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斗法看《降魔變文》對《西游記》影響

賈新宇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降魔變文》是敦煌變文中佛教題材之一，講述了舍利弗為供養佛買園建立精舍卻被國王與外道六師阻撓的故事，其中最為出彩的部分是舍利弗與外道六師的斗法情節，通過斗法的輸贏展現了佛法無邊的神通，以達到宣揚佛教的目的?！段饔斡洝纷鳛橐徊糠e累型神魔小說，其中存在大量斗法情節，這些斗法情節中的斗法對象、斗法模式傳承于《降魔變文》而又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有所發展。從斗法情節來看，《降魔變文》對《西游記》有著深遠影響。關于《西游記》《降魔變文》《破魔變文》的內容與人物學術界有所研究，但停留在表面對比，并且由于敦煌文獻的稀缺，對于其藝術特點的影響、變化研究較少，并未從細節上究其成因與發展。從“斗法”切入，從細節角度對二者的異同進行分析，有助于挖掘斗法情節背后的文化心理。

一、斗法情節概述

所謂“斗法”，必然要突出“斗”字，在敵對競爭的條件下，斗法雙方的變形對象一定是相互對立、且一方克制一方的形態，直至一方力竭、或被第三方力量破壞，才能在有限回合內決定輸贏?！督的ё兾摹分猩崂ヅc外道六師的斗法情節與《西游記》中三次斗法情節有相似之處：第六回“觀音赴會問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孫悟空與二郎神）、第四十五回“三清觀大圣留名，車遲國猴王顯法”（師徒四人與虎、鹿、羊）以及第六十一回“豬八戒助力敗魔王，孫行者三調芭蕉扇”（牛魔王與孫悟空）。這三回是《西游記》中典型的斗法情節，與《降魔變文》有相通之處，詳細內容見表格：

表1 斗法情節內容與變化形象

從斗法的內容來看，《西游記》第六回與第六十一回更為接近，都是斗法雙方通過變形變身來迷惑對方；而從斗法的對象來看，第四十五回是以孫悟空為代表的佛教勢力與以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三個道教信徒之間的斗法，這與《降魔變文》中斗法雙方的身份更為接近。這三回斗法是《西游記》中有來有往兩方相斗的典型情節，以這三者為例，可以進一步推出唐代佛教題材《降魔變文》對《西游記》的影響。

二、斗法情節的特點

從故事情節的發展來看，不論是《降魔變文》還是《西游記》，兩部作品中的斗法情節具有三個特點：斗法目的的明確性、斗法模式的固定與發展、斗法變形的多樣性。

斗法目的的明確性：《降魔變文》與《西游記》你來我往互動型的幾回斗法目的都十分明確——迷惑對方，取得勝利?！督的ё兾摹分?，舍利弗與外道六師輪番變化，從寶山、金剛的比試到大樹、風神的斗法，無一不是舍利弗的神通更高一籌，外道六師的法術在無邊佛法面前屢戰屢敗，一敗涂地；而佛教一方取得的勝利，則充分展現佛教神通的無所不能?！段饔斡洝纷鳛橐徊孔鸱鹳H道的神魔小說，第六回與第六十一回二郎神降孫悟空、孫悟空斗牛魔王，無一不是為了迷惑敵方取得勝利；及至車遲國斗法，雖然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變形斗法”，但其目的仍然是取得斗法的勝利，拆穿虎、力、羊三人的面目，讓佛教在車遲國重獲地位，彰顯佛教的不凡神通，招徠更多國民信仰佛教。

斗法變形的多樣性：《降魔變文》與《西游記》的幾次斗法情節有共通之處，即斗法環節變形的多樣性。簡而言之，這些變形分為物、神兩類，物又分為植物、動物、事物三類。植物類變形以《降魔變文》中外道六師的大樹為代表，被舍利弗的風神吹??；動物類變形在《降魔變文》與《西游記》中是變化的主流，從水牛獅子、麻雀餓鷹這類真實存在的動物到毒龍金翅鳥王具有神話色彩的動物無所不有，《西游記》中甚至出現“鴇”這種代表邪淫的鳥類，以此突出人物性格，增加喜劇色彩?？梢?，動物作為更具能動性且代表多種地位的物類代表，在斗法過程中承擔了更多責任，一方面彰顯斗法雙方的法術高超，無所不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凸顯斗法者的人物身份與性格。

斗法模式的固定與發展：《降魔變文》的斗法模式簡單明了，即正反兩方，在一個固定場合進行變化神通的比試，通常是反方先行，正方變化出壓制反方的形象。在這樣固定的斗法順序與模式情境下，幾個回合下來，反方就陷入無法變化的僵局，正方顯出技高一籌的從容不迫?！段饔斡洝返诹嘏c第六十一回繼承了這種斗法形式，敗走的一方施展變化神通出逃，卻被另一方變化出相克的形象窮追不舍，如此這般，反方照例敗下陣來，正方最終抓獲反方。

而《西游記》第四十五回突破了這種固定的斗法模式，發展成為更具趣味性的斗法，這種斗法不拘泥于形象變化的形式，更突出斗法者修法的基本功、與神仙的溝通能力、預知能力以及生命力量的強大，一種由一心修道衍生出來與天地萬物包括神佛溝通互動的神通。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隔板猜物”與“砍頭、剖腹、下油鍋”的情節設計，更接近于民間變戲法、賣藝類娛樂活動，這種對斗法情節模式化的突破發展使得故事更具有趣味性與娛樂性。

三、斗法情節的作用及發展

相較于敦煌講經文，斗法情節作為佛教神通的一種表現形式，對變文有著特殊的作用，隨著文學形式的增多，這種作用成為后世文學中斗法情節產生與傳承的主要原因。

（一）變文形式的影響

“變文說唱故事，韻散相見”，[1]19基于受眾人群的不同，變文作為一種面對普通百姓的傳播方式，由說白與唱詞交替往來，以此反復來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與講經文相比，變文在形式上缺少嚴肅與晦澀色彩，反而帶有更多趣味性，以此來吸引文化接受水平較低的普通聽眾。說白與唱詞的結合，在形式上突破了講經的刻板印象；而其源于日常語言又高于日常語言的風格與排比、對偶等藝術手法的運用，也使其語言風格“亦俗亦雅”，[2]225有利于吸引聽眾，使得聽眾更易理解故事，增強對宗教的興趣，也擴大了接受對象的受眾范圍。正是變文這種更接近普通聽眾文化水平的表現形式與以故事為主的表現方法，使得佛教神通題材的故事脫離講經文頑固的刻板拘束，擺脫經文的內容，自由發揮，生動有趣地展現佛教的無所不能，吸引廣大群眾信仰佛教。

（二）彰顯神通，招徠信徒的目的

敦煌變文中佛教題材故事的功用性與講經文是一樣的——傳播佛教，招徠信徒，這是其最根本、最實用的目的。佛教自魏晉時代傳入中國，經歷隋唐的興盛，直至唐末已是盛極一時，這也是儒釋兩家的斗爭最為激烈的時候。在這樣的思想環境下，“統治者盡管要想利用佛教，有許多士大夫也想利用佛教，但是老百姓是不大容易相信的”。[1]31因而，佛教的傳播者要盡可能顯示佛教神通的不凡之處，以招徠更多的信徒，甚至為統治者提供思想束縛，加強道德教化，為達到這一目的，變文應運而生。

《降魔變文》中對斗法的目的直言不諱：“佛家若勝，王臣并擬歸誠；六師若強，太子與卑微俱受誅戮?！盵2]719可見，國王與臣子都誠心皈依佛教，是其斗法的目的，也是《降魔變文》的中心思想。彰顯神通、斗法勝利、點化眾生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吸引聽眾，招徠佛教信徒，使更多的人能夠皈依佛教。而舍利弗在取得勝利后，也高呼“非是我身健力能，皆是如來加被”，[3]757借其之口，宣揚佛教代表人物——如來佛的無所不能；其兩方斗法的環節，通過一捧一貶的形式，體現佛教力壓道教的風頭正勁，更具體表現出佛教的超能之處，讓聽眾對神通充滿幻想，對佛教的神力也更信服，從而投入宗教的懷抱。

“佛教顯‘神通’的目的是令大眾能信奉佛、皈依佛?！盵4]34其目的性在學術界得到廣泛認可，任何佛教神通的情節，都是為彰顯佛教的不凡，從而吸引更多人去信奉佛教。隨著展示神通方式的發展，《西游記》反復渲染并進一步深化這種招徠信徒的方式。在第六十一回與牛魔王的斗法中，敗走的牛魔王求饒：“莫傷我命，情愿歸順佛家也！”[5]512與羅剎女“經藏中萬古留名”[5]514的歸宿，都足以說明在變化神通比試下的失敗者，只能歸順佛教，成為其信徒；而第六回孫悟空與二郎神的較量中，獲勝一方的二郎神雖然代表道教勢力，但舉薦他出戰的，卻是佛教中大名鼎鼎的觀音菩薩，足以證明佛教神通的無所不能，以及在這樣神通下歸順佛教的各方勢力。

《西游記》在繼承《降魔變文》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其招徠的方式，斗法并不是招徠信徒的全部手段：第四十五回中孫悟空祈雨時讓四海龍王現出原身，在空中度霧穿云，使凡夫俗子得以親眼看見神仙，如此這般，一眾人等更是心悅誠服，皈依佛教。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當一種虛無的存在被證明是真實的，那信徒必然更加虔誠?！段饔斡洝肪徒柚耢`現身的方式使得整個王國相信神佛的存在，以此來鞭策、督促自己行為，不斷凈化自己信仰佛教的誠心。

（三）尊佛貶道的社會背景

唐初，唐代統治者自命為道教創始人李耳之后，因而扶持道教；隨著統治范圍的擴大，為鞏固各自的政治權力繼而大力推行佛教，佛道兩教爭執不下?！督的ё兾摹纷鸱鹳H道的中心思想源于其傳播佛教的目的，但也與唐朝佛道相爭的社會環境有一定關系。佛教的廣泛傳播，信徒眾多，有利于提高其政治地位，甚至得到統治者的青睞，從而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佛道之爭從唐初武德四年至貞觀十四年，持續了二十年之久，佛道兩家斗爭激烈。在這樣緊張社會背景下，《降魔變文》作為佛教思想的傳播手法，一方面要體現佛教的神通，另一方面就借助于道教的斗法更直觀地表現佛勝于道的思想，尊佛貶道思想是其傳播的必然選擇。

縱觀《西游記》整體，孫悟空被二郎神打敗、被如來佛壓于五指山下，又或者顯示神通時打著佛家的名號，都籠罩在佛教的色彩下；而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無一不是選擇棄道求佛的道路；書中黑風山熊羆怪（第十六回）、蜈蚣精（第七十三回）等反面形象，也多是以道士身份出現。顯而易見，《西游記》就是一部徹頭徹尾尊佛貶道的神魔小說。而其尊佛貶道的整體趨勢與明代的社會背景有很大的關系：“明代諸帝大多數是信佛的,但明代中葉的明武帝、明世宗卻迷信道教而極力排斥佛教?！盵6]15吳承恩就生活在明世宗時期，面對明世宗迷信道教長生之說導致的明中期政治上烏煙瘴氣的荒唐統治局面，吳承恩借《西游記》來抒發其對道教的憎惡之情，《西游記》也成為“一部諷刺的借題發揮嬉笑怒罵的小說”。[7]26通過尊佛貶道的整體思想，用神通、斗法等神怪為外衣的形式，暴露明中期的黑暗統治。

宗教作為一種能夠約束道德行為的思想，從不是單純的精神寄托。中國雖然不是西方政教合一的統治政權，但宗教在傳播的過程中，仍然被統治者利用，成為鞏固統治、維護政權的思想武器；在這個過程中，宗教也主動向世俗政權靠攏，借助政治優勢發展自己，擴大影響力抑或求得便利。在政治、宗教兩種因素相互扶持、相互制約的作用下，政治統治離不開宗教思想，宗教傳播也向世俗靠攏，因而在宗教作品與世俗文學中都可以看到政治與思想的影子。作為一種思想符號，宗教在其教義基礎上，被賦予其他色彩：政治上成為統治者教化百姓的思想鐐銬；文化上成為百姓嘲笑黑暗政權的逗樂手段。宗教這樣獨特的、沒有固定形式的靈活性與柔韌性，把它與社會政治、文化方面緊緊聯系，密切融合，成為當時社會背景、思想環境與文學作品完美融合的粘合劑。

（四）市民階級的文化需求

“佛教的轉變和變文對于后來的中國敘事文學，無論是小說還是戲劇的影響，從總體上說是非常巨大的?！盵8]247斗法作為佛教宣傳自身神通的主要形式，也隨著時代的不同而不斷地豐富發展。及至明代，資本主義萌芽誕生，商品經濟繁榮發展，促使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作品逐漸迎合普通百姓的文化需求，文學創作的風格更符合百姓的審美文化心理；而明代黑暗的統治與明中期統治者盲目求道的不良風氣，促使斗法情節不再是講經文、變文中單純意義上為彰顯佛教神通、傳播佛教、招徠信徒的手段，其宗教目的被弱化，娛樂趣味進一步增強，斗法環節也在詼諧戲謔中沾染了諷刺意味，成為揭露明代黑暗社會的一種方式。在不以傳播宗教為目的的前提下，斗法顯然更具趣味性、諷刺性，這就造成了斗法過程中佛教莊嚴、肅穆色彩的弱化甚至消失。鄭振鐸在《鄭振鐸說俗文學》中認為，相較《西游記》中二郎神與孫悟空的斗法情節，《降魔變文》中佛家與外道六師的斗法描述更勝一籌，讀罷使人不可迫視。這正是因為《西游記》中的斗法情節反映的是明代尊佛貶道的思想環境與市民階級的文化狂歡，而不是神圣嚴肅的佛教傳播方式，因而在斗法中，“鴇”這類代表淫亂的動物被變化出來；師兄弟三人大鬧三清觀大膽戲弄宗教；收服黑熊精時孫悟空也打趣觀音道“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5]137可見，在《西游記》中，斗法不再是具有威嚴色彩的宗教名頭，而是借詼諧戲謔色彩的形式來滿足市民階層的文化需求。因而，斗法作為宗教神通的主要宣傳手段，也被賦予詼諧的色彩，不再將宗教置于神壇之上，而是成為解放市民天性、顛覆宗教的重要手段，這是明代市民文化興起的必然趨勢，是對明代大眾文化需求的靠攏與回應。

“小說起源于唐朝和尚廟里講唱的變文?！盵7]17變文對明清小說影響深遠，不論是神魔小說還是演義小說，其源頭都可以溯源至變文之中?！段饔斡洝纷鳛樯衲≌f的典型代表，其中的斗法情節傳承于《降魔變文》，隨著時代的發展，宗教與政治的相互作用，斗法情節主要目的——宣揚神通，招徠信徒被弱化，在時代的背景下被賦予新的色彩，即對社會真實現狀的反映與市民階級的文化需求?！督的ё兾摹穼Α段饔斡洝酚绊懮钸h，從題材、主題以及形式，甚至斗法情節的安排，都可以看到敦煌佛教題材變文對小說的影響。尤其是斗法情節，擺脫了其宗教宣傳、招徠信徒的功能性束縛，反而被作家巧妙利用，成為抨擊社會現實的武器與契合市民階級文化心理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