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喀喇汗王朝之研究及其史料補證*

韓中義（陜西師范大學）

周 暢（陜西師范大學）

劉浩松（陜西師范大學）

一、喀喇汗王朝相關研究

有關喀喇汗王朝的研究，國內學者以魏良弢先生所取得的成績最為顯赫，影響了諸多學者，其《喀喇汗王朝史稿》中的一節提綱挈領地羅列了域外關于喀喇汗王朝的史料，內容較為全面，至今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但魏先生自己承認無法直接使用阿拉伯、波斯文獻，因此多采用俄文摘譯資料，加之諸多文獻沒有翻譯成英文，也阻礙了大家通過熟知的外語獲取相關的資料。魏先生的研究成果更多吸收了俄國、蘇聯學者，尤其是巴托爾德的成果，同時魏先生也充分挖掘了漢文史料，因此從目前來看，魏良弢先生的《喀喇汗王朝史稿》仍然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1]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此外，就是蔣其祥所著有關喀喇汗王朝錢幣學方面的專著，其對喀喇汗王朝名稱的考察、以錢幣補史料之不足，均具有較高價值，但其所依賴的研究成果也是蘇聯學者的。[1]蔣其祥：《新疆黑汗朝錢幣》，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國外學者對喀喇汗王朝研究較為深入的首先是巴托爾德，其所著《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2]〔俄〕巴托爾德著，張廣達等譯：《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筆者以為從這本書的內容來看，書名譯為“蒙古西征前后的中亞史”更合適。對喀喇汗王朝的歷史做了詳細而全面的敘述。巴氏所具有的深厚的多語種功底，至今少有人能望其項背，尤其是他對此時包括喀喇汗王朝在內的中亞歷史地理的詳細考察，使其可與著有多部阿拉伯歷史地理著作的斯特朗格相比肩。巴氏對喀喇汗王朝史、中亞史的研究至今為學術界所稱道。

其次就是奧姆勒杰·普里察克（Omeljan Pritsak）。國內學者很推崇這位來自蘇聯，后在美國、西歐、土耳其從事學術活動的學者。其實，普里察克主要關注古代俄羅斯（羅斯）史，并撰寫多部古代俄羅斯（羅斯）史和烏克蘭史，1973年主辦了《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直到2006年去世。因此，他在古羅斯史領域的成就卓著，某種程度上遠大于對東方史、突厥史的研究。但他很早就關注中亞歷史，1948年開始研究喀喇汗王朝史，如《喀喇汗朝研究（1—10）》（兩卷本，哥廷根，1948年，是他的博士論文，未正式出版，其中的一部分發表在不同期刊上），可惜國內研究喀喇汗朝史學者沒有注意到這些成果，相關論文有：

1.“Von den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101(1951), pp.270-300.

2.“Karachanidische Streitfragen1-4”,Oriens, Vol.3, No.2(Oct.31,1950), pp.209-228.

3.“Mahmud Ka?gar? kimdir?” Istanbul:Turkiyat Mecmuasi(10,1953), pp.243-246.

4.“Kara-Hanlilar 840-1212”,Islam(1953), Istanbul: Ansiklopedisi,fase.58, pp.251-273.

普里察克除了撰寫或出版有關喀喇汗朝歷史的著述外，凡是在歐亞草原活動過，并與俄羅斯有關聯的古代民族也是他關注的對象。凡舉要如下：

1.“?l-i Burhān”,Der Islam30:1(1952), pp.81-96.

2.“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of the Oghuz Yabghu”, New York: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952, 2:2:4), pp.279-292.

3.“Kultur und Spache der Hunnen”, Geburtstag, Berlin:Festschrift für Dmytro Cyzevs’kyj zum60 (1954), pp.238-249.

4.“The Pecenegs: A Cas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1 (1975), pp.211-235.

5.“The Hunnic Language of the Attila Clan”, Cambridge: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6, No.5 (December, 1982), pp.428-476.此外，還有相關的論文幾百篇和著作幾十本。普氏不完全是專注于研究喀喇汗王朝歷史的，但得到了中外學者的追捧，尤其中國和土耳其的學者。從他研究著述中可以發現，所采用的阿拉伯、波斯文獻較多，并且吸收了沙皇時代、蘇聯時代學者的研究成果，而漢文史料主要使用了《西突厥史料匯編》，其他漢文資料使用不多，是為遺憾。

東方學者中研究喀喇汗王朝史比較活躍的就是土耳其學者，發表過大量相關的論文和出版過多部著作，現將主要著作羅列如下：

第一部就是《喀喇汗王朝史》（Reshat Genj,Karahanli Devlet Teshkilaati），1981年伊斯坦布爾出版，共分三大部分，370 余頁，是比較早的研究喀喇汗史的專著，采用了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察合臺文，以及當時最新的世界各國學者，尤其是普里察克的成果，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第二部就是2003年伊斯坦布爾出版的《喀喇汗朝史》（Haj Yakup Anat, Ahmet Almaz,Karahanlilar Tarihi），全書共7 章，200 余頁。

第三部就是2005年伊斯坦布爾出版的《喀喇汗朝》（Eber, N.Nejef,Karahanlilar），是一部旁征博引的書籍，幾乎吸收了當時學者的全部最新成果，同樣大量使用了阿拉伯文、波斯文、察合臺文等，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近年來米歇爾·菲德羅夫（Michael Fedorov，下文簡稱MF）對喀喇汗朝錢幣進行了研究，他獨立或聯合其他學者發表的有關喀喇汗王朝及其社會史研究成果，現在舉要如下：

1.MF, “The Qysmychi Hoard of Qarakhanid Dirhams (1002-1021)”,The Numismatics Chronicle, Vol.160(2000), pp.171-202.

2.MF, “The Dzhalalabad Hoard of Qarakhanid Dirhams (A.D.1009-1039) as a Historical Source”,The Numismatics Chronicle, Vol.163(2003),pp.361-375.

3.MF, “Qarakhanid Coins of Tirmidh and Balkh as a Historical Source:New Numismatic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Qarakhanid Dominions of Tirmidh and Balkh”,The Numismatics Chronicle, Vol.163(2003), pp.261-285.

4.MF, “Qarākhānid Coins 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aghāniyān”,The Numismatics Chronicle, Vol.164(2004), pp.201-208 .

5.MF, “The Krasnaia Rechka Hoard of Qarakhanid Dirhams (401-42/1010-51)”,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165(2005), pp.354-363.

6.MF, “The Burana Hoard of Gold Dinars (574-609/1178-1213)”,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1966-), Vol.165 (2005), pp.368-375.

7.MF, “The Osh Hoard of Qarakhanid Copper Silvered Dirhams(560-96/1164-1200)”,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1966-), Vol.165(2005), pp.364-367.

8.Ralph A.Cannito, MF, “On Some Rare Early Qarākhānid Fulūs”,American Journal of Numismatics (1989-), Vol.20, 150 (2008), pp.555-578.

9.MF, “On the Internecine War of 1013-1017 in the Qarākhānid Khaqanate, Qarākhānid Coins as Historical Sources”,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51, No.1 (2007), pp.1-21.

10.Ralph A.Cannito, MF, “An Unpublished AH 607 Uzjend Dirham”,American Journal of Numismatics, Vol.20 (2008), pp.579-583.

11.MF, “Qarākhānid Coins 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Barskhān”,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1966-), Vol.169 (2009), pp.269-286.

12.MF, Ralph A.Cannito and Andrew V.Kuznetsov, “Some Rare Early Qarākhānid Coins and Early Qarākhānid Appanage Rulers”,American Journal of Numismatics, Vol.24 (2012), pp.163-174.

這些錢幣研究成果不僅反映出喀喇汗朝時期的貨幣狀況，而且體現了當時的經濟發展、貿易關系、地理變遷等，是對喀喇汗朝研究的重要補充。

還有些論文涉及喀喇汗朝文書、壁畫、商業貿易等方面的研究，諸如：

1.Marcel Erdal, “The Turkish Yārkand Document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47, No.2(1984), pp.260-301.

2.Monika Gronke, “The Arabic Yārkand Document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49, No.3(1986), pp.454-507.

3.Yury Karev, “Qarakhanid Wall Paintings in the Citadel of Samarqand: First Report and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Muqarnas, Vol.22(2005), pp.45-84.

5.M.Barthold, “The Bughra Khan Mentioned in the Qudatqu Bilik”,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3, No.1 (1923), pp.151-158.

7.Louis Bazin, “Les dates de redaction du ?Divan? de Kāarī”,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7, No.1 (1957),pp.21-25.

8.Han-Woo Choi, “Newly Identified Chinese Loan-words in Dīvānü Lugat-it-Türk”,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36, No.3/4 (1992), pp.188-198.

這些研究成果對文書的研究無疑最有價值，但前提是這些文書為真文書，而非偽造。按照inasi Tekin 的研究，這些文書語言風格具有典型的喀喇汗朝時期的特征，如果此說不誤，那么我們就可以從這些文書中了解當時社會的土地買賣、商業往來、官職變遷等，這也是對喀喇汗王朝研究的有價值補充。

目前國內學者研究喀喇汗史多半是處在修修補補的狀態，主要參考的研究成果是魏良弢先生、巴托爾德的著述；原始材料方面十分推崇伊本·阿希爾的《全史》，有時對伊本·阿希爾的評價是盲目的，甚至言過其實。嚴格意義上說，伊本·阿希爾根本不是一位真正靠第一手資料撰寫歷史的著作者，而是歷史資料的匯編者，且對歷史資料的取舍有很大隨意性，由此往往和白哈吉以及塞爾柱時期的歷史學家記載的事件在時間上不一致；他也沒有交代使用史料的史源，因此使用這一歷史文獻需要做辨偽工作。雖然有不足，但也不能抹殺伊本·阿希爾對歷史記載的貢獻，尤其此著作中記載了與我國歷史有關的事件，彌補了我國文獻記載模糊的缺憾。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學者已將《塞爾柱史》（主要是9—10 卷）大部分內容輯錄翻譯出來了，里面涉及很多有關喀喇汗朝歷史的資料，有些國內學者已經利用到了，而有些則沒有充分利用。

魏良弢先生提到了白哈吉的著作，這部著作中記載了較多有關喀喇汗朝與哥吉寧王朝、塞爾柱王朝的歷史，有些內容極其詳細，占有相當的篇幅，是研究喀喇汗朝的珍貴資料，國內學者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利用過這些資料。這部波斯文著作有三卷，版本較多?，F在較為常見的是英文三卷本，系英國中亞研究學者博斯沃思（C.F.Bosworth）所翻譯，基本忠實于原文。[1]Abu ‘l-Fadl Bayhaqi’s Tarkh-i Mas’udi,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 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Linguistic Commentary, to appear in the Persian Heritage Series, 3 Vol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阿拔斯王朝沒落史》（The Eclipse of the Abbasid Caliphate）（共七卷）中保留了有關中亞、喀喇汗朝的歷史資料，尤其是9—10世紀的材料。[2]The Eclipse of the Abbasid Caliphate, 7 Vols., by Amedroz, Henry F., Margoliouth, David S.,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21.魏良弢先生提到了這部書，但由于條件限制，沒有充分利用，現在網絡上可以找到一部分卷次。

《歷史的裝飾》（Zayn al-Akhbar）是一部波斯文著作[3]Abū Sa’īd Gardīzī, The Ornament of Historiesge: 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Islamic lands A.D.650-1041(Zayn al-Akhbar), trans.by C.F.Bosworth, New I.B.Tauris, 2011.，主要涉及的是呼羅珊地區的歷史，也較詳細記載了喀喇汗王朝與哥吉寧、塞爾柱王朝的關系，是比較早期的資料，可與白哈吉的記載相媲美，可以補證伊本·阿希爾在年代上出現的混淆問題。這部著作同樣被英國學者博斯沃思翻譯成了英文，但遺憾的是并非全譯本。

有關記載塞爾柱王朝的史書也會涉及喀喇汗朝的歷史，諸如博斯沃思譯的《塞爾柱國史》（The History of the Seljuq State）[4]Husaini, r Curz The History of the Seljuq state(Akhbar al-Dawla al-Saljuqiyyae), trans.by C.F.Bosworth, e R2010.、《塞爾柱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Seljuq Turks）等，后者在伊利汗國時期，被收入到《史集》之中[1]Zahir al-Din Nishapurī, The History of the Seljuq Turks(Saljuq Nama), trans.by Kenneth Allin Luther, Curzen, 2001.。

博斯沃思本人是研究中亞史的，尤其對阿富汗古代史有獨到的研究，發表過100 多篇論文和出版多部專著，最著名的就是有關哥吉寧王朝的兩部專著。[2]C.F.Boswort, The Ghaznavids, their Empire in Afghanistan and Eastern Iran 994-1040,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3; C.F.Boswort, The later Ghaznavids, Splendour and Decay: The Dynasty in Afghanistan and Northern India 1040-1186,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7.這些研究很多內容恰好是與喀喇汗王朝差不多同時代，因此他的研究中也關注阿富汗等地的王朝與喀喇汗朝之間的關系。

《布哈拉史》（The History of Bukhara）[3]Narshakhī, Abū Bakr Muammad ibn Ja?far, 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 Mass.: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54.也對喀喇汗朝的研究有一定價值。當然國內學者熟悉的有馬蘇第、馬衛集、卡爾西的著作，但國內翻譯使用者中出現很多錯誤。

10—13世紀出現了一大批歷史地理著作，國內學者如華濤、宋峴等先生使用過這些資料，但沒有被充分挖掘。這些著作有些已經翻譯成了西方文字諸如英文、法文等，有些還沒有翻譯過來，值得挖掘。

還有些個人游記和專題性著作，諸如比魯尼的著作，其內記錄中亞民族的宗教、習俗、歷法、礦物、藥物。[4]Al-Bīrūnī,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Athār-ul-Bākiya), 2 Vols., trans.by Edward C.Sachau, London,1879; Al-Bīrūnī, Alberuni’s India: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n,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trans.by Edward C.Sachau, London,1888; Al-Bīrūnī’s Book on Mineralogy(Kitāb aj-Jahir fī al-Jawhir), Islamabad, 1989; Kitāb al-Saydala fī al-Tibb(Book on the Pharmacopoeia of Medicine), trans.by Hakim Mohammad Said, Karachi, 1973.值得慶幸的是比魯尼的主要著作都有英譯本，而且較容易獲得。這些資料對研究喀喇汗朝社會生活也有一定的幫助。

二、《朝貢珍品集》及其補綴

研究喀喇汗朝歷史是一件極其艱苦的工作，關鍵就是史料缺乏，而且已有的記載極不準確，多半是傳聞，或者是后來人寫的歷史，但當朝當地人沒有留下完整的歷史著作。但是在浩瀚的阿拉伯、波斯文獻中，總會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材料，以補史料之匱乏?，F在將11世紀撰寫15世紀節錄的《朝貢珍品集》（Book of Gifts and Rarities,Kitāb al-Hadāyā wa al-Tuhaf）[1]Kitāb al-Hadāyā wa al-Tuhaf, translated from the Arabic, with introduction, annotations,glossary, appendices, and indices by Ghāda-al-Hijjāwī al-Qaddūmī; forewords by Oleg Grabar and Annemarie Schimm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有關中國（喀喇汗？）與薩曼王朝交往的一段歷史翻譯出來[2]馬雍先生對這一記載已有留意，并做了有價值的考證，但只翻譯片段，沒有翻譯全文，見《薩曼王朝與中國的交往》，刊于《學習與思考》1983年第5 期。，以補史闕。譯文如下：

和這件事（指阿拔斯王朝）類似，也發生在薩曼王朝的納思兒·本·阿赫馬·本·伊斯馬伊勒·本·奴赫·本·阿薩德的時期，當時中國之王在伊斯蘭歷327年（公元938年）給他致函，索要27年間的地稅（Kharāj），以及讓納思兒所統治之地要承認他的宗主地位。他威脅說納思兒不臣服，就會派大軍蕩平他。這件事的起因就是一位本鄉在內沙布爾（Nīshāpūr）的Dahriyyab 派的人，在公共場合傳播無神論和ta’til，有人將其狀告至納思兒·本·阿赫馬那里，納思兒派人將其捕獲，投入大牢。不花喇法官（Faqīh）、國家顧問阿卜·哈福斯·阿赫馬·本·馬合木·本·阿赫馬·本·哈福斯·本·孜布里干（Abū Hafs Ahmad b.Muhammad b.Ahmad b.Hafs b.al-Zibrigān）要求（納思兒）將此人一直關押，直到案件偵破為止。因此，納思兒將此人關押在一個屋子里，并派人守衛，但有天夜里他耍陰謀詭計逃跑了，且進入到中國。他在中國之王面前耍了很多詭計，于是國王任命他為宰相，這樣他就常侍國王左右。他進言這位國王說伊斯蘭之國（薩曼王朝）羸弱，若派一些軍隊前去，很容易蕩平此國。若此這般說了多次。

中國之王的使臣是四位秉公辦事、睿智多謀、知識淵博的中國耆老，到了拔汗那（Farghānah），隨扈有40 位騎士持有中國之王給納思兒·本·阿赫馬的御函，里面索要27年之地稅和承認其宗主地位；否則（他聲言）他會派軍隊過去，這只軍隊殿前之軍在河外之地，而殿后之軍在中國之地，他會不斷增兵直到攻占伊拉克，滅哈里發之國才會撤兵。他信中如此胡言亂語。

拔汗那的總管（sāhib）馬利克（Mālik）致函給納思兒·本·阿赫馬報告這些使臣的任務、情況及在他轄地的停留等事宜。馬利克的信函送到納思兒·本·阿赫馬處，他回函給馬利克指示他熱情迎候使臣，并讓每位使臣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每個使臣派一位小男奴伺候起居，集合拔汗那的軍隊和志愿兵（al-muttawwi’ab），護送到河邊，并隨使臣過河到忽站（Khujandah），同樣指示蘇對沙那（Ushrūsāna）、撒馬兒汗（Samarqand）的總管也如此辦理。他（納思兒·本·阿赫馬）也致函指示赭石（Shāsh）、白水（Aspījāb）城、粟特（al-Sughd）、法拉不（Fārāb）、撒馬兒汗帶著所有軍奴兵，不問老少，到不花喇（Bukhār?。┏?。他下旨用不同顏色裝點每位使臣住的驛館（al-dūr）。收集起來的珠寶（saghab）裝飾他的王冠（sarīr）和御桌。他訂制一頂絢麗的王冠，并下令讓40 人隨從穿金掛銀，色彩艷麗，朝堂從頭到尾用金線裝飾，要富麗堂皇。他有一處位置，自己的御座色彩如綠松石（fayrūzajab）。他下旨盡可能多地找來閃著金光的甲胄（jawāshin）、鎧甲（tajāfīf）和武器裝備(sawā’ īd)。他檢閱軍隊，下令志愿兵的統帥可以從軍械庫（jaysh al-muttawwi’ab）中調用任何需要的裝備和所需的各種馱畜（dawābb），還傳旨從全國各地調來各種馱畜。

撒馬兒汗的總管來函稟報稱他已經從撒馬兒汗帶軍隊啟程，納思兒·本·阿赫馬命令志愿兵到答卜思牙（Dabbusiyah）與他們會面。4 萬全副甲胄的騎兵（’inān）志愿軍啟程了。他們到達介于答卜思牙與喀兒馬尼牙（Karmāniyah）的叫作阿什魯凡思（Ashroofans，即Ushrūsanah）的村子，此地是不花喇地區驛站的最后一站，又是薩赫兒（Sahl）地區的第一站，就在該村粟特軍隊與帶著使臣的（撒馬兒汗）軍隊會面了。使臣登上山丘，眺望阿什魯凡思（Ashroofans）平原，因太陽光落在了甲胄和頭盔上，好像整個世界都閃著火苗一樣的金光。他們看著壯觀的場面，目不暇接。志愿兵戰士（al-muttawwi’ab）站成兩排，互相問禮，不花喇志愿兵的統帥阿卜·阿赫馬·本·阿卜杜·瓦利德（Abū Ahmad b.’abd al-Wālid）從他們手中接過了使臣。他們到達喀兒馬尼牙時，軍隊旌旗（al-bunūd）升起來了，使臣看到此景有困惑和緊張。步兵拿著武器從喀兒馬尼牙及其所屬地區（Sawādih?。┳邅?。那塊沙漠上，沒有一塊地上沒有武器、旌旗和旗幟（a’lām）。于是，使臣對譯使說：“問一下軍隊統帥：‘你們的算端（Sultān）從哪里得到這些軍隊？錢是從哪里獲取來養活這些軍隊？’” 譯使將這些問題轉達給了阿卜·阿赫馬·本·阿卜杜·瓦利德，他回答說：“這些人是地主，從地中獲得收入來提供軍隊的糧秣和馱畜之需，購買軍械，養活家庭以及隨時隨地來的訪客。每個村子每個人的營生和稅賦收入還施舍給窮人。不過，他們的能力還不如一個報達（Baghdad）的酋長（awliyā’），酋長按月給士兵發放薪金（al-murtaziqah）?！币虼?，他們說：“你們主人的軍隊與你們相似嗎？”他說：“確實如此，他的軍隊就和這些軍隊類似。不過，我統帥的這些軍隊（almathal hādhā al-jaysh）與他的軍隊相比，就如同牧羊人與羊群一樣。我統帥的軍隊少得就像是牧羊人，而算端的軍隊就像羊群?！彼麄冋f：“主啊，一位從你們這里逃到我們那里的（逃犯）確實誆騙了我們！要是我們的主人知道伊斯蘭世界有這樣一支軍隊，他不敢蔑視伊斯蘭教。但你們當中的人欺騙了我們?！彼麄冊诳厚R尼牙下馬，并看到宰殺大量的牛羊，支起了大鍋（qudūr），運來了整馱的面包和水果，他們說：“若不是肩負著傳遞消息、獲得消息和回復消息的出使使命，我們從這里返回就最好。因為我們擔心接下來我們還會面臨什么可怕的事情?！?/p>

第二天，他們從喀兒馬尼牙啟程到塔瓦衛思（Tawāwīs），此地及附近郊區的步兵全副武裝，舉著旌旗、旗幟與他們來會。因此在塔瓦衛思他們完全忘掉了喀兒馬尼牙，并停留在此處。軍隊快要接近，距離1 帕拉桑（parasāng）遠的地方下馬，而使臣并不知道這點。早晨，他們騎馬出了塔瓦衛思，他們發現軍隊列隊于道路兩旁。騎兵，其前是穿著金光閃爍鎧甲和頭盔的步兵。在此時，步兵列隊之時，軍隊將領和他們的奴隸扈從（ghilmān）在兩排之間迎接他們，士兵同樣穿著金光閃閃的鎧甲(tajāfīf)、吐蕃鎖子甲（durū’）、明凈的甲胄（zarad）。軍隊按職銜列隊，且不離值守。

那里，他們經歷了奇異困惑的事情，完全忘記了先前中國之王的榮耀。他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或聽見過這樣的事情。他們從塔瓦衛思到不花喇的城門有7 帕拉桑，全是如此迎接。夜晚來臨之時，他們住宿在河邊的不花喇之門。他們早晨從喧鬧和嘈雜世界中醒來，因為不花喇的軍隊打旗（bunūd）列隊了。除了邊境征戰軍隊（ghuzāh）的旗外，不花喇還有1700 只旗，每只旗下有200—1000 不等士兵（’ayyārīn）。他們看到這些成排的旗，遮天蔽日，軍隊之多，無法看清哪是騎兵哪是步兵。他們（使臣）步行穿過了節日般裝飾的城市，這些裝飾從城的一頭到另一頭拉成長條（mulabbasab），用絲綢條（saraq）和精美的布料（qibāb）點綴著，而后上馬，男性、婦女出來看熱鬧。使臣到了城門，他們下馬，在別人的引導下，步行經過城市，一直到平原和木里陽（Mūliyān）河。[1]這個河名不清楚，從位置看就是今天扎拉夫尚河或其支流。

納思兒·本·阿赫馬被40 個大臣簇擁著，每個大臣面前站著1000 個突厥奴隸男孩，穿著錦衣袍子（khafātin），頭戴貂皮（sammūr）帽，而每位大臣前有10 個奴隸佩戴寶劍和金腰帶，手持金燦燦（mudhahhabah）的武器（a’midah），像是黃金。他（納思兒·本·阿赫馬）自己坐在有兩頭獅子護衛（hajabat alsibā’）的10 位大臣之中。他在每10 人一組，各邊5 人組成的守門侍衛（hājib）之間拴著50 頭獅子（sibā’），其中間是通道。穿黑色氈裳（lubbadat）的獅子看管人（sabbā’ūn）站立著，兩位守門侍衛（hājib）坐在10 頭獅子中間的椅子上，10 個（更多）門禁侍衛站在門前。100 個突厥奴隸兵（hulām）佩戴寶劍和金腰帶站在他的右邊，而另100 個站在左面。而后，有100個宗教長老（shuyūkh）站在右邊，左邊也有100 人，穿黑衣，佩戴著寶劍，白色（bayzā’）的銀帶锃亮。接著是10 多位大教長（mashāyikh）站在其右邊，左邊也站著10 多位，穿著雪白的寬袍大袖（darārī’）。而后，就是金光燦燦的御座，鑲嵌著寶石。王冠放在御座上，納思兒和宗教人員坐在御座前較低的地方（sadr）。過了他所在的位置，有一床被子（duwwāj），里面填充著野雉（tadruj）寺得來的精美羽毛。其外黑色純絲綢（khazz），有華麗的刺繡（muthqal）。在毯子上，他放養著兩頭獅子，頭伸在外邊。這兩頭獅子都是馴化的，每只獅子的頭依偎在納思兒的大腿上。他坐的地上鋪著地毯。他命令獅子的看護人也進來坐在地毯上，當使臣進來，經過一隊侍衛，并將獅子挪到侍衛的后面。當使臣到了第一組侍衛，奴隸男孩挪開，使臣看到了大臣，以為就是國主。因此，使臣向他行國禮，但大臣挪開了，并將臉貼在地面上說：“我只不過是我主子奴仆中的一位奴才而已?！倍?，他讓他們（使臣）走到另一邊，如此原本準備行禮，經過40 位大臣。而后他們到了獅子護衛和戴金項圈（qalā’id）和金鏈（salāsil）的獅子前，守護人站在獅子旁邊。使臣完全被搞懵了。大臣們引導著他們，并對譯使說：“告訴他們不要害怕，獅子是被馴服過的?！彼麄冏叩降谝唤M侍衛（hahabah）時，他們的心害怕得幾乎要跳出來了。當他們到了大臣面前，他們吻了地面，以國王的禮節向他們問安，而每位大臣都跪下，并手摸臉頰，然后將臉貼在地（turāb）上，說他只不過是主子奴仆中的一條狗而已。

然后，帶著兵器的他們（大臣）引導使臣到了第二組侍衛處。獅子護衛將獅子挪到使臣的后面，使臣精疲力竭，倒在地上。于是，他們給使臣送來了玫瑰水（mā’ al-ward）和樟腦；他們把玫瑰水灑在使臣的臉上，讓他們嗅聞樟腦。使臣蘇醒過來之時，說：“把我們送回去，我們的腦子已經亂了，因此我們無法傳遞消息和聽到問詢?！惫识?，他們返回，住到驛館（dār al-Rusul），給他們供給難以描述的各種特色美食（anzāl）。他們在那里待了40 天。他們來（多次）覲見，但他們一到獅子侍衛組所在處，就會完全犯暈，又無法進入。于是納思兒下旨將獅子撤走，于是使臣才得以見到他。

有一天使臣來到納思兒·本·阿赫馬那里，他們看到了坐在御座上蓋著被子（duwwāj）的人，兩只獅子在被子里，它們的頭靠在他的大腿上。他們看到此情景嚇懵了，又開始犯糊涂。他們（使臣）向他以哈里發的禮節問安，并互相說：“在伊斯蘭之地，沒有（比哈里發）再榮耀的國王了?！弊g使以他們的意思向哈里發問安，納思兒站起來，面向西（qiblah）跪下，把手伸進地毯底下，取出事先準備好的土，灑在自己的頭上，說：“托安拉，他造化了我和世界，哈里發從來未謀過我的面，但僅知道我的名字，也僅知道我是他眾多奴仆中的一位。我知道他（哈里發）委命管理穆斯林事務人當中沒有比我地位低的，軍隊沒有比我弱的?！笔钩颊f：“如果我們的主人知道整個伊斯蘭國土上，這支我們看到的軍隊，只是其百分之一，那么，他也絕不敢提出這非分的要求（地稅和臣服）。但就是你們當中的人慫恿他這樣做，且膽大如此。簡而言之，我們不可能全部完成我們主人交給的傳遞消息的任務，也不能從你這里強化所聽到的。但這里有幾封信函；讀讀，回復里面的內容。把我們送回故國，不要讓我們再次到朝堂陷入麻煩害怕之中?！边@些信函拿到納思兒·本·阿赫馬處，讀給他聽，他下旨在信函的背面做了如此的回復：

你這個人（rajul），你應當知道我鄙視你和你的同僚，也不怕你，也看不上你缺兵少將的軍隊和劣質的兵器。退一步說，這是因為崇高的算端沒有給我下令（這么攻打你）；而且，我的宗教不允許我將我的手伸向不該伸的地方。但我已給他致函，稟報了你那邊出現的狀況。我要對這件事在你家門口討個說法，因此無需準備派軍隊到我這邊來。向他（真主）問安，引向正道。

他們（納思兒·本·阿赫馬的秘書臣）卷起信函，將其交給了使臣，下令設宴（mā’idah）招待他們。他們引領經過獅子侍衛處，進入一個房間，此房間陳設有刺繡（muthqal）華麗的手帕（mindīl），鑲嵌著寶石的黃金餐桌，且所有器具均是黃金打造：大碗（qisā’）、甜點盤（sukurrujāt）、茶具飲器（mashārīb）。上了40 種冷熱菜和10 種甜點（halw?。?。他們就餐和洗手完畢之后，將使臣帶到品飲室。使臣看到此室從一頭到另一頭：有牌子（atbāq）、架子（marākib）、長嘴壺（qanānī）、大口水壺（kīzān）、臉盆（maghāsil）、細頸盛水瓶（sharābiyyāt）、椅子（karāsī），應有盡有，均鎏金和鑲嵌珠寶。使臣感到吃驚，拿起三套飲器兩次，請求允許將其帶走。給使臣贈送榮譽之袍，而后騎上坐騎，準備體面地返回自己的故國家鄉。

使臣回到驛館，在住地（aqāmū）待了一些時日，等候保鏢全程護送他們到邊界，但使臣沒有派保鏢的跡象。于是，使臣對納思兒的秘書的衛兵說：“難道我們不能離開嗎？”納思兒的秘書說：“可以?！彼麄儯ㄊ钩迹┱f：“為什么不見保鏢來護衛我們啟程？我們怎么離開？”納思兒的秘書說：“在我們的王國，根本就不需要保鏢；即便是你拿著成袋子的錢（māl samat）也沒有事?！笔钩颊f：“那我們就可以離開了？”衛兵說：“請便。如果一輩子住下去，這就是你們的日常生活，如果你們離開，你們所到之處都會提供吃住，直到你們離開此國（wilāyah）?！笔钩紟е蝗盒l隊離開，一直過了拔汗那。這就是為什么中國之王皈依伊斯蘭教的原因。

最早注意這一史料的是研究中亞史的著名學者博斯沃思[1]Yād Māme-ye Iirānī-ye Minorsky, ed.by M.Minorsky and I.Afshar, Iran, 1969.，他在紀念米諾斯基的論文集中刊發文章，此文后又收入他的論文集[2]M.Minorsky,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Ir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1977.。這篇論文發表時間恰是阿拉伯文《朝貢珍品集》（Kitāb adh-Hakhā’ir wa al-Tuhaf）（此處阿拉伯書名和后來筆者翻譯所依據書名不同）出版十周年的時間。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博斯沃思為中亞史專家，他對很多問題進行考證和論述，因此本文中吸收了他的很多看法，但里面尚有很多商榷之處。筆者沒有采用博斯沃思的譯文，原因是他在有些地方出現省文，與原文有差異，因此筆者以哈佛大學譯文為主，也間或參考了博斯沃思譯文和阿拉伯原文，目的是修補。

《朝貢珍品集》中記述的中國之王與薩曼王朝統治者納思兒·本·阿赫馬之間發生的關系是否可靠，是值得討論的。

首先，《朝貢珍品集》的寫作或成書年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冻曊淦芳钒⒗男？闭吣潞蹦隆す走_拉（Muhammad Hamidallah）考證此書寫作于伊斯蘭歷463年（公元1070—1071年），也就是在喀喇汗王朝時期，寫作地在埃及法蒂瑪王朝統治地區，但作者可能是一位什葉派信仰者，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布伊王朝統治的伊拉克與法爾斯（今南部伊朗），但在標榜遜尼派信仰的塞爾柱王朝攻占報達后，作者逃到了什葉派統治的埃及。

其次，在14—15世紀的馬穆魯克王朝的歷史著作中有大段與此著內容接近或相似的摘錄。

第三，博斯沃思注意到阿拉伯文比較準確地記述了當地的地名，說明作者在敘述這件事時，或者從別的文獻摘錄出來，沒有記錯生僻的地名。這就印證了內容的一定的可信性。

如果這些考證可信，那么筆者認為此文獻記載有一定的依據，因為《朝貢珍品集》是文獻摘錄輯，而不是原創文獻。需要注意的是阿拉伯文原著稱呼“中國之王”為Malik as-Sīn，哈佛大學譯文的譯者Ghāda al-Hijjāwīal-Qaddūmī 將此專有名詞翻譯為King of China，而博斯沃思翻譯為the Emperor of China，顯然前者比博氏翻譯要準確。這個名稱是值得討論的。博斯沃思簡單回顧了唐到五代中國歷史，以及北方民族在中亞的活動，多是前人的陳說，但值得參考。

研究阿拉伯伊斯蘭教和阿拉伯語的學者很清楚地知道，Malik只是地方統治者諸如塞爾柱王朝的國王，或者地方封國君主，如中國的藩國，或者擁兵自立的統治，如塔赫爾王朝，這些都可以稱作Malik。廣義上說任何一個統治者皆可稱為Malik，但10—13世紀的阿拉伯文獻，稱呼中國統治多用Baghbur 或Faghfur，據說就是“天子”的意譯，而很少用Malik。因此可以斷定，文中所稱的“中國之王”顯然不是指中國內地的統治者。原因有幾點：

其一，這件事發生在五代時期，五代時期中國內地建立的五個王朝的疆域都沒有超出涼州（即武威），其后為回鶻、吐蕃、吐谷渾等地方政權控制河西、西域等地。

其二，阿拉伯文獻中提到的中國，有廣義和狹義上的中國，而廣義上的中國就是帕米爾以東的地方，而狹義上就是中原地區。筆者認為文獻所說的中國是指廣義上的中國，也就是拔汗那以東的地方，而且文獻說得很清楚薩曼王朝的邊界就是以拔汗那為界，以東為中國。那么文獻中“中國之王”的“中國”究竟是指哪里，有待于考察。

此時與薩曼王朝毗鄰的地方王朝，就是喀喇汗朝。筆者以為“中國之王”就是喀喇汗朝的統治者，但需要注意的是喀喇汗朝統治地域遼闊，而且以巴拉沙袞和喀什噶爾為首都，具體是哪一位統治者很難確定。

從上述文獻記載來看，伊斯蘭歷327年（公元938年）以后才信仰了伊斯蘭教，而我國西部地區地方統治者皈依伊斯蘭教是喀喇汗朝的薩圖克布格拉汗。從現有的歷史文獻來看，薩圖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蘭教的時間和上述文獻記載比較接近。還有一個細節就是在《布哈拉史》中也記述納思兒之父阿赫馬在伊斯蘭歷301年（公元914年）被一群奴隸兵謀殺，其中一些人逃到了突厥斯坦。[1]Narshakhī, Abū Bakr Muammad ibn Ja?far, The History of Bukhara, p.45.這件事雖是一件偶然事件，但距伊斯蘭歷327年有26年的時間，而上述材料中說索要27年的稅賦，不知有何關聯，至少說薩曼王朝的人逃亡至東部操突厥語人居住之地是比較常發生的，當然也包括進入喀喇汗朝。公元999年，喀喇汗朝滅了薩曼王朝。

綜觀上述，《朝貢珍品集》中提到的“中國之王”應是喀喇汗朝的統治者，他們的尊號中經常冠以“中國之王”、“桃花石” （即中國）之名，以示尊榮、強大、威猛之意，但未必就是統治中國中原的國王或皇帝。由此也凸顯了這一材料的珍貴，并且一定程度上彌補中國，確切地說是喀喇汗朝與薩曼王朝關系的記載，也對補充薩曼王朝軍事史、禮儀史、社會生活史相關記載具有一定的價值。

喀喇汗朝的研究，在中外學者的努力下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是很多問題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筆者期待學者在這方面有更多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