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知行觀研究綜述(2008-2018)

唐陳鵬

(湖南大學 岳麓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

2008年以來，朱子學研究空前火熱，各類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在此基礎上，作為在朱子思想中占據重要地位的知行觀，自然而然地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經筆者粗略統計，在2008年至2018年的11年中，以朱子知行觀為研究對象的期刊、報紙論文逾100篇，涉及朱子知行觀研究的碩、博士學位論文達10余篇，且有多部學術著作對朱子的知行觀有所論述(1)本文所涵蓋的時間區間為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文中所載朱子知行觀的研究成果及其統計數據來源為中國知網、讀秀圖書搜索與文獻傳遞系統、中國國家數字博物館、臺灣學術文獻數據庫(Airiti)等，同時還參考了謝水華先生編寫的《朱子學研究論著索引(1990-2015)》(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一書。因筆者學識所限，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處，敬祈方家指正。?；仡?008年至2018年學界對朱子知行觀的研究，筆者發現存在以下三條研究主線：第一，部分學者試圖對朱子知行觀進行多維度的新詮釋，以便重新確認朱子知行觀的核心特質；第二，一些學者通過將朱子與其他學者的知行觀進行對比，進而在差異對照中呈現朱子知行觀的新意涵；第三，學者們還熱衷于將朱子的知行觀創造性地化用到治國理政、道德教育等現實生活的諸多方面，挖掘朱子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返本開新：朱子知行觀的多維詮釋

知行問題貫穿中國哲學始終?！豆盼纳袝ふf命》有“知之非艱，行之惟艱”[1]，首言“知易行難”的問題。在儒家哲學中，知行關系所針對的主要是道德知識與道德踐履之間的關系[2]315-332。朱子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在構建理學體系大廈的同時完成了知行問題的主題化[3]244-253。自此，知行觀成為中國哲學家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世紀30年代，周予同就已指出朱子知行觀的主要特點是主張“先知后行”[4]。20世紀70年代末，任繼愈將朱子的知行觀概括為三個方面的基本內容：知在行先、行重于知、知行互發[5]，漸為后來學者稱引。陳來《朱子哲學研究》[2]317、朱義祿《<朱子語類>選評》[6]等在談到朱子的知行觀時均直承任先生之說。此外，陳榮捷較早地指出朱子的知行觀乃“知行合一之先聲”[7]，在學界亦有較大影響。

2008年以來，隨著朱子學研究的深入推進，學者們開始從多個維度對朱子的知行觀進行新的詮釋。這種“新的詮釋”可析分為四個方面：首先，學者們開始傾心于利用新的材料、站在新的研究視角對朱子知行觀主要內容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透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見解。如魏義霞認為，朱子知行觀三個方面的內容緊密聯系、缺一不可：知行相互依賴(知行相須)是總原則，知先行后和以行為重是具體操作；知先行后強調行以知為指導，以行為重突出知依賴行的貫徹，不可將朱子知行觀中的任何一個方面孤立或夸大[8]。江求流在辨析了朱子思想中的“知”“行”范疇之后指出，朱子所言的“知先行后”是想提醒人們要在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之后再行動，“行重于知”是朱子試圖確立道德實踐的根本地位，而“知行相須”則使得朱子的知行之辨具有避免沉浸于理論的思辨(知)而消解實踐(行)的可能性[3]244-253。林維杰秉持詮釋學的研究視角，對朱子知行觀的研究更重視道德學取向的認識與實踐要素。他發現，朱子的知行觀實際上展示了“認識論”和“實踐論”兩方面的探索：借由認識途徑所建立的道德知識，必須在實踐(力行)途徑中加以印證，實踐亦提供一不斷深化此知識的可能性；而這樣的道德實踐也必然包含了涵養的修養論，亦即由認知所生發的實踐總是不斷反思地攜帶“領具”理的心體一同投入，并在此投入過程中要求主體的存養凈化以期進至心靜而理明[9]。

其次，部分學者不滿于將朱子知行觀固化為“知在行先、行重于知、知行互發”三個方面，而試圖重新發掘與提煉朱子知行觀的核心內容。楊翰卿撰文指出，朱子的知行觀是“行重知要”而不是“行重于知”，是“知行合一”而非截然的“知先行后”[10]。同時，一些學者開始站在陳榮捷觀點的延長線上，強調朱子的知行觀并非主張“知行割裂”而是認同“知行統一”。龐玉勇認為，朱子看到了“知”與“行”之間相互對立、相對獨立的一面，也看到了“知”與“行”之間相互統一的一面，“知行結合”是朱子道德知行觀的總原則[11]。傅小凡指出，朱子雖然將知與行切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但他同時主張通過行可以使知更深刻，經過親身經歷的知比間接的知更明晰，更富有意味，知行關系的先后也是相對的，并且“行可以驗知”，在這一層意義上，可以將朱子的知行觀稱之為“知行統一觀”[12]。石磊昭揭出朱子的知行觀存在著知行合一的本體態與非本體態兩種形態,但無論何種情形,朱子都主張要知行合一[13]。

再次，學者們的研究由“廣大”入“精微”，開始對朱子知行觀中如“真知”等一些關鍵性的概念進行深度辨析。傅齊紈指出，朱子用“真知”來應對“知而不行”的道德失敗，這是一個包含實踐性在內的概念，只有形成“真知”來克服意志軟弱，才能避免道德失敗，實現“知行合一”的理想狀態[14]。東方朔試圖闡述朱子的“真知”概念所包含的動機效力。他認為，朱子所言的知(真知)不僅是對“所當然之則”之知，也是對“所以然之理”之知，而這種“所以然之理”原在自家身心上，經由反省體驗而得，因而具有在道德行動中如此而不如彼的動機效力[15]。姜妮伶揭示出朱子所言的“真知必能行”不僅指向知的廣度和深刻感，也內含了一種經由心所認可并落實在具體道德踐履中的真實確信，試圖克服意志軟弱。但她同時強調，朱子對意志軟弱的分析缺乏對理論前提自明性的合理解釋,未能為自覺的道德行為提供充分的動力[16]。

最后，還有一部分學者試圖從朱子學的整體視域去審視朱子的知行觀，以便能清晰地展現出朱子知行觀在朱子思想中的作用與地位。魏義霞認為，朱子提出的道德修養工夫是對其知行觀的貫徹、落實和具體化,不僅與知行觀一起證明了道德實踐和道德教化的可行性、必要性，而且從實踐上回答了知、行的具體操作問題[17]。楊雅男討論了朱子的蒙學思想與其知行觀的內在關聯,從知行觀的角度鋪展出朱子蒙學思想篤行、重踐履的特色[18]。朱人求提出，在朱子思想體系中，小學與大學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小學是大學的基礎和前提，大學是小學的必然歸宿。朱子的小學與大學在本體、認知、工夫與境界上都是貫通的，具體體現為理即事、事即理、知行相須、敬貫始終[19]。夏芬亦主張朱子在大學格致功夫之前強調要踐行小學持守功夫，并將朱子所提倡的為學進程概括為“行—文—行”或者“行—知—行”兩種模型[20]。彭衛民關注到了朱子的“知行觀”與其禮學思想的關系。他認為，朱子建構禮學秩序，最終是要借助“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來進一步解答“于國家所以崇化導民”的共時性問題與“禮從先進之意”的歷時性問題[21]?？涤钪赋?，朱子將工夫分為“實踐”與“涵養”兩個部分,通過“知行”“讀書”“詮釋”等相互關系的探討,建構出以“體驗之學”為特征的經典詮釋學說。而且，該學說以工夫論為核心理論,講究“身心一體”、知行間既有先后又有平行,并兼具“詮釋循環”特質[22]。

二、洞隱燭微 ：朱子知行觀與諸家的對比

遠溯先秦，孔子、墨子、荀子等皆對知行關系有過論述。逮及宋世，學者們將對知行問題的探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幾乎所有建構了自身哲學體系的哲學家都會提出一套契合其哲學思想特質的知行學說，如二程的“知行均難”“先知后行”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王船山的“行可兼知”“知行兼資并進”說等等。因此，自2008年以來，學者們普遍認識到，通過將朱子的知行觀與其他理學家進行比較分析，不僅能更加深刻地體察朱子知行觀的獨特之處，更能在相互比較中勾勒出儒家哲學脈絡中理學知行觀的發展演變軌跡。

如何將朱子回置到他所處的時代之中，進而對朱子及其師友、弟子、后學的知行觀進行比較，成為學界研究朱子知行觀的一條新徑。如曾亦通過對比朱子與湖湘學派學者的知行觀，發現朱子早期曾為了批評湖湘學派學者“先察識而后涵養”的觀點，而倡言“先行而后知”，即“主敬致知”論[23]。彭啟福從詮釋學的角度比較了朱子和陸九淵的知行觀。他認為，朱子的理學歸根到底是一種道德哲學，因此“道德踐履”始終沒有逸離朱子的哲學視界，但“知先行后”的知識論立場，使得他更多地考慮了“格物窮理”的認識論問題，并因此發展出了“會萬殊于一貫”的方法論原則；而陸九淵的心學詮釋學始終倡導“知行合一”的實踐論路向，更加注重在實踐論層面上如何實現從“普遍”到“特殊”、從“一般”到“個別”的貫通，開啟了中國哲學發展中一種新的實踐論詮釋學路向[24]。連凡則指出，朱子與陸九淵的知行觀在“行重于知”“知先行后”等觀點上是相近的，不同的是他們對“知”“行”范疇有不同的理解，陸九淵重視“尊德性”，因此其知為“道德知識”，其行為“道德踐履”，朱子崇尚“道問學”，故其知可容納純理論知識，其行可包括學習讀書等純求知行為[25]。

朱子與王陽明，作為宋明理學中兩座難分軒輊的高峻山峰，兩者知行觀的對比一直是學界的研究熱點。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學者都在孜孜探求朱、王知行觀之間的共性或融通的可能性。魏義霞發現，朱子和王陽明的知行觀雖有不同，但是兩者有共同本質。眾所周知，“知行合一”是王陽明知行觀的核心命題，也是歷來學者們所認為的朱、王知行觀之分歧所在。但通過剖析，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包括“知行并進”“知行本義合一”“知行互相包含”三層基本內涵，實與朱子并無本質區別[26]。李訓昌從“知、行范疇的界定和使用”“知先行后、知輕行重和知行合一”“知行并進與知行本體”等三個方面對朱子、陽明的知行觀進行了比較研究，并認定王陽明的知行觀對朱子的知行觀的繼承要大于批評[27]。蔡龍九發現，朱熹與陽明論述“知行”雖然各有“不同”之強調處，但陽明的“知行”內涵明顯包含朱熹的“知行”，而朱熹論“知行”的細部內容與目標也是回到陽明的“知行”主軸。因此，在實踐上來說，朱、王的“知行”自然可融通；在理論宣說上來說，朱、王的“知行”雖有不同，然實有可互補之處[28]。郭曉林認為，世人對朱子知行觀的誤讀，導致的是偽善及其合理性辯護的可能，而王陽明的知行觀恰是對此問題予以補救；但是王陽明的知行觀表現出一種道徳理想主義傾向，某種意義上忽視了其致知過程無法逾越的學、思環節。因此，無論是朱子還是王陽明,其“知行合一”觀的最后歸宿都是超驗的道德理性[29]。周翌[30]、張品端[31]等也試圖從陽明知行觀對朱子知行觀的承繼與發展的角度分析朱、王功夫論的融合與相契。當然，亦有學者著重于凸顯朱、王知行觀之間的差異性。如夏之奎指出，在知行本體上，朱子主張“知先行后”，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即王陽明把知和行看成是一個事物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知與行同時存在，且不分先后；所以他認為王陽明的 “知行合一 ”是對朱子“知先行后”的“補偏救弊 ”，并強調朱子、王陽明知行觀之異大于同[32]。另外，自辛亥鼎革以降，部分學界前賢就曾對朱、王之間知行觀的比較予以了關注。2008年以來，一些學者開始對這些學界前賢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述評與反芻，亦在一定程度上為當今朱、王知行觀的對比研究提供了一些啟示。陳復從唐君毅對王陽明心學進行詮釋與評價的角度，展現出唐氏對朱子“知先行后”的知行觀與陽明“知行合一”的知行觀予以了怎樣的對比[33]。樂愛國通過對唐文治的學術研究進行述評，認為唐文治撰 《陽明學術發微》和《紫陽學術發微》，是試圖通過分析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所引述的朱子書信明確“朱、王二家之學，實有殊途而同歸”，尤其是唐文治認為王陽明講的“心即理”與朱子的“性即理”實有所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與朱子的“知先行后”并不相悖，從而提出“陽明學通于朱子學”的論斷[34]。

除卻朱、王之間的知行觀對比外，將朱子與后世理學家的知行觀進行對比亦是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面向。曾天雄、羅海云從朱子“格物致知說”和曾國藩“格物誠意說”之間的比較著手，拓展到對朱、曾二人知行觀的比較，并論證了曾國藩的知行觀在“知指導行”“行重于知”“知行統一”等觀點上對朱子乃是一脈相承[35]。單正齊對比了朱子與陳淳的知行觀，指出陳淳相對于朱子來說更為強調“知行一套事”與“知讓行益切，行讓知益精”的觀點，可歸納為“知行交互并進”說[36]。高瓊將薛暄知先行后、知行兩得、知行兼盡的知行觀與朱子的知行觀進行了比照，細致分析了薛暄知行觀對朱子思想的傳承與改造的諸個方面[37]。張如波對朱子與黃震的知行觀予以了對比，發現黃震針對后世儒者空發議論而不躬行的弊病，十分強調“躬行”，反對脫離踐行的空洞議論，從而在朱子知行觀的基礎上，發展出“知行相顧并進，知日以精而行日以備”的觀點，提倡“知行相須并進”之說[38]。宋寒兵比較了許衡與朱子的知行觀，認為許衡的知行觀具有重視體認本體與道德修養的特點，強調真知篤行統一并進，在主體上傳承于朱子，但同時也吸收了陸九淵的“先乎講明而后踐行”的知行思想[39]。在張立文的《朱子與李退溪思想比較研究》一書中，他特意比較了朱子與李滉的知行觀，并指出李滉的知行觀承自朱子，可精煉為三個方面：即“先知后行”“知行相互發明”“踐履真知”[40]。張華則主張，李滉在知行問題上雖然堅持了朱子那種將“知”看成先天認識的唯心論觀點和把封建倫理道德規范當做“知”與“行”的對象和目的的基本思想，但是，在知行的相互關系上，李滉改朱子的“知先行后”為“知行并進”“互為先后”，變其“行重于知”為“相互輕重”，這從認識論的角度上看，不能不是一個進步[41]。楊華祥、宋顯將朱子的知行觀與清代實學的知行觀進行了對比研究，認為朱子的“知先行后”和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而明清實學實現了從德性之知到聞見之知的轉變，強調要從不斷變化的“氣”中去探求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規律，提出了“知行相資，以行為貴”的知行觀，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直接促進了中國近代科學的興起[42]。顧紅亮對比研究了賀麟與朱子的知行觀，指出賀麟不僅區分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與價值的知行合一，而且在價值層面上，繼續區分理想的價值的知行合一和直覺的價值的知行合一。賀麟從納行于知的進路來擴展知識論，打破傳統知識概念局限于命題性知識的藩籬，把德性之知、信仰之知、道德修養所得的默會之知納入知識范疇[43]。

朱子知行觀與馬克思主義知行觀的對比亦成為近年來學界研究的一個新維度。如趙文超指出，朱子在知行關系中提出的知行合一、行先于知、行重于知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認識的真實面貌和辯證過程，這些都表現出儒家思想中的知行觀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有著某種相通性的特征[44]。

三、經世致用：朱子知行觀的當代價值

朱子的思想形成于其拯救世道人心的社會實踐之中，這決定了朱子知行觀具有很強的實用性。每一個時代的問題雖有相異之處，但也有相通之處，這就使得朱子知行觀的部分內容能跨越時間的長河而不褪色，甚至對當今的現實生活依舊能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這一點顯然已經被學界敏感地把握到了。

朱子知行觀對現代社會的治理與道德教育功能，是學者們頗感興趣的話題之一。如王堃從女性倫理學的角度解讀朱子知行觀的當代意義。她認為，朱子以知行相須、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一系列具有坤德特點的工夫論作為基礎，發展出了富有平等意涵的“月映萬川”的女性倫理學。女性可以通過同樣的知行工夫使天理客體化為自身的明德，由此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形而上學地位；這種形而上學以注重下學、禮卑的工夫論為主體，更能賦予坤德行權責任的實質，為女性倫理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現實空間[45]。楊宗建通過細致論證，強調朱子知先行后、知輕行重的倫理道德學說對當今的官德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46]。

朱子的知行觀對當代大、中、小學教育的啟迪作用，早已為相關學者反復討論。姚進指出，朱子反復申論道德修養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而“功夫全在行上”，這種“知行合一”的原則，亦成為朱子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與路徑，對當今教育工作仍具有啟迪意義[47]。莊梅蘭昭揭出朱子知行統一的德育方法對當前高校的道德教育具有以下啟示：一是高校德育要深化學生對道德知識的認識和理解；二是要加強道德實踐，引導學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三是要做到以知導行，以行促知，知行統一[48]。李小燕發現，朱子強調道德教育要將知與行兩方面結合起來，要求學生不僅要獲得知識學問，推究義理，還要用實際行動去驗證學到的理論知識[49]。楊錚錚認為朱子的知行觀直接構成其“致知力行，知行并重”的教育過程論，對立統一、辯證思維的教育方法論，從而構建起朱子博大宏深、體系完備、見解獨到的教育哲學思想，迄今仍對當代教育有借鑒意義[50]。阮慧玲從語文教育論、語文建構論、語文教學論三大塊出發，結合新課程標準和當下語文課堂的教學實際，闡述了語文格物觀、知行關系觀、教材編撰觀、復本求義觀、個性解讀觀、興味涵詠觀、闕疑明辨觀等朱子思想中的教育菁華，并認為這些思想將有利于推進現代語文教育教學[51]。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知行觀對地域文化精神的影響也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如林怡指出，以朱子為代表的“閩學”的學術旨趣在于：經世致用。從知行觀上來說，朱子將“知”貫徹于“行”，力求在“踐履”中做到知行合一，這樣的實踐精神，構成了“閩學” 鮮明的學術品格[52]。

四、總結與展望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在2008年至2018年的11年間，學界對朱子知行觀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有學術價值的真知灼見，無論是研究成果的數量還是質量，都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我們也發現，當前朱子知行觀的研究還存在如下問題：一是學界對朱子知行觀中一些核心概念的討論仍顯不足，而某些研究較為成熟的話題則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重復建設”的現象；二是少數學者對朱子知行觀相關文獻的掌握不夠充分，以致他們在進行朱子與其他學者知行觀的對比研究時顯得過于簡單化、模式化，另外，部分學者對朱子知行觀當代價值的探索也表現出不夠深入與精準的問題；三是當前朱子知行觀的研究成果多為單篇學術論文，缺乏以朱子知行觀為研究主題的學術專著等。

因此，在下一階段的朱子知行觀研究中，筆者認為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首先，要全面深入地掌握與朱子知行觀相關的文獻材料，提高文獻分析與思考能力，同時，綜合運用跨學科研究、實證研究等研究方法，大力吸收西方哲學的理論資源，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對朱子知行觀研究中核心問題、細節問題的討論推向縱深；其次，不僅要將朱子的知行觀置于其整個思想體系中予以考量，還要將朱子的知行觀放在理學知行觀的發展脈絡乃至中國哲學史之歷史長河中進行審視，目光四射，力圖準確地挖掘出朱子知行觀的核心特質，以便在新時代增強“文化自信”、建設文化軟實力的視域中實現創造性地轉化；最后，要專注于朱子知行觀研究這一主題，主動總結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深耕細挖，以期創作出一批有價值、有深度的朱子知行觀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