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轉”“突圍”及其限度

摘 要：關于余華的創作走向，還有他的新作《第七天》的評論，一直以來都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就《第七天》作品本身而言，盡管存在一些爭議和問題，但我們還是能看到余華在創作上的一些新的探索與嘗試，以及出現創作技術的“調轉”與“突圍”。 余華在《第七天》中再次上演暴力奇觀，將暴力美學拆解成“顯性暴力”與“隱性暴力”，演繹突如其來的死亡群舞，并致使苦難不斷升級。他一如既往地延續苦難這一主題，以絕望之筆、荒誕之談、虛無之態、戰栗之心、憤怒之情來抒寫這個與現實生命同形的亡靈世界，通過一系列怪誕荒唐、匪夷所思、令人發指、脈脈溫情的故事來反觀當今我們所處在這個激蕩的時代下國家的遽變、國民精神的裂變等?！缎值堋泛?，余華再次將視角聚焦當下社會現實，并且逐漸拉近敘述焦距，近乎零距離的書寫直逼現實周遭，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創作問題，值得我們商榷與探究。

關鍵詞：極限 調轉 突圍 想象 現實

2013年，余華的創作之路恰逢30年之際，他的新長篇《第七天》在眾人的熱望期盼下姍姍而來，隨后，在讀者與評論界中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質疑與失望、批評與貶低等紛至沓來。銷售量的持續走高與負面評論的不斷累加形成了冰火兩重天的現象，關于《第七天》的討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尖銳的差評與刺耳的聲音源源不斷地襲來，被一些讀者戲侃為“微博的大拼盤”“新聞的串燒”，也有些批評家直言不諱地指出了余華當今的寫作困境：慣用的敘事策略與技巧的重復，對于新聞素材裁剪與拼接的得心應手，魔幻現實主義元素與社會之怪現狀的相互嫁接，敘述視點投向了死無葬身之地的“游魂野鬼”，溫情脈脈的傾訴，荒誕與喜劇化的控訴，難免不被看成是故技重施，惹來江郎才盡之嫌。從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發軔，余華驚艷出場，90年代的《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將其推至寫作的巔峰，隨后余華的轉型之作《兄弟》所引發的毀譽爭議，也在文壇一石激起千層浪，正因為他是余華，讓讀者充滿期待與驚喜，自然而然地對他要求甚高?；蛟S如此，眾人對《第七天》的驚詫與質疑不僅僅關于小說的本身，而是余華創作上的捉襟見肘，他是否接近了創作極限，令人擔憂。但就作品本身而言，我們也能看到余華一些新的探索與嘗試，在文學創作上的“調轉”與“突圍”。

一、奔突的游魂：暴力重演，死亡群舞，苦難升級

余華的小說里從來不乏暴力、死亡、苦難、血腥等元素，這也是他最具獨特的藝術想象魅力。他嗜“血”成癖，尤對“暴力”與“死亡”情有獨鐘，置身于“苦難”的裂谷之中不能自拔。從早期的先鋒文學至今，他的文學作品演繹著一曲曲暴力狂舞、刀光劍影、橫尸遍野、幽魂如煙的戰栗之歌。在《第七天》中，我們能夠發現余華先鋒時期創作的影子，盡管他不再使用先鋒時期那種斷裂破碎的敘事順序和抽象似的晦澀語言，以及模糊的、神秘的哲學意境，他以虛無主義指向現實周遭，以荒誕講述生存的困境，文本中充溢著異陌與陰郁的基調、吊詭與奇絕的底色、宗教與寓言的意味。我們也能夠發現《第七天》與他在20世紀90年代長篇小說創作中相似的敘事技術痕跡，如化繁為簡的敘事風格，敘事上出現的“重復”，以溫情、幽默方式消解暴力和悲??；我們還能夠發現《第七天》與《兄弟》類似的當代性敘述特征：寫作內容上由歷史轉向當下，敘述方式上極力壓縮文學和現實生活的距離，讀者在接受上會有一種強烈的親歷性體驗，整體上表現出現實介入生活的努力，因而會令人感到是極為“熟悉”的小說。a

在《第七天》中，余華另辟蹊徑地將視角從陽間轉向陰間，將視點的重心放在一群死無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身上，以一個溫情脈脈，公允有愛的陰間世界來反觀和逼視整個冷酷無情、暴力肆虐、爾虞我詐、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現實世界。余華再次上演暴力奇觀，將暴力美學拆解成“顯性暴力”與“隱性暴力”，演繹突如其來的死亡群舞，并致苦難升級。這一群奔突的游魂孤鬼，于彷徨與無地間，他們本是處于社會底層中的蕓蕓眾生，當“顯性暴力”（暴力強拆、意外爆炸、商場火災、車禍、棄嬰、食品安全事件）和“隱性暴力”（強權拜金、不公平的社會秩序、損不足以奉有余的機制、物欲橫流下親情的冷疏與愛情的變質）粗暴地介入他們的生活時，不僅僅褫奪了他們的生命，同時也剝奪了他們可以控訴與反抗的權力，致使這群弱勢群體跌落于絕望之中，徘徊在“死無葬身之地”。在小說里，這些尖銳的事實與突如其來的死亡比比皆是，他們幾乎都是身處困厄中的“被施暴者”。主人公楊飛的養父患上不治之癥后，因擔心拖累兒子不辭而別，楊飛的妻子最終也離他而去另尋新歡，正處在人生低谷里的楊飛在餐館就餐時遭遇意外爆炸而身亡，飯店老板譚家鑫一家也都被炸死；鄭小敏的父母在暴力強拆中雙雙被埋在廢墟中身亡；在商場意外火災中喪生的38人被官員們相繼瞞報和篡改；鼠妹劉梅因男友送給自己一部仿制的蘋果手機而選擇跳樓自殺；還有被當成醫療垃圾而處置的二十七名死嬰；被超速行駛的跑車撞擊和其他車輛碾壓而死的李月珍；為了給鼠妹買塊墓地而賣腎的伍超也命喪黃泉。這種“顯性暴力”與“隱性暴力”對于弱勢群體的裹挾、侵逼，以致一系列的飛來橫禍和家破人亡，如果說是“難逃劫數”，毋寧說是“現實一種”。

縱觀《活著》與《許三觀賣血記》這兩部描寫人生苦難的小說，余華將“人生之厄”與“生存之苦”抒寫到了極致。再看《第七天》，經過細讀與反芻后會發現：余華的“苦難意識”沒有消弭，反而延續，倍增，愈加厚重。如洪志綱所言：活著是一件艱難的事情。但死去也同樣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在殯儀館的候燒室里，仍然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區別。通往安息的路是如此的曲折，同樣布滿了人間不平等的溝壑。在長達七天的游走中，楊飛所見到的，只有李青和劉梅踏上了安息之路，更多的亡靈只能在“死無葬身之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游蕩。b中國有句古語：“死者為大”，而在小說里，通過余華的“由死向生”的真實寫照，無論是生者抑或死者，無論是陽間抑或陰間，他們面前始終有一條無法逾越的尊卑、貧富的等級界限。對于那些受到戕害的弱勢民眾，生前，他們無法規避現實的種種不公與等級落差，無力阻擋周遭的潛隱暴力；死后，他們依然無奈地順從、接受“現實”延續下來的規則與妥協。在通往天堂、安息之路的途中，這些受到命運促狹的幽靈們走得是如此迤邐，如此艱辛，他們徘徊于天堂之外而無門可入，企盼早日尋覓到可安放自己亡魂的“葬身之地”。文本中的這種“苦難”已遠遠超越了它自身所承載的意義，余華執起荒誕之刀直逼現實，將“剔髓”之痛毫無遮掩地抒寫出來。

二、無聲的嘶喊：順受——忍受——掙扎——突圍

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的開場白中講道：“再也沒有比孤獨的無依無靠的呼喊聲更讓人戰栗了，在雨中空曠的黑夜里?！边@句話也正好詮釋了《第七天》中“落魄”與“落寞”的小人物命運的真實寫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余華將寫作視角聚焦到社會底層“小人物”的身上，他們是乖蹇命運、凌亂人生、困厄生活的親歷者、見證者。如《在細雨中呼喊》的孫光林在拋棄與寄養、再拋棄與回歸，多次的輾轉生存境域中目睹親情離散、孤獨與死亡，體驗苦難與絕望?！痘钪分械母ＹF，仿佛是在一夜之間輸光了一切，從命運之巔滑向了苦難之淵?！对S三觀賣血記》中的許三觀亦復如此，十二次的賣血求生，試圖“內耗”自己身體來“過渡”所遭受的劫難與困厄。而《第七天》中，不幸慘死在“橫禍與人為”苦難之中的亡靈們，他們歷經在陽間時的窘迫、坎坷與不為人知的辛酸，以及初到陰間時無地可尋、四處游蕩的迷茫，他們在陰間的逼狹處境鮮明地映照了陽間那種物欲橫流下的階級分化，生存尷尬與精神逼仄。他們在生活底層的夾縫中，無力、無助、無望地垂死掙扎，發出圍困在心底無聲的嘶喊。

如果說《在細雨中呼喊》是寫了一個孤獨的少年如何體驗到了生存的苦難，《活著》是寫了一個成人在漫長的歲月中如何忍受生存的苦難，那么《許三觀賣血記》是寫出了一個成人如何來消解生存的苦難。c而《第七天》則寫出了一群在陰間世界步履維艱的游魂們，他們生前飽受苦難，死時遭受罹難，余華寫出了這群 “多余人”“小人物”身陷苦難與囹圄中如何順受、忍受、掙扎與突圍。從《在細雨中呼喊》到《第七天》，余華這幾部關于苦難主題的長篇小說，其中小說人物面對生存窘境時的精神走向大致可歸納為：順受——忍受——掙扎——突圍?！对诩氂曛泻艉啊防锏膶O光林，他的童年的底色是暗淡的，他的成長狀態是戰栗的?！?歲”是他成長歷程的一個轉捩點，親情的疏離、家庭暴力、孤寂與恐懼伴隨著他一路跌跌撞撞地成長起來，這些苦痛的記憶暗合了孫光林的成長軌跡，對于他而言，“順受”內心俱在的恐懼、孤寂與周遭的苦難正如同主動“接受”成長?！痘钪防锏母ＹF親歷家道敗落與生離死別，目睹至親至愛先后離他而去，而他別無他擇，只能堅強地活著，承受著喜怒無常、前途未卜的命運所給他帶來的一切墜重。從垂死掙扎的舊社會到風風火火的新中國及其之后于顛躓中艱難前行，福貴目睹和親歷了一個國家的疼痛；從紈绔子弟到垂垂老矣，福貴默默忍受著接踵而至的悲劇與厄運?！对S三觀賣血記》里的許三觀是在“掙扎”中活著的，尤其是當他得知一樂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時，他因好奇而踏上了賣血之途，也是依靠十二次的賣血來抵抗生活的磨難，支撐整個家庭。再看《第七天》，主人公楊飛命運坎坷，出生后就成為一個“棄兒”，在養父無微不至的照料下成長起來。大學畢業后，在生母的苦苦追尋下，他回到了自己的親生父母的家里，但是親情的冷疏與隔閡，利益的紛爭，家人間的齟齬使他選擇了逃離，又回到了養父那里。隨后楊飛又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愛情，有溫馨，也有真情，然而這場婚姻以失敗而告終，沒有經住世俗誘惑的妻子李青選擇棄他而去，楊飛還是保持了緘默，在愛情上他選擇了逃避和忍受。當養父楊金彪得了重病，只剩下半年的時間，楊飛堅決地辭掉工作和賣掉房子親自來照顧養父，向生活的困境和殘酷的現實突圍。鄭小敏的父母抗議暴力強拆，他們以拒遷的方式向不公平的社會秩序發出抵抗和突圍，最后在掙扎之中殞命。鼠妹劉梅和男朋友伍超的底層生活狀態可以形容為“垂死掙扎”，物質上的窮困與精神上的貧瘠使他們淪為“多余人”，伍超為了給鼠妹買塊墓地而賣掉自己的腎臟，在掙扎之中犧牲自己向生存窘境發出突圍。被踢碎睪丸的李姓男子選擇了“以暴抗暴”，砍死了警察張剛后被執行了死刑，李姓男子以暴力的手段向不公的遭遇發出突圍。背負殺妻的冤案者遭受刑罰逼供，最后屈打成招，迫不得已順受了不公的仲裁。還有在商場意外火災中身亡的38位死難者和被視為醫療垃圾的27名嬰兒，面對命運的差池、不公，他們無力左右和抵抗，而不得不順受突如其來的劫難和生命被踐踏、被漠視。

三、這么近，那么遠：想象與現實的對抗

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格雷戈爾·薩姆沙在早晨醒來時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一只碩大的蟲子；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長著豬尾巴的嬰兒，還有隨風飛上天空的床單；莫言的《生死疲勞》中一個被冤殺的地主經歷了六道輪回，先后變成驢、牛、豬、狗、猴和大頭嬰兒，這些都是我們所熟稔的出自藝術大師的經典的想象力作，他們以天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恣意揮灑、長驅直入的敘述力量，創作的同時也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一種克制與警惕（想象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因此也成就了他們的偉大。

余華在《活著》中文版的自序中曾說過：“長期以來，我的作品源于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現實緊緊控制，我明確感受著自我的分裂，我無法使自己變得純粹……”d

這小段文字真切地道出了余華在想象與現實藝術創作兩極中的艱難游走，一方面是對想象的無比熱衷，一方面是被現實緊緊拉扯。這也好比“放風箏”，“想象力”好比“風箏”，“提線和放飛線”好比“現實”，無論風箏飛得多高多遠都需要提線和放飛線的掌控和拉扯，否則，稍有閃失或一旦失控風箏將會迅速墜落，作家何嘗不是如此，如何讓豐贍奇崛的想象源源不絕，并軟著陸于現實之地，處理好想象與現實之間的關系絕非易事，一個優秀的作家正如一個放風箏的能手。余華的作品不乏那種天馬行空式的強勁想象，在經驗寫作的同時，能更加逼近真實，他直抵現實的力量和疏離社會的勇氣使他的創作風格獨樹一幟，不同凡響。這與他所迷戀和崇拜的偶像不無關聯，如卡夫卡、?？思{和川端康成。早期先鋒時期余華的作品呈現出一種荒誕與虛無，結構的錯位與并置，鮮血、死亡和暴力奇觀，冰冷的文字和凌亂的敘述，魅影幢幢與詭異重重，他信馬由韁的想象已超出日常生活的“常理”，在讀者眼前制造出一種奇特的“陌生化”效果。到了《兄弟》，余華筆鋒一轉，拉近了與當下生活的距離，改變了之前創作所遵循的一直對當下現實保持著高度警惕的原則，《兄弟》分上下冊，余華由歷史敘事挺入當下敘事，他以荒誕不經、極度夸張、類似狂歡化的手法書寫了李光頭和宋鋼這對“兄弟”命運的跌宕起伏，由此映射出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向另一個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的過渡與交替。而《第七天》是貼近當下社會現實的，以零距離書寫當下現實，正如余華作者本人接受采訪時所說：《第七天》是他距離現實最近的一次寫作。余華通過一個有關后死亡的故事介入現實，借助一群“被施暴”而慘死的冤屈游魂之口直陳內心的創痛，反觀整個現實社會之怪現狀，他將大量新聞事件、素材經過文學處理后植入文本中，如暴力拆遷、食品安全、棄嬰、暴力襲警、跳樓自殺等，每天都以滾動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因此，有人說《第七天》是一部新聞串燒的小說。余華試圖通過這些大量的新聞元素來逼近當下現實，以荒誕的形式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實現他之前的承諾——寫出一個國家的疼痛。但適得其反的是余華在義無反顧地直逼現實的同時，因過度取材于人們所熟知的新聞事件與信息，使小說里的環境背景過于“逼真”化，文學的“想象”趨向日常生活的“常理”，淡化了小說的寓言性，人物形象扁平化，不夠豐滿，缺乏藝術真實性。如劉江凱所說：余華挑戰的正是這種文學與現實審美距離的“極限”——小說的故事內容、發生時間、敘述方式甚至語言都“距離”現實太近，他用“熟悉”去挑戰了文學的“陌生化”原則……小說中對當下現實生活和新聞題材的大量書寫，使很多讀者失去或者減弱了文學閱讀應該有的“陌生化”期待。尤其在一個自媒體如此發達的時代，這種幾乎和現實生活沒有距離感的寫作方式，讓讀者輕易地獲得更多評判文學的權力。e這也是小說總體上所突顯出來的一種現象：文本內容與現實之間是“這么近”，而文本內容與讀者閱讀期待之間卻是“那么遠”?！兜谄咛臁反蟾挪坏?3萬字的容量，余華要將大量的新聞事件和蕪雜的人物關系以及他們多舛的遭遇集中安排在七天里完成，這也是他所擅長的敘述風格——“窄門的敘述”，他通過主人公楊飛等底層個體在陽間所遭受的疾苦與不公，還有感情的瓜葛來映射當前社會遽變下的社會激蕩、現實的疼痛、弱勢群體的失語狀態。雖然，余華精妙構思的“七天”直陳了殘酷、堅硬的現實，旨在寫出一個正經歷遽變國家內部的疼痛，但是在穿越這道“敘述的窄門”時卻略顯有些局促，余華再次采取以往所慣用的“二元對立敘事策略”（喜與悲、貧與富、公平與不公、民與官等）來處理當下社會現實的隱痛，可是這種處理方式并不能對繁雜、遽變的社會現實和復雜多變的人性圖景剖析得鞭辟入里。如張曉琴所言：“《第七天》中，現實的控制力勝過了作家的想象力，繁雜的信息抑制了經驗的書寫?！眆作者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隨著對現實的逼近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變動不羈的當下現實與超近距離的現實生活聚焦遠遠超出作者想象和虛構的極限。

在這些不爭的事實面前，盡管《第七天》未能再現出像《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那樣的高度和震撼，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第七天》所呈現出的那個與生命同形的亡靈世界，與現實互涉的異度空間，我們似乎可以聽見那群奔突的游魂們所發出的若隱若現的無聲嘶喊?？傊?，在《第七天》中所蘊含著余華那種超拔于現實之外意義的勇氣與挑戰，可視為是余華創作不息的精神指向與精神延續。

ae 劉江凱：《余華的“當代性寫作”意義：由〈第七天〉談起》，《文學評論》2013年第6期，第122頁，第106頁。

b 洪治綱：《尋找，是為了見證——論余華的長篇小說〈第七天〉》，《中國現當代文學叢刊》 2013年第11期，第155頁。

c 洪治綱：《悲憫的力量——論余華的三部長篇小說及其精神走向》，《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6期，第24頁。

d 余華：《活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f 張曉琴 ：《一次不徹底的遠行—余華的〈第七天〉及其他》，《博覽群書》2013年第8期，第106頁。

作 者： 黃敬軍，大連市第八中學高中語文教師。

編 輯： 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