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農民閱讀史（1949—1966）

魏玉山

毛澤東非常重視農民，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文化上，早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他又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不遺余力地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提升農民的閱讀能力，以達到使之更好地參與新中國偉大建設事業中來的目的。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民閱讀的基本背景

新中國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基礎之上建立，不僅經濟基礎薄弱、基本建設落后，而且國民的受教育程度很低，當時農村人口與閱讀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農村人口眾多，占全國人口比例很高。1952年全國總人口57482萬人，其中農村人口50319萬人，占全國人口的87.54%，到1965年，全國人口增長到72538萬人，農村人口也增長到了59493萬人，農村人口比例仍占82.02%。二是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不識字的人占絕對多數，基本沒有閱讀能力。新中國剛剛成立時，全國總人口中80%以上為文盲，農村的文盲率高達95%以上，可以說當時的農村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如山西農村630萬文盲，90%以上的干部群眾是文盲。如北京郊區農民有90%以上為文盲或半文盲。另據西北新聞出版局1953年所作的《藍田調查報告》，藍田縣2個區、2個鄉、2個村的各級干部文化是：縣級干部，高中程度占16%，初中占54%，高小占30%;區級干部高中程度占11%，初中占64%，高小占23%，不識字的占2%;鄉干部初中占32%，小學占59%，不識字占8%;村干部大部分為初小，占52%，高小占14%，不識字占32%。農民中不識字者占80%～85%?！斑@次調查的地區是文化水平較高的地區，一般農村的文化狀況當比這為差”;三是農村的閱讀設施基本處于空白。1949年全國公共圖書館只有55個，到1965年增加到了562個，如此少的數量，不要說農村居民無法使用公共圖書館，就是全國2000多個縣城居民也難以普遍享有公共圖書館。同時，圖書發行網點的數量也不足，1950年，全國國營圖書發行網點742個，且主要在大中城市，民營的圖書發行網點也沒有深入到農村。1965年，全國國營圖書發行網點增加到3911個，多數縣城有了新華書店的網點，并且供銷社、商業部門售書點也增加到48287個，但是也只能延伸到鄉鎮一級，廣袤的農村仍然空白，離城鎮遠的鄉村農民看書更是難事。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多數農民既沒有能力看書，也沒有條件看書。要建設新中國，不解放農民生產力，不改變農民的思想觀念，不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與技能，一切都無從談起。

二、開展與普及農民閱讀的主要做法

（一）開展掃盲運動與識字運動

教育農民，首先從識字開始。中國共產黨一直非常重視對普通群眾的宣傳教育，新中國成立前就在許多蘇區和根據地開展過掃盲與識字運動，以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提升其閱讀能力。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報告時特別提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p>

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百廢待興的建設局面，沒有忘記之前的承諾，把掃盲當作一項事關全局的、事關長遠的工作，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持之以恒的推動，很快就改變了2000多年來絕大多數農民不識字的歷史，改變了農民不能讀書的歷史。

1.中共中央發布系列指示，指導識字運動

新中國成立以后，識字運動在各地已經陸續開始，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了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明確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睘榱烁玫刂笇珖淖R字運動，1952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同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掃除文盲運動的補充指示》，向全國發出了掃除文盲的動員令，從此識字、掃盲成為全國各行各業普遍開展的一場社會運動，也是一場全民戰爭。在經過幾年的運動之后，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布《關于掃除文盲的決定》，對進一步開展掃盲運動做出全面部署。此外，中央還批轉或轉發過華北局、教育部黨組等有關識字掃盲的報告，由此構成黨和政府指導開展識字與掃盲運動的總體部署。

中央認為，從工農兵勞動人民及工農干部中掃除文盲，是我們的國家實行經濟建設與民主建設的必要條件，開展識字運動，完全符合國家和勞動人民的需要的，是正確的。各地黨委應將開展掃盲運動，作為一項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務，并應以領導歷次革命政治運動的精神，來領導這一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運動，以期在今后五年至十年內達到掃除全國文盲之目的。為了真正落實識字的要求，中央文件對不同群體的學習還作出了細致的規定：如工人在能維持原有生產水平的條件下分批分期地在三個月的時間內，將每日生產時間縮短兩小時，再加每日業余時間兩小時（在此時間內，停止一切不重要的會議與其他學習），每日集中學習文化四小時;農民主要是集中使用冬閑時期，每日以整日或半日時間突擊學習。城市勞動人民的掃盲，可采取分期集中學習和業余學習相結合的方式，由各地掃盲協會、文化館、成人業余學校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房屋和設備組織教學。

識字掃盲運動的整體目標是：從1952年冬1953年春開始，爭取在兩年內掃除各級機關團體的工農干部中的文盲，在三四年內掃除全體產業工人中的文盲，在六七年內掃除全國青壯年農民和行業工人的文盲，務求在十年內將全國文盲全部掃除。

關于識字或者說脫盲的標準，1952年中央的指示提出：認字2000個左右，閱讀最通俗的書報，寫二三百字的信件文稿。1956年1月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關于掃除文盲工作的請示》，對這一標準又有微調：關于識字標準，建議工人為2000個左右，農民為1500個左右。教育部認為，識了1000個字左右就可以看通俗書報，寫簡單的便條，記簡單的賬。因此規定農民識字標準1500個并不算低。

2.建立各級組織機構，領導識字運動

為了有效地領導掃盲運動，中央決定：從中央到縣均設立掃除文盲委員會。其成員應包括黨委、政府、工會、婦聯、青年團、農會等部門，以及教育、文化、出版、報紙、廣播等部門的代表。掃盲委員會的任務，包括決定掃盲運動的方針和計劃，指導與組織政府文教及工、農、青、婦各有關方面有計劃地配合進行;計劃教材讀物與宣傳工具的供應;計劃識字教師的訓練與調配;規定經費開支標準與預算;籌劃與調配為掃盲所需要的房屋和設備;進行工作檢查，總結與推廣教學經驗，及時糾正偏差等。1953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各級掃盲委員會編制問題的指示》，同意各級掃盲委員會的編制列入行政編制。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兼黨組書記）、林漢達、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設辦公廳、城市掃盲工作司、農村掃盲工作司、編審司。經政務院批準1953年起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與教育部合署辦公，1954年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正式合并于教育部。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省市區縣都成立掃盲工作委員會，負責組織各地的掃盲運動。

1953年11月，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布了《關于掃盲標準、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規定：掃盲標準根據干部、工人、農民不同對象有不同要求，干部和工人認識2000個常用字，城市勞動人民認識1500個常用字，農民認識1000個常用字。參加掃盲培訓班的人員要經過考試，內容包括識字、閱讀、寫作，識字要達到課本生字60%以上，閱讀要能流利閱讀所有課本的最后一冊，考試合格為非文盲。

1956年3月，為了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參與掃盲活動，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在北京成立，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擔任會長，吳玉章、林楓、張奚若、胡耀邦、董純才為副會長。大會通過了《全國掃除文盲協會章程》、省、市、縣、鄉（村）、街道均設立相應組織，縣以上掃除文盲協會可成立辦事機構，設專職人員，經費由政府預算支出。1958年掃盲協會停止活動。

全國性的掃盲是一場“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運動”，“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大革命”，這場運動不僅需要全民的參與，還需要全社會力量共同發力，建立從上到下的各級掃盲工作委員會以及掃盲協會，其目的都是動員各級政府、社會各個方面都要積極投身于這場偉大的文化革命，使這場運動有了堅強的組織保障。

全國性的掃盲，不僅是一場文化革命，還是一場政治任務。黨中央多次發文，毛澤東持續關注并多次作出批示、指示，使這一場運動具有了極強的政治屬性。如1955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敝?，毛澤東還親自制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再如1956年1月正式出版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不僅收入了毛澤東為這部書寫的序言，還收入了43篇按語（毛澤東在編輯這本書時寫了104篇按語），其中第38篇按語是為《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一文寫的，對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予以肯定，并對結合實際分階段編輯識字課本提出了具體建議。正是由于把掃盲當作政治任務來抓，各級黨委政府才能以更高的熱情、更大的力度予以推動，使掃盲運動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3.推薦識字法，編寫識字課本，輔導識字運動

要讓不識字的人在短時間內認識一定數量的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幫助人們盡快脫盲，各地創造了許多的學習方法，編寫了許多各具特色的識字課本。

推廣速成識字法?！八俪勺R字法”是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某軍文化教員祁建華在1950年試驗成功一種新型快速的掃盲識字法。運用此法在150小時左右的教學時間內，可使一般文盲和識字不多的人初步會認、會講1500—2000個漢字（離開注音符號），然后通過閱讀、寫作，逐漸鞏固與熟練所識的字，達到“四會”（認、講、寫、用）的目的，求得能閱讀通俗讀物，寫簡單的應用文，基本上完成消除文盲的任務。

祁建華速成識字法，首先在部隊和工廠進行實驗。1951年西南軍區先后開辦了87個實驗班，在12657個工人、農民出身的干部戰士和3030個文化教員中試驗有效。在第二期實驗班中，經過3天教學，原本平均識字1009個的73人提高到平均初步識字2327個，每人粗讀了30本通俗讀物、32份報紙，寫信22篇，效果非常明顯。由于識字效果顯著，1952年中共中央把速成識字法作為重要的方法在全國范圍內予以推廣，各地也普遍運用此法開展識字運動。

編寫識字讀物。中央對識字課本與相關讀物的編寫出版很重視，在《關于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中，對各部門在教材、讀物與教學工具編印制發中的職責作出明確的分工：教育部即協同總工會文教部門等有關方面，集中力量編審教材、教師手冊及速成識字的教學工具（如掛圖、字片等）。出版總署應即組織各方面人力，分工編印大量通俗書刊。文化部應定出幻燈片機的生產供應計劃。電影局應定出速成識字法教育片的攝制與供應計劃。廣播局應定出灌片廣播供應計劃。工會、青年團、婦聯、合作社及各地文教機關均應根據需要，有計劃地配合工作，以保證掃盲運動展開后教材與教學工具的供應。全國的工農報紙及通俗刊物，均應立即配合這一運動做必要的布置，使這些通俗報刊成為工農在識字以后鞏固其學習成果，并進一步提高文化與政治的讀物。

在整個識字運動過程中，許多出版社出版了類型豐富的識字課本，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6月出版的《民校識字課本》，華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11月出版的《廣州音農民速成識字課本》，東北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速成識字課本》，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速成識字手冊》，青年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介紹速成識字法》，以及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的《昔陽縣農民識字課本注音本》等。

識字運動的廣泛開展，對于廣大群眾，特別是農民的脫盲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截止到1956年，全國近一億人脫盲。到1964年，全國6歲及以上的55542萬人中，識字人口已經達到了2.4億，識字人口比例已經提高到44%，其中農民占多數。農民識字人口的大大增加，是對幾千年來農村社會結構、社會文化的再造，是塑造新型農民的前提，為隨后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及農村各項運動奠定了基礎，也是農民自主閱讀的前提。

（二）建立農村圖書室

農村圖書室的建立始于新中國成立前夕的東北地區，是作為書刊發行工作的一部分，由新華書店指導支持建立的。1949年10月6日，東北新華書店經理李文在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上向大會匯報東北新華書店的工作時說：東北發行工作，在大城市未接收以前，鄉村發行是重要的工作。新華書店的支店“幫助農會建立小型圖書室，小的支店以下鄉為主，中等縣支店采取城鄉兼顧方針，每月有一兩次抽人下鄉。有的城市設立了閱覽室，作為城市文化活動的中心”。1950年9月19日，在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發行組組長王益在介紹全國一年來書刊發行工作的概況時說：農村流動工作，在老解放區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東北去年成立了4937個農村小圖書室，這些圖書室有的備有幾萬元錢（舊幣）的書，有的甚至買了幾十萬元錢的書。這些圖書室正在整理鞏固中。同時山東也開始建立農村圖書室。出版總署總結并推廣了這種做法，“規定深入工廠、農村普遍建立圖書室工作是出版發行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钡?952年8月，全國已經建立圖書室30000個以上，一部分是部隊、工廠圖書室，大部分是農村圖書室。圖書室的建立“大大受到了農民的歡迎。有許多地區在開館的第一天，張燈結彩，放鞭炮慶賀”。中南金溪鄉圖書室開放的第一天，有百多個農民來看書，3天內借出書刊80多冊。河北昌黎指揮村圖書室，一個月借書達750次。有的農民書不離手，抗旱搶種、下地送糞時也帶著書看，叫作“生產學習兩加工”。

農村圖書室的建立，激發了農民閱讀的積極性，河北定縣翟城村，“在短短的一個半月中，翟城村圖書館已做出很大成績。從圖書的借閱情況方面看：全部280種圖書（每種只一本）先后已經有286人借閱，占全村識字人數的40%強，其中男214人，女72人。60多歲的老農民韓俊德、秦志聚戴上花鏡看《美帝怎樣侵略中國》和《新婚姻法》。上過四年民校的家庭婦女張煥成、秦春義、米慶和借《婦嬰衛生》看。六歲沒入學的孩子米虎兒、徐希慶看連環畫《百萬雄師渡長江》。這種情形確是農村數千年來所沒有過的?！痹偃绾颖鄙婵h原曲村圖書室開放以后，年老的來看掛圖，年小的看畫報，民校的男女學員多來借書，人來人往，擁擠得很。據1951年2月7日至21日半個月的統計：參觀的每天有200多人，每日平均有13個人借書。到了農忙時，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很多。從10月10日到29日的19天內，借書的有49人，閱讀的170多人。當展覽“幸福的孩子”的畫片時，白天的參觀人數達到了466人;到了黃昏，全村男女老少都來參觀，人數就增加到1264人。圖書室成立9個月，借書的就有735人（內有婦女82人），參觀的有4964人。根據調查，只要圖書適合群眾需要，群眾是很愛看的。如《農村應用文》借出過8次，《李自成故事》13次，《梁山伯祝英臺》5次，《王貴與李香香》28次，《看圖識字》111次。因此可見，農民的閱讀熱情高漲，農村圖書室在滿足農民閱讀需求方面擔負起了重要的責任。

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下發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很快發展起來，1955年7月，毛澤東做了《農業合作化的報告》，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全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為了配合農業合作化的發展，1956年2月，文化部先后與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布有關加強農村圖書發行、開展農村文化的聯合通知，要求建立農村圖書室等。

1958年“大躍進”把農村圖書室的建設推向高潮，如浙江省縉云縣五云鎮，1957年全鎮有圖書室13個，1960年增加到26個。如云南永仁縣的農村圖書室由原來的18個增加到1958年的164個，如四川南充1956年，為適應農業合作化需要，各區由單純圖書室變成農村俱樂部，到11月農村圖書室發展至195個，有圖書24019冊，形成農村圖書網點，至1957年農村圖書室發展至203個。農業合作化以后，圖書室一般都設在農業社內，受俱樂部領導。1958年8月，四川省文化局在南充召開農村文化工作現場會，當時農村圖書室已激增至653個，除公社和大隊一級的圖書室外，其余全部建立在公共食堂。1956年新華社發布新聞說：上海市已經建立140多個農村圖書室，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春節期間建立的。春節期間，這些圖書室已經接待了大部分來自附近的農民讀者。上海市文化局已經在郊區農民中訓練了200多個圖書室管理員。據不完全統計，到1958年7月，全國有農村圖書室約20萬個，其中藏書少的有二三百冊，最多的達三四千冊。

1961年以后，由于受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農村圖書室陸續減少，“文革”開始以后，基本停止了。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文革”結束以后，一些地方農村圖書室陸續重建。

在農村圖書室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個別地方也曾出現過不顧農民意愿，盲目發展圖書室或配送不適合農民閱讀的情況，1953年6月，出版總署就曾通報了山東新華書店昌南支店盲目發展農村圖書室和專業發行員造成嚴重惡果的情況。提出：由新聞出版行政機關和新華書店去建立農村圖書室和主動發書的工作，應該停止進行。農村建立圖書室應該出于群眾自愿，向書店購書也應出于自愿，不得借建立農村圖書室為名，向農民群眾攤款派書。

在農村廣泛建立圖書室，在中國沒有歷史經驗可循，對國外如何建設，也沒有足夠的經驗可以參照，因此整個建設、管理工作都存在許多不足。1958年7月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大力加強和改進農村圖書室的工作》的評論員文章，從4個方面總結了農村圖書室存在的缺點與問題：一是圖書副本多，內容陳舊，又未能定期購買新書;二是管理工作較差，丟失圖書的現象嚴重;三是沒有很好地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來辦理圖書室;四是縣圖書館和文化宮對農村圖書室的輔導和圖書流通工作沒有大力開展。

現在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農村普遍建立圖書室，雖然其愿望是好的，但是由于國家沒有統一規劃與部署，特別是各級政府也沒有財政資金的投入，使得圖書室的建設與生存存在困難，農村圖書室的圖書或靠企業捐贈，或靠農村自購，或靠農民購買，如湖南雙峰白石鄉農民“每月保證多打一雙草鞋，賣出錢來買書看”，有的地區號召“百元運動”（每人每月捐100元），有的地區農民自愿認捐等，導致圖書室圖書數量多少不一，且許多圖書室更新緩慢，過一段時間以后就失去了吸引力。另外，圖書室的管理機制也沒有形成，所以沒有堅持下來。當時也曾經提出市、縣圖書館和文化宮也應把農村圖書室作為流通據點，要根據勤儉節約的原則，很好地選購適合農民需要的圖書，但是縣圖書館、文化宮可用于購買圖書的經費同樣拮據，幫助農村圖書室購書實際上也難以落實。所以1960年前后，伴隨著三年自然災害的出現，農村圖書室也逐漸停止。

早期農村圖書室的建立，是新中國在農村建設閱讀基礎設施的一次探索與嘗試。這次活動始于新中國成立前夕，推廣普及于新中國成立伊始，結束于“文革”開始。整個時間持續十六七年。這項工作是政府號召（出版總署）與推動，其他社會組織（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等）配合，企業（新華書店）與農村建設，契合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社會組織再造與重構的大勢，配合了在農村開展的各項宣傳教育活動與政治運動，在引導與鼓勵農民閱讀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次農村圖書室的建設實踐也為后來農家書屋的建設提供了歷史的經驗。

（三）組織農村出版物的出版與發行

面對80%以上的人口在農村這樣一個現實，農村圖書發行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1950年10月政務院發布的《關于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指示》說：“書刊的發行工作應當充分改善，以改變目前廣大人民得不到讀物的現象。國營的新華書店應從速完成其全國分支店的統一經營。國營書店應團結與組織一切私營的書店（包括代售書刊的攤販小販），共同把書刊發行工作做好，并逐漸在工廠、礦山、農村、部隊、學校、機關中設立各種書刊代售代訂處、書亭、書攤、圖書室和流動的書刊供應組織等?！钡桥f中國留給我們的基層非常薄弱，不僅廣大農村圖書發行網點幾乎為零，所有圖書創作的對象也是面向市民而非農民，適合農民閱讀的圖書幾乎也是零。要滿足農民圖書閱讀的需要，也要兩手抓，抓兩手，即一手是編寫、出版適合農民、農村需求的書報刊，另一手是設法使書報刊能夠順暢地送達農民手中。

1.建立面向農村與農民的書刊出版機構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在出版機構設立問題上是有總體布局的，即按照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分布建立專業性和區域性的出版機構。面向農村的圖書出版機構建設，也在總體布局當中。1951年中央曾經擬定了《關于加強工農讀物出版工作的決定（草案）》，提出各省必須出版以農民為對象的通俗報紙，各大區創辦通俗期刊，給工廠和農村宣傳人員閱讀，中央和各大區人民出版社，要設立管理通俗圖書期刊的部門，或專門的出版社，出版通俗圖書。雖然這一草案未見正式發布，但是其后農村圖書出版工作基本上遵照這個文件的精神開展的。1966年之前成立的面向農民的出版機構主要有：

一是通俗讀物出版社。1953年10月出版總署黨組小組給習仲勛、胡喬木及中宣部上報了成立通俗讀物出版社的請示報告，陳述了設立通俗讀物出版社的理由，提出了通俗讀物出版社的方針、任務及內設部門，對與其他出版社關系也做了劃分。12月8日，經毛澤東、劉少奇、習仲勛、凱豐、胡喬木等閱批，中宣部向全國發出關于成立通俗讀物出版社的決定，規定通俗讀物出版社的方針是：以識字2000以上（即完成掃盲識字學習）到初中程度的工農兵及基層干部為主要讀者，編輯出版社會科學常識的書刊（即《學習初級版》），通俗系統的時事政治和政策法令的書刊（即時事手冊），語文史地自然常識、文藝等通俗書籍。由毛澤東等眾多中央領導簽發一個出版社成立的決定，可見這個出版社不一般。

通俗讀物出版社的讀者對象是工農兵，農民讀者是重要的服務群體。出版總署黨組小組在給中宣部的報告中，專門附了一份《通俗書籍的需要和出版情況》，對工人、農民、解放軍三個讀者群體進行了分析，其中農村讀者，主要包括農民、農村干部和農村教員學生，并且以華北新華書店任邱支店的讀者購書情況分析為例，強調農村教員學生對工具書和教學參考書的普遍需要。1953—1958年，通俗讀物出版社共編輯出版各類通俗讀物（包括一小部分畫冊、連環畫）1700多種，是當時全國出書最多的出版社之一。這些圖書，少的印幾萬冊，多的印幾十萬冊，最多的達百萬冊，甚至幾百萬冊。1958年，通俗讀物出版社并入人民出版社，成為幾個編輯部。1963年8月，在周恩來的關心下，以人民出版社通俗讀物編輯部為基礎，又成立了農村讀物出版社，擔負起面向農村的圖書出版工作，“文革”期間，農村讀物出版社的編輯出版人員下放干校，出版社停止了工作?！拔母铩焙髲徒?，1993年與農業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國農業出版社。

二是成立農業出版社和科學普及出版社。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批準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其中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涉及對農民的宣傳、組織等工作。毛澤東特別關注對農民的教育組織工作，1955年11月下旬，毛澤東對加強農民讀物出版工作作出指示，中宣部召集有關方面進行傳達和研究。1956年1月，文化部給中央遞交了關于加強農民通俗讀物出版發行工作的請示報告，提出為了加強農民讀物的出版力量，成立農業出版社、科學普及出版社，以及成立少年兒童出版社。將原公私合營的財政經濟出版社改組為農業出版社，由農業部直接領導，出版農業科學技術與農業經濟書籍;以原科學普及協會的編輯出版機構為基礎組建科學普及出版社，出版自然科學生產技術的書籍圖畫;少年兒童出版社也出版適合農村少年兒童閱讀的書籍圖畫。

為了使新建立的面向農業的出版機構有足夠的合格編輯出版人員，文化部還提出：“請中央統一調配有農村工作經驗并有一定編輯能力的干部20名，分別擔任新成立和應該加強的幾個出版社的總編輯、副總編輯和各編輯部主任。同時希望國務院所屬各業務部門注意充實所屬出版社的通俗書籍的編輯干部?！?/p>

隨著通俗讀物出版社、農業出版社、科學普及出版社等出版機構的相繼建立，農村讀物的編輯出版力量壯大起來，如通俗讀物出版社初建時擬定200個人的編制，但是到1955年已經達到240人，其他出版社的編輯出版人員也得到加強。

在北京成立通俗讀物出版社之前，湖南1951年成立了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遼寧1952年成立了遼東通俗讀物出版社，共同參與面向工農兵的通俗讀物出版，由此構成了專業的農業農村出版機構。

面向農村、農業與農民的專業出版機構的建立，為農業農村讀物的出版提供了專業的力量，為農民閱讀提供了專門的出版物，構成了中國農民閱讀的重要組成部分。

2.組織面向農民的通俗讀物、農村讀物出版

農民閱讀既有大眾閱讀的一般特征，也有與其職業緊密相關的專業特征，特別是在經濟社會不發達，城鄉差距較大的時代，專業特征更加明顯，其主要表現是：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對通俗讀物的需求高于城市;閱讀是生產需要，還沒有達到生活需要的境界，閱讀更多的是為農村農業生產服務，而非提高自身文化修養、豐富精神需求。因此，滿足這兩種特征，適合農民文化水平與生產需要的書刊出版，也就成為一種重要的出版活動。

適合農民文化水平的首先是通俗讀物的出版。但通俗讀物的出版不僅僅是滿足農民的需要，還有大量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戰士等，早在1951年，中宣部就召開了通俗報刊圖書出版工作會議，部署通俗讀物出版工作，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說，出版通俗出版物，滿足群眾需求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通俗工作是我們國家的大工作，大家應當努力做這工作”。1956年，文化部黨組給中宣部和中央寫請示報告，提出全面規劃農民通俗讀物出版，包括編輯出版供應掃盲畢業學員學習的語文、歷史、地理、政治常識、自然常識、衛生常識等六種課本形式的基本讀物;編輯出版10套供農民閱讀的通俗小叢書;編選通俗文庫100本至200本;編繪出版若干套基本知識掛圖;編輯掃盲課本;改造《農村青年》《連環畫報》等雜志，增強了面向農民的專業特色。在政府部門的總體規劃與出版單位的積極參與下，農村讀物的出版很快見到了成效，1958年，全國出版通俗讀物達到了12299種，455484千冊的歷史性高位。1959年以后，農村讀物出版數量雖有所減少，但是1960年仍然出版4688種，125192千冊，約占當年全國圖書出版品種的1/6，印數的1/4。

在通俗讀物出版當中，通俗叢書、文庫受到格外關注，各地出版的通俗叢書類型很多，綜合性的叢書如：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農村青年知識叢書》等，政治經濟類的叢書如：通俗讀物出版社的《政治經濟學通俗叢書》、農業出版社的《人民公社小叢書》等，文學藝術類如：音樂出版社的《通俗音樂小叢書》、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群眾美術文庫等》，此外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兒童讀物等各方面都有一些叢書出版。在文庫的出版當中，有兩套文庫特別引人注目，一套是《工農通俗文庫》，一套是《工農百科知識文庫》，這兩套文庫是文化部1960年提出的，作為出版業支援農業的重要措施，《工農通俗文庫》委托上海市出版局組織實施，《工農百科知識文庫》委托中央一級出版社實施。

中央對農民讀書問題的關注是持續的，1964年1月14日至31日，文化部召開了農村讀物出版工作座談會，提出了進一步加強農村讀物出版工作的11項措施，包括制定出書規劃、充實農村讀物出版社編輯骨干力量、降低農村讀物售價等。1965年5月20日至6月8日，文化部又召開了全國農村圖書發行工作會議，提出了加強農村讀物發行工作的4項措施，包括大力整頓隊伍，抓好供應、渠道和據點，疏通圖書下鄉渠道等。1965年8月，文化部出版局還組織相關出版社、印刷公司、新華書店研究，共同出版“農村版圖書”，并在1965年選拔第一批14種“農村版圖書”，包括《紅巖》《艷陽天》等文學圖書，也包括《農村實用手冊》《怎樣使用農藥》等農村實用圖書，這些圖書“定價采取只收回印制成本等辦法予以大幅度降低，允許稍賠一點?！庇辛Φ卮龠M了農民的閱讀。

3.建立輻射農村的基層發行網絡

中央認為：“加強通俗書報在農村中的發行工作，是加強整個農村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工作。必須認識發行工作是黨對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钡侨绾螌崿F把書報刊發行到幅員廣闊、人員分散的農村是一個歷史性難題，也是農業國普遍性的難題，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一直在探索把圖書發行網絡延伸至鄉村去的途徑，包括建立農村圖書室、發行站等，以期建設輻射鄉村的出版物發行體系。

建立全國報紙書刊發行網。1951年政務院通過了《建立全國報紙書刊發行網的決定》，提出：認真動員與組織國家的與社會的各種發行力量，迅速地建立全國的廣大規模的報紙書刊發行網。政務院要求郵電部、鐵道部、交通部、文化部、出版總署、合作總社等機關責成所屬的郵電局、鐵路局、文化館（站）、報社、新華書店、合作社等，并組織其他社會力量，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工廠、礦山、農村、部隊、機關、團體、學校、車站、列車、職工生活供應站、輪船，設置報亭、書亭、文化供應站、發行站和專業的發行員或非專業的推銷員，經常發賣報紙書刊。這個決定，可以說是建立覆蓋全國、包括農村書刊發行網絡的總要求總部署。此后，全國書刊發行網絡進一步普及，對書刊發行體系的建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國的情況十分復雜，要真正建立起輻射廣大農村的發行網絡，其難度是巨大的，廣大農村居民購買書刊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利用農村供銷社建立售書點。1954年農業合作化進入第二階段，對農村書刊發行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僅僅依靠新華書店系統，難以有效覆蓋和有效延伸至廣大農村地區，為此1956年1月23日，文化部黨組就加強農民通俗讀物出版發行工作向中宣部并中央發出請示報告，提出：在發行方面已經與供銷合作總社商定，從1956年起，在2萬多個基層供銷社常年賣書，其預定目標是全年銷售圖書3.7億冊。隨后，文化部、供銷合作總社就加強農村圖書發行工作發布了聯合指示，并制定了供銷社擔負農村圖書發行工作的實施辦法，對新華書店給供銷社的批發折扣、供銷社退貨率等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把供銷社網點納入農村圖書發行體系中來。

供銷社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隨之成立，其主要的職責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解決農民問題。1954年更名為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并建立了全國統一的供銷合作社系統，面向農村銷售各種生活用品和農業物資。1956年文化部、供銷合作總社聯合指示要求，除少數民族地區外，所有基層供銷社都要增加圖書發行業務，在基層社領導的文化用品商店內，必須經營書籍。在兩個機構的推動下，供銷社售書點迅速增加，到1956年6月底，僅僅半年的時間，全國農村供銷社已經有22784個機構賣書了，到1965年，全國供銷社、商業部門售書點增加到了48287個，成為農村圖書發行的重要網點。

普遍建立縣級新華書店網點，開展流動售書服務。在依托供銷社擴大農村圖書發行網點的同時，新華書店也在設法依靠自身力量，加強農村圖書發行工作。到1956年上半年，新華書店在全國各縣都建立了支店，各縣級支店配備面向農村發行的流動供應人員，為農村提供流動售書工作。1956年，全國流動圖書供應人員在4000人左右。此外縣級新華書店還幫助農業合作社建立和鞏固農村圖書室等，以此提高農村圖書發行能力。

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到“文革”前，逐步形成了“專、兼、群”三結合的農村圖書發行網，所謂“?！?，以專業的新華書店為基干，所謂的“兼”，以兼營圖書的供銷社為助手，所謂的“群”，以農村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群眾性的業余發行力量為依托。三結合的農村圖書發行網，是中國特色的圖書發行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力地保障了農村居民對圖書的購買，成為農民閱讀的基礎設施之一。

（四）開展全國讀書活動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曾經搞過一次全國讀書運動，“但是由于戰事的不斷，政治的腐敗，軍事的無能，經濟的崩潰，這一過程被不斷打亂，讀書運動未能得以持續和有效地落實?！毙轮袊闪⒁院?，為了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要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開展全民閱讀活動是重要的途徑之一，而在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度里，組織好農民閱讀則是重中之重。

1950年10月，出版總署發布了《第一屆出版會議五項決議》，明確提出：“協助工廠、礦山、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建立圖書館、閱覽室、讀書會、書報供應站等，以開展讀書活動?！?950年12月，出版總署又發出了關于開展讀書運動舉辦廉價書刊供應的通報，新華書店制訂了開展讀書運動發行廉價書刊的計劃，從1950年冬季起在全國范圍內有重點地推進工農兵群眾的讀書運動。為了組織和推動干部學習，特撥出一部分經費，由新華書店定印《毛澤東選集》77420部，“通俗讀物”300種，20000套（600萬冊），以配售的方式半價發售給工農兵圖書室。1951年9月，出版總署副署長葉圣陶在第一屆全國出版行政會議上特別提到為“指導讀書運動”，準備出版《圖書評論》期刊，并向農村、工廠、礦山擴展發行網等。同年12月29日，出版總署發出了關于印行1952年讀書運動叢書及建立圖書室辦法給新華書店總店的指示，提出1952年讀書運動叢書分為工人、農民、部隊三種，工人印1萬套，部隊印2萬套，農民印4萬套，共7萬套，為讀書運動提供圖書。

這次全國范圍的讀書運動，其重點是工農兵，也就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中文化程度較低的群體，雖然涵蓋的讀者較多，但是與后來開展的全民閱讀活動不同，仍然是針對特定群體的閱讀活動，還達不到全民的范疇。這次全國讀書運動由國家出版行政管理機關倡導并輔以一定的政策，對推動閱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構成了新中國初期農民閱讀的一部分。但是限于當時國家物力財力有限，限于對閱讀工作的認識不高，全國讀書運動沒有能夠堅持下來，沒有普及下去。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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