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背景下西漢農業商業的發展

張麗慧 郭家慧

[摘要]西漢時期政府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并在歷代統治者的基礎上對這一政策進一步升華，讓這項政策有了一個更高的地位，并且之后的各個朝代都將其視為政策實施的模板。文章將從西漢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和海外貿易兩個方面分析“重農抑商”背景下的西漢農業以及商業的發展，得出“重農抑商”背景下西漢農業商業的發展對我國現代發展的啟示。

[關鍵詞]重農抑商;西漢;農業;商業;對外貿易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7072“重農抑商”是指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活動，積極發展農業生產，而抑制商業經營活動，以此保障農業方面生產的發展?！爸剞r抑商”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典型特征，從“士、農、工、商”階層的排序也反映了商人的地位位于末位。[1]

1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原因

首先，經濟基礎決定了該政策的實施。解決百姓的生存問題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條件，歷史上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初建時，都是以發展農業為主要手段。但是在西漢時期社會動蕩的背景下，[2]許多農民背井離鄉、流離失所，成為流民，沉重地打擊了西漢農業的發展。另外，在小農經濟的歷史背景下，人類生產力水平很低，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也較低，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十分依賴自然而又受制于自然。在這種狀況下，土地就是百姓生計的根本，只有依賴土地進行生產，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等，人們才得以填飽肚子，勉強生存。[3]

其次，一些商人的不良品行，擾亂社會正常秩序，使其成為統治者的眼中釘。西漢初期，一些商人為了發財致富，趁著資源緊缺，囤積物資，利用自己擁有的財產大肆兼并土地。商人的這些行為擾亂社會正常秩序，影響國家的穩定發展，威脅統治者的利益，因此統治者必然會采取相應政策限制商業的發展。

最后，百姓心中“義”到“利”觀念的轉變。西漢時期，漢武帝大力推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鄙夷商人成為深入人心的思想，從而有利于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控制。

2西漢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

21重農政策

西漢建立之初，經濟蕭條，百廢待興。政府不得不將發展農業作為重振經濟的重要舉措，只有提高糧食充足，百姓才能得以生存。漢初實行的重農措施主要有：一是頒布勸農詔書。漢文帝、漢景帝在位時曾多次頒布勸農詔書，鼓勵百姓進行農業生產。二是移民政策的實施。政府允許百姓進行遷移，將地少人多處的農民調度到地多人少之鄉，鼓勵百姓開拓土地進行耕種。三是輕徭薄賦。漢高祖時期廢除了秦時的“泰半之賦”，規定“什伍而稅一”，漢景帝又規定“三十而稅一”，統治階級通過減少賦稅的方式來鼓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四是先進的農業工具的推廣和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代田法是當時最為典型的生產方式，其創始人是趙過，他創造了播種器具摟車和新式耕地器具藕犁，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耕作負擔，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4]

22抑商政策

與農業政策相比，西漢統治者對商業及商人的態度則是天差地別。有相當多的統治階層對商業的發展持反對態度，對待商人則更加鄙視，認為商人是一群品性貪婪、依靠欺詐平民百姓為生的不法之徒。西漢統治者抑制商業的政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漢高祖施行“賤商令”?！百Z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商人及其后代不得“仕宦為吏”?！百v商令”的目的便是要把商人貶低成地位低下的賤民，使從商是一種下賤職業的觀念深入人心。[5]第二，實行鹽鐵官營政策。漢武帝時期之前，商人的經營范圍廣泛，冶鐵、煮鹽等重要民生行業均由商人壟斷。然而，自漢武帝時期起，開始實行貨幣官鑄、鹽鐵酒專賣、官營販運、物價管理等政策，以收回鹽鐵等經營權，并向工商業者征收重稅，使得其頗受抑制。第三，實行均輸平準制。桑弘羊主持公布了均輸、平準兩項商業壟斷制度。均輸法本意為“齊勞逸而便貢輸”，是指在全國各地設置均輸官，統一收集、管理和轉賣從郡國得來的賦稅財務以解決運輸不便等問題。平準法是指國家運用手中掌握的大量物資和經濟力量，貴時拋售，賤時收買，以穩定市場物價。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現代的宏觀調控相吻合，均輸平準制的實施，有益于國家經濟穩定，但對于商人群體來說卻是一種抑制和管控。

3“重農抑商”背景下西漢農業和商業的發展

在西漢重農政策的推動下，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在勞動力方面，人口的迅速增加保證了農業勞動力的充足。同時，鐵制農具的全面推廣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馬耕和牛耕也十分普遍，農業得到了巨大發展。人力、物力的全面提高使得產量大幅上升，百姓的生活成本降低。到文帝初年，每石僅“粟至十余錢”，農業的大力發展讓百姓生活水平提高。

在商業方面，漢高祖頒布的“賤商令”只是為了在社會地位方面貶低商人，對商業的發展沒有形成實質性影響。這是由于統治者面對西漢立國之初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的形勢，對鑄錢、煮鹽和冶鐵三大行業采取“無為而治”政策，任其發展。至孝惠、呂后之時，又“復馳商賈之律”。由此可知，實際上，漢初實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工商業政策。

到漢武帝時期，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統治者為維護自身統治地位，擴充國庫，便實行工商業壟斷制度，取締了過去的“商賈之律”。在頒布了一系列措施后，統治階級最終達到了“建本抑末”的目的，基本完全控制了私人工商業。[6]鹽鐵專賣、算緡告緡、均輸平準的一系列行為都為封建階級積累了大量財富，鞏固了封建階級的統治地位，是國家財政運行的基礎。

4西漢時期的對外貿易

漢代雖然推崇“重農抑商”的經濟思想，但是卻從未有過嚴格的海禁或閉關鎖國等嚴重阻礙國家貿易發展的強制措施。根據史料記載，為促進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西漢時期曾在交通要道上設亭障，便利各國使節和商旅的出行，因而西漢時期的貿易往來也與日俱增，甚至還開辟了西北、西南以及海上三條絲綢之路，分別連接了今天的東北亞、東南亞、中亞及歐洲。在“絲綢之路”上，中國物品被運到安息、印度，再由該地區的商人轉運到中亞細亞南部和羅馬等地區，加強了商品交流。[7]在當時中國的絲綢、瓷器是風靡全球的，連凱撒也曾以穿絲綢為榮，因此中國也被稱為絲綢之國、瓷器之國。漢武帝時的集市“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班固《西都賦》），外國商人接踵而至，可謂“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8]

但是漢代的對外貿易看似繁榮，而實際多為“獻見”。這種對外貿易并非傳統的商業往來，更多的是一種宣揚國威的方式，陸路的許多對外活動也只是為了宣揚國威。但是毋庸置疑，漢武帝對國境之外國家的交通間接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產生和發展。進獻的國家也會受到皇帝的賞賜，所以這種“獻見”也是一種物物交換，可以被視作一種貿易行為。[9]

5西漢農業商業的當今啟示

51認真對待“三農”問題

兩千多年前以來，我國農業大國的地位仍然未改變。目前，“三農”問題仍是社會發展問題的熱點之一。農村勞動力不足，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差異，農村空心化問題等，仍是國家工作的重點。城鎮化是中國發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必經之路，要建設新型城鎮就必須把“三農”問題處理好，積極推進現代化農業的發展。而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根本在于完善農民的土地制度，保護好廣大農民的根本權益，有序、公平地實現城鎮化。

52用法律來規范政商關系

運用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適度的“抑商”是中央政府為了強化集權的手段。工商業的發展與相應制度的制定密不可分，建立起能保證競爭公平的市場，使商人處在公平、有法可依的環境，每個行業都受到保護，才能使其健康快速的發展。與此同時，為了減少社會對行政權力的干預，就必須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讓各方都有法可依，以規范和協調政商關系。[10]

53注重農業與工商業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相互促進作用

農業的高速發展要有工商業的一定基礎作為前提?，F代農業經濟的產業化，不是單純依靠工商業的發展，而且有相互包含的關系，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就有工商業發展的道理在其中，其發展已經不僅僅是種植業、畜牧業和養殖業等單方面分離的傳統農業的簡單發展，而是在傳統農業上的專業化發展和市場化的銷售。[11]農工商業密不可分，現代產業經濟體系將三者融合在一起。

54堅持“一帶一路”倡議，加強對外貿易

當今提倡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全面開放，與國外友好合作。通過絲路可以推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開發新經濟增長點，縮減地區差距。另外，絲綢之路連接了東亞與西歐兩大成熟的經濟圈，擁有豐富的能源和尚未充分利用的市場，是公認有著光明前途的經濟連廊。[12]

絲綢之路的復興也是地緣政治的現實需要。美國推出重返亞太的新戰略，實則是抑制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崛起。作為我國中亞戰略的重要措施，我國可以借助“一帶一路”的建設來平衡對外戰略。

參考文獻：

[1]陳淇對古代傳統文化“重農抑商”的再認識 ——基于紀錄片《中國商人》的思考[J].今傳媒（學術版），2017（6）：120-121

[2]湯羅惟淺談西漢時期重農抑商[J].赤子，2018（34）：47-48

[3]何坤謙，史曉霞論西漢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J].時代金融（中旬），2015（7）：281

[4]康晶晶，張增強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政策再析——以西漢為例[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2011，11（4）：54-56

[5]陶希圣西漢經濟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1

[6]桂澤紅淺談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思想[J].福建質量管理，2017（9）：171，202

[7]王銀榮西漢對外貿易研究——以西北陸路對外貿易為中心[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09

[8]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西漢史）[M].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1

[9]范瑞青“重農抑商”背景下漢代商業的發展[J].廣東經濟，2017（18）：195，229

[10]李曉麗西漢抑商政策研究[D].沈陽：遼寧師范大學，2017

[11]劉康西漢重農抑商原因新探[J].經濟研究導刊，2009（2）：204-206

[12]水麗淑西漢絲綢之路走向繁榮的原因及啟示[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2（6）：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