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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稱呼語在《紅樓夢》英譯中的情態價值探詢

2020-04-09 04:41楊雯
青年文學家 2020年6期
關鍵詞:紅樓夢語境

楊雯

摘? 要:哈貝馬斯認為翻譯行為是建立在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三個層面上的主體間行為,因此可以用“交往語用等效”作為衡量翻譯好壞的標準。這與系統功能語言學家們研究話語的人際意義時使用的情態價值有異曲同工的地方。以人稱稱呼語的情態價值為切入點,可以看到楊憲益和霍克斯等譯者為了達到三個世界的視域融和,采用創譯的手法,將源語中表達的人際意義帶入到目標語讀者的主觀世界里,使得英語的對稱稱呼語表達實現類似漢語的情態價值和人際功能。

關鍵詞:稱呼語 情態價值? 人際意義 語境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06-0-01

在情緒的影響下特定語境中,人稱稱呼語也能表達一定的情態價值(modality)。系統功能語言學家Poyton在語言的人際功能研究中發現話語基調包含三個因素:權勢,接觸和感情投入,其中每一個因素都是一個連續體:話語雙方的權勢關系是否平等,對話雙方的接觸是經常還是偶然,感情投入程度的高低會影響到雙方的稱呼語正式與否,如果地位懸殊接觸不多且感情投入程度低,所用的語言通常是正式的,這種聯系不僅可以在稱呼語中得到體現,而且可以通過語氣結構和情態成分的使用得到反映。語氣系統可以通過主語、謂語和疑問成分來體現。而根據韓禮德的定義,稱呼語是獨立于句子之外的句子成分,它既不是語氣系統中的主語又不是謂語,即韓禮德所說的剩余部分(Residue)。但是如果表示責罵或求情等語氣時,在祈使句的開始和結尾出現時,人稱代詞的語用身份會出現較強的動態性、可變性和主觀性,能體現出對話雙方的人際地位高低和情感關系。要使得英語目標語讀者理解這樣的言外之意就涉及到本文語境和文化語境的問題。

例一? 漢語的昵稱英譯時如何實現語用等效

在《紅樓夢》第三十五回中,薛蟠因之前惹寶釵生氣來向妹妹賠罪,想把之前說得渾話收回,寶釵諷刺他變著法子趕母親和自己走,薛蟠回答“妹妹,這從哪(那)里說起?”兩個譯本分別是:“How can you say such a thing, sister?”(楊戴)“I dont know where you got that idea from, sis …”(霍克斯)雖然薛蟠反問句的意思就是我壓根沒有這個意思,妹妹你千萬別這么說。對比之下楊戴版的句式采用的反問句,更能體現薛蟠此時表達的強烈否定色彩,語用效果比霍克斯直接否定要好,能譯出漢語中的言外之意。話語指稱變換的人際意義在于對變換后的指稱確認使讀者卷入語篇之中并分享作者對人物的評價。指稱的變換蘊含著評價,系統功能語言學將代詞人稱代詞視為篇章銜接的要素,讀者如果理解了作者蘊含的評價,就容易理解語篇的連貫性,其后薛蟠的話里稱母親為dear Mother,稱寶釵為little sis所蘊含的討饒的請求語氣就能理解他要求拉近與兩人關系的人際目的。同樣的語氣,楊憲益版的譯文則一率用Dear+人名的方式。也具有類似的人際功能。而第四十二回中,霍克斯理解林黛玉稱呼寶釵為“好姐姐”可當作她之前稱呼“寶釵姐姐”的昵稱。他將之前的Cousin Chai這個稱謂簡化為“Dear Coz”表達“好姐姐”體現出被寶釵拿住小辮子的黛玉試圖套近乎來拉近與寶釵的關系,替自己把失言之處掩蓋過去。

第八十三回探春來瀟湘館看望黛玉,楊戴版中仆人稱她為Miss Tan-chun,林黛玉則呼喚她為“好妹妹”,霍克斯閔福德版本將對稱稱呼語音譯為昵稱Tan,都是在利用指稱代詞的變換加深人際意義,英語譯者只有將這種語氣翻譯出來才能實現視域的融合。為此霍克斯的創譯采取了在譯語文化中去缺省的措施,將“好妹妹探春”等效為英語中表姐妹之間直呼其名的方法保留該稱呼昵稱的人際功能,從而實現了語用等效,符合禮貌的語用原則。在西方現代社會兄弟姐妹之間都是用直呼其名Tan-chun的方式,改為名字的昵稱Tan代替“好妹妹”,這需要譯者在文本語境對語言有整體性的制約下進行重新思考,才能推翻常規的譯法,在目標語文化中找到更為類似表達方式互文性參照,既符合上下文文化語境又能在目標語語境所接受的表達方式。譯者要依照目標語讀者的接受語境,加深對其文化語境的理解。西方文化里只有Miss+姓氏這種稱呼。楊戴版將“三小姐”這個稱呼翻譯作Miss+名字是用變異的形式來表達目標語文化中原本沒有對應的稱呼形式。

例二 如何實現人稱所包含暗示語氣的情態價值

雖然文學翻譯中直譯最為理想,在某些情況下,講話者一般有特殊的目的或者弦外之音。語言交際過程中甚至會出現故意錯用稱呼語的情形。但漢語中對長輩責罵晚輩的這類貶損性稱呼詞的“誤讀”是上下文語境的要求,雖然使用責備語言違背了語用要求遵循的禮貌的原則,但漢語中長輩的責罵有愛護的語用意不能直譯為責罵。當代外國讀者不能理解古代中國人稱呼自己的孩子為犬子,而漢語則有對小輩的愛護,對于《紅樓夢》第三十三回賈政竟然棒打寶玉至奄奄一息更是匪夷所思,也不明白父母生氣時罵子女畜生暗含的愛恨交織的復雜情緒。因此在第三十四回薛姨媽責罵薛蟠是“作死的孽障”,霍克斯版的you stupid creature避免了死字的直譯造成讀者語境的誤讀。他沒用楊戴版本的monster,beast等侮辱性詞匯過多渲染憤怒,相對來說creature又比animal語氣更緩和。第三十五回中薛姨媽安慰寶釵,“你等我處分那孽障”楊戴用的“that monster”而霍克斯用的是“that wicked brother of yours”(“你那可惡的哥哥”)這種模糊化的表達進行意譯,既傳達了母親對不爭氣的兒子嫌惡的情感還暗含著替兒子向女兒求情的語用意義,薛姨媽替其向寶釵求情,暗示她要珍惜與薛蟠的兄妹關系原諒其魯莽言行。這樣的處理雖有作者創新的主觀意志,但是建立在原文文本的情境之中,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也有助于在目標語讀者的語境中實現語用等效。而that monster只表達出母親對兒子粗言惡語的嫌惡,沒有將求情的內涵傳達出,雖更形象但意思有損失。

譚芳2011年在《批判與建構》的一文中提出為了達到譯者和作者的視域融合,交往語用等效要分別對應哈貝馬斯的三個世界,采取主體—中介—主體的主體間“認知實踐模式”評價翻譯作品,才能達到源語語境、譯語語境和目標語境三者的視域融合。人稱的稱呼方式在英語的譯語文化和漢語源語文化中存在文化缺省,直譯會降低譯本的情態值,因此翻譯時不把隱含的情態成分挑明,讀者就無法連貫理解上下文的文化語境就無法達成語用等效,適當進行創造性的改寫翻譯對銜接語篇和實現源語文化語境和譯語語境融合則會更有裨益。

參考文獻

[1]朱永生,嚴世清 系統功能語言學多維思考[M]上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

[2]曹雪芹著.紅樓夢·第二卷 海棠詩社[M]霍克斯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

[3]曹雪芹著.紅樓夢·第二卷[M]楊憲益,戴乃迭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4]譚芳,黃振定.批判與建構——論翻譯的主體間性[J].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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