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結構分解視角

周湘余 鞏師恩

〔摘要〕 依據工業行業、細分行業、地區以及工業所有制結構探討中國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構成和波動性并進行結構分解，得到以下主要結論：（1）根據工業行業結構、地區結構分解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發現行業（地區）內效應是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主要原因，其中，制造業、東部地區的勞動收入份額在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中起主導作用;（2）根據工業所有制結構分解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發現工業所有制結構內效應是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主要原因，起主導作用的部門已由國有企業逐漸轉變為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3）根據細分行業分解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發現行業內效應、行業間效應以及協方差效應等三種效應對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相較之下細分行業間效應與協方差效應在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中的貢獻度更高。本文首次測算了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1998-2013年的數據，這項研究對通過結構優化方式穩步提升中國工業勞動收入份額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

〔關鍵詞〕 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所有制結構;行業結構;地區結構;結構分解

〔中圖分類號〕F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20）01-0086-08

一、引言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自1998年的53.1%下降至2007年的最低點39.7%，隨后開始緩慢回升，至2017年達到47.5%，其間持續處于波動狀態且波動幅度較大。與此同時，中國勞動收入份額數值長期遠低于世界多數國家55%-65%的勞動收入占比水平（羅長遠和張軍，2009）①，顯然這種波動不符合要素收入份額穩定不變的“卡爾多典型事實”，同時偏低的勞動收入份額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如增大資本報酬獲得者和勞動報酬獲得者的分配差距，導致社會整體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引發社會矛盾;且通過影響消費的中介機制，導致總需求不足等等?；诖?，現有研究從多個角度對勞動收入份額及其波動成因進行了探討，如從產品市場壟斷（Cacciatore M & Fiori G，2016;白重恩等，2008）②、要素市場扭曲（Stockhammer，2013;唐東波和王杰華，2011）③，以及從技術進步偏向性（Young & Andrew T，2013;Jiang M et al，2018;陳宇峰等，2013;姚毓春等，2014）④等，相關研究為優化要素分配結構、穩定勞動收入份額提供了廣泛的政策思路。

考慮到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的變化較為顯著這一事實，一些研究從產業結構變化角度解釋了勞動收入份額的形成及其波動，認為國民經濟三次產業的結構變遷和產業升級過程是中國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主要原因（羅長遠和張軍，2009;龔敏和辛明輝，2017;周茂等，2018）。⑤其他的相關研究一般將總體勞動收入份額分解為產業內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產業內因素）與各產業比重的變動（產業間因素），例如范從來和張中錦（2012）利用收入法GDP和資金流量表提供的數據，研究了產業（部門）結構對中國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影響，通過對中國勞動收入份額波動進行產業（部門）結構分解，發現并強調在勞動收入份額穩步提升過程中結構優化的重要性。⑥也有學者將這一分解方法運用于研究產業內的行業結構對勞動收入份額及其波動的影響情況（Young，2010;陸菁和劉毅群，2016;姚毓春等，2014）。⑦

基于中國工業部門要素收入在國民經濟總收入中的重要占比，以及中國工業企業存在行業、細分行業、地區以及所有制結構等特征，研究要素收入分配及其變動的結構原因對于解釋中國勞動收入份額及其波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根據工業行業、細分行業、地區以及所有制結構下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波動趨勢與結構分解情況，剖析不同的行業、細分行業、地區以及所有制結構下影響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結構效應，測度工業企業結構效應在勞動收入份額波動中的作用程度，挑選出不同結構效應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主導部門，進而為從工業行業、細分行業、地區以及所有制結構等四個方面平抑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提供政策啟示。相較于現有文獻，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首次使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數據研究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結構效應，并首次從行業、細分行業、地區以及工業所有制結構的角度深入分解中國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與形成的原因，探究部門結構效應在中國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中的作用程度，為優化中國工業企業要素分配結構，穩定并提升中國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提供政策依據。

二、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構成和波動

1.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數據估計工業勞動收入份額，（該數據庫相關統計僅更新至2013年）借鑒文雁兵和陸雪琴（2018）的方法⑧，根據收入法計算中國工業企業增加值，其增加值的計算公式為：工資總額+營業利潤+本年折舊+利息支出+應交增值稅+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管理費用中的稅金;勞動收入份額為：工資總額/（工資總額+營業利潤+本年折舊+利息支出+應交增值稅+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管理費用中的稅金）。由于2008、2009、2010年的勞動工資數據缺失，少了一定的連續性，本文對1998-2007與2011-2013年數據按照以下的方法進行跨期匹配。

首先，根據法人代碼信息對數據進行匹配;其次，對法人代碼匹配不上或法人代碼重復的樣本使用企業名稱進行匹配;對企業名稱匹配不上或企業名稱重復的樣本使用“地區代碼（縣）+法人代碼姓名”進行匹配;最后，前述方法均無法匹配的樣本再使用“地區代碼（縣）+電話號碼+成立年份”進行匹配。匹配完成后得到下文分析所使用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集，其樣本年份數量結構如表1所示。

2.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的結構特征

將工業總體勞動收入份額看作不同行業（部門/地區）勞動收入份額的加權平均，其權重為該行業（部門/地區）增加值在工業總增加值中的比重?；诖?，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是受不同行業（部門/地區）內部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和不同行業（部門/地區）增加值占比變動共同作用的。其中，不同行業指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采礦業、制造業以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三個行業及其39個二位數細分行業;不同部門指按照企業登記注冊類型和實收資本情況區分企業所有制類型;地區則按照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企業所在的省份區分為東、中、西部地區。

根據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07年和2011-2013年數據，使用前述收入法先計算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再加總匯集行業（部門/地區）層面的勞動收入份額。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變動情況如圖1所示;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所有制類型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動情況分別如圖2、圖4、圖6，其對應的增加值占比情況如圖3、圖5、圖7。

3.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波動

勞動收入份額的波動可以通過測度勞動收入份額的穩定性予以描述。Solow早在1958年便基于“卡爾多事實”提出了衡量勞動收入份額穩定性的兩種方法：一是絕對穩定性，以標準差表示總勞動收入份額在一定時間跨度內變動程度的大小，該方法對穩定性的判斷標準比較模糊;二是相對穩定性，要求總勞動收入份額的標準差小于不同行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的標準差。⑨

表2是根據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數據測算的工業總體以及不同行業（部門/地區）勞動收入份額的穩定性。從絕對穩定性看，1998-2007年及2011-2013年，整個樣本期內的總勞動收入份額的標準差為0.028611;分時期看，1998-2007年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的標準差為0.031462，2011-2013年為0.015628。由此可見，時期的長短對勞動收入份額的穩定性有較大影響。從相對穩定性看，不同時段不同行業（部門/地區）勞動收入份額的穩定性存在差異，雖然1998-2007年和2011-2013年的總勞動收入份額標準差大于1998-2007年及2011-2013年的勞動收入份額標準差，但1998-2007年及2011-2013年不同行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標準差大小與1998-2007年不同行業（部門/地區）勞動收入份額的標準差大小不穩定，說明不同行業（部門/地區）勞動收入份額波動性對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性的影響是相對的，不能忽略不同行業（部門/地區）增加值占比的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相對穩定性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表現，如1998-2007年和2011-2013年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標準差均小于采礦業、制造業和電力、燃氣、水的生產與供應業的勞動收入份額標準差，滿足相對穩定性;但該時期工業總體勞動收入份額的標準差小于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標準差，卻大于外資企業，部分滿足相對穩定性。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不同行業（部門/地區）勞動收入份額在穩定性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現，且分別展示了不同的波動特征。但是全面認識這種波動性還需要結合不同行業（部門）增加值占比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本文接下來通過對公式（1）進行勞動收入份額結構分解實現。

三、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結構分解

1.分解方法

為了判斷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形成原因，本文將具體采用分解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方法。如式（1）所示，lst和lsit分別表示工業總體和工業各部門在時期t按照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部門加總方法核算的勞動收入份額，yit表示工業各部門增加值占比，工業總體的勞動收入份額則可表示為以增加值占比為權重的各部門勞動收入份額的加權值?；诖?，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可分解為三項。如式（2）所示，等式右側第一項為部門結構效應，所測度的是，在各部門勞動收入份額不變情況下，因工業部門內部結構變化引起的工業整體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第二項為部門內效應，是在保持工業部門間結構不變條件下，各部門自身勞動收入份額變動引起的工業整體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情況;第三項為協方差效應，由工業各部門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及增加值占比的變動共同決定，體現了部門內效應與部門結構效應對工業整體勞動收入份額的一致性影響。

2.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行業結構分解

利用公式（2）對不同行業、不同細分行業以及不同地區、不同所有制類型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的波動性進行行業（部門）結構分解，并分別測算行業（部門）內效應、行業（部門）結構效應以及協方差效應，結果如圖8-11所示。

行業內部效應主要和不同行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差距相關，如果行業結構轉型發生在勞動收入份額差距較大的行業之間便會引起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發生顯著的變動。行業結構效應主要與不同行業增加值占比相關，占比發生變化越大的行業對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的影響越大，反之則較小。圖8中所表現的是采礦業、制造業和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影響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性的三種效應，可以發現，行業內效應在工業總勞動收入變動態勢中起著絕對的主導作用。而圖9所示的是39個細分行業影響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性的三種效應，從中可以發現，在細分行業結構對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中，三種效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整個樣本期內細分行業內效應與細分行業結構效應的相關系數為0.6922，細分行業結構效應與協方差效應的相關系數為0.6345，細分行業內效應與協方差效應的相關系數為0.2509，三種效應對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影響方向相同，每種效應都不容忽略，且正是細分行業內效應、細分行業間效應與協方差效應共同決定著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的波動。

3.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結構分解：基于地區間及不同所有制類型企業間

本文接下來嘗試將其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結構分解效應運用于地區間及不同所有制類型企業間做更深入的分析，以探究地區間及不同所有制類型企業間三種效應對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影響。同樣，部門內部效應主要和不同部門勞動收入份額的差距相關，如果部門結構轉型發生在勞動收入份額差距較大的部門之間就能引起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發生顯著變動。部門結構效應與不同部門的增加值占比相關，占比發生變化越大的部門對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的影響也越大，反之則較小。圖10是對東、中、西部地區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性的結構分解，可以發現，樣本期內，地區內效應在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中一直起主導作用。圖11為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以及外資企業三種不同所有制效應對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影響的結構分解，同樣，部門內效應是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主要原因。

四、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貢獻度測度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提升勞動收入份額應避免過度波動，從而實現穩步增長，這需要在勞動收入份額提升中密切關注結構優化問題。根據上述對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結構分解，如果采取合理的結構轉型即可達到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穩步提升的目標。圖1表現了不同時段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波動方向，下面將樣本期進一步分為四個階段做深入詳細的分析。

表5為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性分四階段按所有制結構分解的部門內部效應。除了1998-2001年的部門內效應與按行業結構分解的行業內效應相反，即為正而外，其余階段按所有制結構分解的效應均與行業內效應一致。從所有制結構影響效應的貢獻度看，1998-2001年及2002-2007年兩個時段，國有企業均是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主導力量;2007-2011年及2011-2013年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貢獻度逐漸上升，主導了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

表6為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性分四階段按不同地區結構分解的地區內部效應，四階段分解效應與結構分解效應完全一致，東部地區在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波動效應中的貢獻度始終遠大于中、西部地區，主導力量顯著。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首次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13年的數據核算了中國工業勞動收入份額，依據工業行業、細分行業、地區以及工業所有制結構探討了中國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構成與波動性，在進行結構分解基礎上，測度了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中工業行業（部門/地區）的貢獻度，得到以下主要結論：（1）根據工業行業結構、地區結構分解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發現行業（地區）內效應是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主要原因，其中，制造業與東部地區的勞動收入份額在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中起著主導作用;（2）根據工業所有制結構分解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發現工業所有制結構內效應是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的主要原因，起主導作用的部門已由國有企業逐漸轉變為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3）根據39個工業細分行業分解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發現行業內效應、行業間效應以及協方差效應等三種效應對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相較之下細分行業間效應與協方差效應在工業勞動收入份額波動中的貢獻度更高。另外，我們使用中國工業統計年鑒（更新到2017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等提供的工業行業數據計算了2014-2016年工業行業勞動收入份額以及采礦業、制造業與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與供應業三個行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和增加值占比，發現在此期間工業總勞動收入份額呈下降態勢，且制造業增加值占比高于80%，這與本文研究中關于制造業為主導工業總體勞動收入份額變動態勢的主要行業的結論是相符的。

本文的研究對通過結構優化方式穩步提升中國工業勞動收入份額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意義。在提升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的過程中，保持細分行業結構的相對穩定應重視細分行業內部勞動收入份額的結構優化問題，同時，還要注意細分行業內部效應和細分行業結構效應協同對穩步提升工業勞動收入份額的綜合效應;保持工業行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地區結構的相對穩定性，注意其內部勞動收入份額的結構優化問題，在穩定維持制造業（東部地區）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的同時，努力增加采礦業和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與供應業（中、西部地區）企業的增加值占比，在穩步提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同時努力增加國有企業的增加值占比。

① 羅長遠、張軍：《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的經濟學解釋——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② Cacciatore M， Fiori G，“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Goods and Labor Market Deregulation，”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no.20，2016，pp.1-24;白重恩、錢震杰：《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統計數據背后的故事》，《經濟研究》2009年第3期。

③ Stockhammer，E，“Why Have Wage Shares Fallen？ A Pane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no.35，2013，pp.1-41;唐東波、王杰華：《貿易擴張，危機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基于中國工業行業的實證研究》，《金融研究》2011年第9期。

④ Young， Andrew T.，“Elasticities of Substitution and Factor Augmentation at the Industry Level，”Macroeconomic Dynamics，vol.17，no.4，2013，pp.861-897;Jiang M， Shideler J， Wang Y，“Factor Substitution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8-2010”，Applied Economics， 2018，pp.1-13;陳宇峰、貴斌威、陳啟清：《技術偏向與中國勞動收入份額的再考察》，《經濟研究》2013年6月;姚毓春、袁禮、王林輝：《中國工業部門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基于技術進步偏向性視角的分析》，《中國工業經濟》2014年第8期。

⑤ 羅長遠、張軍：《經濟發展中的勞動收入占比：基于中國產業數據的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龔敏、辛明輝：《產業結構變遷與勞動份額變化——基于要素替代彈性和偏向技術進步視角》，《學術月刊》2017年第12期;周茂、陸毅、李雨濃：《地區產業升級與勞動收入份額：基于合成工具變量的估計》，《經濟研究》2018年第11期。

⑥ 范從來、張中錦：《提升總體勞動收入份額過程中的結構優化問題研究——基于產業與部門的視角》，《中國工業經濟》2012年第1期。

⑦ Young， A.T.，“One of the Things We Know that Aint So： Is US Labors Share Relatively Stable？”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vol.32，no.1，2010，pp.90-102;陸菁、劉毅群：《要素替代彈性、資本擴張與中國工業行業要素報酬份額變動》，《世界經濟》2016年第3期;姚毓春、袁禮、王林輝：《中國工業部門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基于技術進步偏向性視角的分析》，《中國工業經濟》2014年第8期。

⑧ 文雁兵、陸雪琴：《中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的決定機制分析——市場競爭和制度質量的雙重視角》，《經濟研究》2018年第9期。

⑨ SolowR.M，“A Skeptical Note on the Constancy of Relative Shar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8，no.4，1958，pp.618-631.

（責任編輯：張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