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散文與“魏晉風度”※

內容提要：“魏晉風度”深深影響和滋養著京派散文創作。一、京派散文接續了魏晉“酒神”精神，塑造出醉酒的“陶淵明”與“放誕者”形象。二、京派散文引入六朝志怪“求仙”題材，表達了對現實的諷喻以及生命的焦慮。三、如同魏晉人士對人間萬物的情深以及追求萬物的“美”，京派散文家亦具有“深情”和“唯美”的生命追求。四、在“魏晉風度”影響下的京派散文文體具備明顯的“復調性”特征，表現為古典與現代的結合，以及文體的雜糅性特征。京派散文的創作實踐經驗能為當代“新古典主義”散文寫作提供豐贍的精神資源，甚至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也不無啟發意義。

周作人文學風格的轉變，從早年的凌厲浮躁到后來的平和沖淡，與魏晉人物有著密切聯系。1周作人對于六朝散文的喜愛，影響了廢名乃至京派青年散文家，廢名坦言：“中國文章，以六朝人文章為最不可及，我嘗通朋友們戲言，如果要我打賭的話，乃所愿學則學六朝文?！?筆者以為“魏晉風度”可提煉出關鍵詞：飲酒、求仙、深情、唯美，其中，飲酒包括放誕，求仙包括隱逸。

從社會環境產生的作家心理機制角度而言，魏晉時期與1930年代京派文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極為相似，都處在戰爭紛亂、社會局勢急劇動蕩、統治者濫殺無辜的階段。在生命隨時可能逝去的時代，魏晉士人意識到生命的無常感與時光的倏忽感?；蛑鲝埛幥笙梢匝娱L生命長度，或主張飲酒及時行樂。那么在大致相似的社會環境下，京派散文作家選擇怎樣的人生態度呢？1926年，朱光潛在《談美》中以王羲之的“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3為卷首語，這是京派散文繼承魏晉風度的總旨。如何在有限的事物中感受到“新”？就是用自我新的心靈、新的精神，重新看待世間萬物一切。京派散文為世間現象而傾心，反對道德禮教約束思想，用“適我”的“藝術家的感情”進行審美觀照，追求無功利人生的審美態度。以王羲之為代表的魏晉士人對自然如此崇尚，根源于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4?！霸矫潭巫匀弧钡暮诵脑谟谝猿坏娜松藨B抵抗對政治的渴望，即以放任不羈的外在行為表現遮蔽對政治的欲求爭斗，以崇尚自然取代追逐名教。魏晉時期的自然山水，不再是一種外在事物，而是與豐富的內心體驗融為一體的心靈投射之物，甚至成為人格風度的一種象征。

由于名教束縛的打破，魏晉士人開始重視情感。承認世人有“情”，既困于情，不如痛快地將情感流瀉出來。宗白華認為：“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他們將自然融入自我當中，建構清新的自然，形成臻我的化境，這是一種物我同在的泛神論思想。魏晉士人對自然、對探求哲理（玄理）、對于友誼等都一往情深。魏晉士人對世界情深，對生命更無比珍惜與眷戀，彰顯著濃郁的生命意識。從“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到“人生幾何”，都是對生命的探討。

一 “醉酒”與“放誕者”人物形象塑造

“飲酒”是“魏晉風度”的關鍵詞之一。魏晉士人對政治憂心忡忡，卻又無能為力，他們痛苦悲憤而又無處宣泄，于是有了劉伶的室內裸走、阮籍的窮途之哭、嵇康向秀的鼓風鍛冶等放誕行為，以此對抗著禮教的束縛，宣泄著內心的苦痛。余英時評價：“漢、晉間士大夫好樂之風實為彼輩悲涼感慨之人生觀之產物?！?魏晉時期飲酒是“反對社會對個體的禁錮與束縛，宣揚反禮教思想的重要行動”7。京派散文家筆下的人物不是個個飲酒，但卻都繼承了魏晉士人飲酒后的放浪不羈、曠達逍遙的瀟灑風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京派散文繼承了魏晉士人開創的“酒神”精神。

在魏晉“酒神”精神的作用下，京派散文塑造了醉酒的“陶淵明”形象。且看李廣田書寫的“父親”8形象：“父親”愛詩，愛花，更愛酒。住在一個小小的花園中。寂寞，幽靜，獨來獨往。這似隱逸恬淡的“陶淵明”?！案赣H”常說：“世人皆知道一個隱逸的陶潛，卻很少在隱逸中看見他的憤世……”當羊羔兒踢了花，他憤怒地踢死了羊；“父親”“一遇酒友則不辭大醉，醉則拍案高呼，窮所欲吐，誦前人佳句，說古人軼事……”9可見，“父親”清醒的時候，展現出的是隱逸意義層面的“陶淵明”形象，愛詩，愛花，愛酒，恬淡溫潤；而“父親”醉了的時候展現出的是借酒宣泄心中塊壘，任性肆意，放誕曠達的豪爽性情，是魯迅筆下“金剛怒目”式“憤世”的陶淵明形象，頗有魏晉士人天然的風度氣概。所以，京派散文筆下的“陶淵明”形象不僅表現為周作人筆下傳統的隱逸恬淡，更承續了魯迅眼中的“陶淵明”之“金剛怒目”式形象內涵，擴展了其“人性”的真實一面，還原形成隱逸恬淡與帶氣負性、任性肆意、放誕曠達交織的具有“魏晉名士”氣的醉酒“陶淵明”形象。

與醉酒后的陶然瀟灑相似，京派散文延伸“酒神精神”，建構具有“魏晉風度”的“放誕者”形象，這繼承的是《史記》的游俠者形象。司馬遷對游俠的品格這樣概括：“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0京派散文的“游俠者”特征與司馬遷所書“游俠者”極為相似，但是又有所區別。區別在于：一、京派散文的“游俠者”不僅有古典“游俠者”的人物書寫，如“田三怒”“種菜將軍”等行俠仗義、叱咤風云的大人物，他們幾乎與司馬遷筆下的郭解無異。他們年輕時皆行俠仗義，豪氣萬丈，勇鷙彪悍，好客喜弄，年老則歸隱田園，在家里養馬種花種菜，過著陶淵明般的隱逸生活。此外，京派散文家還發掘了底層小人物的“游俠者精神”，如水手、軍人、土匪、妓女、船夫、山大王、放蠱者、趕尸者、“花鳥舅爺”等，他們說野話、打架解決紛爭，充滿著“原始性”與“野性”，具有赤誠、質樸、粗獷、豪放的游俠氣概。二、京派散文筆下的“游俠者”不僅僅續承著《史記》中“行俠仗義”“有諾必踐”“慷慨好義，負氣任俠”的“楚人中這類古典的熱誠”11的“游俠者”古典精神，更沾染著“魏晉風度”的放誕不羈、任情恣意、慷慨瀟灑的精神，筆者將其概括為“放誕者”。他們或任情恣意、曠達放誕，或散逸恬淡、逍遙自在，總之，他們堅守人格獨立，追求個體生命的自由。這些人物身上激蕩著充沛的生命活力，擁有著蓬勃的生命情志，情感毫不拘束，自然和諧。他們全都可愛，瀟灑坦蕩，豪爽率真，風雅與粗鄙，“浪漫與嚴肅，美麗與殘忍，愛與怨，交縛不可分”12。他們在自然與命運安排下，自然地生存死亡，自然地愛與恨，毫不遮掩的情感的激蕩與迸發使得這些小人物擁有瀟灑坦蕩的人生態度，也擁有著蓬勃健壯的生命力，體現出反對禮教束縛、任性率真、放浪形骸的魏晉風度。

京派散文在文中塑造醉酒的“陶淵明”形象以及具有“魏晉風度”的“放誕者”形象，這些人物均無視禮教，游離于統治秩序之外，追求自我個體生命的自由性，體現著魏晉風度中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瀟灑氣度。他們的瀟灑自適，充沛飽滿的生命力，正是現代積貧積弱的中國所缺乏的，也正是受儒家思想浸潤形成中規中矩性格的中國人所缺乏的。京派散文家希冀在民間尋找以“陶淵明”與“放誕者”為代表的強大生命力量，在此建立理想的“桃花源”。

二 “求仙”與現實的諷喻及生命的焦慮

“求仙”為“魏晉風度”關鍵詞之二。魏晉南北朝小說上承中國傳統古典小說，下續凄婉欲絕的唐傳奇，既是古人對自然的敬畏產物，又是道、佛傳布的產物。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代表有《幽明錄》《搜神記》《世說新語》《搜神后記》等，這些志怪典故，在京派散文書寫中不時出現。其實，京派散文中不僅引用六朝志怪小說，若以六朝志怪小說為源頭，可擴展出一條六朝志怪小說—《唐傳奇》—《聊齋志異》等的古典志怪小說淵源路徑。那么為何京派作家在散文中引用六朝志怪典故？魏晉時期，政局動蕩不安，百姓流離失所，只得寄希望于鬼神之宗教信仰，期待以神鬼之力祈福解禍，通過千奇百怪的志怪故事，表現其對統治階級的反抗以及對現實的不滿。干寶認為“神道之不誣”，即鬼神之事、怪異之事與個人命運乃至人間盛衰興亡息息相關。傳奇被喻為是“歷史的另一種形式”。史家寓興衰之感于變異之談，在敘述怪異之談中，深藏歷史哲思。史家透過鬼神傳說，來認識社會自然與人生規律，認為這些現象不是偶然的，“天”與“人”總是處在一種互相感應狀態。京派作家與魏晉士人一同體會著生命的倏忽即逝，感慨著命運的偶然性。在命運的無常與偶然面前，除了醉酒放達之外，京派散文家依托魏晉六朝志怪小說，尋找到另一條隱逸之路，即是“求仙”。

《丁令威》是何其芳的《畫夢錄》首篇，取自晉陶潛《搜神后記》。何其芳化寫《丁令威》，基本保留陶潛所述故事框架，細細描繪了他化鶴回鄉從快樂——寂寞——悲哀的心理變遷。從仙界返回人間的丁令威徘徊再三，失望而去，發出“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13的感慨。這是以何其芳為代表的京派散文家面對“風沙撲面、虎狼成群”的1930年代社會現實的另外一種選擇，即“求仙”。京派散文還引用“劉晨阮肇”“觀棋爛柯”等凡人游仙典故。劉阮居仙界半年，抵人世三百載。丁令威飛升化鶴，人間千年，其不過短短數年?！坝^棋爛柯”寫的也是人間百載，仙界一瞬。凡間時間與仙境時間在此形成鮮明比對，仙境時間的一瞬，卻是人間千年的悲歡離合、苦痛歡樂，仙境對凡間時間的超越性，成為仙境永恒的象征。

京派散文家關心人世，但是現實給予他們的卻是白色恐怖，是不可言不能言不敢言。于是，他們在魏晉志怪小說中找到避世之所，不如“學仙冢累累”，彰顯著京派散文家明顯的“求仙”隱逸思想。京派散文家執著于書寫“求仙”典故，表面是希望進入永恒的神仙世界，實質上折射的是作者們對亂世與生死無常的焦慮，如何其芳所言：“無疑的我們對于自己的‘明天’毫不能為力，冥冥之手在替我們織著錦，匆促的，但又胸有成竹的，誰能看見那反面呢？誰能知道那尚未完成的圖樣呢？”14明日不知去處，能真正把握的只有今日此刻，此種迷茫無望的感覺，令人絕望。京派散文的“求仙”典故，指向的是現實世界的動蕩不安，嘲諷的正是統治者的統治。

三 “深情”與“唯美”的生命追求

魏晉士人用歸隱與放達作逃避或者抵抗，京派也是如此。魏晉士人隱逸主要是為了離世避禍，或隱居深山，或歸隱田園，是被動地避世。京派散文家則是主動地追求歸隱或者求仙。湘西是沈從文的桃花源，在自我建構的避世世界里安放充滿魏晉風度的“醉酒者”與“放誕者”，求仙是何其芳的夢幻之地，在仙家的幻術中追求隱逸與永恒，李廣田也在《扇的故事》中構建一個“桃花源”。京派散文家有時求仙隱逸，有時又希望擁有仙力庇佑天下，荷葉傘“雨小時傘也小，雨大時傘也大”，當看到許多人在大雨中前行時，“我恨我的傘不能更大，大得像天幕；我希望我的傘能分做許多傘，如風雨中荷葉滿江滿湖”15。求仙與庇佑天下，出世與入世矛盾交織，看似吊詭，實質表現的都是對世界的深情。京派散文對人間取一片深情，此古典情感與抒情方式都源自魏晉風度。京派散文多處寫阮籍驅車，車轍不痛，慟哭而返，何其芳在化寫王子猷典故之時，也提到阮籍，“那狂放的阮籍，不是愛驅車獨游，到車轍不通的地方就痛哭而返？那哭聲，那時代的哭聲呵，就是王子猷這時抑在心頭的哭聲了”16。阮籍痛哭而返，王子猷“抑在心頭的哭聲”，正是何其芳“抑在心頭的哭聲”，這哭聲穿越千年而來，成為京派散文家抑制在心頭悲戚的共同哭聲。京派散文家的情感隱而不顯、含蓄深沉，取的是阮籍內傾性含蓄內斂的情緒抒發模式。他們飽滿深厚的情緒在心中翻涌，但災禍撲面而來的年代，不可直言，只可象征與暗示。魏晉士人則成為巧妙的象征與載體，陶淵明、丁令威、王子猷等魏晉意象悉數在京派散文中登場，共同昭示京派看似囿于書齋的冷漠背后對人間的熾熱與深情。京派所謂的疏離政治，是反對文學直接為政治服務，成為政治的注腳，保持文學的獨立性和超功利性，而并非是對人世間不聞不問。實際上，正是京派散文家對人間充滿深情，才有深厚的失望，作品中的嗟嘆、逃逸等指向的是對人間的悲哀與沮喪。京派散文以一種藝術化的方式來表達，以其獨有的審美方式來呈現對人間的深情，形成一種“節制的抒情”表達方式，而不是某些“抗戰文學”的直白宣泄。所以，京派散文中一直談論“求仙”“歸隱”，看似是出世，其實背后是對世界滿滿的深情，是深深的入世。

魏晉時期經歷了對山水自然美、人物容貌美／人性美、文學藝術美，乃至世間萬物一切美的推崇的過程。京派散文繼承了這種對美的風物極致追求的精神。京派散文家極喜愛自然之美，沈從文特別推崇黃昏圣境，“每當黃昏薄暮，落日沉入大地，天上暮云為落日余暉所烘炙，剩余一片深紫時，大幫貨船從上而下，搖船人泊船近岸，在充滿了薄霧的河面，浮蕩的催櫓歌聲，又正是一種如何壯麗稀有的歌聲”17。京派散文筆下書寫眾多小人物的美，水手、妓女、老纖夫……甚至連在倫理道德中無處安放的妓女，沈從文都能彰顯出她們的美。沈從文還講一個故事，有個商會會長年紀極輕的女兒，得病埋葬以后，當夜便被本街一個賣豆腐的年輕男子，從墳墓里挖出，背到山洞中去睡了三天，方又送回墳墓中去。男子被抓，問他為何？男子輕輕地說：“美得很，美得很?！碑斢惺勘謬樒湟獨㈩^時，“那男子于是又柔弱的笑笑，便不作聲了。那微笑好像在說：‘不知道誰是癲子’”。18男子追求美的激情與境界，已到極致，看似瘋狂變態、違背倫理道德的舉動背后彰顯的是男子對于世間萬物“美”的極致追求。在藝術上，京派散文追求文學藝術之美，即文字之美、情感之美與表達方式之美。京派散文家繼承著魏晉士人對于文學藝術的態度，追求著“藝術的獨立”，追求著無功利的審美文學。

四 “魏晉風度”對京派散文文體的影響

在“魏晉風度”的影響和滋養下，京派散文生成了一種嶄新而富有個性特色的文體。（一）京派散文以“酒”為重要媒介，接續魏晉開創的迷狂“酒神”精神，復活具有魏晉風度的“陶淵明”與“放誕者”典型傳統人物形象，對京派散文裨益甚多。首先，這些人物，瀟灑自適，憑心而行，放浪形骸，人生充滿傳奇色彩，因此在人物塑造以及敘事情節上對現代散文有所補益，促使京派散文的小說化。其次，這些人物追求醉酒般的陶然姿態，使得散文透露出不羈瀟灑的文風，也使得京派散文彰顯自由、充沛、強勁的生命力。最后，“酒神”精神在京派散文中彌漫，在敘事散文中以逍遙自適的人物形象彰顯，在抒情散文中以內傾型的“獨語”自由而迷離地表達。他們書寫獨語、求仙與幻象，隨著精神思緒漫游，淡化散文的邏輯感，交織形成迷離的散文氣氛，這正與醉酒的狀態十分相像，在迷離朦朧的審美境界中貌似不經意地書寫自我內心的憤懣與憂愁?？梢?，無論是敘事散文還是抒情散文，這種自由自在獨立逍遙的精神狀態是京派散文接續魏晉開創的“酒神精神”的關鍵，京派散文家追求的是徹底的精神獨立與自由。（二）六朝志怪小說影響著京派散文的情節與氣氛設定。魯迅對“傳奇”如此界定：“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歲亦或托諷喻以紓勞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因明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9京派散文家有意無意接受了魯迅這一思想，借用魏晉傳奇體式與故事情節，卻拋棄其“托諷喻以紓勞愁，談禍福以寓懲勸”的寓言功能，僅取其“異”“趣”，表其心緒。首先，京派散文取其“異”，試圖復活魏晉以降的中國傳統志怪小說，為散文注入新鮮故事元素。志怪小說的介入帶來情節的奇譎瑰麗、變幻莫測，拓寬散文敘事寫作路徑。同時京派散文也從魏晉志怪小說中，學習“現實與虛幻交錯”的寫作體式。其次，京派散文取其“趣”。京派散文求仙故事是汲取中國魏晉文化營養的典型，這使得京派散文沾染著道家順其自然、隱逸逍遙、奇方異術的自由浪漫主義精神，表達作者孤寂的心緒。在氣氛的營造上，作者取“傳奇”氣氛，形成迷離朦朧的審美文學氣氛，增添散文的夢幻之感，為散文提供神奇悠遠的韻味。（三）魏晉典故及思想資源的進入，造就了京派散文獨特的時空體式。六朝志怪小說“游仙”典故的進入，過去、現在交錯相融，實境、虛境變幻多端，古今時空交融，仙境凡間迷離朦朧，使得京派散文在審美上形成一種不辨今昔、迷離朦朧的時空感覺?！八部逃篮恪钡恼芩几形蛞惨l京派散文時空文體的變革。（四）京派散文續承魏晉山水田園書寫傳統，特別是對自然山水的寫作，使古典山水田園寫作融進現代散文，從自然、人的書寫拓寬至動物的書寫。（五）在“魏晉風度”滋養下的京派散文文體具備明顯的“復調性”特征，即表現為古典與現代的結合，形成古典與現代之間的張力。一方面，魏晉古典資源的運用，使得京派散文在話語呈現方式（語體）、想象方式與抒情方式上始終是魏晉古典式的，在散文中形成“舊”的古典詩性氣氛，形成與時代疏離的時空感；另一方面，六朝志怪小說“游仙”典故與禪宗“瞬刻永恒”的哲思感悟的引入，形成京派散文時空的朦朧感、虛幻感，一定程度上消解傳統散文的真實性，為京派散文增添浪漫色彩，從時空層面促成中國散文的“現代性”20。另外，醉酒般人物的放誕不羈與自由飽滿的生命力，與阮籍內傾性含蓄內斂的“節制的抒情”模式，在藝術狀態上形成自由飽滿的生命激情與節制含蓄的古典情感交錯的京派散文文體風格。

結 語

從“魏晉風度”到“京派散文”，時隔千年，中國古典文人的審美精神路徑被繼承并彰顯，在“魏晉風度”的影響下，形成從周作人到京派散文家再到汪曾祺古典散文一脈相承的創作路徑。京派散文的創作實踐經驗實際上能為當代“新古典主義”散文寫作提供豐贍的資源。甚至可以說，京派散文家“返回古典”文化選擇之路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也不無啟發意義。在“全球化”“西方化”浪潮和背景下，中國當代文學唯西方“馬首是瞻”，把西方文學當作最高標準和學習楷模，作家們紛紛虔誠地匍匐在卡夫卡、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西方文學大師的腳下，焦灼地尋找中國當代文學的未來出路。而八十年前京派散文家則更加從容地“返回古典”，在古老的魏晉時代尋找散文創作的“活水源頭”，創作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文學精品。京派散文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是向“西方”看，而是向“古代”看，在他們看似保守落后的文化心態中卻蘊含文學創作的“先鋒”精神。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京派散文家“返回古典”創作實踐經驗和文化選擇路徑并沒有過時，具有重要的當下意義。

注釋：

1 參看曹聚仁《從孔融到陶淵明的路》，《申報·自由談》，1934年4月24日。

2 廢名：《馮文炳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42頁。

3 王羲之：《蘭亭詩其三》，《許淵沖文集·漢魏六朝詩選》，許淵沖譯，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頁。

4 嵇康：《釋私論》，《嵇康詩文選譯》，武秀成譯注，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203頁。

5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頁。

6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頁。

7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頁。

8 作者在《父親》中稱為“父親”，而在《花鳥舅爺》中將其稱為“舅爺”，是同一人。文章統稱“父親”。

9 15 李廣田：《李廣田文集》第1卷，山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229頁。

10 司馬遷：《史記》，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1685頁。

11 12 17 《沈從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403、275～276頁。

13 14 16 《何其芳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111、116、160頁。

18 《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305頁。

19 《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頁。

20 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王曉明編《批評空間的開創》，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