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出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
——以安徽省為例

賈天悅 郭利京

(安徽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產業結構升級關乎發展方式轉型、經濟結構調整、新舊動能轉換的大局，是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對此，學界從需求側與供給側兩個層面研究產業結構升級，在需求側層面，李鋼、王茜強調，國民收入配置格局與支出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的拉動效應[1]；在供給側層面，郭克莎、潘錫泉，強調，創新格局變化對產業結構的推動效應，以及資源稟賦變換[2]。劉名遠、逯進、程蘭芳、周小亮則強調的是人口結構變換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效應[3]。盡管從國民收入配置格局、支出結構變換、創新格局變化、資源稟賦變換角度討論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文獻很多，但在實證方面，并沒有取得一致性的結論，尤其是關于這些方面格局及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的實證文獻并不多見[4]?；诖?，本文從支出結構變換角度，以安徽省1997—2017年的統計年鑒數據為例，研究支出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目的在于尋找安徽省支出結構調整的重點，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一、計量模型與實證結果

(一)計量模型設定與變量選擇

盡管有大量文獻強調了收入增長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拉動效應，然而，這類文獻普遍缺乏關于支出結構，即消費、投資、出口與進口在產出中所占比重變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拉動效應的深入分析，在多數模型中，要么只考慮消費或出口需求，要么只考慮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即便是考察消費，并沒有區分城鎮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的差異，這些都與現實有很大差異[5]。對此，本研究將農村居民消費、城鎮居民消費、政府消費、投資、出口、進口占產出(支出法衡量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自變量，研究支出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同時，為研究各變量對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的差異，采取學界常用的雙對數模型，除可用于比較分析外，雙對數模型還可有效規避異方差對參數估計偏誤的影響。另外，研究采取狀態空間模型，以潛變量遞歸形式估計支出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這樣，本文的計量模型設定為：

量測方程：

狀態方程：αit=αit-1+εti=0,1,2,3,4,5,6

式(1)中為產業結構升級指標，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一、二產業增加值之和比來衡量，這是因為根據周柯和王尹君的觀點，這種比值更能反映出經濟的服務化發展水平，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最合宜指標[6]。x1t、x2t、x3t、x4t、x5t、x6t為自變量，依次為農村居民消費、城鎮居民消費、政府消費、投資、出口、進口占(支出法衡量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代表支出結構的變換。

(二)數據來源、估計方法、實證結果

本文涉及的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城鎮居民消費、農村居消費、政府消費、投資、(經營單位所在地)出口總額、(經營單位所在地)進口總額、(支出法衡量的)國內生產總值均來自安徽省歷年統計年鑒，由于出口總額與進口總額是按美元計價，研究用相應年度外匯匯率折算成人民幣計價，以便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單位保持一致，此外，研究對數據進行了名義值折算，以消除物價影響。研究區間為1997—2017年，估計方法為卡爾曼濾波，歷年支出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的實證結果(見表1)。

表1 安徽省支出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

表1 (續)

二、結果分析

(一)消費、投資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

根據表1繪制農村居民消費、城鎮居民消費、政府消費、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圖，如圖1所示，可以總結出安徽省消費、投資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動態效應的內在規律。

圖1 安徽省消費、投資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

圖1 顯示：第一，在1997—2002年間，安徽省消費、投資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并不明顯，這是源于在此期間，安徽省經濟發展還處于短缺狀態，決定產業結構升級的主導因素源自于供給側，由供給側的規模擴張決定，需求側的支出結構變換拉動力弱小。第二，從2003—2005年間，安徽省城鎮居民消費與農村居民消費在2003年顯著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但很快又降至2005年的低水平，不過仍然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在此期間，政府消費、投資則明顯地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而消費結構變換對產生結構升級產生劇烈波動，究其根源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政府加快了教育、醫療、房地產等方面的改革，短期內快速釋放了家庭以往積累的消費力，這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家庭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問題，與此同時，政府消費支出通常會誘導企業投資的低水平擴張行為，使二者形影相隨，難以為經濟增長注入可持續動力，由此引發消費、投資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劇烈沖擊。第三，從2005—2013年，無論是城鎮居民消費，還是農村居民消費，或是政府消費與投資都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并沒有出現劇烈波動，這是因為此期間經濟處于相對過剩狀態，需求側的消費、投資結構轉換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主導力量。第四，從2014—2017年，城鎮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仍然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拉動力，而政府消費、投資卻同步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制約因素，這是由于盡管政府消費中的福利性支出，如政府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方面支出，可以誘導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消費，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然而，在財政分權引發的GDP競賽中，各地政府消費中的主體部分，則多用于生產性支出，這會誘導低水平的投資擴張，不能解決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7]，因此，在此期間政府消費支出與投資結構變換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制約因素。

(二)進、出口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

圖2 安徽省進、出口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

如圖2所示，在進、出口結構變換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效應方面：第一，在1997—2004年間，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出現了劇烈波動。第二，在2004—2012年中，與主流文獻成果的結論一致：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下，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屬于低端制造業品，存在產業結構升級的低端鎖定效應，所以，安徽省的出口只是帶來了經濟規模的低水平擴張，并不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而在進口方面，發展中國家則處于相對主動地位，主要進口生產急需的要素資源，從而進口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8]。第三，在2013—2017年中，由于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主動提高開放水平，沖破了出口上的低端鎖定困境，在此大背景下，安徽省的進、出口結構變換，均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有力地推動了安徽省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三、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

一是城鎮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換，在過剩經濟背景下，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主導力量，這是因為這種結構變換作為拉動力，能有效促進生產發展。二是政府消費與投資結構變換具有同步效應，這是源于財政分權引發的GDP競賽中，政府消費對投資具有誘導效應，在經濟發展處于低水平規模擴張時期，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在經濟處于轉型時期，由于無法為經濟質量提升注入內在動力，二者均成為制約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因素。三是進口結構變換能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出口方面，若是被動開放，則存在制造業品的低端鎖定效應，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若是主動開放，通過提高開放水平，沖破出口上的低端鎖定困境，則能有效地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二)政策建議

1.減稅-消費組合刺激政策

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換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主導力量，而推動消費增長的最直接手段是增加居民收入，盡管在經濟發展方面，短期內很難注入強大的可持續內生動力，然而可以減稅為主線，構建組合刺激消費政策，主要從完善消費環境，包括信用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稅收體系等入手，間接達到類似于增收的效果。

2.政府消費-投資分割策略

在財政分權引發的GDP競賽中，政府消費對投資具有誘導效應，形成同步的低水平投資沖動困境，對此要實施政府消費-投資分割策略，政府消費主要轉向民生領域與創新領域，加大醫療、社保、扶貧、住房改革方面的投入，同時，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大對基礎創新領域上的投入，減少直接的生產性支出，阻隔財政生產性支出對低水平投資的誘導路徑，由企業自主按市場激勵進行投資。

3.實施高水平開放戰略

積極主動融入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給進出口企業公平良好可預期的環境。當前，進出口環節成本較高、收費不夠透明，影響了外貿發展。對此，安徽省要實施聯合督促監管，推動進出口環節提效降費，既可降低國內消費品價格，適應人民多層次消費需求，又能降低企業成本，促進企業走出去，實現產業結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