為后世所批判，其中關于孀婦守節的部分更是飽受詬病。然而若將其置于古代時空情境與歷史文化語境之中，盡量避免缺乏融合時代背景和歷史意義的扁平化思考，則可尋找出禮教女性觀在當時的意義：肯定女性在家內空間的重要性，強調女性對于家庭成員具有聯結“修身”至“治國”之不可或缺的位置，對于實現女性自我價值、規范倫理秩序和維護社會穩定都發揮著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