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宋勸農制度與陶淵明《勸農》詩

吳夏平

陶淵明《勸農》詩，雖有不少相關研究成果，但總體上偏于藝術分析。若將此詩與晉宋制度相互聯系，則能進一步發掘其中蘊涵的多方面史料價值。例如，由此可窺知晉宋勸農制度的具體展開、陶淵明擔任江州祭酒的職責。以此為基礎還可以深入解讀此詩的真實意涵，進而窺探陶氏何以入仕不久即解職歸去的實情，以及《勸農》的具體寫作時間等。

中國古代向來重視農事?！渡袝ず榉丁匪d八政，“食”列其首?！吨芏Y·天官冢宰》載以九職任萬民，亦以“一曰三農，生百谷”為其首?！对娊洝分械霓r事詩，顯然也是重農之表征?！洞呵镒笫蟼鳌贰半[公五年”，傳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薄伴h公二年”，傳載衛文公“務材訓農”?！跋骞迥辍?，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說：“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边@些記載反映了先秦時期以農為本的思想。其時國之大事，雖“在祀與戎”，但無論“祀”還是“戎”，都要以“農”為基礎。認識到農事的重要性，農事制度才相應而生?！吨芏Y·地官司徒》載閭師職掌之一為“任農以耕事”，即此明證。秦漢時期更加重視農業生產，形成比較周密的農事管理體系。其中，屬于都官系統的有農監、都田、田嗇夫、田典等，負責管理郡國公田;屬于地方行政系統的則有郡縣兩級的田曹掾史、勸農掾史、力田等。漢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下詔：“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漢書》卷四《文帝紀》）。漢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春，詔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漢書》卷五《景帝紀》）。漢代勸農制度由此創立。不過，文、景時期主要還是通過減免租賦來鼓勵農人。漢成帝陽朔四年（前24）春正月詔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漢書》卷十《成帝紀》）。漢武帝初置刺史，秩六百石，至成帝時增為二千石，故此處“二千石”是指各州刺史，由其負責勸農。平帝元始元年（1），“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保ā稘h書》卷十二《平帝紀》）?！独m漢書·百官志》載：縣有“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后漢書·百官志五》）。由此可知，漢代勸農制度當正式形成于成、平之時。中央由大司農負責遣丞分至十三州，每州一人，負責監督勸農之事。各州刺史負責具體事務的開展，但實際上承擔工作者則是各縣的“勸農掾”。這與出土文獻記載相吻合。今存南陽市臥龍崗漢碑亭內，東漢永興二年（154）所立《宛令李孟初神祠碑》中有“部勸農賊捕掾李龍，南部游□”。俞樾認為，《續漢書·百官志》中的“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以此碑證之，“疑當作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賊捕掾。蓋春夏農事方興，故宜勸之;秋冬則民間皆有蓋藏，盜賊竊發，在所不免。故即以勸農掾為賊捕掾，事相因也。賊捕之名不美，居是職者，因有制度之號，相沿既久，遂以入史”（袁維春《秦漢碑述》，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0年版）。出土漢簡亦有“勸農掾”“勸農史”的記載。例如，居延漢簡中有“五年正月癸未守張掖居延都尉曠行丞事騎司馬敏告兼勸農掾兵馬掾”（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敦煌懸泉漢簡亦載：“出東書四封，敦煌太守章：一詣勸農掾、一詣勸農史、一詣廣至、一詣冥安、一詣淵泉……元始五年四月丁未日失中時，縣（懸）泉置佐忠受廣至廄佐車成輔”（胡平生等《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簡中所載元始五年（5），與正史所記漢平帝時大司農遣使分至各州勸農的事實恰相符契。

魏晉延續漢制，由中央和地方組成的勸農體系繼續運行。泰始四年（268），晉武帝詔令“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晉書》卷一九）。元帝渡江之初，熊遠建議，立春之日，天子當“躬耕帝藉，以勸農?！保ā稌x書》卷七一《熊遠傳》），時議美之。相較于先秦時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發生了很大改變。國家行政重心從戰事轉移至農事?！稌x書·職官志》載：“郡國及縣，農月皆隨所領戶多少為差，散吏為勸農?！保ā稌x書》卷二四）據此可知，擔任具體勸農工作的是各郡縣的散吏。散吏是與郡縣所置“職吏”相對而言的?？たh所置散吏，以所轄區域戶口多少為等級，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散吏13人，戶五千以上置21人，萬以上39人?？h戶不滿三百者置散吏4人，三百以上6人，五百以上8人，千以上12人，千五百以上18人，三千以上26人。宋文帝元嘉七年（430）閏三月頒布《勸農桑詔》：“自頃農桑惰業，游食者眾，荒萊不辟，督課無聞。一時水早，便有罄匱，茍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な刭x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眾，歲竟條名列上”（《宋書》卷五《文帝紀》）。據此可知劉宋時期同樣重視農事，勸農制度繼續推行。

勸農制度在兩晉時期的實施和影響，可從西晉束皙（261—300）《勸農賦》略窺：“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贾蚊裰v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己;良薄決口，受饒在于肥脯，得力在于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豚雞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為十，拘五以為二，蓋由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咥其胃”（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卷六五）?！稌x書·束皙傳》說此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晉書》卷五一），意謂辭非雅馴。不過，其內容卻是實寫。其中關涉勸農掾和勸農史：百里置吏，區別異曹，是說縣所置各曹中有負責勸農的散吏。青幡，是指勸農時在春令?；笇挕尔}鐵論·授時》：“發春而后，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币馑际菓仪噌Σ⒎莿褶r舉措，而是表示時令。賦中提到的社長和閭師是當時基層組織鄉和里的管理者。勸農掾由縣派出，工作中主要與這些人對接。

從以上簡述可知，勸農是西漢以來的官方制度，經三國、西晉而漸加周密。陶淵明《勸農》詩的創作當與此制度有關。淵明一生五次入仕，先后擔任江州祭酒、桓玄幕僚、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縣令。很顯然，幕僚和參軍都與勸農之事無關。勸農應與陶氏擔任的地方官職有關。逯欽立先生曾將此詩系于元興二年癸卯（403）（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主要根據是此年詩人曾作《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第二首中的“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與《勸農》內容切近。袁行霈先生則認為此詩是陶初仕江州祭酒時所作，理由是：“‘勸農者，勸農事也?！忸亜褶r人，未必是勸農事。癸卯歲雖有勸農人之事，未必《勸農》詩即作于癸卯歲也?！保ㄔ婿短諟Y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版）從以上對勸農制度的歷時性考察來看，袁先生的判斷是符合事實的。袁先生又進一步指出，此詩不會作于詩人擔任彭澤縣令期間，因為《勸農》寫的是春景，而陶氏擔任彭澤縣令時當仲秋。據此可以確定《勸農》作于陶淵明任江州祭酒時?！秳褶r》既為陶淵明初仕江州祭酒時所作，依據“詩史互證”之法，可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江州祭酒的地位和勸農事務。陶潛初仕江州祭酒，具體掌管哪些事務呢？逯欽立先生曾依據《宋書·百官志》《通典》《通志》等相關記載，指出晉咸康中江州才特設別駕祭酒，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并進一步闡述陶初仕即能擔任別駕祭酒這樣高的職務，與其為江州“洪族”有關。江州專設別駕祭酒，與王羲之、王凝之父子信仰天師道有關。陶任職不久即辭官的原因，是不愿與當時江州刺史王凝之之輩為伍（逯欽立《讀陶管見》，載《逯欽立文存》，中華書局2010年版）。至于江州祭酒的具體職掌，逯先生僅據《宋書·百官志》，指出其職權居僚職之上，并未作具體解釋?？肌端螘ぐ俟僦鞠隆贰按淌贰睏l：今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隨州，舊無定制也。晉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而別駕從事史如故，今則無也。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事，治中主眾曹文書事。西曹，即漢之功曹書佐也。祭酒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揚州無祭酒，而主簿治事。荊州有從事史，在議曹從事史下，大較應是魏、晉以來置也。（《宋書》卷四十《百官志下》）根據以上記載，東晉咸康之前州所置掾吏中無祭酒一職。咸康年間江州特設別駕祭酒后，州設祭酒制度才被劉宋繼承。祭酒地位在別駕、治中、主簿、西曹之下，在議曹、部郡從事史之上。揚州由于未設祭酒，故以主簿代其事?！扒G州有從事史”，當指“荊州有祭酒從事史”，因承前述，故省“祭酒”二字。一般而言，州祭酒地位要高于議曹，但荊州情況特殊，祭酒“在議曹從事史下”，故特標出之。這里說的是劉宋時期的情況。江州別駕祭酒置于東晉咸康之后，與此略有不同?！稌x書》《宋書》所載陶潛傳，均稱其去職后“州召主簿”，說明主簿地位要高于祭酒。因為淵明解職后，江州不會拿一個比祭酒地位更低的職務召之。而晉代“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晉書》卷二四《職官志》），“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宋書》卷四十《百官志下》），別駕權力僅次于刺史。據上所引，江州置別駕祭酒后，別駕從事史一職同時存在。由此可知，江州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是一個較籠統的說法。實際上，江州祭酒地位當在別駕、治中、主簿之下。

祭酒具體職掌是“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也就是一州之內各種瑣碎的繁雜事務，涉及軍事、治安、租稅、戶籍、水利等各個方面。很顯然，春令之時勸農正屬于祭酒所承擔事務的重要一項。晉宋勸農制度具體如何展開，從正史和束賦等文獻的有限記載，很難得知詳情。不過，據長沙走馬樓出土吳簡所載大量有關勸農掾的信息，可對晉宋勸農制度進行推論。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的勸農掾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西漢已降，郡縣皆置勸農，吳簡中勸農掾屬于縣吏，但在簡中有時又稱“某鄉縣吏”或“廷掾”。二是綜合已統計到的勸農掾的信息，可知：（1） 一人可同時擔任數鄉勸農掾;（2） 孫吳所置勸農掾非因時而設，與東漢相較，已常規化和制度化;（3） 勸農掾有時因事而設，體現靈活性。三是吳簡中所見勸農掾擔任的具體事務并非勉勸農桑一條，而包括審實和發遣私學、核查流動戶口和人員、核查和條列州、軍吏父兄子弟、核查并條列田簿等事務?？梢娮鳛椤翱h吏”的勸農掾和勸農史，所承擔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包括戶口、土地、租賦以及舉送“私學”等各種細務。簡文反映了孫吳時期對基層管理的實際情況。嚴耕望先生曾指出晉代郡守勸農制度是沿承漢制："晉初南鄉太守司馬整碑有南北中三部勸農?！督鹗洝范枙x彭祈碑陰跋，晉初，祈歷西郡、酒泉、略陽三太守，有中部勸農、西部勸農?！吧w沿漢制”（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氖錋，1997年版）。兩晉地方行政系統，采取“州郡縣鄉”四級治理模式?？?、縣均有勸農吏職，而州一級的勸農任務，自然就由“分掌諸曹”的祭酒來承擔。若無祭酒，則由主簿代之。陶淵明《勸農》詩，正是東晉時期州祭酒掌管勸農之務的確切明證。其二，詩中末章旨意?！秳褶r》共六章。袁行霈先生認為前四章“言農業之興及農耕之樂”，第五章“勸農，從正面說來”，第六章“勸農，從反面說來”（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但仔細分析，發現第六章可能并非簡單地從反面來勸農。這是因為，勸農的行為有主客體之分。主體顯然是負有勸農之責的官方，客體應是農人。這種對話關系，應是袁先生作出上述判斷的依據。但此詩末章的言說對象似乎并非普通農人。先看此章：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弗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敢不斂衽，敬贊德美?！墩撜Z·子路》載樊須向孔子請“學稼”和“為圃”，孔子很是不屑，說：“小人哉，樊須也！”《史記·董仲舒傳》載其治學勤奮，“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于舍園”。陶詩用此二典，無非是說如果能夠像孔子和董仲舒那樣，不種田不務農都是沒有關系的。不僅如此，我還要整理衣袖，向你表示恭敬和贊美呢！細繹此章，似乎并非與普通農人對話，而實蘊勸學之意。

何以陶淵明勸農之時，又來勸學呢？聯系上述吳簡所載，或可理解。吳簡中所見勸農掾所擔任多種事務，討論最激烈的是“舉私學”。有學者將簡中的“私學”解釋為吏役的一種，認為孫吳不許正戶民服私學之役，往往征召、征發逃亡戶口服私學之役。因此，私學屬于非國家正戶，私學由逃亡戶口產生。有學者則在此基礎上，通過對與私學相關簡牘的綜合分析，指出簡中的私學問題不能一概而論，當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說成為“私學”的途徑主要有二：一是主要由功曹主持的“舉私學”，按規定其對象限定為遺脫，且可能會發遣送詣宮或大屯;二是主要由戶曹操辦的“給私學”，其對象是部分正戶民，在當地服役。吳簡中的私學與傳世文獻所載私學存在關聯性。簡牘中的私學身份是為國家所承認的，在服役的同時，學習知識技能，將來可能被選任為吏的人。私學本身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吏”，而是正戶民、遺脫成為正式吏過程中的過渡身份。這樣就將勸農掾承擔的發遣私學工作具體化了。簡言之，孫吳時期郡縣勸農掾承擔發遣私學的任務包含兩種，一種是“給私學”，也就是選人服役;另一種是“舉私學”，亦即舉送鄉里“私學”，屬于人才選拔范圍。

出土簡牘中的“舉私學”，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有三（以下三枚木牘釋文，見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簡三文書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王素《長沙走馬樓簡研究辨誤》，《考古學研究（五）》，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木牘一及木牘三圖片，見宋少華《大音希聲——淺談對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初步認識》，《中國書法》1998年第1期）：一是《謝達文書》，共3行（下文每行之間用“/”隔開）：私學長沙劉陽謝達，年卅一，居臨湘/都鄉土沂（？）丘。/十一月十五日右郎中竇通舉。（圖一）一是《周基文書》，共3行：私學弟子南郡周基，年廿五，字公業，任吏，居/在西部新陽縣下。/嘉禾二年十一月一日監下關清公掾張闿舉。一是《番倚文書》，共5行：南鄉勸農掾番琬叩頭死罪白：被曹敕，發遣吏陳晶所舉私學番/倚詣廷言。案文書：倚一名文。文父廣奏辭：“本鄉正戶民，不為遺脫?！陛m/操黃簿審實，不應為私學。乞曹列言府。琬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詣功曹/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圖二）從上述簡牘中，可以看到當時“舉私學”公文的實際情形。其具體程序，大致是中央發布舉私學的命令，然后由州郡縣逐層落實，最后承擔具體事務的是各縣的勸農掾。這種舉私學制度是否在東晉繼續實施，由于文獻記載不足，無法判斷。不過，魏晉南北朝時期人才選拔制度雖以九品中正制為主體，但漢代以來的察舉制并未因此消亡，而作為一種十分重要的補充形式繼續存在。換言之，鄉舉里選在兩晉時期仍然發揮作用。陶淵明作為州祭酒，其承擔的職責包括各曹之務，其中勸農尤為重要。吳簡中的“右郎中”“清公掾”，作為當時地方官掾屬之名，兩晉時期或有不同，但其職責和功能則是相通的。東晉時的江州，當屬別駕祭酒所轄范圍。從這個角度來講，陶淵明《勸農》詩，正是漢末三國勸農制度在晉宋延續的明證。也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勸農》末章何以變成勸學，才能獲得合理解釋。

其三，陶淵明任祭酒不久，即“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也能從勸農制度獲得相應解釋。這是因為，陶氏原本帶著一種政治期待出仕江州祭酒，但事實上，別駕祭酒卻要去做很多具體的庶務和俗事，與其初衷相去甚遠。逯欽立先生從王羲之、王凝之父子信奉五斗米道的角度來解釋陶氏去職，自然不無道理。但若再就勸農角度進一步理解祭酒工作的繁瑣，或許能對此問題獲得更深入的認識。以往不少學者論述陶淵明的農本思想，將《勸農》一詩作為重要例證?，F在來看，此詩實為勸農制度之下的產物，未必體現了詩人的農本思想。

其四，《勸農》寫作時間當在陶淵明擔任江州祭酒之時。此點前文已述。但陶任祭酒的具體時間，有多種不同看法。據載，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自然災害頻發。太元十五年（390）八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冬十二月己未，地震”。十七年（392），“六月癸卯，京師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縣人多死者”。十八年（393），“春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地又震”，“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晉書》卷九《孝武帝紀》）。由于自然災害嚴重，勸農就顯得更為迫切。從這些記載來看，《勸農》作于太元十八年（393）的可能性或許更大。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唐詩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8ZDA24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