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物論釋》與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的建立

孟 琢，李 聰

(北京師范大學 1.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2.文學院，北京 100875)

太炎先生是中國語言文字之學擺脫經學附庸、走向學科獨立的奠基者，也是貫通莊子與唯識、構建起中國傳統哲學近代高峰的齊物哲學的思想巨人。就其學術軌跡而言，1906年他提出將傳統“小學”改造為“語言文字之學”的學科方向，1907年出版《新方言》，1908年撰寫《小學答問》，1911年在《學林》雜志連載《文始》；與此同時，1909年太炎刊載《莊子解故》，1908年至1911年撰寫《齊物論釋》，并于1912年刊印。我們看到，齊物哲學與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的建立處于同一時期，其代表作正是太炎許為“一字千金”的《齊物論釋》與《文始》。

《齊物論釋》是一部“以名遣名”的哲學著作，通過語言名相的徹底排遣，建立自由平等的真如一元論哲學。正因如此，齊物哲學反思了語言的性質、類型與內在規律，展現出豐富而深刻的語言文字學思想。太炎對語言的本質、詞義與訓釋的類型，語言的任意性、理據性與民族性進行探討；在《攝大乘論釋》的啟發下，更敏銳認識到詞源意義與詞匯意義的區別，這些思考與其“小學”著作密切呼應，成為了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的理論基礎，對后學的研究具有重要啟發。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學科畛域的影響與齊物哲學的解讀難度，《齊物論釋》中的這些思想長期為語言文字學界所忽視，并未得到應有之闡發。針對這一現象，本文旨在發掘齊物哲學中的語言文字之思，更加全面地展示太炎的學術思想，以深化對中國現代語言文字學史的認識。

一、圍棋之喻：作為符號系統的語言

什么是語言的本質？這是建立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的基礎。在齊物哲學中，太炎立足唯識思想，通過辨析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來界定語言性質：

言者是為有相分別，依想取境，如其分齊，以成音均詘曲，自表所想，故謂之言。[1](《齊物論釋》，P.121)

“名映一切，執取轉深”[1](P.10)，語言對客觀事物的反映與人類理性思維相互依存。在唯識學中，人的精神活動被區分為“無相分別”與“有相分別”兩類，前者無需語言，相當于直覺感知；后者依賴語言，相當于理性思維；二者與對“現量”“比量”的認識論劃分是一致的?！叭舴蛴邢喾謩e，必待名言，諸想方起；無相分別，雖無名言，想亦得成?！盵1](P.110)語言是有相分別得以成立的條件，這一認識既溝通了語言與理性思維的關系，也辨析了人類思維與動物的區別，將語言作為區分二者的標志。具體而言，《成唯識論》載：“想謂于境取像為性，施設種種名言為業。謂要安立境分齊相，方能隨起種種名言?！盵2](P.157)太炎吸取了唯識學的觀點，認為語言依“想”而起?！跋搿笔俏灞樾行乃?，它對境取相，執取事物之間的種種分別差異(分齊)——此處之“相”不限于事物的外在形象，而是指作為思維對象的、主客觀的分別形態。至于語言，則通過不同的語音形式(音均詘曲)，表現著“想”心所的不同內容。

語言對思維的記錄與表現，是通過一整套符號系統來實現的。在《齊物論釋》中，太炎提出了一個精彩的譬喻：“夫語言者，唯是博棋、五木、旌旗之類，名實本不相依?！盵1](P.215)博棋是圍棋，五木類似骰子，它們和標識隊列、指揮行伍的旌旗一樣，都象征了某種人文符號；“名實本不相依”則強調語言的約定俗成，認為名實之間沒有必然的先驗聯系。在齊物哲學中，語言是通過外在的語音形式、記錄人類理性思維中不同認識的符號體系。自今觀之，這一界定也是相當成熟的。無獨有偶，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也用下棋來喻指語言的符號性：“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于把語言的運行比之于下棋。兩者都使我們面臨價值的系統，親自看到它們的變化。語言以自然的形式呈于我們眼前的情況，下棋仿佛用人工把它體現出來?！盵3](P.128)索氏之書出版于1906年，適與《齊物論釋》同時，真可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了。

值得注意的是，齊物哲學不僅強調語言與思維的關聯，更辨析了不同語言類型所導致的思維差異：

如念法字，此土念法，唯是一聲，印度念達爾摩，乃有三聲，轉相積聚，則經時長短相懸矣。是故復音語人，聲余于念，意中章句，其成則遲；單音語人，聲與念稱，意中章句，其成則速。念成遲故覺時促，惜分陰而近死地，望在隕身以后，故宗教之用興。念成速故覺時舒，多暇日而遠盡期，味箸有身之時，故宗教之用絀。[1](P.113)

漢語中單音節詞居多，“法”的讀音只有一個音節；梵文中則多復音節詞，“法”讀作“dharma”，需要三個音節。這一差異不斷積累，復音節語言的長度便遠超單音節語言，從而導致了思維速度的不同——復音聲繁，則念成遲；單音聲簡，則念成速。思維速度進一步影響時間感受，由此形成了不同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思維遲緩，則覺時間短促，故畏懼死亡，遂使宗教興盛；思維迅速，則覺時間有余，故耽愛現世，遂使宗教淡化。在太炎看來，這既是中印文化心理的重要差異，也是中西文化心理的重要差異。語言類型的差異導致了思維模式的不同，由此奠定了不同民族文化的根本差異。在中國文化中“宗教之用絀”，這與漢語的特質密不可分——語言文字和歷史文化作為“國粹”的基本內涵，二者始終是互相影響、互相支持的?！拔┪镏f，猶近平等；惟神之說，崇奉一尊，則與平等絕遠也。欲使眾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4](《無神論》,P.415)，太炎反對建立孔教，提倡超越宗教、平等理性的文化方向，也在漢語特性與漢民族文化思維中獲得了內在依據。

無獨有偶，太炎之說與主張語言相對論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頗有相通之處(1)又稱“沃爾夫假說”，是由語言學家薩丕爾、沃爾夫所創立的語言學思想，與語言的“客觀主義”不同，強調不同語言類型對人類思維、文化的影響，參見張會平、劉永兵《語言相對論之百年傳承》，《外語研究》，2014年第2期，第23-28頁。，都認為語言結構的多樣性導致了思維模式的多樣性，并早于二家數十年之久。遺憾的是，無論傳統“小學”還是認知語言學的研究都忽略了《齊物論釋》的相關論述，使之未能得到應有的學術發展與學史評價。

二、本名·引伸名·究竟名：詞匯類型的初步界定

齊物哲學想要徹底排遣語言，就必須通過對語言、詞匯的類型分析，來達到哲學反思的周全與普遍。正因如此，在對名實關系的反思中，太炎初步界定了漢語的詞匯類型：“一者本名，二者引伸名，三者究竟名?！北久?、引伸名與究竟名的內涵是什么？三者之間的關系為何？它們和訓詁學中的本義、引伸義具有哪些淵源？這都要到《齊物論釋》的具體分析中進行探求。

在齊物哲學中，太炎區分了一般詞匯與頂層概念，前者為“詞”，后者為“究竟名”?！洱R物論釋》：“云何究竟名？尋求一實，詞不能副，如言道，言太極，言實在，言實際，言本體等?！盵1](P.202)這一術語源自《攝大乘論》，世親釋曰：“究竟名謂一切法總相所緣?！狈饘W中的“總相”區別于“別相”，指哲學范疇及頂層概念。太炎以中國哲學中的重要范疇為例說明究竟名，一般詞匯不能窮極其內涵。由于“究竟名”數量稀少，它并不是漢語詞匯研究的主要對象。

對一般詞匯而言，可以分成“本名”與“引伸名”兩類，這組概念涵蓋了不同的詞匯現象。就單音詞而言，“本名”與“引伸名”是派生造詞的關系；“本名”指約定俗成的原生詞，“引伸名”指由原生詞所孳生的派生詞?！霸坪伪久?？如水說為水，火說為火，尋其立名，本無所依。若夫由水言準，由火言毀，皆由本名孳乳?！盵1](P.193)水、火之名約定俗成，它們是漢語詞匯的根基，是為“本名”。孳乳是原生詞不斷派生新詞、并造新字加以記錄的過程，這是詞的派生在漢字中的反映；水孳乳為準(準)，火孳乳為毀(燬)，體現出單音詞的不斷分化，是為“引伸名”。需要說明的是，詞義引申是派生造詞的內在規律，未曾造字的詞義衍生也符合“引伸名”的界定——“如令長假借，一能詮上有多所詮，此亦引伸之名?！盵1](P.196)太炎以引申釋假借，“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為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也”[5](《轉注假借說》，P.210)，認為詞義引申導致了一詞多義，雖假借舊形而未造新字，但就詞義發展而言仍由“本名”造出了“引伸名”。

就雙音詞而言，“本名”與“引伸名”是合成造詞的關系。作為原生詞匯，本名通常是詞匯系統中最重要的基本詞匯，具有極高的穩固性和造詞能力，是構成引伸名——雙音新詞的基礎。太炎借用《荀子》之語表述合成造詞的規律：“云何引伸名？《荀子·正名》云：‘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盵1](P.195)所謂“名之麗”，楊倞釋為文辭華麗，太炎則釋為語言之附麗積累，即合成造詞而有引伸名?！洱R物論釋》以“公主”“校尉”“列侯”“鴻臚”“苗裔”“酋豪”為例證，它們都是早期的雙音合成詞。近代以來，東西方文化的劇烈碰撞與大量新事物的出現，導致了文言詞匯不敷于用的語言危機和文化困境。而作為雙音合成詞的引伸名的不斷創制，正是漢語回應挑戰，適應新時代語用需求的核心途徑(2)詳細論證參見孟琢、陳子昊《論章太炎的正名思想——從語文規范到語言哲學》，《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65-72頁。?！兑帯葱率兰o〉》載：“且漢文既有孳乳漸多之用，術語雖闕，得絣集數字以成名，無所為病。若令恒言不具，則其語無自孳生，斯朝夕不周于事已。荀子曰：‘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駶h字于恒言則得用，于術語則得麗?！⒍鵀閴m不患多，集而成器不患乏，錯綜九千字至于百十萬名，魏然弗可尚已?！盵6](P.331)合成造詞的產量極高，符合漢語由單音詞向雙音詞發展的歷史規律，是漢語保持生命力的基本方式。

我們看到，“本名”與“引伸名”是一對溝通了古今漢語詞匯發展的概念，它們脫胎于《說文》學中的本義與引伸義，體現出對傳統“小學”的繼承與開拓。盡管它們將單音派生與雙音合成融為一名，不免含混，但太炎對漢語詞匯發展規律的分析，實遠超傳統訓詁學之范圍，成為了基于訓詁學的漢語詞匯語義學的濫觴。更重要的是，太炎對詞匯類型的分析指向了漢語詞匯的歷史發展，既把握漢語不斷發展的根本規律——派生與合成，也思考著漢語適應現代語用需求的發展機制。在這組概念中，寄寓著他根本性的語言思考：立足漢語的發展脈絡溝通歷史與現實，立足漢語的生命力為中華文化的獨立自存建立根基。

三、顯目與密詮：漢語詞源學的建立與佛學淵源

在《齊物論釋》的詞匯類型辨析中，蘊含著現代意義上的漢語詞源學的濫觴。就合成詞而言，“引伸名”由不同詞根組合而成，太炎稱為“語根”。通過對梵文與英文的觀察，他辨析了語根意義與詞匯意義的區別，借鑒了《攝大乘論釋》中“顯目”“密詮”之名，將其拓展為漢語詞源學的核心術語：

若夫累名相沓，取其引伸，異國亦多此類，故有顯目、密詮之殊。如《攝大乘論》世親釋曰：“言娑洛者，顯目堅實，密詮流散?！薄皻嵅ㄍ诱?，顯目生起，密詮拔足。波陀名足，殟名為拔?！薄柏愋缒嵴?，顯目離間語，密詮常勝空。貝者表勝，戌者表空，尼者表常?！薄安攷熣?，顯目粗惡語，密詮住彼岸。波表彼岸，魯師表住?！睂て湟馊?，本以累名成語，然其所詮，與彼二名有異，雖意相引伸，而現相有別。從二名之本義，即是密詮；從累名之現義，即是顯目。[1](《齊物論釋》，P.197)

基于對印歐語系的整體觀察，太炎思考著漢語語根的意義特點與探求方式。語根組合成詞，在形式上與漢語雙音詞更為類似。因此，他通過漢字本義理解合成詞的命名理據，又將“密詮”稱為“本義”?！洱R物論釋》載：“以吾累語計之，如言公主，顯目帝女，本義乃是平分、燭焌。如言校尉，顯目偏將，本義乃是木囚、火伸?！@目密詮，相距卓遠?！盵1](P.198)“累語”即合成詞，以“公主”為例，其“顯目”為帝王之女，“密詮”則來自《說文》訓釋：“公，平分也”，“主，燈中火主也”?！墩f文》旨在說解本義、證實漢字的形義統一規律，太炎以本義說語根，雖然在理論上并不確切，但已然認識到雙音合成詞的意義與各語素作為單音詞使用時的意義不能簡單等同，體現出對“非詞源化”的初步思考。

在齊物哲學中，太炎通過“密詮”“顯目”“語因”“語果”等術語說明語根意義與詞匯意義的區別，思考著探求漢語語根的方法。就雙音詞而言，他的認識是有所不足的，缺乏充分的研究成果；就單音詞而言，《齊物論釋》的相關探討與“作《文始》以明語原”的詞源之學密不可分。在漢語詞源學中，詞源意義與詞匯意義的辨析是根本性的工作，也是學者百余年來孜孜探求的所在(5)參見王寧、黃易青《詞源意義與詞匯意義論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第90-98頁；王寧《關于漢語詞源研究的幾個問題》，《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第62-66頁。；太炎的“密詮”“顯目”之辨具有篳路藍縷的開創性意義，啟發著后學的相關研究。在語言學史中，學者多關注太炎詞源學的西學淵源，如俞敏先生認為“語根說”受到了馬克斯·穆勒的影響，楊艷認為太炎翻譯斯賓塞的《論進境之理》《論禮儀》，是其接觸歷史比較語言學、提出“語根說”的真正契機[7]。我們認為，在傳統“小學”之外，太炎的詞源學固然受到了西學影響，同時也有著深厚的佛學淵源，他對語根意義和詞匯意義的辨析與《攝大乘論釋》密不可分——漢語詞源學的佛學淵源，是被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地方。

還要強調的是，語根為語言之特質所在，也是把握語言系統的樞紐?！熬砉视?，容態自殊，隨順顯相，意趣相會”[1](P.215)，詞匯意義可以翻譯，語根意義鮮能相通，這種意義源頭的獨特之處，是漢語作為“所不與他國同者”的“國粹”之本。正因如此，立足文字訓詁之學探求“密詮”，把握民族語言的特殊性，更能成為“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的語文進路。

四、說義界·責因緣·尋實質：訓釋研究的理論突破

《齊物論釋》不僅辨析詞義類型，更對詞義訓釋的類型與規律進行深入研討?！扒宕詠?，諸多訓詁學家都習慣于根據一些訓[釋]詞中的程式化用語，諸如‘曰’、‘之為言’、‘謂’等等來分析訓釋方式的差異，歸納訓釋方式的特點，這是一種表面分類方法，這些程式化用語從總體看并無術語意義而被稱為‘術語’?！盵8](P.346)“名必求實，故有訓釋之詞”，在齊物哲學辨析名實的過程中，太炎不再從訓詁用語的表面分類來理解訓釋，而是立足名實關系的深層內涵思考訓釋的思維規律。在《齊物論釋》中，訓釋被分為四種類型：

(一)“古今方國代語”。即以單字解詞的直訓，“如《說文》云：‘元，始也?！藶榇Z”[1](P.118)。這一訓釋體例源自《雅》學傳統，“《爾雅·釋詁》一義之言，或至二三十字，此非古今異語，則必方國殊言”[9](《論語言文字之學》,P.29)?！稜栄拧分幸辉~多訓的直訓，即來自古今、方言詞匯的互證?！坝栣屧~者，非古今方國代語之謂”，在太炎看來，“代語”不足以窮盡訓釋之例，除此之外還有三種重要訓釋類型。

(二)“說其義界”。這是一種定義式的解釋方式，用短語或句子界定詞義范圍，其結構近乎邏輯定義之“屬+種差”。如《說文》：“趒，雀行也”，“行”為跳之類屬，“雀”為跳之特點?！爸T說義界，似盡邊際”[1](P.150)，義界與邏輯定義結構相似，故能明確界定被釋詞與其他詞匯的意義區別(邊際)。

(三)“責其因緣”。這是一種探求本因的解釋方式，“以其如此，謂其先必當如彼，由如彼，故得以如此，必不許無根極”[1](P.149)，通過邏輯推理追溯事物成立的依據與前提。就訓詁而言，“責其因緣”體現為對語根的解釋，旨在探求詞義得以成立的命名理據。

(四)“尋其實質”。這是一種辨析事物組成要素的解釋方式，“諸尋實質，若立四大種子、阿耨、缽羅摩怒、電子、原子是也”[1](P.155)，無論是西方哲學的原子論，還是印度哲學的四大觀，都是“尋其實質”的解釋方法。

在齊物哲學中，訓釋是語言解釋的方法，也是探求事物本質的思想方法。具體而言，“說其義界”為定義思維，通過語言解釋以明確萬物之性質；“責其因緣”為溯本思維，通過語言解釋以探求萬物之根源；“尋其實質”為分析思維，通過語言解釋以剖析萬物之原質。這三種思維方法，體現出探尋心物世界根本依據的思維特點。盡管齊物哲學的立意在于排遣訓釋，從而批判基于理性的形而上學傳統；但在哲學的啟發下，太炎從語言解釋背后的思想類型出發，徹底突破了傳統的訓釋研究。在1923年的《與章士釗書》中，他進一步完善了《齊物論釋》中的訓釋界定：

訓詁之術，略有三涂：一曰直訓，二曰語根，三曰界說。如《說文》云“元，始也”，此直訓也，與翻譯殆無異。又云“天，顛也”，此語根也，明天之得語由顛而來。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說也，于吏字之義、外延內容，期于無增減而后已。[10](P.1036)

“直訓”源自“古今方國代語”，“語根”源自“責其因緣”，“界說”源自“說其義界”，除不用“尋其實質”之外，兩兩之間的淵源是十分清晰的。黃季剛先生繼承師說，更清晰地界定了訓詁的方式：“一曰互訓，二曰義界，三曰推因?！薄耙?、互訓(亦可稱直訓)。凡一意可以種種不同之聲音表現之，故一意可造多字，即此同意之字為訓，或互相為訓(亦可稱代語)?！?、義界(亦可稱界說)。義界者，謂此字別于他字之寬狹通別也?！?、推因。凡字不但求其義訓，且推其字義得聲之由來，謂之推因(即求語根)?！盵11](PP.186-187)他溝通了“代語”和“直訓”的關系，所用“義界”“推因”之名亦與《齊物論釋》更為接近。我們認為，章黃對訓釋類型的歸納，將訓釋用語的表層分類深化為訓詁理論的探討，奠定了理論訓詁學的框架，為此后各種訓詁學通論所繼承。這一理論突破與齊物哲學密不可分，最早可以上溯到1912年出版的《齊物論釋》，這也是訓詁學史長期忽略的歷史事實。

五、兩行之道：語言的任意性、理據性與民族性

在辨析名實的過程中，太炎對語言的任意性、理據性與民族性也進行了深入探討。首先，語言的名實關系不是先驗的必然性，而是約定俗成的任意性。齊物哲學的遣名之旨在于“名言無自性”、“言與義不相類”，否定名實之間具有必然、絕對、唯一、不變的聯系。這一認識源自《荀子》，“言與義不相類，《荀子·正名》云‘名無固宜’是也”[1](P.191)。按《荀子·正名》：“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薄肮桃恕敝该麑嵉谋厝魂P聯，“無固宜”則意味著音義結合的任意性?！兑帯葱率兰o〉》載：“若云語言初起，惟是觸口成音，有何正則而當執守？此則荀子有云‘約定俗成’，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如牛馬不可互稱，水火不能易號，皆從其定約成俗耳?！盵6](P.339)這是太炎一以貫之的語言觀念。在《齊物論釋》中，語言任意性體現為音義關系的多樣性?！叭粍t古今異語，方土殊音，其義則一，其言乃以十數。是知言本無恒，非有定性”[1](P.122)，“且又州國殊言，一所詮上有多能詮，若誠相稱，能詮既多，所詮亦應非一，然無是事，以此知其必不相稱”[1](P.194)。在語言的古今演變、方言差異與翻譯交流之中，存在大量一詞多義、一義多詞的現象；能詮(能指)與所詮(所指)的多元關系，充分證實了語言的任意性。

強調任意性的同時，太炎亦高度重視語言的理據性，通過揭示音近義通之理，展現語言內部的系統條理。前文指出，齊物哲學探討了詞源學的基礎理論，在《文始》等著作中，更全面展現了漢語詞源的源流脈絡，通過語言文字的系統互證把握其理據?！坝邢到y條理始謂之學”，在漢語漢字的形音義互求和古今源流考察中，語言不是零散的、隨意的，而是呈現出網絡狀的意義關聯。這是章黃“小學”的根本傳統，也是對語言理據性的充分證實。

語言任意性和理據性的辯證統一，構成了太炎完整的語言觀念，在《齊物論釋》中，這種關系被稱為“兩行”?！皟尚小痹醋浴洱R物論》，指不同矛盾之間當下的圓融統一。就語言文字而言，“和以是非者，則假天鈞為用，所謂隨順言說；休乎天鈞者，則觀天鈞自相，所謂性離言說。一語一默，無非至教，此之謂兩行也”[1](P.168)?；谡Z言的任意性，在真諦排遣名相之執，是為“性離言說”；基于語言的理據性，在俗諦遵循語言傳統，是為“隨順言說”；前者為“默”，后者為“語”，二者圓融無礙，謂之“兩行”。正因如此，“執名為實，名家之封囿；淫名異實，狂人之毚愚，殊涂同歸，兩皆不可。夫然，將何以為中道邪？”[1](P.215)太炎排遣了對語言文字的分別執著，批判著淆亂名實的現實弊端，從而探索著中國語言文字建設的“中道”：

俗詮有定，則亦隨順故言，斯為照之于天，不因己制。是故指鹿為馬，以素為玄，義所不許。所以者何？從俗則無爭論，私意變更，是非即又蠭起。比于向日，嚚訟滋多，是以有德司契，本之約定俗成也?；蛴檬馕?，自移舊貫，未悟文則鳥跡，言乃鷇音，等無是非，何間彼我。不曉習俗可循，而起是非之見，于是無非而謂非，于彼無是而謂是，木偶行尸，可與言哉！茲亦醉心于小成榮華者也。[1](《齊物論釋》，P.134)

自真諦觀之，語言文字約定俗成，并無必然之理。在“遣名”之后，一切語言“等無是非，何間彼我”，徹底消解了不同語言的是非、彼我、高下之別，從而建立起“齊物平等”的語言文化觀。自俗諦觀之，既然一切語言徹底平等，則可根據“約定俗成”的歷史積淀，立足民族語文傳統和語用習慣，建立為大眾接受的語言文字標準——“從俗則無爭論”?！罢罩谔?，不因己制”，指遵循語言文字的自然規律，不能隨意動搖本民族的語文傳統，否則將會引發社會層面的語文亂象，導致“是非蠭起”“嚚訟滋多”。一言以蔽之，“民族性”是中國語言文字建設的根本標準，也是“中道”的最終方向。如前所論，無論是立足漢語特性理解中國文化的思維特點，還是從漢語傳統出發回應東西方文化碰撞的挑戰，抑或是發掘漢語意義源頭的獨特之處，都體現出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的民族本位。20世紀初，以《新世紀》雜志為代表的學人群體鼓吹用“萬國新語”代替漢語，太炎與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爭?！洱R物論釋》中的“引用殊文，自移舊貫”，“木偶行尸，可與言哉”，即針砭《新世紀》援引異域文字、改變漢語故常的誤區。在太炎晚年，他回顧了這場爭論：“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盵9](《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PP.505-506)立足漢語言文字的民族性，捍衛中華文化的獨立自主，進而實現各民族文化的自由平等，太炎的語言觀、國學觀與齊物哲學始終是內在統一的。

六、《齊物論釋》語言文字學思想的特點

在《齊物論釋》中，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語言文字學思想，這是太炎所建立的“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的重要內容。一直以來，中國語言學史研究主要關注“小學”三書等語言文字專著，對《齊物論釋》的認識是遠遠不夠的。通過本文的發掘可以看出，它具有三方面特點：

其一，《齊物論釋》的語言文字學思想具有充分的理論開拓性?！洱R物論釋》是一部哲學著作，它和《文始》《小學答問》《新方言》相比，具有更為鮮明的理論特點。在哲學反思的促進下，太炎積極思考了漢語漢字的性質與規律，雖然在具體認識上尚有學科初建的含混與歧誤，但在整體上實現了對傳統“小學”的理論突破。他對語言性質、詞匯類型、詞源意義、訓釋規律的闡發，借鑒古典創制語言文字學術語的努力，都開啟著中國語言文字學的現代理論方向。

其二，《齊物論釋》的語言文字學思想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可以成為太炎國學思想的基礎。從淵源上看，太炎對語言文字的理論思考，受到了傳統“小學”、先秦諸子、佛學典籍的多重影響——他對語言性質的理解，帶有鮮明的荀學與唯識學特點；他對詞匯類型的辨析，源自《說文》學辨析本義、引申義的傳統；他將清儒的因聲求義拓展為現代意義上的漢語詞源學，不僅受到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更有深厚的佛學淵源。齊物哲學是立足莊學與佛學的貫通、建立東方本位的哲學體系，其中的語言文字學思想亦體現出對東方語言研究傳統的充分開掘。從旨趣上看，《齊物論釋》溝通了語言差異與民族文化思維差異的關系，將語言文字的民族性作為“中道”的基礎，積極建立符合漢語特點的語言文字學理論。這一學術方向，與太炎將語言文字作為“國粹”之本的理念是一致的。

其三，《齊物論釋》的語言文字學思想具有內在的哲學品質?！凹扒粝瞪虾?，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此一術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涂，與平生樸學相似”[12](P.69)，源自樸學的語言文字學是“分析名相”，它與“排遣名相”的齊物哲學是“兩行”的。在《齊物論釋》中，哲學推動著“小學”的理論拓展，“小學”為哲學提供了基礎與啟發——太炎如何在語言文字之學的基礎上，貫通南華玄義與法相唯識，建立起契合漢語特色的獨一無二的語言哲學，更是值得深入考察的學術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