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量及面積視角的中國水稻生產變動

黃欣樂　鄭百龍

摘要：基于1949年以來產量及面積視角的我國水稻生產變動相關文獻，從水稻生產時序動態特征、空間布局演變、影響因素3個方面，對中國水稻生產變動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綜述。隨時序縱向變化上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水稻種植面積3增2減、單產不斷提高、總產量徘徊增長、生產波動階段性特征明顯;以秈為主，粳升秈降，同時“單改雙”轉為“雙改單”。其空間布局演變特點顯著，改革開放以來，水稻種植面積與產量基本由南向北遷移、由東向中聚攏;種植面積與產量重心變遷軌跡略有不同，但大致向東北方向移動;種植品種在區域變化上顯示出“北粳南下”態勢。并根據前人研究成果闡述了水稻總產量、單產水平、種植面積以及空間布局變化的相關影響因素。通過總結，展望我國在水稻生產變動方面下一步的可能研究方向及重點。

關鍵詞：水稻生產;時空變化;布局演變;綜述;總產量;單產水平;種植面積

中圖分類號： F326.1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0）02-0311-06

收稿日期：2019-10-16

作者簡介：黃欣樂（1992—），女，福建建甌人，碩士，研究實習員，從事稻作經濟與稻農行為研究。E-mail：869786056@qq.com。

通信作者：鄭百龍，教授級高級農藝師，主要從事農業產業經濟研究。E-mail：363012744@qq.com。

保障糧食安全始終是中國農業發展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1]。而中國60%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作為主食[2-3]，水稻在中國糧食生產和消費中歷來處于主導地位[4]，對糧食安全的貢獻也高居首位[5-6]，其生產水平穩定對中國乃至世界范圍的糧食安全均至關重要[7-8]。水稻生產布局的變化會對中國糧食供給總量和糧價水平造成影響，亦可能進一步影響國際稻米市場的穩定[9]。掌握水稻生產時空變化特征，可以理清生產現狀，判斷未來的生產發展趨勢，為保證糧食供給提供重要支撐[10]，有助于分析我國口糧供需狀況及其受限因素等科學問題[11]。水稻產量和面積指標能夠直觀反映水稻生產變動過程，眾多學者通過研究時間或空間上的水稻產量、面積等指標變化，包括這些指標隨時間單一的縱向變化及兼顧縱向、橫向的時空布局演變，來展開水稻生產變動的研究。因此，本文從產量及面積視角對中國水稻生產變動研究成果進行綜述，并展望未來的研究重點，為今后相關領域研究提供參考。

1 我國水稻生產時序動態特征

1.1 水稻整體歷史變化趨勢

1.1.1 種植面積3增2減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產國[12]，水稻種植面積位居世界第2[13]。1949年以來，水稻種植面積出現3增2減，1949—1956年升高，1956—1961年下降[14]，而1961年后，也呈現出先升高后降低的態勢，1961—1976年間增長，于1976年達到歷史最高，3 696.9萬hm2，之后呈波動下降趨勢[15]，直至2003年跌至這一階段的最低值，降至2 650.8萬hm2，減少約28.3%，2004年起又開始第3次增長[16]，此后我國水稻種植面積基本穩定在3 000萬hm2左右[17]。同時，從1961年起，與全球水稻種植面積日趨擴增的形勢相伴的，是我國水稻種植面積占世界的份額整體表現出下降趨勢;而作為我國三大主要糧食作物（水稻、小麥、玉米）之首，水稻種植面積占全國糧食種植面積比例整體先升后降，1961年占比29.87%，至1976年達到37.48%的最高比例，之后日趨下落[15]，2007年起低于玉米種植面積占比并逐步被拉大差距[18]。

1.1.2 單產水平不斷提高 我國水稻單產水平處于世界前列[19]。水稻單產增長較快的主要有2個階段，第1階段為20世紀60年代前期和中期，第2階段為1976年以后[14]。第1階段，水稻單產在波動和徘徊中逐步發展，而進入第2階段以后，水稻單產提高進程加快[20-21]，使水稻總產量能在種植面積有所減少的情況下還能有明顯增長，1980年水稻的全國平均產量為4.1 t/hm2，2001年為6.2 t/hm2，提高幅度較大[22]。不過與世界水稻的單位面積產量相比，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水稻單產所保持的增長勢頭則有所放緩，進入21世紀后增速出現略微下降[15]。

1.1.3 總產量徘徊增長 1949年以來，我國水稻總產總體為增加趨勢，徘徊上升且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初期總產量攀升，經歷1959—1961年間的大幅下跌后又開始基本保持增長勢頭，1970年首次突破1億t[17]，1997年首次達到2億t，此后逐年下降，2003年達到低谷，總產量下降至1.6億t，比1997年下降了約20%[23]，2003年后呈恢復性增長，且從2011年起穩定在2億t以上水平[3]。而與水稻總產量的上升趨勢相對應的是，水稻占糧食總產量的比例自20世紀70年代起緩慢下滑[24]。

1.1.4 生產波動階段性特征明顯 大多數研究認為，水稻波動周期與糧食總體的波動周期一致程度較高[25-26]。水稻生產波動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征。1963—1996年間，在水稻、小麥、玉米3種作物中，水稻總產量波動強度相對較低，振蕩較為平緩，變異率鮮有大起大落的現象，變異系數僅為5.7%;相對于其他糧食作物，水稻產量的變化對糧食總產相對波動強度的影響微弱[27]。但在1978—2007年間再次比較三者間的波動，則得出水稻產量波動顯著的結論[26];同時，從變動關聯性上看，糧食產量波動對水稻產量波動最為敏感[26，28]。另外，1949—2005年我國水稻產出區域性波動特征明顯且呈現出周期性狀態，總產出波動與區域性產出波動的協動性強[29]。

1.2 不同品種、不同茬口水稻的變化趨勢

1.2.1 以秈為主，粳升秈降 水稻生產變動在不同品種上有不一樣的表現。我國的水稻生產以秈稻為主，但1980年起，粳稻的面積及產量不斷上升，特別在1990年后，粳稻種植區域進一步擴大，其種植面積與產量在水稻總種植面積、總產量中的比重從該時期起迅速上升，與之對應的則是秈稻相關占比的下跌[21-22]。

1.2.2 “單改雙”轉為“雙改單” 不同茬口的水稻，其生產變動的表現也不盡相同。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為了響應“以糧為綱”的農業政策，我國在南方積極推廣雙季稻種植模式，早稻與晚稻種植面積不斷攀升，中稻種植面積持續下降，我國水稻普遍經歷了一個“單改雙”的過程[30-31];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又開始了“雙改單”的變動，雙季稻區復種指數下跌，用于種植雙季稻的耕地減少，早晚稻種植面積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品質差的早稻面積調減最多[23]，而中稻種植面積則在不斷增加[32]。

2 我國水稻生產空間布局演變

2.1 我國水稻整體空間布局演變

2.1.1 種植面積布局區域變化 1978年以來，我國水稻種植面積不但整體上表現出減少態勢，分布區域也發生了變化。全國大多數地區水稻種植面積縮減，特別是傳統的南方水稻主產區減少較多，東北地區則存在較大幅度的增長[33-34]。精確到省域上來看，水稻面積減少最明顯的當屬位于東南沿海的浙江、福建與廣東3個省份，面積縮減了一定規模的省份還包括上海、湖北、四川及廣西;云南以及東北地區的黑龍江、遼寧、吉林與內蒙古自治區等是水稻面積增長的較少數省份;湖南省、安徽省與江西省作為水稻生產的傳統主產區，依然是穩定的中堅力量，水稻面積基本保持不變[34-35]。同時，各地區水稻種植面積占全國比重的增減趨勢對比極為明顯，該占比呈下降趨勢的區域多位于南方[36]，如華南地區、華東地區的南方屬域（本研究中我國各區域按照中華行政區劃網的劃分標準進行劃分），而西南地區的這一比重大致在13%～17%范圍小幅波動，近年來略微降低[16];相比之下，東北和華中地區水稻面積占比則呈增長趨勢[36]，尤其是東北地區，其水稻面積在1985年后明顯快速增長[10]，華中地區基本穩定，略有增加[16，37]，其他地區占比維持在較低水平，影響不大[38]。各區比重變化大致上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水稻區域布局演變的規律：由南向北遷移、由東向中聚攏。

2.1.2 產量布局區域變化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各地區水稻產量除東南沿海自1999年起開始顯著下降以外，其余地區的絕對值基本都呈上升趨勢或保持穩定[10，39]。因此，為更明晰地反映水稻產量的區域變化，一般使用水稻生產集中度[40]進行描述，即通過各地區一定時期內的水稻產量占同期全國水稻產量的比重變化來反映水稻生產格局的演變。華東、華南、華中地區長期是為我國具有較高綜合比較優勢的傳統水稻主產區[41]，1978年以來，華東、華南2個地區的水稻生產集中度均有所下降，其中華南地區下降程度最為明顯[42]，而華中地區保持穩中微增的勢頭，但并不足以遏制傳統優勢產區的整體頹勢[16];西南地區在全國水稻生產份額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其水稻生產集中度變化相對平穩，發揮了穩定南方水稻生產的作用[43];東北地區水稻產業飛速成長，生產集中度迅速增加，已成為我國日漸重要的新興水稻主產區[44];此外，其他非水稻主產區對我國水稻總產量的貢獻長期以來維持在一個較低的狀態[42]。具體到我國水稻主產省份來看，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西的水稻生產集中度均顯著增長，而浙江、福建、廣東及廣西則顯著下降，其余省份變化不甚明顯[1]?？梢钥吹?，水稻產量指標指示出的水稻生產布局演變規律，同面積指標所示大致相同。

2.1.3 水稻生產重心演變軌跡 新中國成立初始，水稻種植面積重心分布于湖南境內，除20世紀60、70年代，東南地區水稻種植面積增長，種植面積向東南發生偏移以外，總體上向東北方向移動[36]，2000年起到達湖北境內，此后仍然保持東北向的移動趨勢，但始終位于湖北境內[34]。與種植面積重心變遷軌跡類似，水稻產量重心亦由湖南境內向東北方向位移至湖北境內[36]，顯而易見，東北地區水稻產量增速已高于其他地區，產生顯著的拉動作用[43]。但二者略有不同，由于東南地區水稻種植面積的增加沒有使同期產量明顯增長，20世紀60、70年代的水稻產量重心并沒有與其保持一致往東南向移動，而是朝正東方向與東北方向前進[36];同時，水稻產量重心的遷移距離和幅度也顯著高于種植重心，且在距離上逐漸拉大[35]。

綜上所述，我國水稻生產由具備氣候及水資源條件優勢的南方[45-47]逐漸轉向北方，表現為“北興南衰”“東減中平”，盡管南方水稻生產的單極優勢地位有所弱化，以東北地區為代表的北方水稻產區重要性逐漸凸顯，但南方稻區依舊在我國的水稻生產方面具有絕對優勢[48-49]。而關于水稻生產格局這一變化，既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有利于糧食作物對于生產區域的選擇達到最優[39]，亦致使水稻主產區和主銷區的空間距離拉大，跨區域遠距離運輸問題凸顯[50-51]，且北方水稻集中生產所可能引發的水資源過度開采、黑土資源流失等生態矛盾也令人擔憂[50，52]。

2.2 不同品種、不同茬口水稻區域變化

粳稻品種主要種植于我國北方，受“秈改粳”影響，部分有條件種植粳稻的南方地區也逐漸開始種植粳稻，改革開放以來，東北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粳稻種植面積擴張，而華北傳統的京津地區面積萎縮，目前我國粳稻生產最具代表性的幾個主產省份為黑龍江、吉林、遼寧和江蘇[53]。對于南方（主要種植秈稻）稻區而言，不同茬口水稻的種植面積區域變化差異較大：早稻和雙季晚稻生產規?？s減，除江西以外，其他省份均呈下滑態勢，早稻和雙季晚稻種植面積已經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廣東、廣西4個省份，然而其生產規模也不及20世紀80、90年代的水平。中稻和一季晚稻生產規模明顯增加，華東地區大多數省份的中稻和一季晚稻種植面積顯著增長（上海市除外），福建及江西小幅增長;華中地區的湖南與湖北種植面積增長幅度也較大;華南、西南地區的中稻和一季晚稻種植面積則無明顯變化[36]。結合早稻和雙季晚稻的區域變化情況看，近幾十年，“雙改單”現象極為普遍。

3 我國水稻生產變動影響因素

水稻產量受到單產及面積2個因素的影響[54-55]。不同歷史時期，二者在主、次影響因素間相互轉換。大致以1997年為分界，1997年以前，主要依靠單產水平的提高，使得總產量逐年增長，此時水稻單產水平作為主要驅動因子[32];而1997年以后，此種現象發生轉變，種植面積對水稻總產量開始起決定性作用，種植面積對水稻總產與種植面積呈現出“增減同態”的規律，總產量與種植面積在空間變化上也往往較為一致[39，56]。對于總產量“增”與“減”2個不同的變化方向，種植面積與單產所造成影響的權重亦不甚相同。歷史上水稻總產量的增加往往是單產因素與種植面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總產量的減少則主要歸因于種植面積的減少，即出現種植面積增長對總產量增加的貢獻率低于種植面積縮減對總產量減少的貢獻率這一現象[35]。

單產水平的變化主要受到良種培育、栽培技術進步、糧食生產相關政策、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良種培育對于提高水稻單產水平極為重要[57]，歷史上優質水稻品種的推廣時期，往往與水稻單產大幅增長的階段相吻合[58-59]。栽培技術進步對水稻單產的增加發揮著關鍵作用，有學者認為其超越了品種更新所帶來的貢獻[60]。隨著栽培技術的不斷革新，農業生產資料被更加科學合理地投入，將進一步開發水稻生產的潛力[61-62]。與糧食生產相關的政策對水稻單產水平變化皆有影響，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糧食統一收購制度、糧食直補政策等，這些政策或促進單產提升，或挫傷稻農積極性以致單產波動徘徊[63-64]。自然災害中，氣象災害與病蟲災害等對水稻單產水平存在極大打擊[65-66]。

水稻種植面積變化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綜合作用的結果。種稻效益深刻影響著稻農的生產決策行為[67]，水稻種植面積的增減是種植水稻效益高低的直接反映[68]，同時種植比較效益亦是影響水稻種植面積變化的直接和主要原因[33]。除去農戶由于水稻與其他作物凈收益的差異而做出的主動調整外[69]，由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所帶來的糧食與非糧食作物種植結構調整對于水稻種植面積變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70]。與之類似，這種自上而下的結構調整還表現在水稻種植制度上，“單改雙”“雙改單”的變動與我國水稻種植面積變化密切相關。1949年后南方推廣雙季稻的政策提高了復種指數，水稻種植面積因此獲得增長[71];改革開放后南方稻區又進行了部分雙季稻改單季稻的調整[14]，然而雙季稻種植效益低于單季稻更使得農戶自發地加劇了“雙改單”現象[72]，這種復種指數的變化造成水稻種植面積大量縮減[73]。另外，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加快對水稻種植面積造成了雙重影響：一方面，受到第二、三產業擠占而導致的耕地消亡，促使水稻種植面積減少[20，74];另一方面，工業化與城鎮化提供了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非農活動的增多引起農業生產勞動力不足，也使得水稻種植面積下降[75]。

關于水稻生產空間區域布局變遷的影響因素，一些學者通過計量模型等定量方法，結合宏觀、微觀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提出水稻生產空間布局變化與農業勞動力、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積、水稻單產和耕地面積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與非農就業機會呈顯著負相關關系[43];而人均水稻生產規模和非農就業是影響我國水稻生產區域特征變化的關鍵因素[48]。

4 結論與研究展望

水稻時空布局演變相關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停留在宏觀層面較多，包括全國尺度，以及以東北地區、西南地區為代表，省域聯合分析的省級尺度?？h域尺度的少，且這類研究也多集中于江蘇、吉林、湖南、湖北、江西等幾個典型的水稻主產省份。這些研究成果雖然揭示了我國水稻宏觀格局的變化規律，然而，由于研究尺度所限，其余地區的水稻生產增減情況、影響因素不甚清晰，且難以反映各區域內部水稻生產變動的異質性。細化研究尺度，從縣域單元上研究水稻生產的地域格局變化表征及其內在原因是將來的研究趨勢。

單一從水稻生產縱向變化上進行研究時，研究指標較為多樣，但在時空布局演變方面的相關研究中，指標則多為直觀的總產量及種植面積變化，少以單產水平、人均稻米占有量、綜合比較優勢等指標的時空變化情況為切入點進行水稻生產演變的研究。其中，雖有一部分文獻對于水稻綜合比較優勢進行了測算、分析，但多是對時序數據進行平均處理，少數研究涉及簡單的空間分布描述，對水稻綜合比較優勢關于時間、空間的動態變化缺乏深入分析。

部分研究從探索籠統的水稻整體生產變動中更進一步，依據品種劃分了研究對象。然而多數專門針對粳稻生產的時序動態變化、空間布局及重心演變進行研究，以秈稻生產變動為研究對象的較為少見。

近幾年新形勢下水稻生產時空布局演變的研究數量減少?？赡苁且驗楦丶t線的劃分，使得當前的水稻生產布局受政府干預的影響大，且自2004年水稻產量連增使得其在農業領域受到的關注度較低谷時期有所降低。但近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后要求“減面積”“去庫存”，調低水稻最低收購價，勢必促使水稻生產布局結構發生變動，及時掌握水稻生產時局變化與其所帶來的影響仍有一定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鄧宗兵，封永剛，張俊亮，等. 中國糧食生產區域格局演變研究[J]. 農業技術經濟，2013（9）：108-114.

[2]吳利紅，婁偉平，姚益平，等. 水稻農業氣象指數保險產品設計——以浙江省為例[J]. 中國農業科學，2010，43（23）：4942-4950.

[3]方福平，程式華. 水稻科技與產業發展[J]. 農學學報，2018，8（1）：92-98.

[4]虞國平. 水稻在我國糧食安全中的戰略地位分析[D]. 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2009.

[5]楊萬江. 中國農業轉型中的糧食安全問題——基于區域變化和品種調整的糧食產量增量貢獻率分析[J]. 農業經濟問題，2009，30（4）：9-15.

[6]楊萬江. 水稻發展對糧食安全貢獻的經濟學分析[J]. 中國稻米，2009（3）：1-4.

[7]Yang J，Qiu H G，Huang J K，et al. Fighting global food price ris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the response of China and its effect on domestic and world markets[J].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8（39）：453-464.

[8]章秀福，王丹英，方福平，等. 中國糧食安全和水稻生產[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05，26（2）：85-88.

[9]劉順飛. 中國水稻布局變化研究——1978年至2004年[D]. 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07.

[10]吉星星，毛世平，劉瀛弢. 基于優勢區域視角的我國水稻產業生產空間布局變遷分析[J]. 農業科技管理，2016，35（4）：58-61.

[11]閆慧敏，劉紀遠，曹明奎. 近20年中國耕地復種指數的時空變化[J]. 地理學報，2005，60（4）：559-566.

[12]孫國慶，金蕪軍，宛煜嵩，等. 中國轉基因水稻的研究進展及產業化問題分析[J]. 生物技術通報，2010（12）：1-6.

[13]周錫躍，徐春春，李鳳博，等. 世界水稻產業發展現狀、趨勢及對我國的啟示[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10，31（5）：525-528.

[14]朱德峰，龐乾林，何秀梅. 我國歷年水稻產量增長因素分析與今后的發展對策[J]. 中國稻米，1997（1）：3-6.

[15]趙 凌，趙春芳，周麗慧，等. 中國水稻生產現狀與發展趨勢[J]. 江蘇農業科學，2015，43（10）：105-107.

[16]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 中國農村統計年鑒[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6-2018.

[17]鐘泳茹. 廣州市水稻種植現狀與發展對策[D]. 廣州：華南農業大學，2016.

[18]李曉云，黃瑪蘭，楊柏寒. 長江中下游傳統糧棉產區擴大玉米生產的思考[J].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58-62.

[19]徐春春，紀 龍，周錫躍，等. “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國大米外交策略[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8，39（7）：168-173.

[20]胡忠孝. 中國水稻生產形勢分析[J]. 雜交水稻，2009，24（6）：1-7.

[21]張 峭，趙俊曄. 中國稻米供需分析與展望[J]. 農業展望，2007（1）：9-14.

[22]朱希剛. 中國稻米生產發展和國際競爭力分析[J]. 中國農墾經濟，2003（5）：23-24.

[23]查貴庭. 我國稻米產業形勢與發展對策[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18-23.

[24]聶 雷，郭忠興，汪險生，等. 我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重心演變分析[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15，36（3）：380-386.

[25]程 杰，武拉平. 我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波動周期研究：1949—2006年[J]. 農業技術經濟，2007（5）：80-87.

[26]高 帆. 我國糧食生產的波動性及增長趨勢：基于H-P濾波法的實證研究[J]. 經濟學家，2009（5）：57-68.

[27]蔣乃華. 我國糧食生產波動的結構特征分析[J]. 浙江社會科學，1998（4）：27-31.

[28]賴紅兵. 中國糧食產量波動及其結構分析[J]. 農業技術經濟，2009（5）：91-96.

[29]羅光強，曾 偉. 中國水稻產出的區域性波動及其協動性研究[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07（1）：88-92.

[30]楊萬江，王 繹. 我國雙季稻區復種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10個水稻主產省的實證研究[J]. 農村經濟，2013（11）：24-28.

[31]方福平，王 磊，廖西元. 中國早稻生產波動及成因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06（2）：11-17，26.

[32]陳風波. 水稻種植模式變遷對中國南方地區水稻產量的影響[J]. 新疆農墾經濟，2007（8）：6-10.

[33]鐘甫寧，劉順飛. 中國水稻生產布局變動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07（9）：39-44.

[34]徐 慧，汪權方，李家永，等. 1980年以來中國大宗作物空間格局變化分析[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7，26（1）：55-66.

[35]劉珍環，李正國，唐鵬欽，等. 近30年中國水稻種植區域與產量時空變化分析[J]. 地理學報，2013，68（5）：680-693.

[36]程勇翔，王秀珍，郭建平，等. 中國水稻生產的時空動態分析[J]. 中國農業科學，2012，45（17）：3473-3485.

[37]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 新中國農業60年統計資料[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

[38]王小慧，姜雨林，劉 洋，等. 基于縣域單元的我國水稻生產時空動態變化[J]. 作物學報，2018，44（11）：1704-1712.

[39]王瑞彬，趙翠萍. 中國水稻生產區域格局變動及影響分析[J]. 農業展望，2014（10）：39-43.

[40]劉書通. 長江中下游地區水稻生產能力分析[D]. 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2014.

[41]徐志宇，宋振偉，陳武梅，等. 基于縣域的三大糧食作物生產優勢的空間特征分析[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2，17（5）：21-29.

[42]李建平，劉冬梅. 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中國糧食生產的區域布局分析[J]. 糧食與油脂，2000（5）：5-8.

[43]楊萬江，陳文佳. 中國水稻生產空間布局變遷及影響因素分析[J]. 經濟地理，2011，31（12）：2086-2093.

[44]劉書通，李春生，方福平，等. 我國水稻生產區域變化及其比較優勢分析[J]. 中國稻米，2014，20（4）：9-13.

[45]杜朝正. 基于DSSAT和GIS的中國水稻產量時空變化模擬研究[J]. 安徽農學通報，2015，21（10）：139-140，145.

[46]陸文聰，梅 燕. 中國糧食生產區域格局變化及其成因實證分析——基于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4（3）：140-152.

[47]羅萬純，陳永福. 中國糧食生產區域格局及影響因素研究[J]. 農業技術經濟，2005（6）：58-64.

[48]徐 萌，展進濤. 中國水稻生產區域布局變遷分析——基于局部調整模型的研究[J]. 江西農業學報，2010，22（2）：204-206.

[49]翟榮新，劉彥隨.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糧食生產的區域格局變動[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08，29（6）：49-54.

[50]徐春春，周錫躍，李鳳博，等. 中國水稻生產重心北移問題研究[J]. 農業經濟問題，2013，34（7）：35-40.

[51]顧莉麗，郭慶海. 我國糧食主產區的演變與可持續發展[J]. 經濟縱橫，2011（12）：83-86.

[52]劉玉杰，楊艷昭，封志明. 中國糧食生產的區域格局變化及其可能影響[J]. 資源科學，2007（2）：8-14.

[53]王明利，李志軍. 我國粳稻生產：區域布局變化及糧食安全政策含義[J]. 農業經濟問題，2005（6）：66-70，80.

[54]杜永林，張巫軍，吳曉然，等. 江蘇省水稻產量時空變化特征[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4，37（5）：7-12.

[55]黃敬峰，王秀珍，王人潮. 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在水稻產量時空變化研究中的應用[J]. 中國水稻科學，2000，14（4）：22-27.

[56]肖池偉，劉 影，李 鵬. 近20年江西省水稻生產優勢與時空變化分析[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15，36（5）：727-735.

[57]李海明. 中國水稻品種改良以及對水稻生產的影響[J].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7，24（1）：1-8.

[58]張曉梅，丁艷鋒，張巫軍，等. 西南稻區水稻產量的時空變化[J]. 浙江大學學報：農業與生命科學版，2015，41（6）：695-702.

[59]李永華，高陽華，張建平，等. 氣候波動對重慶水稻產量的影響及對策[J]. 中國農業氣象，2008，29（1）：75-78.

[60]蔣彭炎. 水稻高產栽培理論與技術講座（1）糧食問題與稻米生產[J]. 中國稻米，1994（1）：41-43.

[61]趙 琦. 水稻氮肥利用效率的研究進展[J]. 中國稻米，2016，22（6）：15-19.

[62]馬忠玉，吳永常. 我國水稻品種遺傳改進在增產中的貢獻分析[J]. 中國水稻科學，2000，14（2）：49-51.

[63]方福平. 宏觀政策對我國水稻生產發展的影響分析[J]. 農業經濟問題，2004，24（9）：11-15.

[64]黃瑜瑜. 中國主要糧食作物單產波動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D]. 福州：福建農林大學，2013.

[65]Zhang Z J，Chu G，Liu L J，et al. Mid-season nitrogen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rice varieties differing in panicle size[J]. Field Crops Research，2013，150（20）：9-18.

[66]方福平，潘文博. 我國東北三省水稻生產發展研究[J]. 農業經濟問題，2008（6）：92-95.

[67]王志剛，申紅芳，王 磊. 我國水稻生產的特點與影響因素調查分析[J]. 中國稻米，2010，16（1）：26-29.

[68]陳風波，丁士軍. 水稻投入產出與稻農技術需求——對江蘇和湖北的調查[J]. 農業技術經濟，2007（6）：44-50.

[69]饒珠陽. 2017年廣西水稻生產監測分析[J]. 山西農經，2018（10）：12-13.

[70]佴 軍，張洪程，陸建飛. 江蘇省水稻生產30年地域格局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J]. 中國農業科學，2012，45（16）：3446-3452.

[71]方福平，王 磊，廖西元. 中國水稻生產波動及其成因分析[J]. 農業技術經濟，2005（6）：74-80.

[72]徐春春，李鳳博，周錫躍，等. 中國水稻生產效益比較研究[J]. 農業科技管理，2010，29（4）：20-24，45.

[73]辛良杰，李秀彬. 近年來我國南方雙季稻區復種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J]. 自然資源學報，2009，24（1）：58-65.

[74]魯 奇，呂鳴倫. 五十年代以來我國糧食生產地域格局變化趨勢及原因初探[J]. 地理科學進展，1997（1）：34-39.

[75]陳風波，丁士軍. 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與種植模式變遷——以江漢平原稻農水稻種植為例[J]. 南方經濟，2006（9）：4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