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準則變革和非經常性損益與盈余管理

孫世敏 董馨格

摘 要：本文采用2012—2018年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數據，以資產減值損失、營業外收入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等非經常性損益作為影響盈余管理的變量，運用聚類穩健性標準誤和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推斷2017年會計準則變革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發現，應計盈余管理現象一直存在，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實施前上市公司呈現負向盈余管理，修訂實施后上市公司呈現正向盈余管理。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實施后，資產減值損失與盈余管理關系顯著，營業外收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盈余管理關系不顯著。進一步利用資產減值損失與扭虧動機交互項進行回歸表明，資產減值損失與扭虧動機存在互補效應。最終運用固定效應回歸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結論。由此說明2017年會計準則變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抑制盈余管理，但仍需要完善資產減值政策和外部監督機制。

關鍵詞：會計準則;非經常損益;盈余管理;應計利潤;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F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0）11-0118-09

一、引 言

委托代理理論認為，由于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代理人會從自利角度來管理公司，委托人從自身角度出發，會尋求對代理人進行監督，代理人為了維護雙方利益會產生盈余管理行為。信息不對稱理論認為，委托代理關系中代理人是信息優勢者，他有必要向委托人履行受托責任并報告其行為，而委托人是信息劣勢者，他在委托過程中會向代理人問責其不負責任的行為。為取得高收入和獎金，代理人會在債權人、股東等委托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信息優勢進行盈余管理來操控利潤，以此來達到自利目的。信號傳遞理論認為，管理層通過盈余管理傳遞有關盈余和風險的信息。因此，盈余管理可以作為一種向市場傳遞內部信息，使股價更好反映公司前景的機制。同時，正向盈余管理可以向投資者傳遞公司盈利較好的信號，這有利于投資者加大投資意愿，提升公司的股價。委托代理中交易雙方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需要簽訂契約，而契約是與會計信息相關的。會計準則的出現會使交易雙方對自己的利益做出預測，并利用會計信息為自己服務。會計準則也會約束企業內外部機會主義行為，進而減少交易成本。如果會計準則漏洞太多，企業會利用會計準則的漏洞進行盈余管理，這勢必會導致會計信息可靠性和相關性受到破壞，不利于客觀評價委托代理關系中代理方的受托責任履行情況，從而導致增加契約成本。

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盈余管理成為實證會計研究的重要問題。1985年，國外學者Healy[1]在“獎金計劃對會計決策的影響”一文中，將會計收益分解為經營現金流量、非操縱性應計利潤和操縱性應計利潤。之后一些學者分別從資產減值、股權激勵、高管變更、內部控制等角度對盈余管理進行了研究。國內學者魏明海[2]認為，盈余管理的客體主要是公認會計原則、會計方法和會計估計，因此會計準則對盈余管理會產生一定影響。已有研究也顯示，權責發生制與現金流量制相比會提高對股東保護強的國家的會計有效性，因此，上市公司在選擇會計政策時也會因傾向于保護股東利益而進行盈余管理。我國于1993年開始施行企業會計準則，經過多年發展和完善，到2006年會計準則逐步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順應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趨勢，2014年財政部對會計準則部分內容進行修訂，伴隨著我國2017年會計準則的修訂，盈余管理問題再一次引起熱議。由于2017年國內外會計準則對影響應計盈余的修改甚多，盈余管理空間是否擴大、準則修訂是否存在問題就有必要進一步研究。2017年會計準則變革仍然強調了以權責發生制為主的會計基礎，并再一次對金融工具、收入、非流動資產的處置等條款進行了大規模修訂，這也意味著應計利潤很可能成為企業管理者重點操縱的對象。

現有文獻研究了2017年會計準則變革之前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但是關于2017年會計準則變革對盈余管理影響的研究還相對較少。本文在已有文獻基礎上嘗試進行適度擴展。在研究問題上，選取滬深兩市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采用2012—2018年季度面板數據，對2017年會計準則變革影響盈余管理問題進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對面板數據采用聚類穩健性標準誤進行回歸，并運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在政策建議上，將會計準則、公司治理、內部審計、外部審計與政府監管有機結合，實現會計準則變革與盈余管理治理的整合效應。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對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順應經濟發展與信息需求變化，會計準則變革旨在提高財務報告質量，縮小盈余管理空間。我國2006年會計準則于2007年1月正式實施后，財政部會計司[3]對于2007年會計準則的執行情況分析認為，上市公司在資產減值測試與資產減值轉回、金融資產分類與公允價值確定及通過債務豁免實現營業外收入等方面的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少數上市公司仍存在利潤操縱嫌疑。財政部會計司[4]對于2008年會計準則執行情況分析認為，應該對上市公司的資產減值準則、公允價值準則及債務重組準則的執行加以關注。劉玉廷等[5]分析認為，企業會計準則在我國上市公司有效實施三年，會計準則實施的經濟效果已經凸顯，企業會計準則堅持以歷史成本為基礎，謹慎引入公允價值，有效地避免了公允價值計量對我國企業和資本市場的不利影響，同時認為，在營業外收入、公允價值及資產減值上依然存在利潤操縱現象。翟勝寶和鄭潔[6]研究發現，在2006年會計準則下，盈利能力較強的公司較少利用操控應計利潤的手段進行盈余管理，反而有股權激勵債務較大的公司較多地利用了盈余管理。卜華和張家貴[7]研究表明，我國2006年會計準則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遏制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縱行為。譚燕[8]研究表明，面對2006年會計準則，在規避和迎合管制的動機下，上市公司偏好采用流動資產項目，并利用資產減值的其他轉回“合規”地進行盈余管理;譚燕[8]也探究了非經常性損益披露規則的變遷對企業資產減值準備變化的影響，結果發現，管制規則是導致資產減值類型和轉回結構選擇的主要原因。劉玉廷[9-10]從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角度，提出真實公允、客觀公正地報告公允價值、資產減值等非經常性損益信息，職業判斷是企業執行會計準則的關鍵環節，收入確認、資產減值、債務重組、公允價值計量等會計職業判斷，是一把“雙刃劍”，恰當地判斷所確認和計量的結果就是真實公允的，反之就成為調節和操控利潤的手段。胥朝陽和劉睿智[11]研究發現，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高對應計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龔啟輝等[12]研究發現，我國2006年會計準則取消長期資產減值準備轉回之后，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動機的公司轉回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的概率和金額顯著下降，通過處置長期資產而提高利潤的概率和金額顯著增加，而最終利用長期資產賬面價值變化來提高利潤的概率和金額顯著降低。顧署生和周冬華[13]基于2006年會計準則對不同類型的資產減值會計處理的差異化規定研究發現，由于資產減值的計提和轉回過程中存在較多的盈余管理行為，資產減值應計的可靠性低于非資產減值應計的可靠性。王艷等[14]研究認為，2017年之前其他綜合收益的披露有利于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吳虹雁和朱槿[15]研究認為，與2007年相比，2014年金融資產準則修訂后，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資產初始分類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顯著降低。彭玨和胡斌[16]利用2008—2013年數據研究發現，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與公允價值計量之間并無顯著的關系。

2017年會計準則進行了部分修訂。首先，收入準則修訂了收入確認條件，從強調所有權轉移修改為強調控制權轉移;從基于交易轉變為基于合同;確認收入步驟改為“五步法”。收入準則相比之前更加規范且有據可循，因此上市公司利用收入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可能下降。其次，金融資產準則修訂為依據業務模式和合同現金流量特征進行分類，從四分類變為三分類。分別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和利用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2017年金融資產準則降低了分類主觀性，提高了金融資產計量結果真實性，因此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資產重分類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可能降低。此外還增加了套期會計準則，對風險較大的套期工具進行嚴格規定，這也會對盈余管理加以限制?；谝陨戏治?，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H1：2017年會計準則頒布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將會顯著降低。

（二）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后非經常性損益對盈余管理影響

2006年會計準則實施后，非經常性損益便成為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領域之一，國內現有文獻主要探究2017年之前會計準則與盈余管理關系。劉永濤等[17]研究發現，2006年會計準則實施后，盈余管理現象增加且多用盈余平滑方法來進行。方紅星和劉淑花[18]以執行2007—2013年會計準則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從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雙重視角檢驗盈余管理行為。孫光國和莫冬燕[19]根據滬深市場2005—2008年數據研究認為，上市公司更多轉向通過流動資產的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與轉回來進行盈余管理。吳克平和于富生[20]針對2006年會計準則的研究認為，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和資產減值損失擴大了盈余管理空間。時祎和陳少暉[21]利用2011—2014年的數據研究發現，不存在內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更傾向于利用資產減值損失和營業外收入進行盈余管理，存在內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更傾向于利用公允價值進行盈余管理。胡志穎和王丹丹[22]以2005—2008年發生債務重組的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2006年會計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利用重組方式的選擇進行盈余管理。李賓和楊濟華[23]采用我國滬深兩市2007—2014年的A股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上市公司采用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進行盈余操控，進而影響會計穩健性。江偉等[24]研究發現，執行2007年會計準則后上市公司管理層存在影響成本粘性的應計盈余管理行為。陳宋生和童曉曉[25]從雙重監管與XBRL實施角度研究發現，遵循會計準則并采用XBRL技術同步披露財務報告，影響上市公司應計盈余管理。劉啟亮等[26]通過比較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研究認為，現行會計準則在預防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問題上存在諸多缺陷。李翔和劉靜[27]以2005—2015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執行現行會計準則的盈余管理行為在同類公司間存在傳染效應，監管部門的監管措施會對傳染效應產生抑制作用，監管力度和懲戒強度的抑制效果有所不同。史魯豫[28]研究2006年會計準則執行現狀發現，第四季度是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現象最為普遍的季度。

上述文獻探討了2017年前會計準則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本文根據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內容做適度擴展，為深入研究會計準則的具體影響，選取營業外收入、資產減值損失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作為影響盈余管理的主要變量并提出如下假設：

H2：上市公司會通過營業外收入、資產減值損失、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等項目進行盈余管理。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滬深兩市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采用2012—2018年季度面板數據。同時對樣本與數據進行如下篩選：（1）剔除ST類公司;（2）剔除數據信息不全的公司;（3）對異常值、離群值在1%與99%分位進行縮尾處理。最終剩余556個樣本，總計8 387個觀測值。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前7 540個觀測值，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847個觀測值。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其中，公司規模、總資產報酬率、公司成長、資產負債率等數據為手工計算。

（二）變量定義

本文選擇通過修正瓊斯模型計算的殘差，即操縱性應計利潤（DAit）作為因變量，代表盈余管理的程度。自變量根據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的內容而確定。修訂內容涉及金融工具、收入、套期會計和政府補助這四個準則，相對應受到影響的項目分別為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營業外收入和資產減值損失。借鑒Jones[29]、Hung[30]與Schipper[31]的研究，本文選擇公司規模、總資產報酬率、公司的成長情況、資產負債率以及扭虧動機，這些會影響自變量對因變量解釋的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

盈余管理實證研究主要運用三類計量模型，應計利潤分離法、特定應計利潤法和分布檢測法，其中應用最廣泛的是應計利潤分離法。而應計利潤分離法中又包含許多的計量模型，分別為DeAngelo模型、Healy模型、瓊斯模型和行業模型。黃梅和夏新平[32]研究發現，在我國證券市場上，瓊斯模型中修正的瓊斯模型比其他模型設定更優，因此，本文用修正的瓊斯模型來測量盈余管理的程度。修正的瓊斯模型如下。

其中，TAt為上期總資產調整后的當期總應計利潤，用凈利潤減經營活動現金流量來確定;NDAt為上期總資產調整后的當期非可操控應計利潤;At-1為上期期末總資產;PPEt為本期固定資產的價值;ΔREVt為本期主營業務收入的變動額;ΔRECt為本期應收賬款與上一期的應收賬款之差的凈額;TAt與NDAt之間的差額即當期可操控應計利潤DAt。

本文借鑒陸建橋[33]擴展的瓊斯模型來驗證H1，具體模型如下：

式（6）則是最終要運用的操縱性應計利潤模型。

本文以DAit和|DAit|作為因變量，取絕對值是為了不考慮方向僅代表盈余管理程度。根據2017年會計準則對金融工具和收入進行的修訂，本文選取營業外收入、公允價值變動收益以及資產減值損失這幾個易操縱項目作為自變量;選取總資產報酬率、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以及扭虧動機作為控制變量來驗證H2，具體模型如下：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呈現了2012—2018年操縱性應計利潤（DAit）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結果表明2012—2016年呈負向盈余管理，2017—2018年呈正向盈余管理。其中，盈余程度最大的是2017年，平均值為0.011，盈余程度最小的是2013年，平均值為-0.000。此外，為比較盈余管理程度，我們可以把每年D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都取絕對值，可以發現2018年的|DA|比2017年的|DA|小，而2017年的|DA|比2014—2016年的|DA|大，這說明2014年會計準則修訂使得盈余管理程度提高，而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盈余管理程度有所降低。

本文對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前操縱性應計利潤影響因素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知，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之前DA的均值為-0.001，最小值為-0.196，最大值為0.222。但由于2012—2017年DA的數據相比2018年波動明顯過大，因而平均值不是最能代表盈余管理程度的統計量。

本文對 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操縱性應計利潤影響因素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之后DA的均值為0.010，最小值為-0.186，最大值為0.202。為了進行比較，我們將這些值取絕對值可以發現，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DA|最大值和最小值都小于實施之前的|DA|，同樣表明盈余管理程度有所降低。

（二）相關性分析

本文對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前操縱性應計利潤影響因素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可以看出，在1%顯著性水平上，DA與資產負債率、資產減值損失、營業外收入和公司規模呈負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131、-0.110、-0.061和-0.060;與總資產報酬率、上一年是否虧損和公司成長狀況呈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192、0.161和0.099;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不相關。

本文對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操縱性應計利潤影響因素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

從表6可以看出，在1%顯著性水平上，DA與資產減值損失呈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090;與總資產報酬率、上一年是否虧損和公司成長狀況呈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261、0.134和0.096;與營業外收入、資產負債率、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和公司規模不相關。

綜上所述，本文使用Stata計量軟件，該軟件會自動解決多重共線問題。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營業外收入、資產減值損失對盈余管理影響程度降低。此外，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前后，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與盈余管理的相關性不顯著。相關性分析只是初步判斷變量之間的關系，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作用還需通過下面的回歸分析深入研究。

（三）回歸分析

運用模型（7）和模型（8）進行回歸，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實施前后的對比結果如表7所示。限于篇幅，不加交乘項的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之后的回歸結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備索。

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前的R2為0.054和0.053，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的R2為0.099和0.118。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之前營業外收入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即制造業上市公司利用營業外收入進行盈余管理。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之后營業外收入系數不顯著，說明制造業利用營業外收入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縮小了很多。這可能與2017年會計準則規定將固定資產、無形資產處置的部分凈損益列入資產處置損益有關。

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前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系數不顯著，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系數也不顯著。對于公允價值計量一直頗有爭議，諸多研究表明，非金融上市公司由于內部控制管理較好，不會過多地利用公允價值進行盈余管理，制造業上市公司應該屬于這種情況。

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前資產減值損失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制造業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損失進行盈余管理，但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后利用資產減值損失進行盈余管理程度降低了。資產減值損失一直是盈余管理的重要項目，上市公司可以利用此項目進行“洗大澡”，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八號——資產減值規定，長期股權投資、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生產性生物資產、油氣資產等長期資產減值不能轉回，但是債權投資、其他債權投資與其他權益工具等長期資產減值與流動資產減值可以轉回，這就留給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

為進一步研究資產減值損失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本文以資產減值損失作為調節變量，在模型中加入了資產減值損失與扭虧動機的交互項ZJ×LOSS，以檢驗公司是否有可能利用資產減值損失這個項目來扭轉虧損進而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表7顯示，資產減值損失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ZJ×LOSS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資產減值損失與扭虧動機存在互補效應，也就是說，資產減值損失對扭虧動機的盈余管理具有正向邊際作用，即隨著資產減值損失程度的提高，扭虧動機對盈余管理的作用增強，表明上市公司有可能利用資產減值損失進行盈余管理以達到扭虧為盈目的。

（四）穩健性檢驗

前文通過一般面板數據處理而得出結論。本文又通過F-Test、LR-Test和Hausman檢驗，分別對OLS混合回歸與固定效應回歸、OLS混合回歸與隨機效應回歸、固定效應回歸與隨機效應回歸進行比較。比較的結果表明，F檢驗結果是固定效應更為有效;LR檢驗結果是隨機效應更為有效;但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固定效應更為有效。這說明，總體而言固定效應回歸結果是無偏的且更為有效。因此，考慮到遺漏變量和序列相關等問題，本文采用聚類穩健性標準誤的個體固定效應和雙向固定效應進行回歸，結果顯示資產減值損失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扭虧動機和資產減值損失交乘項ZJ×LOSS系數在5%和10%水平上顯著為正，而營業外收入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系數不顯著，和前述檢驗結果一致。限于篇幅，穩健性檢驗結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備索。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應計盈余管理現象一直存在，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實施前上市公司呈現負向盈余管理，修訂實施后上市公司呈現正向盈余管理。說明盈余管理已經成為我國會計準則變革不能忽視的重要問題，如何應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提高財務報告質量，是會計準則制定必須要考量的目標之一。第二， 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之前營業外收入和資產減值損失對盈余管理影響較大。2017年會計準則實施之后資產減值損失對盈余管理產生一定影響，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影響甚微。第三，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實施后，資產減值損失與盈余管理關系顯著，表明資產減值成為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進一步利用資產減值損失與扭虧動機交乘項進行回歸表明，資產減值損失與扭虧動機存在互補效應。第四，2017年會計準則修訂實施后，營業外收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盈余管理關系不顯著，表明2017年會計準則變革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建議

本文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完善資產減值損失計提相關會計準則。2017年會計準則關于計提資產減值損失有關規定為制造業上市公司提供了盈余管理空間，這主要是因為計提減值準備存在一定主觀判斷，因此需要對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空間進行相應的限制?？v觀2017年會計準則，企業對資產減值損失計提范圍較大，幾乎所有準則條款都涉及資產減值。因此，在今后制定會計準則時應該對其限制條件進行明確規定或者做出一種原則性規定，對于涉及會計估計的交易事項也要做出一定規范，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第二，健全公司治理結構以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加大董事會、監事會、獨立董事和審計委員會的監督力度，并完善內部審計制度，進一步保障財務信息披露質量。董事會可以監督管理層的行為，防止管理層操縱利潤;監事會、獨立董事和審計委員會可以彌補董事會監管職能缺陷，進一步保障財務信息披露質量;內部審計既可以檢查公司的財務信息質量，又可以檢查和評價公司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合理性，它會對管理層和股東之間的受托責任進行監督，防止管理層夸大財務數據。第三，根據冉明東等[34]、張忠民[35]的研究結論，審計師和簽字會計師積累的知識能夠對管理層的盈余管理機會主義行為產生監督效應。因此，上市公司應通過各種方式提升外部審計監督質量。第四，加大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財政部、證券交易所等政府監管力度。充分利用會計準則的監管功能，改進會計信息披露內容與形式，縮小會計準則的盈余管理空間，提高會計盈余的信息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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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于振榮）