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詩歌朗誦運動鉤沉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展現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以及中國人民團結的偉大力量，是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歷史轉折點。正是在抗戰的特殊歷史時期，詩歌朗誦運動達到了最高潮，延安、武漢、重慶、廣州、桂林、昆明等地都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詩歌朗誦運動。詩歌朗誦因其所具有的通俗性、音樂性、表演性等特點，在宣傳抗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詩歌朗誦還是大眾化詩學實踐的組成部分，使大眾在聆聽朗誦的同時走近詩歌。因此，抗戰時期的詩歌朗誦運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及詩學意義，值得對其發展脈絡進行描述，為當下的詩歌朗誦活動提供參考。

一、解放區的詩歌朗誦運動

（一）延安的詩歌朗誦運動

延安的詩歌朗誦運動主要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邊區“文協”所組織的，“其參與者除了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外，還主動面向工農兵”①。同時，延安的朗誦詩運動具有較強的政治性特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延安的詩歌朗誦實驗為“十七年”詩歌提供了某種范式。

“文協”所領導的“戰歌社”與詩歌朗誦運動有密切關系。這個社團的負責人是柯仲平，成立時間大概在1937年12月底?！皯鸶枭纭背闪⒑?，舉辦了許多詩歌朗誦會，截止到1938年2月，“戰歌社”的公開朗誦數量已經到達20次以上②。這在胡征的回憶中能得到印證：

戰歌社在延安頗有影響，活動預繁，差不多每星期都有集會、我們每次也基本都去、參加詩社召集的創作與朗誦會。一九三八年夏，田間同志隨丁玲同志帶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從前方回延安，也到戰歌社來過。那次，戰歌社正在開展活動，丁玲和田間同志來看望大家。當時，主持會議的柯老，立即給我們作了介紹?？吕险f著說著，情緒非常高漲，順嘴朗誦起他的《邊區自衛軍》來。丁玲同志笑著忙說：老柯，老柯，你先不忙著念（朗誦），一念（朗誦）就說不成話了。③

這足以見出柯仲平對詩歌朗誦的熱情，也說明“戰歌社”組織的詩歌朗誦活動很有影響力。在理論方面，“戰歌社”也有建樹。1938年1月25日的《新中華報》刊登了林山、雪韋、沙可夫、柯仲平等人對詩歌朗誦的見解，他們基本上都考慮到詩歌朗誦對大眾的影響：“富于朗誦性的詩歌當具以下三個條件：一，內容是真實的，最能感動大眾，有高度教育意蘊的;二，使用的言語是大眾化的——一面容易使大眾接受，一面卻又能提高大眾文化的言語;三，有富于律動的組織?！保轮倨剑苓@說明延安詩歌朗誦運動基本上是遵循了“大眾化”詩學規范。

然而，“戰歌社”所組織的詩歌朗誦會并不總是成功的。比如1938年1月26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辦的“詩歌，民謠演唱晚會”，黃一修一開始認為它是“中國大陸創舉”，實際上卻收到了群眾冷淡的反應：“這次的晚會，我們發出的票共三百張，開始到會參加的有二百余人，但到略散會時，只剩下一百余人，一般地說，這晚會是失敗了?！雹萆晨煞?、柯仲平、駱方事后對該晚會的教訓進行了反思，都認為這次晚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朗誦的詩歌還不夠“大眾化”，群眾對詩歌的接受能力還需要提高。另外，準備不充分、節目安排不合理、天氣太冷也都是導致晚會失敗的因素。

“詩歌，民謠演唱晚會”雖然沒有取得詩人們意想的成功，但毛澤東卻對晚會給予了極大支持：他從晚會開始一直坐到散會才離開。并且不僅是這次晚會，毛澤東基本上每次參與詩歌朗誦會，都認真聽到最后，到散場時才離去。在1938年5月舉行的邊區工會代表大會上，柯仲平朗誦了《邊區自衛軍》，由于事先做了充足的準備，他的朗誦取得了成功，不僅“臺下幾百位樸素的工人們在狂歡地鼓著掌”，毛澤東也像“小孩子一樣”地熱烈鼓掌。大會結束后，毛澤東還寫信給柯仲平，表示《邊區自衛軍》“很好很好”，希望他“趕快付印”⑥。毛澤東對詩歌朗誦的支持，在周而復的回憶中也得到了印證：

我去參加清涼山上《解放日報》印刷廠文藝小組的活動，有幾個小組成員告訴我一次詩歌朗誦會的盛況：那天晚上七點開始，許多愛好詩歌的工人來了，毛澤東同志來了，少數中央負責同志也來了。大家表演節目，最后一個是柯仲平同志朗誦他的長詩《邊區自衛軍》。因為滿天星斗，夜已深了，他加快朗誦了一部分，停了下來，問：“毛主席，時間太晚了，不要朗誦了吧？”毛澤東同志回過頭去，看看會場上聽眾仍然是擠得滿滿的，便問：“你的詩還有多少？”柯仲平同志舉起手里的稿紙，答道：“還有一大半哩，朗誦完了就太晚了?！泵珴蓶|同志興致勃勃地要他朗誦完。聽完朗誦已是下半夜了，毛澤東同志走到臺邊，親切地握著柯仲平同志的手，稱贊他的長詩歌誦了農民，稱贊他在長詩里運用了民歌體，稱贊他對詩歌大眾化的方向所做的努力，還把他的詩稿帶回去看。幾天以后，毛澤東同志把詩稿送了回來，個別地方還做了修改，要他趕快發表這首詩。不久，《解放周刊》便發表了《邊區自衛軍》?！督夥拧肥侵泄仓醒霗C關雜志，很少發表文藝作品的，更沒有發表過長篇敘事詩。詩一發表，便轟動了延安文藝界。⑦

1950年代，毛澤東曾為中國新詩指出一條“古典”加“民歌”的道路，這種觀念的形成或許可以追溯到抗戰時期的新詩朗誦會。毛澤東的支持，促進了詩歌朗誦運動在延安的開展。除了“戰地社”的詩歌朗誦活動，“山脈社”也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要“在群眾大會上，利用會前或休息時間，進行詩歌朗誦”。當時延安舉辦的文藝晚會很多，“山脈社”經常在晚會上表演詩歌朗誦，實踐了自己的社團綱領。

延安詩歌朗誦的地點不局限于禮堂、廣場等集會空間，詩歌工作者還走上街頭進行朗誦。比如黃一修就提到1938年2月12日（反侵略宣傳周的文化日），詩歌工作者們就打算走上街頭，朗誦“最通俗，最有力量，最明朗”的短詩⑧，以達到宣傳抗戰的目的。街頭的詩歌朗誦逐漸衍生出新的詩歌體式——“街頭詩”，田間、柯仲平、艾青等著名詩人都寫過街頭詩。1938年8月7日，陜甘寧邊區文協戰歌社（柯仲平、林山等）、西北戰地服務團戰地社（田間、邵子南等）聯合發表《街頭詩運動宣言》⑨，這一天也被定為“街頭詩運動日”。從田間的回憶來看，這一天延安出現了創作與朗誦詩歌的高潮：

不久，幾乎是片刻之間，城門樓旁、大街小巷，寫滿了街頭詩，詩傳單。我大致還記得的，有柯老的《告同志》，以及其它許多墻頭詩作。我自己，由于是發起人之一，自然也義不容辭，即興揮毫，寫了不少的街頭詩，詩傳單，有的寫在墻上，有的寫在紅綠紙上，貼在墻上，如《毛澤東同志》、《假使我們不去打仗》、《呵，游擊司令》、《義勇軍》等。這些詩，寫在墻頭或貼在城門樓旁以后，馬上便圍上一群人，有手執紅纓槍的，有手持紀念冊的，有牽著山羊的，有嘴含大煙鍋的，都在看，都在念。還有的急匆匆地抄在他的本本上。⑩

由此可見，朗誦詩在走向街頭之后，大眾對詩歌朗誦的興趣就提高了，并愿意投入“街頭詩”運動中去。從詩歌朗誦運動到“街頭詩運動”，延安的詩歌朗誦實踐充分體現了“大眾化”詩學觀念，在政策的推動下迅速推廣到其他解放區，比如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即便在抗戰結束之后，延安的詩歌朗誦實踐仍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二）其他解放區的詩歌朗誦運動

在延安詩歌朗誦運動的影響下，其他解放區也興起了詩歌朗誦的熱潮。先說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詩歌朗誦運動。這一地區的詩歌朗誦運動首先是展開了對“街頭詩”的宣傳與研究?！犊箶硤蟆罚ê蟾拿稌x察冀日報》）的《海燕》副刊第1期就發表了史塔的理論文章《關于街頭詩》。此后，《抗敵報》（《晉察冀日報》）成為“街頭詩”發表的重要陣地，田間、丹輝等詩人都發表過自己創作的街頭詩。1939年8月6日的《文化界》副刊，刊登了《街頭詩運動周年紀念》《晉察冀邊區的街頭詩運動》等理論文章，還發表了一組《街頭詩選》?！稌x察冀首屆藝術節宣傳大綱》中指出晉察冀邊區在“街頭詩”創作方面的成績“上十萬條墻磚頭，寫滿了標語、詩和畫滿了畫”11，并號召在慶祝首屆藝術節的過程中進一步創作“街頭詩”。孫犁也曾描述晉察冀邊區“街頭詩”創作的盛況：“這里沒有數字，因為每個村莊墻頭上都有了街頭詩。如果要數字，那就是邊區全部的村莊、全部的墻壁?！?2在具體的活動方面，以田間為核心的“戰地社”與以丹輝為核心的“鐵流社”發揮了重要作用，1939年元月初，兩個社團在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平山縣蛟潭莊會合，組織了晉察冀邊區第一個“街頭詩活動日”，蛟潭莊滿街“紅紅綠綠”，引起了軍區領導的重視，也向大眾普及了“街頭詩”。

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太行詩歌社”所組織的詩歌朗誦活動，結合了音樂、晚會等要素。據劉錦滿記述，這個詩社的主要成員有高沐鴻、岡夫、袁勃、高詠、阮章竟、蒲火、汪旭前、段芳等，每到周六，他們就到桐峪鎮文化俱樂部，參加詩歌朗誦?！盀榱烁嗟匚牨?，他們每朗誦一首詩，中間總插進一種器樂演奏，如小提琴獨奏、笛子獨奏、二胡獨奏等等?！?31941年夏天，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在桐峪鎮召開臨時會議的時候，“太行詩歌社”曾組織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詩歌朗誦晚會，以示祝賀。會上許多社員朗誦了自己的新作，受到聽眾們的熱烈歡迎。

總體來看，晉察冀及其他抗日根據地詩歌朗誦活動的興盛程度遠不如延安，何洛就曾經指出晉察冀邊區的朗誦詩，還不如“街頭詩”那樣普遍：“由于廣大群眾文化水準低，大而復雜的形式不易接受，故開展街頭詩，朗誦詩的運動，今后依然要繼續努力?！?4這種情況的出現，或許與抗日根據地的戰爭局勢有關。即便如此，延安的詩歌火種仍然能夠傳播到各個抗日根據地去，在艱苦的條件下生根發芽。

二、國民黨統治區的詩歌朗誦運動

（一）武漢的詩歌朗誦運動

1937年8月10日，上海的《光明》雜志第三卷第五期發表了一首署名“郭德浩”的朗誦詩：《是時候了，我的同胞！》，“郭德浩”即后來著名的朗誦詩詩人高蘭的原名，此時他已經到達武漢，與穆木天、蕭軍、蕭紅等東北流亡作家群會合，投入到武漢的抗戰詩歌運動中去?！妒菚r候了，我的同胞！》從發表時間和內容來看，雖然它并未明確標明“朗誦詩”，但已經具有了朗誦詩的性質，應該是抗戰爆發后較早出現的朗誦詩之一。該詩發表后幾個月的時間里，報刊上出現了大量注明為“朗誦詩”的詩歌，如錫金的《老家》《千人針》、張洛蒂《永定河上的血債》、方伯玉《英勇的八百壯士呵》、四維《遙祭：謹獻給各陣亡將士底靈魂》等，高蘭也在這一時期發表了自己最著名的朗誦詩《吊天照應》與《我的家在黑龍江》。

朱基釵指出漢口版《大公報》副刊《戰線》與雜志《時調》（穆木天、錫金主編）對武漢地區朗誦詩運動起到了較大作用，這種說法是確切的。因為《戰線》副刊和《時調》不僅發表了數量可觀的朗誦詩（據朱基釵統計，《戰線》副刊便發表了三十四首朗誦詩，其中高蘭的作品占大多數15），還刊登了許多有關詩歌朗誦的文章，如穆木天《詩歌朗讀和高蘭先生的兩首嘗試》《詩歌朗讀與大眾化》、紀瀅（陳紀瀅）《關于朗誦詩歌》、高蘭《展開我們的朗誦詩歌》、馮乃超《關于詩歌朗誦》等，極大地推進了詩歌朗誦理論的建設。值得一提的是陳紀瀅的理論文章，他理想中的朗誦詩歌具備如下幾種特質：“（1）文字絕對通俗化——口語化;（2）內容一定是現實的;（3）為適合教育大眾，可以用方言;（4）音韻一時還不能放棄?！?6陳紀瀅對詩歌朗誦的觀點竟與左翼詩學論者的觀點不謀而合，可見抗戰的時代氛圍能夠使“大眾化”成為跨越意識形態的詩學理論。

在朗誦詩創作和理論方面，《戰線》副刊和《時調》雜志做出了許多貢獻。同時，“時調社”的同人也積極地組織活動，推廣朗誦詩的實踐。據蔣錫金回憶，“時調社”成立后曾組織了三次詩歌朗誦活動：

第一次是1937年10月18日在青年會舉行的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上，這是我們詩歌朗誦運動的發端，由柯仲平、我和王瑩朗誦。第二次是1938年春天“全國歌詠協會”在漢口光明大戲院開成立大會時，由穆木天和我參加。第三次是《五月·詩歌綜合叢刊》快要出版的時候，時間大約是1938年5月，我、高蘭、王瑩在“美的冰室”舉辦的詩歌宴會上朗誦了瞿秋白翻譯的普希金《茨岡》的譯稿。17

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的詩歌朗誦活動上，柯仲平朗誦的是自己的詩作《貓頭鷹》，王瑩（當時的著名女演員）朗誦的是高蘭的詩作《我們的祭禮》。高蘭稱《我們的祭禮》是“較早地向千百萬群眾公開朗誦過的一首詩，對詩歌朗誦運動有一定的帶頭意義”18，但在穆木天看來，王瑩的朗誦并不成功（“就是印象到如怨如訴的鶯聲燕語而已”“我感到的，就是倦怠，恨不能早早地請讀者朗讀完了才好”19），而柯仲平則“引吭高歌”，取得了較好的朗誦效果。不過，穆木天在讀過高蘭原作之后，感到這是一首“很好的詩”：“這一種聲音，是新時代黎明期的詩人的聲音。這是何等高音節的光明的禮贊呀！”20第三次朗誦活動，由于高蘭等人缺乏充足的準備（“當他們宣布的時候，我還沒熟悉那首詩和作應有的準備。于是三個人連忙湊在一起，大致商量了一下分段，還不等看第二遍便開始朗誦了?！?1），這次演出也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梢?，朗誦者的素質、事先的準備對于詩歌朗誦是較為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高蘭朗誦詩集》最早也是在武漢出版的，發行者是漢口的大路書店。第一版出版于1938年2月，僅過了兩個月，就得到了再版，足以見出高蘭朗誦詩受歡迎的程度。高蘭在再版的序言中談道：“事實，兩個月，再版了。非常明白的，這充分的證明了，詩，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中，它不但確定了它應有的地位，而且是以突飛猛進勇武精悍的姿態，執行著它在民族革命的神圣戰爭中所有的任務，尤其是朗誦詩?！?2

高蘭的朗誦詩之所以受到歡迎，一方面與抗戰救國的時代主題有關，另一方面是因為高蘭有著古典文學的學術背景，他的詩注重修辭與韻律，在情感方面也能夠引人共鳴?？梢哉f，高蘭是整個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區最重要的朗誦詩人，他的朗誦詩集也出版得最多。除了上述兩個版本的詩集外，高蘭在抗戰期間還出版過《朗誦詩集》（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高蘭朗誦詩》（成都越新書局，1942）、《新輯高蘭朗誦詩（第1集）》（重慶建中出版社，1943）、《新輯高蘭朗誦詩（第2集）》（重慶建中出版社，1944），其中商務版與越新書局版只是大路書店版的翻印，而出版于重慶的兩部詩集則收錄了高蘭的最新作品，這說明高蘭的朗誦詩在重慶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重慶的詩歌朗誦運動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在此之前，《大公報》已遷往重慶。12月1日，重慶版《大公報》正式創刊，《戰線》副刊也繼續發行?！稇鹁€》副刊對重慶的詩歌朗誦運動也起到了積極作用，比如《大公報》遷往重慶不久，《戰線》便組織了“本刊作者聯歡”，在這次聯歡會上“許多人渴望的朗誦詩的實地朗誦，也由朗誦詩最努力的作者高蘭先生親自試驗了一次”23，高蘭朗誦的詩是他的代表作《我的家在黑龍江》，取得了較好的朗誦效果：

最后的節目是高蘭先生的朗誦詩的自我試驗，大家鼓掌表示歡迎。他一個北方人的體格，淳厚，資格的氣派，正如他的詩一樣，有力量，富生命力。他朗誦的一首詩是在《五月》上發表過的《我的家在黑龍江》，真是一部真實的作品，不用說兼長的作者朗誦起來生動感人，恐怕任何人讀了也要受感動吧？難得他能作，又合乎朗誦的條件，他的聲音先是幽（悠）揚輕快，隨著是緊張，熱烈，悲壯，把每個人的精神都凝化在他的詩里，這是聽者們一致的贊許。朗誦完了，大家都感覺心頭上的有一重壓力。不過大家都說：“這首詩讀過的人太少了！”我們決定明日把它轉載，以廣宣傳。24

《戰線》還繼續刊登朗誦詩（如程錚、高蘭的作品）及有關詩歌朗誦的理論文章，較為重要的有趙沨《論詩歌朗誦》及陳紀瀅《新詩朗誦運動在中國》。陳紀瀅的文章是一篇很有意義的文章，它梳理了自抗戰以來詩歌朗誦運動的脈絡，為如今的研究保留了較為豐富的資料。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協”）在重慶詩歌朗誦運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主要體現在“詩歌朗誦隊”的成立上。這個朗誦隊于1940年11月24日下午2時在天官府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現場還舉辦了茶話會。到場的主要人員有郭沫若、田漢、老舍、馮乃超、陳紀瀅、盛家倫、臧云遠、趙沨、艾青、孫望、袁水拍、賀綠汀、光未然、方殷、李嘉、力揚、張西曼、常任俠、高蘭、王云階、丘琴、徐遲等六十余人，包含詩歌界、戲劇界、音樂界三方的人士。茶話會由陳紀瀅主持，他做了有關詩歌朗誦隊成立的報告：一、研究詩歌朗誦的方法和技術;二、推廣詩歌朗誦運動，使詩歌大眾化。該會還通過了詩歌朗誦隊的組織細則，推選臧云遠、盛家倫、方殷、徐遲、丘琴、李嘉七人組成隊伍委員會，展開詩歌朗誦工作。徐遲、常任俠、高蘭還在會上朗誦了自己的新作25。陳紀瀅撰專文祝賀該朗誦隊的成立，發表于1940年12月7日的《大公報·戰線》上。該期《戰線》還刊登了《朗誦小消息》，鼓勵更多的“朗誦人才”加入朗誦隊：“凡對詩歌朗誦有興趣并對音樂發音有素養，經文協會員二人之介紹，可加入詩歌朗誦隊?！?6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詩歌朗誦隊”希望將詩歌朗誦推廣到大眾中去。

“詩歌朗誦隊”延續了在武漢舉辦詩歌朗誦活動的勢頭，臧云遠在《霧城詩話》中回憶了當時朗誦隊熱火朝天的工作場景：

天天辦公，油印詩稿，分送各分隊，各大學紛紛響應，組織了詩歌朗誦會，一時山城夜夜誦詩朗朗，青年詩歌愛好者，排練背誦，登臺表演，或在飯廳，或在禮堂，或在操場：詩情高昂，面帶春風，都像過節似的。柳倩、亞平、方殷聯系組織，發揮當年詩歌會的干勁，光未然、高蘭則是無形的藝術指導，朗誦示范。而徐遲則是無名英雄，每天一早到天宮府來，一聲不響，只是埋頭伏案刻蠟版，小字寫得端端正正，規規矩矩。27

這種情形說明“詩歌朗誦隊”的確致力于詩歌朗誦，采取了實際的行動?！拔膮f”在組織“詩歌朗誦隊”的同時，也經常召開詩歌晚會，其中第三次詩歌晚會于1940年12月22日舉行，到場者有五十余人，光未然、方殷、李嘉、挹英、任鈞、趙越等人進行了詩歌朗誦，尤以李嘉、挹英合誦的《戰士之歌》（臧云遠作）與趙越朗誦的《罪惡的黑手》（臧克家作）最為聽眾感嘆28。艾青從桂林到重慶時也曾主持過“文協”的朗誦會，朗誦了自己的長詩《火把》。臧云遠回憶說：“他朗誦長詩《火把》，聽的人很多，會議室坐得滿滿的。艾青同志念一段，自己解釋幾句，斷斷續續念詩，清清楚楚講解，把個朗誦詩會變成了又念又分析的會，別開生面，本來那樣長的詩，一個人朗誦誰能吃得消?！?9另外，“詩人節”與“祝壽詩會”也是“文協”的創舉。第一屆“詩人節”于1941年5月30日（端午節）下午2時在天宮府舉辦，當晚7點還在中法比瑞同學會大會議室舉行了詩歌朗誦會，主要朗誦者有老舍、常任俠、高蘭等人30?！白墼姇眲t是為一些知名作家與進步人士召開的生日慶祝會，據臧云遠回憶，在周恩來的倡議下，“文協”為郭沫若舉行了五十歲祝壽會，詩歌朗誦也成為一種慶祝的方式。在為救國會沈鈞儒老人舉辦的七十大壽祝壽會上，由一位名演員朗誦了臧云遠為沈鈞儒寫的詩《救國老頭》，贏得了熱烈的掌聲31。由此可見，“文協”對詩歌朗誦運動在重慶的推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蘭在重慶時期的朗誦詩代表作之一是《哭亡女蘇菲》（1942）。這首詩是高蘭為了悼念自己因病去世的女兒而作。它真摯感人，催人淚下，可謂是高蘭作品中被朗誦次數最多的一首。高蘭本人也曾多次被約請朗誦這首詩，其中給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中央大學：

那次我應中央大學學生公社之請，在報告詩歌創作漫談之后，當場對群眾朗誦，朗誦中許多人為之泣下，有的竟痛哭失聲，朗誦完之后，許多同學圍著我問這問那，不肯離去，那種群情激憤的情景使我至今難以忘懷，使我看到了詩歌朗誦所具有的強大感染力。32

1949年以后，高蘭曾在濟南遇到愛國人士李士釗，他戰時曾被國民黨關押在重慶五臺山集中營，他對高蘭說，1942年冬，在集中營里他們看不到報章雜志，有一位地下黨員廣安人趙國柱對《哭亡女蘇菲》一詩能倒背如流，他常向大家朗誦，使難友的悲憤之情達到高潮33?！犊尥雠K菲》能在集中營里傳播，并引發了難友們強烈的感情，說明這首詩具有較強的精神力量，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能通過朗誦傳遞給聽眾。也足以證明高蘭的作品的確是朗誦詩中的精品，使聽眾都能獲得情感的共鳴。

（三）廣州、桂林的詩歌朗誦運動

廣州在淪陷之前，也出現過較大規模的詩歌朗誦運動，起到主要組織作用的是“中國詩壇社”，參與者有雷石榆、蒲風、黃寧嬰、蘆荻、陳殘云、鷗外鷗等。據報道，這個社團至少組織過六次詩歌朗誦活動，第五次詩歌朗誦活動是在1938年3月15日晚，通過廣州市播音臺播音朗誦，前四次是在集會或演劇上舉行34。但是，這五次詩歌朗誦活動，并不總是成功的。從胡危舟、雷石榆、蘆荻、清水、黃寧嬰等人的討論35來看，“中國詩壇社”的詩人對該社所組織的詩歌朗誦活動有著較為深入的反思。他們意識到，成功的詩歌朗誦，要有充分的準備，要考慮大眾的接受情況，同時也要注意詩歌的選擇與朗誦的音調。1938年5月24日，“中國詩壇社”還組織過一次詩歌朗誦活動。據雷石榆回憶，這次活動十分熱鬧：“在本社的廳里，各人練習著朗誦自己的作品，或忙著把短詩寫上幾十幅漫畫上……我們完畢了播音演說和朗誦，就開始把詩畫釘貼在會場的四壁，這時冒雨而來的來賓比本社同人還多?！?6在朗誦詩的發表方面，《中國詩壇》（原名《廣州詩壇》）這本雜志起到了積極作用，它于1937年7月1日創刊，持續出版了十三年，可謂是中國新詩史上堅持出版時間最長的刊物37。大眾化、歌謠化是《中國詩壇》的基本追求，它也刊登了部分用廣東方言寫作的詩歌。

蘇光文稱，抗戰時期的重慶和桂林是“大后方文壇的雙璧”38，這是因為桂林在抗戰時期也是一座“文化城”，聚集了大量詩人與作家。桂林的詩歌朗誦運動首先與“樂群社”的活動密切相關。1941年1月28日，樂群社文化部舉辦詩歌朗誦會，黃藥眠作《關于詩歌朗誦》的報告，并朗誦了高爾基的《海燕》及艾青的《火把》等39。同年3月17日晚上八點三十分，廣西藝術館、藝術訓練班、樂群社文化部在樂群社西餐廳聯合舉行晚會，歡迎名畫家葉淺予、戴愛蓮夫婦，胡危舟、韓北屏、李文釗進行了詩歌朗誦40。

桂林的詩歌朗誦運動也與“文協”桂林分會的組織有關聯。與延安相類似，“文協”桂林分會也組織過“街頭詩”運動。該活動從1940年6月6日起開始，除了出版詩歌壁報，桂林各報副刊也同時出版詩特輯，內容有《六月街頭詩宣言》及詩作十余首，各報還加印詩特輯，作為傳單在街頭散發，氣氛熱烈41?！拔膮f”桂林分會還積極舉辦詩歌朗誦晚會。1941年2月9日，“文協”詩歌組與樂群社文化部聯合舉行詩歌朗誦會，1942年1月4日，“文協”舉辦的新年晚會上也有韓北屏的詩歌朗誦節目演出。最值得稱道的是“文協”于1944年舉辦的四次詩歌朗誦晚會，此時桂林的詩人、作家物質生活條件較為困乏，但仍能保持高漲的抗戰文學創作與活動情緒，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1944年的第一次詩歌朗誦晚會于4月22日舉行，“不到半小時，座位已全部被占領，遲來的人只得向隅了，會場容納不下如流的人群，入口處被買不到票的人封鎖著”，足見演出盛況。朗誦會開始后，“文協”理事邵荃麟首先做了簡短介紹，隨后新中國劇社的李實中、朱琳朗誦了艾青《黎明的通知》、何其芳《平靜的海埋藏著波浪》《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安娥朗誦了普希金的《哥薩克》，韓北屏、方瑩等詩人也朗誦了自己的作品。這次晚會的聽眾數量雖然較多，但田漢認為，晚會還需要加強計劃性。5月6日舉辦的第二次朗誦晚會就顯得準備較為充分了，主要朗誦的作品有何其芳《喊啊，叫啊》、田間《自由向我們來了》、袁水拍《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馮雪峰《雪之歌》，還有瑪雅可夫斯基的朗誦專輯42。

前兩次詩歌朗誦晚會都在社會服務處舉辦，而5月23日舉行的第三次詩歌朗誦晚會則在樂群球場舉辦。但規模最大的要數25日晚上舉行的“為保衛中原而歌”詩歌朗誦會，該晚會在桂林藝術館舉辦。它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題是“中國在燃燒”，由新中國劇社的王天棟朗誦田間的《給戰斗者》、岳勛烈朗誦孫鈿的《旗》，李揚朗誦何其芳的《進軍》，取得了熱烈的反響。第二部分都是“黃河之歌”，包括《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頌》《保衛黃河》《黃河對口曲》等。最后一部分是“我們心向中原”，田漢朗誦了自己的詩作《虎牢關》，韓北屏也朗誦了自己的作品《心向中原》。伍禾、洪遒和方敬的詩歌也得到了朗誦。這次朗誦會聽眾反響很熱烈，“七點半開始的夜會，快十一點了，七八百聽眾還沒有盡興，再一次要求劇宣九隊唱了一遍《保衛黃河》，最后全體站起來合唱了一個義勇軍進行曲”43。從朗誦的篇目和取得的效果來看，這次朗誦會無疑是成功的，達到了激勵人心的目的。這也證明“文協”桂林分會舉辦的詩歌朗誦晚會在不斷進步。

桂林的詩歌朗誦運動還與徐遲有關。徐遲出版的朗誦詩集《最強音》（1941）與理論著作《詩歌朗誦手冊》（1942）都是在桂林出版的?！对姼枥收b手冊》是我國第一部新詩朗誦理論研究專著，對指導詩歌朗誦有著重要意義。洪深在重慶出版的《戲的念詞與詩的朗誦》（1943）是第二部詩歌朗誦理論的專著，這也能從一定程度上說明抗戰時期桂林與重慶在大后方的“雙璧”地位。

（四）昆明的詩歌朗誦運動

昆明的詩歌朗誦運動首先與《戰歌》雜志有關?！稇鸶琛?938年第3、4、5期，分別發表了三篇詩歌朗誦理論文章：徐嘉瑞《高蘭的朗誦詩》、穆木天《論詩歌朗讀運動》、佩弦（朱自清）《談詩歌朗誦》。徐嘉瑞充分肯定了高蘭朗誦詩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朗誦詩的本質，是集體的，普遍的感動的;它的對象，是廣大的群眾，它的內容，是廣大的群眾生活;使用大眾的題材，使用大眾的言語，激勵大眾的情緒，這才是朗誦詩的特質”44。作為“大眾化”詩學的主要倡導者，穆木天對詩歌朗誦運動報以很高的期待，并認為詩歌朗誦運動是在“八·一三”事件后蓬勃開展起來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文章。朱自清認為“現階段的朗誦詩，‘應該走敘事詩的路”，要找到適合大眾理解的朗誦方式，進而達到動員大眾進行抗戰的目的。

除《談詩歌朗誦》之外，朱自清在抗戰期間寫下的有關詩歌朗誦的理論文章還有《抗戰與詩》《愛國詩》《詩的趨勢》《論朗讀》《朗讀與詩》《美國的朗誦詩》等。朱自清對詩歌朗誦的關注，一定程度上說明，經過抗戰的洗禮，許多本來持“純詩”理念的知識分子逐漸轉向對“大眾化”詩學的認可。在李光榮看來，朱自清對詩歌朗誦的關注對西南聯大的朗誦詩運動有所啟示，并且與聞一多、李廣田共同創立了西南聯大的朗誦詩觀念：“聞一多開其先，朱自清和李廣田繼其后”“朗誦詩是政治的詩，宣傳的詩，群眾的詩，新體的詩，今天的詩，‘我們的詩，綜合的詩，有力的詩和行動的詩”45。李廣田于1945年發表了兩篇與詩歌朗誦有關的文章：《關于詩的朗誦問題小記》《談詩歌朗誦》，在西南聯大北上復員之后又發表了《詩與朗誦詩》（1948），與朱自清的《論朗誦詩》（1947）一起完成了“西南聯大的朗誦詩理論建構”46。其中，李廣田《詩與朗誦詩》中談道：“朗誦詩是新詩中的新詩，是詩的新生命?！?7這一論斷可謂將朗誦詩的地位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昆明詩歌朗誦活動而言，主要的組織與參與者還是教師指導下的西南聯大文學社團。據李光榮研究，西南聯大的文學社團主要有南湖詩社、高原文藝社、南荒文藝社、冬青文藝社、文聚社、文藝社、新詩社等。這些社團都與詩歌創作有關。其中組織過較大規模詩歌朗誦活動的，要數冬青文藝社與新詩社。冬青文藝社開展詩歌朗誦的時間大約在1940年初至1941年初期間：

朗誦節目的形式多有變化：一種是社員自己朗誦自己的作品，這多半具有切磋技巧的性質;一種是請校外詩作者參加朗誦，如有一次，邀請旅昆詩人雷石榆參加;再一種是用多種語言朗誦，有漢語、英語、法語、俄語等，也有用方言的，如用廣東話。這一次，導師馮至和外文系聞家駟、陳嘉教授等參加了，雷石榆也應邀參加了。48

但冬青社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詩歌社團，真正使昆明的詩歌朗誦從“活動”變為“運動”，還要歸功于聞一多以及在他指導下成立的“新詩社”。1943年秋季學期開學，聞一多在其講授的唐詩課上朗誦田間的《多一些》和《人民底舞》49，給在場的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促進了學生詩歌朗誦運動的生成。在聞一多的指導下，“新詩社”于1944年4月9日成立，骨干成員有何孝達、沈叔平、施載宣、唐伣、趙寶煦、黃福海、周紀榮、趙明潔、段彩楣、施鞏秋、王永良、萬繩楠等十二人50。這個社團是在武漢、重慶的詩歌朗誦運動逐漸退潮后出現的，它組織了多次詩歌朗誦會，馮至曾回憶自己在西南聯大參加“新詩社”朗誦會的情形：

在昆明時，我曾經被約請參加過幾次新詩社的聚會，聚會的地點有時在西南聯大簡陋的課室，有時在學校附近的一所小樓上，每次開會回來，心里都感到興奮，情感好像得到一些解放。燈光下聽著社員們各自誦讀他們的作品，彼此毫不客氣地批評，我至今還沒有忘記一些詩在誦讀時所給我的印象，雖然原文我記不清了。51

“新詩社”最初的詩歌朗誦會主要在校內舉行，如1944年10月9日于學校南區學生服務處小禮堂舉行的“新詩社”成立半周年的朗誦會，參加者有教授十四人和文化界人士、大中學生一百多人，聞一多、馮至、楚圖南、光未然、李廣田、聞家駟、呂劍、沈有鼎、李何林、尚鉞等先生均出席，楚圖南、聞家駟、馮至、光未然和聞一多等人還朗誦了詩歌52。在聞一多的組織與介紹下，“新詩社”的規模得到了擴大，有很多校外人士也參與其中，參加朗誦會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在1945年4—10月這幾個月的時間里，就舉行了至少五次詩歌朗誦會。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945年5月2日舉行的朗誦會，它也是“‘五四紀念周”的活動之一，現場十分精彩，聞一多在此次朗誦會上朗誦了艾青的《大堰河》及《火把》53。呂劍曾談到這次活動舉辦的盛況：“最近昆明舉行了幾次詩歌朗誦，成績都不錯，有一次，參加朗誦會的詩人、詩歌工作者、詩歌愛好者達千余人之多，這在昆明，真是了不起的舉動。拿詩歌來直接的和廣大的人群見面，這在昆明，恐怕還是第一次?！?4在1945年底舉行的“一二·一”運動中，“新詩社”也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了反對國民黨的暴行，“新詩社”的成員大量創作朗誦詩，并到群眾中去朗誦，和昆明市民們一起掀起了朗誦詩的熱潮。這些活動都說明，“新詩社”在詩歌朗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即便是在西南聯大師生北上復員之后，“新詩社”仍然延續了朗誦傳統，并且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也成立了自己的新詩社，在1946—1948年期間的學生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從本文所列舉的具體史實來看，抗戰時期的詩歌朗誦運動在解放區與國民黨統治區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使詩歌朗誦走出了文人圈子，吸引了群眾的參與。雖然因為戰爭局勢、物質條件等因素，延安、晉察冀等解放區的詩歌朗誦活動相對于國民黨統治區而言數量較少，但也使大眾走近了詩歌，并進一步創造出“街頭詩”這種新的詩歌類型。某種程度來說，詩歌朗誦運動在抗戰時期的興盛，標志著“大眾化”詩學實踐的勝利。因為抗戰時期的詩歌朗誦不僅是詩歌語言的實驗，很多時候它們已經超越了純粹“讀”與“聽”的藝術，而是一種聲音的“政治”，指向現代詩的公共性。詩歌朗誦將“個體世界”與“公眾世界”聯系在一起，將“人”和“人民”聯系在一起，成為“詩的行動”?！凹w詩學”在詩歌朗誦運動中誕生，為“十七年”及之后的詩歌朗誦理論提供了范式。

【注釋】

①15朱基釵：《論抗戰期間的朗誦詩運動》，北京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②⑤黃一修：《詩歌朗誦運動》，《新華日報》1938年3月6日《團結》第40期。

③劉津滿：《回憶延安“戰歌社”——胡征同志訪問記》，《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2期?！翱吕稀?，即柯仲平。

④《關于詩的朗誦問題》，《新中華報》1938年1月25日《邊區文藝》第4期。

⑥沙陀云：《毛澤東同志與詩歌朗誦》，《戰時動員》1938年第3期。

⑦⑧周而復：《指著北斗星前進——回憶柯仲平同志》，《上海文學》1980年第12期。

⑨《街頭詩運動宣言》，《新中華報》1938年8月10日。

⑩田間：《田間自述（三）》，《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4期。

11《晉察冀邊區首屆藝術節宣傳大綱》，《抗敵報》1940年9月20日。

12孫犁：《1940年邊區文藝活動瑣記》，《晉察冀日報》1941年1月26日。

13劉錦滿：《歷史的憶念——解放區幾個詩歌組織和刊物的回顧》，《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5期。

14何洛：《四年來華北抗日根據地底文藝運動概觀》，《文化縱隊》1941年第2卷第1期。

16紀瀅：《關于朗誦詩歌》，《大公報》1937年10月23日《戰線》第32期。

17蔣錫金口述，逄增玉、吳景明整理：《抗戰初期的武漢文化界（1935年11月—1938年8月12日）》，《新文學史料》2005年第2期。

18高蘭：《高蘭朗誦詩選·后記》，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6。

1920穆木天：《詩歌朗讀和高蘭先生的兩首嘗試》，《大公報》1937年10月23日《戰線》第32期。

21高蘭：《詩的朗誦和朗誦的詩》，《時與潮文藝》1943年第4卷第6期。

22高蘭：《再版序》，《高蘭朗誦詩集》，大路書店，1938。

2324《本刊作者聯歡雜記》，《大公報》1939年1月16日《戰線》第251期。

25姜桂圃：《詩歌朗誦隊成立大會記》，《大公報》1940年12月7日《戰線》第690期。

26《朗誦小消息》，《大公報》1940年12月7日《戰線》第690期。

272931臧云遠：《霧城詩話》，《藝苑》1983年第4期。

28《文協詩歌晚會作家朗誦名詩》，《新華日報》1940年12月23日。

30《首屆詩人節文化界昨開慶祝會》，《新華日報》1941年5月31日。

3233高蘭：《〈高蘭朗誦詩選〉序言》，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第322、323頁。

34蘇艾：《詩歌朗誦在廣州》，《新華日報》1938年3月30日《團結》第56期。

35具體討論情況見《詩歌朗誦的檢討》，《中國詩壇》1938年第2卷第3期。

36雷石榆：《“詩歌日”的回憶及展望》，《戰歌》1938年第2卷第1期。

37陳頌聲、鄧國偉：《華南新詩歌運動的珍貴史料——有關〈中國詩壇〉總目的幾點說明》，《廣東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1期。

38蘇光文：《桂林和重慶：大后方文壇的雙璧》，《社會科學家》1997年第1期。

39黃紹清：《略論抗戰時期桂林文化城的詩歌創作》，《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1期。

4041萬一知：《桂林文化城紀事》，《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2期。

42海洋：《“詩歌朗誦夜會”——桂林文協主辦，每逢星期六舉行》，《新華日報》1944年5月15日。

43李中玉：《桂林詩人們為保衛中原而放歌》，《新華日報》1944年6月8日。

44徐嘉瑞：《高蘭的朗誦詩》，《戰歌》1938年第1卷第3期。

4546李光榮：《西南聯大的朗誦詩觀念——從聞一多到朱自清和李廣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

47李廣田：《詩與朗誦詩》，《新生報》1948年5月15日《語言與文學》第78期。

485253李光榮：《西南聯大文學社團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76-177、346、347-348頁。

49李光榮：《西南聯大與我國朗誦詩的中興》，《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50史集：《聞一多先生與新詩社》，《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

51馮至：《從先和現在（為新詩社四周年作）》，《北大半月刊》1948年第4期。

54呂劍：《詩·行動》，《掃蕩報》1945年5月14日。

（吳昊，廊坊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